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英瑞美三国海运贸易的分歧与协调

二战时期英瑞美三国海运贸易的分歧与协调

胡德坤  唐方亮

战争是不同国家争夺生存资源的粗暴行为，这种行为，既有血淋淋的军事火拼争夺，也有无硝烟的政治谈判角逐，两种方式其目的殊途同归，只是使用手段不同。二战初期英瑞海运贸易的纠纷与谈判亦属此列，美国参战后应英国邀请加入了英瑞战时贸易谈判，至此开始了更加漫长和复杂的战略博弈。这一历史事件长期被国内外学界忽视，特别是对瑞、英、美三国战时贸易的分歧与协调，以及三方关系错综复杂变化的研究尚显不足。由于北欧国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影响力不及主要战区，学界已出版的二战通史对北欧国家的论述篇幅较少，已有成果多局限在简单概括二战时期交战方对北欧地缘战略的重视与争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各自做出的反应，至于二战时期的英瑞海运贸易的具体交涉过程，以及英美、瑞美在海运贸易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则少有论及。

比如，二战经济战研究专家、英国学者梅德利科特在其集大成的著作《经济封锁》第一、二辑中，就战时英瑞两国在物资定额配给、管制品许可、过境运输等重要问题上的长期谈判和最终结果的撰写，是目前学界所见字数最多的内容了，但却没从两国战略关系的角度加以提炼和升华，更没有论及美国加入贸易谈判后三方的战略博弈。英国学者埃里克·伯纳德·戈尔森在其论文《中立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班牙，瑞典和瑞士》中，从经济学角度用大量数据分析了瑞典中立经济的巨大收获，探讨了瑞典与交战国贸易往来中取得的战略成功，但没有谈及瑞、英、美三国各自的战略视角和根据时局协调分歧的外交策略。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的《国际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7·大战和中立国》叙述了盟国通过禁运品控制、船政检查等手段严格限制中立国商品出口德国；英国于1939年12月7日与瑞典签订了战时贸易协定，而且随着世界战争形势的日益明朗，该协定也在不断调整，且一直处在生效状态。虽然文中也论及围绕铁矿石等战争物资的对德贸易，英瑞双方进行了多次谈判磋商，美国后期的加入形成了三边贸易谈判，但具体到谈判的过程着墨略显不够。因为汤因比的这部巨著旨在揭示二战期间的宏观国际关系，自然不会详细论述二战时期英瑞美三方海运贸易的细节问题。国内学者胡杰在《二战初期英美在对德经济战问题上的摩擦与协调》一文中提及英美两国在对德经济封锁、贸易禁运等政策上存在诸多分歧，但由于联合抗德利益上的一致性，他们很快达成相互谅解并进行了有效协调。该文谈到经济战在打击德国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以海贸为主的中立国的利益，但并未论及英美与瑞典有关海贸的外交谈判与争锋的具体历程。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根据英美解密档案及相关资料，系统梳理二战期间三国在海运贸易交往中存在的战略分歧、谈判过程及最终解决办法。

01

三国海运贸易战略纠葛的深层根由

几个世纪以来，列强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大兴趣是攫取经济利益。对海洋霸主英国而言，其实在关注挪威海之前就逐渐掌控了波罗的海。因为英国对海外贸易联系的依赖性很强，而波罗的海一直是重要的贸易出口，这条贸易路线对英国具有很大的战略价值：任何大国控制了这条贸易路线，就等于切断英国海贸的一条动脉，另外，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失控，也会为英国的敌对势力提供活动基地。早在13世纪，从波罗的海进口的大麻、焦油和棉花等物资，在英国海军建设时期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当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之后，需要新的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时，波罗的海经济圈的重要性逐渐增加。19世纪初俄国成为重要的原材料生产国，它通过波罗的海港口进行转口贸易，由于英国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原料需求，英俄自然就成了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这种伙伴关系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德国崛起后控制了波罗的海，英国才失去了这一海域贸易的战略优势。但英国不甘心把曾经的海上利益拱手相让，在随后的近10年里，就从北海外围对德海上贸易进行全面封锁。而整个波罗的海运输堪称瑞典的海运贸易生命线，因此它自然就卷入了该地区英德的海上贸易冲突中。瑞典为保持中立不愿接受英国的限制条件，两国的分歧和争端随后回到谈判桌上。

