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高奎 王丽娟︱刘半农对语文教育的历史贡献与现实启示

【摘 要】刘半农对近代语文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开创了歌谣研究“比较”与“搜集”并重的研究范式，为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内容注入了活力；确立了新式标点和分行、分段的现代书写规范并沿用至今；对四声的研究为推广国语奠定了基础，文法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走向独立的本国国语文法研究道路，对方言语音与词汇的整理为方言文学与汉字简化提供词汇与字料参考；召集了同时代学者共赴国语建设，培养了大批新生代科研力量。其对当下语文教育的启示：应该多一些实证研究，少一些概念争论；研究者应常怀直面问题的研究意识，避开随波逐流的人云亦云。

【关键词】刘半农，近代语文教育，语文教学，启示

刘半农（1891—1934），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以字行，江苏江阴人，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教育家。刘半农是近代语文教育学科的奠基人，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语文建设中并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当下的研究集中在刘半农对语文教学实践领域的意义与价值探讨，但其贡献远不止于此。已有研究视野狭窄，未能展现刘氏对语文教育贡献的全景，甚至有研究者发出“加快资料整理”［1］的建议。基于此，本文从歌谣学、语言学等视角出发，试图回答刘氏在语文教学实践之外的贡献及启示，以期拓宽研究范围，丰富语文教育史料。

一、歌谣学领域的开创者与先行者

刘氏是我国歌谣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较早地收集并整理了我国传统歌谣，并以一己之力带动大批研究者投入到歌谣学研究中。对其个人而言，该项研究虽止步于20世纪30年代，但开辟了我国现代学术史意义上的民歌整理与研究的先河。其主要贡献如下。

一是发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大规模地整理民俗文化，还是第一次，此举也标志着中国民俗学由史前史迈向了科学史阶段。”［2］为促进新诗的发展，他产生了收集歌谣的想法。在征得学校同意后，刘氏起草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后经各大报刊转载，征集歌谣运动走出北大，面向全国。当时的一大批专家学者加入到征集歌谣的队伍中，轰轰烈烈的歌谣运动由此开始。刘氏等人清晰地认识到，若无固定宣传平台，歌谣收集工作不过是空中楼阁。因此，在众人的不懈努力下，《歌谣周刊》创刊发行。在97期的版面上共发表研究、讨论、译述、杂谈等160多篇文章，内容涉及歌谣研究的各个方面，同时还转载了当时其他刊物有价值的文章20多篇。征集歌谣运动对研究地方历史、文化、语言、民俗等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刘氏的作用不可替代。

二是整理。整理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对外国作品的引进与翻译。其著作《国外民歌译》收集了5首海外保存的中国民歌，翻译了英法等国民歌80多首，不仅使已佚歌谣得以保存，而且丰富了民族歌谣内容。其二是对本民族民歌进行分类与整理。《霓裳续谱》是清中期之前京津两地的俗曲集，因年代久远，今人不识。后人重刊，刘半农欣然作序，使得世人重新认识了《霓裳续谱》的历史价值与研究意义。除了对古代俗曲进行历史追述，刘氏也躬耕于近世俗曲的具体实践。在众人协助下，《中国俗曲总目稿》《北平俗曲略》等著述相继出现。正如刘氏在《北平俗曲略》自序中所言，“这是中国人研究民间文艺以来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叙述”。这些书籍有效地保存了民族传统曲目。今天，我们能听到清代暗含明代朱棣北上勤王的童谣《北风吹上天》，就得益于刘氏的努力。

三是开创研究范式与创作。“先生首次提出歌谣的比较研究法”［3］。早在运动之初，刘氏在与罗家伦来往的信函中就提出，歌谣研究要“‘比较’与‘搜集’并重”，比较“即排列多数之歌谣，用研究科学之法，以证其起源流变。虽一音一字之微，苟可讨论，亦大足增研究之兴味也”。虽然刘氏未对比较研究法展开充分论述，但关于歌谣内容因时、因地不同，需要详加注释与考订的观念，具有研究范式的意义。除此之外，他也积极投身于歌谣创作，如《教我如何不想她》等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便是其代表作。与同时代其他创作者相比，刘氏更注重“个人情感的自由抒发”，因而其作品标志着五四以来歌谣创作由“宣传启蒙理念到抒情”［4］的转变。

