文献来源：Nathan Betancourt, Torsten Jochem, Sarah M.G. Otner.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How star scientists influence their coauthors.Research Policy. Volume 52, Issue 1. 2023. 104624.
原文链接：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8733322001457
01
引言
学者们一直试图理解他人对我们自身行为的影响，而这一点体现在科学研究中的同伴效应。直接的同伴效应指出，与明星科学家，即特别高产的研究人员的合作可以充当一个信息传输的渠道。但很少有人关注间接同伴效应，即那些没有和明星直接合作的科学家所受到的影响。对于间接同伴效应是否以及何时会发生的问题，目前的文献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
基于此，本文将诺贝尔奖得主视为科学界的明星，探讨了其他科学家与明星的合作如何充当棱镜（prisms），进一步影响他人的看法。
本文的第一个发现是，相比与诺贝尔奖提名者合作，与诺贝尔奖得主合作的科学家在他们的同伴获奖之前发表的文章在获奖后的引用量增加59%。其次，本文进一步将样本限制在双方第一次合作前发表的文章，发现与提名者的合作者相比，诺贝尔奖得主的合作者被引用的数量增加了29%。第三，本文改变事件窗口的证伪测试表明，引文的增加恰好与赢得诺贝尔奖相吻合。第四，本文确定了棱镜的两个重要调节因素——第三方对合作的认识和质量不确定性水平。
这些结果清楚地表明，棱镜影响明星合著者的想法和研究的认可度。然而，认知的动力是不同的。其中，有些论文在被忽视多年后才被重新发现，这类论文被称为“睡美人”。本文指出，源于诺贝尔奖的棱镜效应缩短了“睡美人”觉醒的时间。
通过分析棱镜效应和间接同伴效应，本文做出以下贡献。首先，研究结果证实，科学合作可能会像棱镜一样，增加明星合作者想法的认可度，这加深了人们对如何从与明星合作中获益的理解。其次，本文提供了明星同伴效应的两个边界条件的证据，即意识和质量不确定性。第三，假设引用是科学信息流动的标志，那么棱镜通过将其他科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获奖者合著者的睡美人上，使这些文章休眠的时间缩短，可能会潜在地塑造科学本身的进程。
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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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研究中的同伴效应
过去许多科学发现都归功于一个单独的作者，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个人为基础的科学模式已经让位于一种更加合作的模式，科学家们一起工作，以发表文章的形式生产知识。
尽管任何科学家都可以影响他们的同事，但由于科学研究成果表现出的高度倾斜分布，文献主要关注与明星科学家相关的同伴效应。明星科学家拥有更新颖和有价值的知识，使他们既富有成效，又能从事新的创造。研究表明，当明星分享这些知识时，合作者的生产力就会提高。因此，协作就像一条管道，信息通过它从明星流向合作者。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明星科学家的影响力超出了他们的合作者。当一个明星不与第三方联系，却导致第三方行为发生改变时——例如，一个编辑决定接受一篇论文，因为其中一个作者是明星科学家——这种改变的行为会影响合作者，进而产生间接的同伴效应。区别于直接同伴效应，间接同伴效应发生在知识转移不存在的情况下，并不影响明星合作者的行为，改变的是其他科学家的认知和行为。
2. 合作的棱镜效应
本文认为明星合作之所以能影响第三方，是因为合作可以作为一个棱镜向第三方传递质量信息的信号，帮助他们做出决定。
面对信息过载和不确定性，许多科学家在决定是否阅读或引用一篇论文时依赖于期刊地位、学科卓越性和大学从属关系等信号。其中，一个重要信号是合作者，即棱柱。如果其他科学家难以判断一篇论文的价值，那么明星科学家选择与论文作者合作这一事实可能被视为一种认可，即作者积极品质的一个指标。事实上，即使这种关系不存在，仅仅是对高地位个体的社会关系的感知也可以诱导积极的声誉评价。结果是第三方更加关注明星合作者的研究，导致其想法得到更多的认可。
3. 棱镜的变异
棱镜并非同样有效，根据信号理论，本文认为第三方对合作的意识和质量不确定性水平将减缓棱镜效应。
3.1 意识
当第三方不知道合作的存在时，他们不能将明星与合作者联系起来，这就阻止了棱镜效应的发生。因此，本文假设间接的同伴效应集中在那些与多个明星合作的科学家中，因为当他们经常一起工作时，更容易与明星科学家产生联系。相反，对那些很少与明星合作的人来说，间接的同伴效应应该很弱或不存在。