鉴于经济战在一战中的成功经验，英国决定再度封锁德国的海上贸易。由于瑞典是德国用于军工的铁矿石供应伙伴，因此，英国打算同瑞典签订一项战时贸易协定，借以限制德国的间接转口贸易。二次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后，瑞典再次对外宣布中立，随即对外国战舰关闭了所有的航线和港口。“要力避战前死板的中立政策对贸易造成的危险和难题。因此与英德分别签订长期的贸易协定，就成了我国政府当下事务的重中之重。”可见，与交战双方均维持正常贸易是瑞典的战时战略决策。从1939年9月末起，英瑞两国就开始了谈判，直到12月7日，双方才秘密签订了一个名为《1939年英瑞战时贸易协定》的蓝本，原定12月20日生效，但真正公开的时间推迟到了1939年12月28日。推迟的原因也是瑞典的战略决定，它想在与德国签订相同协定之后再行公开，进而避免德国对瑞典有“远德近英”的误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战前英国对瑞典的基本政策，就是设法把瑞典拖入战争，纳入英国的作战系统，减轻英国本土的战争压力。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侵害瑞典中立、牺牲瑞典国家主权的自私行为，瑞典当然明白英国的战略企图。但是对国防虚弱的小国而言，在坚守中立的原则下与之周旋，采取非暴力有限合作的灵活策略，才是瑞典在交战国夹缝中的生存之道。由此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英瑞政策的分歧与协调。

英国把经济封锁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战略手段，主要目的就是切断德国所有海外贸易往来。英国知道瑞典对德铁矿出口是其换取德国煤炭的重要筹码，完全断绝瑞典跟德国的贸易往来根本做不到，英国也不愿意将瑞典彻底逼入德国的怀抱，但在某些战争的关键节点上，战略声势上必须展现出“不可妥协”，协定内容伸缩的尺度要根据具体实际灵活调整。这就是为什么在1939年签订战时贸易协定之时，英国会同意瑞典维持1938—1939年对德贸易的平均水平。德国占领北欧后封锁了瑞典外出的所有海运线，失去斯堪的纳维亚战略优势的英国并不甘心，在瑞典被迫答应德国增加出口的要求后，英国以违反《英瑞战时贸易协定》为由，对瑞典施以海运封锁和断绝供给的报复。此前，瑞典除了从德国进口必要的能源物资之外，“诸如石油、天然气、木材、棉花、猪肉和数量有限的其他原料只能从海外进口，处于盟国控制之下并由英国统一颁发准运证”。可见西方贸易对瑞典经济运行不可或缺，重开以英国为首的远洋贸易是瑞典迟早要做的事情。实际上在1940年夏天，随着德国占领西欧和北欧大部分海岸线，英国失去了“斯堪的纳维亚警察”地位，对波罗的海德国的贸易运输干扰更是力不从心，英国海军只在形式上维持着封锁，所有对敌后的攻击方式都疲软无效，传统的海上拦截和禁运机制也瘫痪停滞。因此英国迅速在两方面做出策略调整，从经济角度出发，加强控制从海外流向中立国的货物流动，断绝中立国与德国的转口贸易，中心目标依然是遏制德国经济的提升；从政治意义层面出发，加快挤压瑞典的经济自我调整能力，使它选择脱离德国向所谓的“民主国家”靠拢，加入盟国的抗德战争。

德国此时的反封锁策略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占领北欧后取得了绝对战略优势，基本不用花时间应对英国海军的武装围攻。就是对与自己经济依存性较大的瑞典，也只采取既打压又安抚的双重政策，使其既脱离不了德国，又不敢过于亲近英国，始终保持中立的现状。1940年5月，德国加快了筹建“大德意志经济区”的步伐，以便重组以德国为核心、卫星国拱卫的欧洲经济圈。英国担心瑞典成为这个经济圈附庸，于当年的10—11月份，改变了先前对瑞典重开哥德堡航线请求的拒绝态度。其实哥德堡航线一直是瑞典坚持战时贸易协定精神的体现，也正是这条航线的存在没有使瑞典完全被孤立而彻底投靠德国。“1940年11月28日，英国原则上准许一个月内瑞典四艘商船出入哥德堡港口，条件是必须签署准运证和办理管制手续。”这年年末，德国也随即采取了灵活缓和的策略，允许瑞典四艘商船通过其封锁线，即所谓的“安全航行”。由于交战双方的期然默许，瑞典获得了西方国家的必要供给，也为其和平中立赢得了喘息之机。大战初期，瑞典不断用国际法原则来指责交战国击沉瑞典商船，破坏国际中立法和损害瑞典国家独立的行径。但根本无济于事，众所周知，在任何时代的国际社会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国际海洋法始终是大国强权称霸海洋、获得政策成功不可缺少的工具。因此，瑞典的商船“安全航行”是在德国准允的情况下所给予的，1941年4月，德国停止了“安全航行”并向瑞典施压，重开的条件就是必须认可“巴巴罗萨计划”并为其提供方便，直到7月份“恩格布雷师”通过瑞典国境之后，德国才允许瑞典恢复哥德堡通航权。1941年8月21日，英国外交部重新审视了瑞典对德“特许经营”的窘境，考虑到政治上放弃拖瑞参战，改为扶持瑞典武装中立的转变，对经济政策也迅速做出松动决定：“与瑞典维持友好关系，不仅能获得重要情报，还能获得关键物资。因此，任何报复行为都不明智。相反，我们应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向瑞典提供战略物资援助。”此后，英国便根据1939年英瑞贸易协定，暂时满足了瑞典的部分贸易需求。