刘氏以极高的热情参与运动始末，在他的号召下，容肇祖等一大批歌谣创作者加入其中，歌谣创作空前繁荣。至今流传的《小兔儿乖乖》就是当时谱写的。

二、新式标点研究，构建现代书写规范

对新式标点的引进、研究等也是刘氏关注的领域。在新式标点的发展历程中，刘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对分行、分段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书写规范的雏形。

新式标点首倡者之一。刘半农不仅较早地提出改革旧式标点的建议，而且起草了《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随着普及科学文化的需要，旧式标点在断句上的模糊性、表情达意的不确定性越发明显，给读者阅读造成一定的困难。刘氏指出“古书之不加句读而费解者，已令吾人耗却无数心力于无用之地”［5］，改革旧式标点势在必行。之后，刘氏走出个人提倡层面，致力于社会推广。1919年，刘半农被推选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会员。“随后，拟定《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等文件，并与5人联名交与大会决议并通过”［6］。这些文件构成了标点符号改革的理论基石，与文字改革相互配合，为统一国语扫清了障碍。

理论层面探讨第一人。“从理论层面探讨新式标点之规范的，还是当推刘氏。”［7］《我之文学改良观》中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无论何事，当有一定标准，不可含混过去’，因此其对‘古书中的句读、分段与符号、圈点’三项作了专门论述”。此三项问题不仅关注到了旧式标点与新式标点分歧的关键点，而且也注意到了汉语规范性的问题。此后，刘氏对书写时“分段与否”也有讨论，体现出其对如何凸显汉语语言独特韵味问题的关注。相比于民国时期其他教育家，刘氏的研究内容更具实际操作性。

建设现代书写规范。刘氏第一次实现了书写规范由古到今的转换，影响至今。现代书写规范不仅包括对新式标点的使用，还包括分行与分段。19世纪，对分行书写的实践也成为有识之士救国的体现。《科学》杂志开风气之先，首次使用横行书写和新式标点符号。钱玄同、胡适等都有尝试，但或分段不分行，或标点不在行文占位置，并未迈出现代书写规范的第一步。在历史上首次“全用白话，采用新式标点，横向分行排列，并在行文中占位的是刘半农的《恶邮差》和《著作资格》”［8］。这些作品在形式上完全符合书写规范的期待，伴随着文学革命迅速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流书写范式，并沿用至今。

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研究者，刘氏在新式标点方面的贡献与其他大家不相上下，但在此基础上通过分行与分段的实践，构建了现代书写规范，无疑比同时代的教育家向前多走了一步。

三、语言学成就丰富了国语建设的内容

国语运动对民族共同语制定的历史意义，绝非仅限于各类方案与标准的颁布，更在于开风气之先。自此之后，“方言研究、收集俗体简字等许多语文学方面的工作”［9］得以顺利开展。刘氏就是在如此背景下开展研究的，其贡献如下。

明晰汉语四声原理，为五声标调法提供理论支撑。其《四声实验录》在明确四声本质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清末切音字运动至注音字母运动，学界对四声的本质并不明晰，其间虽有卢戆章等学者参与讨论且著作频出，但正如吴敬恒在《致钱玄同君论注音字母书》中所言，“在学问范围之内，旧则有韵学家、词曲家，新则有发音学家、外国语言学家等，彼此不同研究，遂亦不同见解。范围之外，普通一般人又或神奇，或怪诞等之批评”，即便“读音统一会”确定了五个具体声调与定位标调法，也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并不是基于学理的认同。直到“京国之争”开始，学界才从学理的角度关照四声与五声标调。192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注音字母书法体式》，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四声，该法令的颁布与刘氏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有关。其运用语音实验仪器对北京等12处汉语方言声调进行测量，从物理学角度解释了声音的产生及音的高低、强弱、长短、本质等问题，提出四声主要是由音的高低构成，也与音的长短有一定关系。正如白涤洲所说，“刘先生的《四声实验录》出来，才说明了声调的真相”［10］。对于声调的符号形体，赵元任在刘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类似五线谱的形式来标注。自此“四声与声调标注”的难题被刘、赵两位先生解决，无疑刘氏的研究更具基础性与奠基性。