3.2. 质量的不确定性
即使其他科学家观察到合作，该合作对其他科学家认可明星合作者研究的效果可能仍有差异。本文认为，间接同伴效应的产生是因为较高的地位降低了其他科学家对质量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当质量不确定性较低时，明星合作者可能无法从中受益，因为信号不能提供有助于衡量一篇文章的新信息。本文指出，信号传递者，即与明星合作的研究人员，是同伴效应异质性的关键来源，并关注明星合作者本身是否就是明星。本文预计间接同伴效应对那些自身不是明星的合作者最强，而对那些自身就是明星的合作者最弱。
4. 睡美人
“睡美人”论文介于被引用和被遗忘之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注意（“睡眠”），随后又吸引了很多引用（“觉醒”）。由于这种偏离正常的被引轨迹，以及睡美人最终成为高被引的事实，主要解释是文章的内容，特别是新颖性，延迟了它的识别。
而另一种解释是，科学家的合作者会影响睡美人的识别。由于明星合作者的想法在合作后得到认可，可能使他们的睡美人在更短的时间内苏醒。棱镜和睡美人之间的理论关系意味着棱镜正在塑造科学信息在论文中的流动。使一些有价值但被忽视的想法更快地苏醒。
03
数据与方法
1、数据集
本文编译了一个独特的数据集，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者和获奖者的合著者的出版物。聚焦于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好处在于：首先，在事件窗口内，物理学界的独立作者相对较少；第二，诺贝尔奖导致了明星科学家之间的地位差异，物理学奖得主在物理学家中的知名度更高，且诺贝尔奖得主比被提名人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第三，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者也是科学明星，从而确保了参考群体是一组同样高质量的合著者；第四，物理学的整体引用水平相对较低且倾向于引用更狭窄和更近期的工作，因此物理学引用代表了对另一个发现的认可；最后，这些特点在今天仍然存在，以确保结果具有普适性。
由于诺贝尔奖不是随机颁发的，选择效应可能会影响前后引文的比较，本文将重点分析那些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或提名作者的文章。本文构建了两个样本：（1）诺贝尔奖之前的文章；（2）在该奖项颁发之前以及在合著者与诺贝尔奖得主或提名人的首次合作之前发表的文章。
本文依据Crawford（2002）数据统计，获得1901年至1950年（含）期间每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者的名字。由于获奖者和被提名者的共同作者在1901年之前和1950年之后发表了文章并积累了引文，本文的样本从1850年（第一届诺贝尔奖颁发前50年）开始，一直到1975年（有诺贝尔奖提名者信息的最后一年的后25年）结束。
在1901年至1950年间，有282位科学家获得（64位）或被提名（218位）诺贝尔物理学奖。本文使用微软学术搜索和手动重复验证的方式创建了一个包含所有获奖者和提名文章的数据集，并只保留发表在物理学期刊上的文章。样本最终剩下了64位获奖者和201位提名者，其中获奖者和被提名者相互排斥。对于被提名者，本文只使用提名的第一年作为活动年，后续可能出现重复提名的年份不计入提名年份。为确保被提名者和获奖科学家的质量具有可比性，本文通过发表的论文数量和累积的引用总数来检查他们在活动（获奖或提名）前的表现，结果没有显著差异。然后，本文使用获奖者和提名文章的数据来确定他们的合著者。任何科学家只要在一篇发表的文章中与诺贝尔奖得主或提名者被列为共同作者，就被认定为合作者，本文所有保留的合作者都是非获奖者和非被提名人。
在1850年至1975年（含），1752名科学家与被提名人合作，425名科学家与获奖者合作。本文剔除了作者团队同时包括获奖者和被提名人的文章。期间，提名者和获奖者的共同作者分别发表了31,205篇和10,477篇文章。删除所有的自引用后，被提名者的合著者的文章平均每年被引用3.010次，获奖者的合著者的文章平均每年被引用5.378次。
最后，数据集中添加了文章的研究领域，涵盖65个主题，使得本文能够使用固定效应来解释跨学科子领域的引用实践的变化。
本文的第一个样本，即获奖之前的文章，包含2090,685个观察结果。第二个样本，即在该奖项以及合著者与诺贝尔奖得主或提名人首次合作之前的文章，包含1051877个观察结果。
2. 模型估计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线性回归模型，关注点在于科学家与诺贝尔奖得主还是提名人合作，以及时间周期在诺贝尔奖之前还是之后。模型如下：