然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压缩了瑞典的海外供给。到1942年春季为止，不仅准运商品、定额配给项目的执行受到了美国的干预，而且美国不相信瑞典会承担什么基本义务，对“安全航行”水域和货物构成同时进行了严格管控。瑞典政府对此极为不满，声言道：“首先，准运定额毫不例外低于战前正常进口数量；其次，没有准运证的话根本无法得到关键商品；另外，允许穿越封锁线的船运吨位尤为不足。”美国参战后严格限制瑞典诸如毛皮等紧缺商品的供应，瑞典在接受新的贸易限制方面陷入了困境。当时，对此英国保持沉默，因为美国此时已成为盟国的领头羊。1942年1月，德国不准瑞典将任何具有战争价值的物资向美洲国家出口。1942年1月8日，美国驻瑞大使约翰逊电告国务卿，“德国对美国宣战后，不再允许瑞典钢铁输往美洲任何国家”。后来德国又禁止瑞典船只进入美国港口，进而禁止瑞典的出口品输入除了阿根廷和智利以外的所有美洲国家。美国随即以报复德国为由，决定不颁给瑞典商品准运证，封锁其通往美洲的大西洋航道，声称其目的是压制瑞典对德输出，进而反击德国对美国的经济封锁。

其实，美国的说法并非表里如一。从美国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经济地位和远离欧洲的地理位置仔细分析，我们便知道当时德国根本没有能力通过封锁遏制住美国贸易的飞速发展。美国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为获取海洋霸权做出的宣示，并非单纯地压制瑞典的海运贸易。一战之后二战之前，英国依然是当之无愧的海洋霸主，但是在二战血腥厮杀中，英国国力和军事遭到削弱，与之相反的是美国经济和军力迅速腾飞，预示着英国海洋霸主的宝座迟早要让于美国。但这种霸权地位的转换并非心甘情愿的转移，同样存在国际舞台上此起彼伏的明争暗斗。实际上，早在一战结束后的华盛顿会议召开之后，美国就通过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一跃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海军强国，同时也把海洋政策的重心逐渐转向了与英国争夺世界海洋霸权。因此美国不会放弃这次大战赋予自己的机会，但世界霸主不仅要有经济实力作支撑，而且要有国际舆论的附和与承认。美国此时不征求英国的意见，就对瑞典远洋贸易实行严厉封锁，从美国大战略出发看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要试探英国的态度；二是给世界各国展示美国的大国实力；三是让瑞典明白战后北欧的格局，只有听从美国的安排才是正确的选择。结果是美国单方面做出对瑞典的封锁管制后，英国三缄其口不做任何表态。英国这么做的意图很明确，一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压制瑞典对德贸易的超过配额行为，二是接受现实让美国做老大从而争取更多的物资援助。瑞典陷入困境也是有深层次原因的，瑞典侥幸成为二战中北欧唯一的中立国，但它想在战后成立由自己主导下的北欧同盟，而对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感兴趣，与此同时挪威流亡政府却强烈拥护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安定欧洲世界，由此产生的政策分歧还使得战时瑞挪关系长期并不友好。

特里格夫·李任挪威流亡政府外交大臣之后,一改前任库特的外交理念和政策导向。1941年3月28日，特里格夫·李向英国驻挪威大使多默暗示，“挪威政府正在放弃将命运寄托于斯堪的纳维亚集团的政策，他们打算从此与西方伟大的民主国家结盟”。库特是历史学教授，主张战后以瑞典为首组成北欧联盟，继续坚持中立政策，不与欧洲大国结盟。但特里格夫·李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间合作和在欧洲事务中严格中立的政策，在痛苦坚守的过程中受大国战争的残酷侵犯而彻底失败，瑞典虽然对姊妹国进行过有限援助，也只不过是为了博取战后自己倡导的北欧联盟的领头羊形象。所以他特别讨厌瑞典的虚伪外交，在亲历了战争的发展变化之后，特里格夫·李认为北欧内部的团结结盟，不如依靠西方民主国家共同结盟。特里格夫·李坚定地表示，“我确信中立政策是错误的，未来为了挪威的安全和欧洲的和平，只能通过在挪威、法罗群岛、冰岛和格陵兰岛建立基地，确保大西洋‘高速公路’的畅通来实现”。1942年7月31日，特里格夫·李利用英国广播公司对外进行了外交发言，事后在跟英国驻挪威大使科利尔探讨外交政策时说道：“其中至关重要的是，美国一开始就应该参与这样的大西洋体系。”挪外交大臣特里格夫·李的谈话观点说明，挪威已经认识到美国在未来的世界的重要性。其实在英国不同意盟国对挪威粮食支援的时候，当时还处在中立地位的美国就抓住机会对挪威的认可投桃报李，三番两次地主张向挪威进行物资援助，就是有意向英国暗示：如果英国不帮助挪威的话，美国愿意代劳向挪威进行救济援助。实际上，这种表现就是对英国世界霸权发出的挑战。英国以盟国大局为重为由委婉回避了美国挑战，如在1940年12月10日，英国驻美大使代表政府拒绝了“胡佛先生和其他人提出的向欧洲某些被德国征服的国家的平民运送食物的建议”。英国政府拒绝的理由是，“就目前的形势而言，任何救助计划都等于对德国的战争持久力提供了物质帮助，从而推迟了这些国家人民从德国征服中解放出来的日子。因此，我们不能允许救援船只越规通过皇家海军封锁线”。这种不给美国面子的决定却伤了挪威的自尊，尽管挪威感激英国为其提供域外法权活动驻地，但也因此把战后依靠的大树转向了日渐强大的美国。