搜集方言语音与词汇，为方言文字与后来的汉字简化提供了语音词汇与字料参考。刘氏对方言与俗体简字的收集与研究，可谓劳苦功高。在方言语音方面，他亲赴实地“调查方音二三百种，编订《调查中国方音用标音符号表》《北平方音析数表》等著作”，对方言进行大规模的整理，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一次，更重要的是配合白话文运动促成了方言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从五四时期的沈从文、张爱玲到后来的赵树理、韩少功、莫言等一大批方言文学工作者都从刘氏的工作中受益。“方言文学事实上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潜流，且提供了重新思考一些基本的文学概念与范畴的契机。”［11］在俗体字方面，在李家瑞等人的协助下，“从宋元明清12种书籍中收集当时所用俗字6240个”。这些俗字不仅成为《国音常用字汇》《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录简体字的蓝本，甚至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里，更是直接收录其简体字形269个。《宋元以来俗字谱》等著作自问世以来，陆续成为后世简化字的字料库，为汉字简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中国文法通论》是中国文法建设觉醒的标志。中国文法学的滥觞之作《马氏文通》，将西方文法系统硬性嫁接至本民族语言。后世著作或因袭马氏观点，或参考他国文法，误导之力远超建设之功。刘氏认为“文法的研究，虽然‘比较’与‘模仿’容易出成果，但对于‘比较’的方法，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12］。何谓文法？《中国文法通论》认为，“某种语言的文法就是根据了某种语言的历史或习惯，寻找出个条理来，使大家知道，怎样的采用和配合语言材料，使他可以说成要说的话”。文法的范围有书面语言和方言。面对本国千年言文不一的实际，刘氏将现代的、笔写的文法作为研究重点，将历史的、口说的暂且后放，后者可以成为研究前者的佐证。赵元任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就是最好的证明。刘氏的论述实现了研究对象的转变，也为后世文法研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相比于《新著国语文法》等具有开创意义的书籍，《中国文法通论》似乎在理论建设方面价值较小，但正如自序所言，“本书不是讲文法本身，而是要将先决问题讲明白”，对先决问题的讨论，不仅为黎锦熙、胡怀琛等人提供了研究基础，更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走上独立的本国国语文法研究的道路。

在20世纪的国语运动中，名家云集。刘半农也是其中之一，其对四声本质、文法研究等的贡献拓宽了国语建设的领域，解决了国语建设的难点，为国语建设打开了新局面。

四、为学之诚造就了高水平科研成果

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其学术贡献往往不止于个体，更在于他影响了多少人，以及被影响的人在专业领域内做出多大贡献。在传承的过程中，其学术生命会无限延长。因此，在讨论刘半农对近代语文教育的历史贡献时，不得不提到他对同时代学者的号召和对新生代科研力量的感染，正是在其感召之下，国语建设才硕果累累。

带领同时代人，共赴国语建设。刘氏以自身魅力与学术影响，筹建了多个影响近代语文历史走向的学术团体，并带领科研队伍推动我国音韵学迅速发展。在学术团体方面，可分为官方指派、民间自发。刘氏先后参与组织、领导多个官方设置的全国性学术讨论团体。在民间自发性的学术组织中，以征集全国近世歌谣运动为代表。刘氏不仅是主要发起人之一，还是组织者与管理者。此工作为新文学、民俗学乃至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除此之外，刘氏以一己之力推动我国语音学研究达到国际水平。1925年在刘氏的努力下建立了标志着我国现代语音学开端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他先后多次带领团队赴包头等地进行方言记录与整理工作，发明了声调推断尺等实验器具。他的研究成果为赵元任、罗常培等人继承与发展。刘氏的目光并未局限在国内，也注重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其曾大力介绍如《比较语音学概要》等国外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国内语音学与国际前沿研究对话，缩短了我国语音学研究与国际的距离。

带动身边人，以赤诚之心投入科研。刘氏曾以“小事上用水磨功夫与扎硬寨、打死仗”［13］形容自己的研究志趣。如此精神深刻地影响了其同事、学生的学术品格。这样的影响是多形式、多渠道的，不因学术门户与方向之别有所保留。师从钱玄同的魏建功读《中国文法通论》后“异觉新鲜”，便产生与刘氏讨论“中外学术研究方法”的想法，后经沈兼士引荐，遂在一起工作。魏建功在《我对于刘半农先生的回忆》中坦言，刘氏“身上蕴含的学术生活的动和情感生活的热”，对其学术品格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魏建功后来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氏的引领作用功不可没。刘半农对后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学术引领上，还有做事的精益求精。刘氏早年任《世界日报》副刊编辑一职，后编辑部经费奇缺，时常欠他的车马费。翻译家、作家徐霞村以当事人的身份在《刘半农先生纪念：半农先生和我》中记载，虽如此，刘氏的工作热情并未减退，“每篇稿子还是一字一句阅读，每天早晨还是会老早把待取的稿子准备好”。徐霞村成为编辑之后，依旧像刘氏那样对待工作，“如果不这般认真，总觉得对不起刘氏”。刘半农对新生代科研力量的培养不止于上述几位，如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白涤洲与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周殿福等都曾受到刘氏的关照。虽然方式与方法各异，但在刘氏的关照下他们都为中国语文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刘氏对同时代学者的号召力、新生代科研力量的影响力皆源于其对学问的赤诚之心。同辈学者、后世学子正是感受到这颗赤诚之心，主动地向刘氏靠近，并在他的组织与带领下投身国语建设。