其中因变量是科学家i的第j篇文章在第t年被引用的累计次数的对数，指标变量Post award在获奖者或被提名人获得诺贝尔奖或首次被提名之后的年份为1，在其他年份为0。核心系数是β2，它捕捉了相对于未获奖提名者的合著者在首次提名后，诺贝尔奖得主的合著者在诺贝尔奖颁发后的文章累计被引量的变化。模型进一步包括科学家固定效应、文章固定效应和文章的研究领域-年固定效应，并将标准误差聚类到文章级别。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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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行趋势检验
这要求在诺贝尔奖事件之前，获奖者和提名者的共同作者之间的引用差异相对恒定。
2. 合作的棱镜效应
这部分报告了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1考察了与诺贝尔奖得主合作对颁奖年之前发表的所有科学文章的影响，而模型2考察了与诺贝尔奖得主合作对颁奖年之前以及科学家与获奖者首次合作之前发表的文章的影响。
本文发现，核心交互项对两种模型的引用均有积极和高度显著的影响。在经济意义上，在模型1中，相比被提名者的合作者，与获奖者合作的科学家的文章在获奖后获得的引用量增加58.9%。在模型2中，在第一次合作之前发表的文章获得了29.0%的引用增长，较低的被引增加与较老的文章通常吸引较少的被引一致。
2.1棱镜的时间
为进一步将引文增加与诺贝尔奖事件联系起来，本文进行安慰剂检验：在诺贝尔奖事件周围构造一个狭窄的5年窗口[-2, +2]中重复回归，将窗口滑动到实际诺贝尔奖事件之前和之后的安慰剂事件年份的中心。结果发现，在实际事件前后的安慰剂事件窗口中，交互项系数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3. 棱镜的边界条件
本文考虑其他科学家的意识和他们的质量不确定性水平是否调节和塑造了棱柱传递的间接同伴效应。
3.1 意识
为了让一项合作成为棱镜，其他科学家必须意识到这项合作。本文使用合作的数量作为认知度的代表，因为当科学家与明星合作频繁时，更容易将他们联系起来。由于在活动年之前的合作的中位数是1，本文创建虚拟变量Single collaboration，如果该作者在一位明星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之前只与该明星发表过一篇合作论文，则该变量为1，否则为0。然后，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包含该变量的三重交互项。结果表明，双向交互作用仍然是积极显著的，且与模型1的交互项系数大小相似。当作者只与明星合作过一次时（相比有多次合作的作者），系数表明对引用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符合预期，当一个合作者与获奖明星有多次合作时，其他科学家更可能捕捉到双方的合作。在单独的三重差分模型中，本文使用一个连续变量来记录在获奖前与明星的合作数量，以测量信号的密集程度，并发现了一个积极显著的三重交互作用项，这表明合作的信号值随共同发表论文的次数线性增加。这些结果解释了其他科学家对合作的意识是棱镜效应大小的重要调节因素。
3.2. 质量的不确定性
即使其他科学家意识到这种合作，棱镜的效果也可能由于信号者特征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本文关注的信号者特征是明星的合作者本身是否是明星，因为当一个合作者本身也是明星时，其他科学家在考虑其工作时，可能会有较少的质量不确定性。本文使用了基于年度引用次数和基于年度发表-引用次数的两种衡量方法。首先，虚拟变量Star coauthor by citations识别事件发生年度之前引文分布中排名前10%的合著者。其次，虚拟变量Star coauthor by citations & publications表示在事件发生前处于引文分布的前10%和出版物分布的前10%的共同作者。根据这些标准，有49名（37名）共同作者是明星科学家，其中15名（10名）是获奖者的共同作者，34名（27名）是被提名者的共同作者。本文在模型中补充了三重交互项，结果发现与诺贝尔奖得主的合作对明星合著者的引用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说明，获奖后被引量的增加主要集中在非明星科学家身上，其他科学家的质量不确定性调节了棱镜效应。
4. 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替代模型、替代对照组等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致。
5. 睡美人