美国在教训瑞典的同时顺便挑战了英国的霸权，还因此获得了挪威的青睐，在外交上可谓是一举三得的成功。但英国的默许也不能说定英国外交失败，因为英国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通过邀请美国的参与战时贸易谈判，既限制了瑞德的海运贸易，也获得了美国的贷款援助。由此我们也知道，即使渊源极为密切的英美盟国，除了对德战争的一致性之外，同样存在很多分歧与矛盾，但是为了反法西斯的共同胜利，它们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根据实际对分歧进行协调解决，这就是外交上既斗争又联合的策略。

瑞典明白西方贸易对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不管美国出于什么目的，是真制裁还是假制裁，都强烈要求增加某些英美军方限制的物资（如兽皮和毛皮），并且直到英美对瑞典供应的联合调查完成之前，他们不该受到对来自拉美的某种原料，尤其是阿根廷的生皮货物颁发准运证的压力。瑞典国内生产的主要是轻量皮，而用于生产士兵、农业工人、森林工人及其他工人穿的靴子的重量皮主要从拉美进口，这种原材料也正是盟国，特别是美国的战略需求品。美国参战后，担心乌拉圭与瑞典活跃的毛皮交易威胁自己在拉美权益，要求英国限制其对瑞典承诺的准运定额。鉴于美国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为了适度压制瑞典的行为，英国在1942年1月20日果断告知瑞典：非常时期不能给瑞典颁发准运证。瑞典认为英国的做法违反了战时贸易协定的内容和精神，对此给予英国非常强烈的抗议。1942年2月13日英国做了专门解释：“1.美国参战势必加大对某些商品的需求，短缺战略商品只能留给盟国。……4.我们会尽力促使美国对瑞典急需品颁发准运证。此外，英国也完全赞同瑞美两国就这些问题直接对话协商。”此时英国对瑞典采取了既打又拉的阴阳策略，在德国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后，瑞典同西方的贸易联系基本被隔断，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取胜之前，瑞典在经济上主要依赖于德国，在商品种类和数额限制上，肯定会违反英瑞战时贸易协定的规定。一方面是被迫屈从于德国的贸易要求，另一方面是为保证瑞典经济的正常运行，故而不能因死板遵守英瑞协定而陷入物资短缺的困境，从而影响了通过“武装中立”强大国防目标的顺利实现。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僵持状态后，瑞典预见德国未来败局已定，解决由战争新变化造成的贸易问题是其当务之急。在1941年《英瑞战时贸易协定》调整后，英国同意每季度给瑞典配额3000吨兽皮和1800吨羊毛制品，瑞典也急切希望美国颁发准运证并为这两种商品出口额提供便利，所以迅速求得美国的谅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瑞典与美国的经贸交易实际极其紧密，“瑞典有很多无法从南美获得的诸如石油等其他战略必需品主要依靠美国的供给；英国担心目前情况下美国不会轻易答应对瑞典商船放行使其自由通航”。而且美洲早已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明显对阿根廷等南美政府能够施加重大影响。此时南美政府并不会因向瑞典出口短缺商品而违反“第八次泛美会议”精神。只有获得美国的完全批准，瑞典才能恢复同美国和南美的贸易。