五、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启示

刘氏在研究语文教育时有两个突出特点，是今天语文教育界与研究者需要重视的。

1. 适时加强语文教育的实证研究

亲眼观察与实验是刘氏研究语文教育的特点之一，最值得称赞的是以实验的方法考订“四声”。在保持价值中立的条件下，通过访谈与观察对中国12种方言的四声进行收集与整理，后通过声调推断尺等实验器具测量与分析，得出“四声本质”的研究方法，从研究过程、数据处理方式而言，其与当下的实证研究别无二致。通过实证研究，刘氏一举破解了中国音韵学一直以来玄妙笼统的难题。如此研究方法，对当下口号与理念泛滥的语文教育提供了些许启示。

语文学科的科学化，需要实证研究参与。“语文学科在追求科学性与确定性的道路上，实证研究会是突破口之一”。［14］百年来，语文教育重点探讨学科性质、理念、原则等内容，体现较多的是个人经验的总结而非客观的数据分析。个人经验是否有效、何时有效、有多大效果，似乎因个人喜好而言人人殊。即便是近些年兴起的课例研究，其主流的研究范式仍然是理论推演，而不是实证研究。不管是口号与理念，还是语文课例研究，将语文教育研究停留在逻辑推理层面，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较小。只有回到真实教学情境，围绕师生课堂的言语活动，采用实证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才能客观看到语文教育活动的实效。在语文教育研究中适时使用实证研究，可以使语文学科同以往相比更加科学化。

借助数据，回到事实本身。语文教育的经验总结固然重要，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也预示着某些东西不能被数据量化，但并非所有能力要素都不能被测量。学生在口号与理念下的学习效果到底怎样？这样的理念与口号是否具有实际效力？在实证研究中直接体现为数据的变化，这些数据可客观反映出口号与理念实操性的多寡。口号与理念的实操性如何，只有回到真实的教学场域中才能被验证。如此，可告别口号与理念的无端争执，将注意力回归到现实教学中。

2. 常怀直面教育问题的研究意识

从刘氏的研究历程来看，其研究方向虽多有更迭，但都瞄向了当时教育界棘手的问题。如悬而未决的声调问题阻碍了国语建设的步伐，刘氏即刻转向四声研究，克服器具与生活困难，明晰了四声本质，为国语运动顺利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以无所畏惧的姿态，直面当下语文教育难题，与当下人云亦云式的研究现状比对，显示出老一辈教育家的前瞻。

遗憾的是，以无所畏惧的姿态直面语文教育问题并没有获得广泛的关注。如从“新学制”到《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始终有“培养学生对祖国的语言文字热情”的字样存在，今天“该问题依然不容忽视”［15］。究其原因，乃是教育理论与实践长期分离造成研究者无力研究而产生回避心理的研究惯性有关。若忽视该问题，旧问题搁置，新问题再生，长此以往必将形成积重难返之势，无益于语文学科健康成长。

多方协作，互通有无。打破研究惯性，需要不同层级的研究者通力协作，也需要相近学科通力配合。中小学语文教师无时无刻不处于教育问题的发生地，但缺乏理论来指导研究。高校教师群体有充足的理论基础，但与教育日常颇有距离。高校科研人员与一线语文教师须加强沟通，多视角、多层次地发现、分析、解决语文教育中的实际问题，甚至可以跳出语文教育学科，跨学科开展研究。例如，林崇德老师从心理学视角分析语文核心素养等。如此，方能上通教育理论，下接教育实践，展现语文教育鲜活的生命力。

刘氏不仅在现代文学等领域卓有建树，其在语文教育领域的贡献也将被载入史册。今天我们回忆刘先生对语文教育的贡献，就是希望通过语文教育的出发点找到遗失的精神和法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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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李金云，罗先慧，李胜利. 中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研究报告（2016—2020年）——基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转载数据［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22（1）.

（丁高奎，王丽娟：安康学院教育学院）

[本文原载于《语文建设》2022年11月(下半月)]

转自：“语文建设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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