Ke et al.（2015）提出一个能够测度任何出版物的睡美人系数。该系数是基于一篇文章的引文历史和引文参考线之间的比较，该参考线连接了出版年份的引文和它在收到最多引文的年份的引文数量。从形式上看，睡美人系数定义为：
本文创建了睡美人指标变量，当一篇文章的系数大于等于20时，该变量被设置为1。在研究期间，获奖者和提名者的合著者的所有物理文章中，睡美人大约占10%。
最后，本文为数据集中的每个睡美人计算苏醒时间，并将其作为双重差分方程的因变量，结果发现，两个模型中关键交互项的风险比都显著高于1。这意味着，与诺贝尔奖得主合作的科学家的文章相比于诺贝尔奖提名者的合著者的文章，唤醒速度更快。
05
结论
本文探讨了与明星科学家合作如何向科学界传递合作者的质量信号，以及间接同伴效应如何在这些棱镜中流动。本文发现，诺贝尔奖得主的合著者的文章——在获奖之前，以及在合著者第一次与获奖者合作之前——被引用量的增加恰好与诺贝尔奖的颁发时间一致。此外，本文确定了形成棱柱的两个边界条件，即其他科学家的意识和质量不确定性水平。最后，本文证明了棱镜减少了明星合著者的睡美人的睡眠时间。
本文分析存在如下局限性。首先，本文假设所有引证行为都是积极的。第二个限制与数据集固有的约束有关。第三个限制是观察到的合作可能与合作作者未被观察到的特征有关。第四，本文用被提名人的共同作者作为获奖者共同作者的质量基准，这也限制了结果的外部有效性。最后一个限制是历史数据的运用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研究环境的不确定性。
未来的研究可能会进一步探索合作关系的数量，棱镜的数量，不同质量信号的相对强度，以及间接同伴效应是否只是积极的。
Abstract
We examine whether and when star scientist collaborations produce indirect peer effects. We theorize that a star's social status causes a collaboration to act as a prism; it reduces quality uncertainty, leading to increased recognition of coauthors' ideas. We identify two moderators of prisms, other scientist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awareness of the collaboration, and link prisms to “sleeping beauties”, articles that are initially overlooked and then rediscovered later. Empirically, we examine the effect on citations of collaborating with a star who either won, or – serving as the control group – who was nominated for but did not win,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We find that articles by the winners' coauthors (and which were published prior to the focal coauthor's first collaboration with the winner) receive a citation boost after the Nobel Prize is awarded, relative to articles by the coauthors of nominees, and that awareness and quality uncertainty moderate this effect. We further find that this difference in citations causes sleeping beauties written by the coauthors of Nobel Prize winners to be rediscovered faster. Our results clarify how star scientists' indirect peer effects impact their coauthors and, through sleeping beauties, how prisms matter for science more broadly.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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