综上所述，对于三国在海运贸易问题上出现的分歧，最深层的原因实际就是战略利益的不同。对于在交战方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中立国瑞典而言，与交战大国通商中坚持非暴力有限合作的原则，即在与他们战时贸易协定的框架指导下，尽可能维持瑞典海运贸易的正常运转，取得中立经济的外交成功是瑞典的大战略。它与英国既打压又拉拢瑞典的政策相冲突时自然会产生两种局面：如果瑞典遵守战时贸易协定对德贸易额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英瑞呈现的就是协调合作的关系双方关系，也就处在各自遵守协定条款的自觉状态；如果瑞典违反协定对德贸易额超过规定的范围，英瑞呈现的就是分歧冲突的关系，双方就需要通过不断谈判来解决分歧。而英美海运贸易策略的分歧主要源于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但打败德国目标的一致性又使他们必然会走向协调。美国跟瑞典矛盾取决于美国霸权战略的实施，参战后遏制瑞典海运贸易的目的，一是向瑞典暗示要认真考虑未来北欧国家的国际定位，二是向英国世界霸权“初试牛耳”的隐性挑战。但是我们非常明白，作为三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厌恶法西斯独裁制度的共同性，协调各种矛盾分歧，走向合作是必然之路。

02

三国海运贸易分歧的演变和最终协调

1942年3月30日，英国外交部举行了英、美、瑞关于“瑞典总供给”的非正式会晤。英国官员们再次评估了美国参战后美洲对瑞供应情况，指出美国在某些地区的出口控制造成了瑞典的困难处境。“瑞典总供给调查”正在华盛顿紧锣密鼓进行着，其成为欧洲中立国的需求同时也在伦敦进行谈判。瑞典坚决要求英国必须支持他们先前定好的进口需求，并从道义上为瑞典商船通过盟国封锁线提供方便。而且，为了履行双方在《英瑞战时贸易协定》中的共同义务，英国有责任说服美国认可英瑞双方协定的具体条款，并为瑞典商船通过盟国封锁线提供方便。在会谈中，英国同意本年第二季度给瑞典出口的准运数额不变，同时也声明：美国应该在本季度快速决定并给瑞典颁发出口许可证。关于进口事宜，瑞典同时也在华盛顿进行了交涉。英国官员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向瑞典商务专员克拉特提到：“要想避免瑞典与英美分别讨论时产生的误解，理想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在《英瑞战时贸易协定》的框架下进行三方谈判。”

1942年一整年，五角大楼国防部的鹰派人物一直把所谓的“安全航行”看作是德国延续战争持久力的直接贡献，对瑞典对德铁矿石和其他商品出口的日益增加尤其不满，因此，他们对瑞典的谈判请求置若罔闻。英国高层所有官员则一致认为，出于战争胜利天平倒向盟国的考量，盟国也应满足瑞典的部分需求，减轻其对法西斯德国经济的依赖。从1942年4—10月，英国不停在美国各部门进行游说，但两国在瑞典抵抗德国的能力和作用的评估上有所不同，一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美国军方因为对北欧地缘缺乏了解，故倾向于强硬封锁瑞典海运航线。其实，如果断绝瑞典对阿根廷出口，哥德堡对外航运将中断，为了生存瑞典只能转向依靠德国，从而消弭其抗德的潜在力量。“美国国务卿赫尔认为，完全封锁或严格限制瑞典的出口贸易是错误行为。英美经济战官员们也都认为，允许瑞典贸易有限地进行就会出现瑞典渐渐脱离德国控制，而日益与英美国家友好。”这一信号的出现，标志着英美两国在对瑞海运贸易的策略上终于准备握手同行。

罗斯福总统的态度与军方不同，他与英国政府的看法基本一致。他想另辟蹊径打破美瑞僵局。“1942年11月20日，他表示：假如瑞典同意释放两艘挪威商船并助其到达英国，且同意将南美近海贸易租赁给海事委员会的话，美国就决定给瑞典每季度3万吨石油定额配给,并立即释放扣留在德克萨斯州亚瑟港的瑞典‘盖德洛特号’和‘土星号’油轮。”布赫曼得知消息后果断表示，“对此我国不能给予任何承诺，假如这两艘船到达了英国，德国会马上切断哥德堡交通，甚至会引起严重的军事后果”。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德国战线已经由攻转守，并向欧洲中心逐渐收缩合拢。罗斯福认为，必须改变过分限制瑞典行为，助推瑞典的武装中立政策，间接支持瑞典国防由弱变强，借以渗透美国在北欧的影响力。1942年12月1日，在一次欧洲事务非正式会晤上，副国务卿艾奇逊向布赫曼传达了罗斯福总统的意思：“1.美国很快会释放盖德洛特号和土星号，并许其载运美国的石油供给，不过仅可作为瑞典军事用途使用。2.美国保留目前停在哥德堡港的两艘挪威商船的所有权利。只有当这两艘油轮抵达瑞典之后，美国才会要求它们驶离哥德堡港。”从罗斯福总统的授意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在帮助瑞典获得石油供给的同时，也在帮助英国恢复对两艘挪威商船“莱昂内尔号”和“迪克托号”的尽快使用。瑞典外交秘书长布赫曼显然非常高兴，但他没有给美国任何交换性承诺，只说一切要等他向政府汇报后等待批示。

正当美国对瑞减压之时，英国却又开始对其施压。1942年12月16日下午赫尔电告驻英大使怀南特：“英方告知：英国没有提议瑞典将挪威商船问题提上日程；但也没有提出两艘瑞典油轮返港的具体时间。”英国先前反对美国对瑞美洲海运的苛刻封锁，是从整个反法西斯大局出发及避免瑞典彻底倒向德国考虑的；此时英国不满罗斯福的是对瑞典石油定额承诺和释放被扣游轮的宽大政策，就是害怕美国争夺其在北欧及北海极地的战略利益。另外“保留两艘挪威航船的所有权利”，是说美国在要求释放挪威商船问题上不像英国那么苛刻。英国明白美国想通过这些举措影响瑞典，进而掌控北欧和北海战略利益带。这个地区一直是英国的海上势力范围，而且被其看作是自己的北部门户，英国不但害怕在战时失去对该地区的话语权，更害怕在战后失去对该地区的影响力。为此，英国为挪威流亡政府提供生存基地，准许其享有域外法权并继续工作战斗，在与瑞典的贸易交往中基本以安抚为基调，对斯堪的纳维亚这两个不同状态国家的苦心经营，为的就是保持其战后北欧国际格局的战略影响力，恢复其昔日的斯堪的纳维亚警察的支配地位。英国不买罗斯福总统的账，归根到底还是英美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使然。美国从大局出发放弃了先前念头并知会英国政府，假如英国愿意在总统意见的基础上与瑞典磋商的话，美国政府就授权驻瑞大使让其以英国的方式与瑞典人谈判。三方会谈原本就是英国的本意，对美国的让步英国也就欣然接受了，可是瑞典此时却借种种理由迟迟不予答复。

美英不会任由瑞典虚与委蛇，影响盟国全盘战略的实施。在1942年12月20日，美英官员进行了简单会晤并决定：“依据国际法，除非瑞典能在未来两周内允许两艘挪威船驶离哥德堡港，否则英美当局会扣押瑞典所有海外出口货物的准运执照。”实际上，就当时北欧形势而言，挪威商船没有任何离开的机会。而且，无论是谁切断哥德堡交通，都将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不是把瑞典推向亲德境地，就是削弱瑞典的潜在抗德力量。正如1942年12月30日一次会谈中瑞典外交部成员斯塔勒所言：“如果放归挪威商船，德国会立即切断哥德堡航运，哥德堡运输很难再行恢复。这无疑会将瑞典置于德国掌控，轴心国成为瑞典重要商品（包括海军、空军所用的汽油燃料）的唯一供应者。”总之，由于三国战略目的不同，当年的单边谈判虽然进行了多次，但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基于共同的反纳粹目的，这时英美的分歧容易化解，可当时战争走势还不很明朗，他们与瑞典的分歧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协调。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表明德国的攻守易势，瑞典仍旧不愿意公然破坏已有的瑞德关系，只是一味要求盟国增加石油配给以便增强其抗德能力，对释放两艘挪威商船却一再敷衍推迟。对此，英国首先发怒斥责：“关于那两艘挪威商船，瑞典政府务必在几天内给出明确答案，若在规定时限不答复或消极应付，之前由瑞典注册的海外货物的营业执照将被全部扣留。”美国乘机以调停角色劝告瑞典政府：盟国的要求不是无偿的，瑞典应审时度势给予合理答复，方可获得更多好处。英国此时怒斥瑞典的原因，是因为瑞典以害怕德国攻击为由，暗中加强对德贸易以获取大量外汇收入，严重违反了英瑞之间的战时贸易协定，长久下去就会脱离英国的控制范围，失去对瑞典的影响可能就是失去对战后北欧的影响。美国此时力挺英国对瑞典的态度，是因为到了1943年，财大气粗的美国已经坐上了盟国阵营的头号交椅，并在全球范围内对多数反法西斯国家给予了切实的经济援助。得到美国大力经济援助的英国也逐渐接受了这个现实，美英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两个领导国家，应该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搁置分歧，同心协力为共同击败纳粹德国而努力。美国对瑞典以友好态度加有偿回报的策略劝说其答应英国的要求，一方面是为了让瑞典尽快回到有利于盟国的战略轨道，另一方面也是在通过示好瑞典谋求战后在北欧和极地的国际影响力。

实际上瑞典也时刻在找寻讨价还价的恰当时机，此时他觉得如果再不给英国实质性的答复，做出释放两艘名义上英租挪威商船的话，英国海军就会合力封锁波罗的海和北海出海口，瑞典全面恢复西方海运贸易的外交策略就会化为泡影。1943年1月11日中午，瑞典外交秘书长布赫曼邀请英美两国大使座谈，他说：“瑞典政府已初步决定：从1月15日起，‘莱昂纳尔号’和‘迪克托号’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哥德堡港口。其中条件之一就是分配给瑞典的石油数量，应是每年一次性交付12万吨，而不是分4次每季度3万吨。两艘瑞典油轮的石油载运，不能看作是1943年配额的一部分，而应是1942年的一部分。”布赫曼在欧洲外交政坛上素有“北欧梅特涅”的声誉，外交手腕非常高明。从表面上看，第一个条件是瑞典从盟国（主要是美国）获得的石油配额，不管一次性交付还是分4次交付，总量没变，都是12万吨，为什么非要要求一次交付呢？因为布赫曼知道，在战争的非常时期，海运贸易的进出口保证，都会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而迟滞，完成不了既定的交易额。

1943年1月14日，鉴于先前瑞典和德国的协议约定，瑞典告知了德国准备释放两艘挪威商船的决定。但德国海军部马上下达通牒称“瑞典任何船只不得通过哥德堡封锁线，并于1943年1月18日中断哥德堡航运”。随后的两个月里，这两艘船还是没有机会安全离开。白昼时间随夏日来临逐渐变长，伺机出港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英国只好将这一计划推迟到了秋季。

总体而言，1943年1—4月英美瑞三方的非正式单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但“莱昂纳尔-迪克托号”问题显示了英美在反法西斯目标上的高度统一，也说明英国已经彻底放弃了传统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由过去独占世界霸主的理念变为了由美英共同主宰世界的想法，1941年8月1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有关《大西洋宪章》的发表是英国这一转变的开始，到1942年12月初美国原子反应堆的建成，英国彻底默认了美国霸主地位。德国关闭哥德堡航线后，瑞典也迫切走出困难处境，三国贸易会谈只是时间问题。1943年2月苏军发起最后进攻太平洋战场和北非战场盟军都已进入全速反攻，法西斯的败局已经明朗。布赫曼在与美英的谈判中表示：“当瑞典允许挪威商船离开和同意将西半球的瑞典商船租给美国之时，美英就得兑现给予瑞典的基本配给，伦敦会议只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谈判。”这一要求基本得到了美英的代表同意。老练的布赫曼在三方谈判中依旧设定了可涉及的范围，因为他知道在德国还没有彻底溃败之前，瑞典依然可以用德国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等盟军攻入德国的时候，美英就不再理会瑞典的要求了，瑞典也只有无条件服从安排了，这便是大国强权政治逻辑的体现。

在大国争霸的血雨腥风的年代，利用北欧地区大国角逐的“均势平衡”，瑞典成功地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成了二战外交史上的奇迹典范。瑞典自始至终坚持的中立政策，根据战争态势的变化，灵活调整了与交战双方的外交关系。既不完全屈服德国，也不完全听命于英国，在不完全脱离与英、德的战时贸易协定框架下，巧妙地利用英德在北欧势力的强弱起伏，运用了既要有限抵制又要酌情合作的策略，自主决定本国与它们海运贸易的种类与数额，美国加入它们的经济角逐圈以后也是如此，这便是瑞典能从英德美的强权夹缝里完好生存下来的秘诀所在。

与货物“准运配给”并行的另一个重点问题是“过境运输”。美国力主限制瑞典通过国境线帮助德国运送士兵和战争物资。从战略层面上讲，英国人对此有些怀疑，因为直到1942年秋季，瑞典对此没有任何妥协和让步。瑞典虽然铁矿资源丰富，但煤炭资源严重不足，国家经济运行需要的大量能源燃料（煤和焦炭）全凭从德国进口，而且二战期间它们是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的，瑞典以德国急需的铁矿石和特殊转运业务为筹码，源源不断从德国获取战略能源物品。美国要求停止德国经过瑞典国境的“休假运输”并有效限制瑞典铁路对芬兰和挪威的战争物资输送，这将意味着解除瑞典的对德特许经营权，从而断绝了瑞典国民经济得以运转的生存原料。布赫曼对此做了说明：“为了解决本国人民的生存就业，瑞典必须维持工业运转，而必不可少的动力燃料煤，只能从德国获取。因为目前英美政府都无法替代德国供给瑞典煤炭。”英美对此跟瑞典长达半年之久的谈判，也没有阻止瑞典对德军队及物资的过境运输。

到了1943年4月23日，美国官方还做出这样的决定：如果瑞典进行不合理的拖延的话，英美可以撤销两国对瑞典承担的基本配给和其他贸易设备的义务进行压制。本来在德国切断哥德堡交通之后，瑞典就要求尽快召开三国伦敦会议，解决哥德堡贸易运输问题。1943年5月11日，三方会议正式在英国外交部召开，解决完商品准运配给问题之后，紧接着于1943年5月18日，又召开过境运输会议。黑格勒夫和普吕兹都非常坚定地表示，“瑞典德国士兵和物资供给过境运输，但具体时间要由瑞典依据当时军事形势，及有无足够的石油来确保瑞典军力抵抗德国进攻的情况而定”。英美认为瑞典将终结过境运输和石油特供联系在一起是不合理的，假如到10月1日为止，瑞典还没有终结对德过境运输的话，盟国就会暂停已在实施的基本配给供应。

随着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胜利登陆，德军在苏德战场库尔斯克会战中失败，英美终于收到了瑞典政府的答复：“通过瑞典的德国战争物资和休假军队的过境转接业务将分别于8月15日和8月20日最终停止。”这也预示着三国战时经济贸易协定的签订指日可待。瑞典内阁于1943年8月24日，果断通过了之前商定的三国战时贸易临时协议。由于瑞典很少改动协议初稿，盟国于9月17日也欣然接受。在随后几天谈判中，瑞典几乎完全顺从了英美的强势要求。9月23日，《1943年瑞英美伦敦三方协定》正式签署。“瑞典人应允：1943年削减对敌方输出的总值，至少要比1942年少1.3亿克朗，并在这项削减中包括一定数量的为盟国所重视的商品。……在1944年，其他商品的出口数量将限制在1942年的75%。有40种出口物资，其中包括工具钢、高速钢、不锈钢和滚珠轴承，也将明确规定限额。”这标志着英美联手对德北欧经济战取得了基本胜利。

《1943年瑞英美伦敦三方协定》虽然签订了，但这并不代表双方都能在协定内容的约束下认真行事。瑞典之所以做出很大让步，是预计盟国将会很快取胜，然而过了一年之久，这一胜利迟迟没有实现。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瑞典不像1943年夏季那样屈从于盟国的压力，而是重演非暴力有限合作的“故伎”，争取瑞典战时最后阶段的贸易利益最大化。“1943年，瑞典政府一再保证该年的铁矿砂出口量绝不超出正常的贸易额，盟国将此数算为990万吨，瑞典则认为是1000万吨。但事实上，1943年的数字超过了1024.173万吨。”1943年11月英美发现瑞典没有遵守承诺，便停止颁发给瑞典克纳本矿厂所需的机械和维修机器的出口许可证。总的情况而言，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未取得立竿见影的胜利，在战争后期，瑞典并没有严格按照条约上的规定行事，英美也多次通过停发商品准运证和基本物资配给来压制瑞典，但双方仍然在已有协定框架下继续谈判，不断协调着在有关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与矛盾，使问题的处理朝着有利于战胜纳粹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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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经济又是政治的基础。战时经济贸易同样是一种权力游戏，赢取最大利益是任何国家的终极目标。按中立法规定，盟国和德国都应该保证瑞典海运商船通过彼此的封锁线，可是北欧的地缘政治和瑞典的战略价值成了交战方争夺的焦点，这便使得瑞典的海外贸易变得极其艰难而复杂。瑞典的中心战略就是在战争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灵活策略与交战双方周旋，保证“武装中立”政策的顺利推行，从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与德国进行贸易，屈从法西斯摆布是权宜之计，也是谋求战时生存的基本保证。与英美保持联系，受限其贸易条款是长久之计，是保持民主制度的最终站位。瑞典比任何国家都憎恨法西斯集权，民主政治已有很长的历史传统。所以，瑞典才会根据战争局势的演变和发展，通过谈判不断协调与英美的分歧与矛盾，保证了瑞典海外贸易最大限度的正常运转。正如瑞典首相普吕兹所言：“多亏对外贸易没停，瑞典人民才可以上班，养家糊口，不挨饿受冻。也多亏外贸的增加，瑞典才能重振军备，实现自我防御。”从最终的外交效果来看，瑞典正确灵活地调整与交战国的中立贸易政策，不但使它在二次大战中幸免于战火的袭扰，而且还使它成为当时唯一的经济稳定发展的北欧国家。

就英美两国而言，对瑞经贸政策都有各自的战略盘算，不但有争夺世界霸主的明争暗斗，更有着战胜法西斯统治的大局协调。无论是英国保全战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影响力的私心，还是美国图谋战后对北欧和极地经济圈渗透的想法，最后都让位于反法西斯解放全人类的崇高利益，英美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领袖国，战略高瞻是双方搁浅分歧、精诚合作的根本所在。所以，尽管在对瑞典海运贸易上存在很多分歧，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他们果断搁置了某些分歧与矛盾，在对瑞商品准运、基本定额、过境运输等重大问题上很快协调一致，共同推动瑞典朝着反德胜利方向发展，从而有力地配合了盟国反攻战略的实施。从这个意义上讲，英美盟国也是北欧经济战的基本赢家，输掉这场海上贸易战的只有法西斯德国。

作 者：胡德坤，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唐方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3年第5期

转自：“历史教学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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