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点】欧阳芬、王家伦┃语文教学：借助“工具”渗透“人文”

作者简介

王家伦，江苏昆山人，1982年毕业于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中文系，学位“硕士前”。2009年苏州大学文学院退休，现为“教授后”。苏州市教育学会语文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江苏省教育学会“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方向：中小学语文教学与姑苏文化。2007年以来公开发表有关教学论文130余篇。（内包括与别人合作）已发表文章中九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先后指导有关语文教学的硕士论文已通过答辩的140余篇。曾出版过多本有关语文教学与地方文化的专著。

上世纪末的那场语文“大讨论”中，由于受应试教学的株连，“工具性”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甚至有人认为“人文性”是语文的基本属性。语文“新课标”认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对讨论的总结；于是，“工具性”与“人文性”怎样结合就成了摆在语文教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文道相加”“道以载文”“文以载道”就是颇有代表性的三种意见。

一、工具性和人文性必须“融合”

无论是“01课标”还是“高中课标”，都认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但与其把它看成对学科性质的一锤定音，还不如把它视为对上世纪末关于语文教育大讨论的总结。”

对语文“工具性”的内涵，语文是交际的工具、思维的工具、传承文化的工具，早有定论；对语文“人文性”的内涵，诠释各异。但“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关系，就如古人所谓的“文”与“道”之间的关系，应该没有异议。

有人认为，语文课（阅读教学）就是“写作特点”和“中心意思”，令人生厌。这真令人惊诧莫名，文本的“写作特点”就是言语形式，是“工具性”的体现，即“文”的体现；“中心意思”就是言语形式负载的内容，是“人文性”的体现，即“道”的体现。语文课不讲“中心意思”和“写作特点”那该讲什么？语文课分析“中心意思”和“写作特点”是天经地义，“写作特点”与“中心意思”之间的关系就是言语形式与言语内容之间的关系，就是“文”与“道”之间的关系。

于是，一些“文道结合”的语文课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一些语文教师设置教学目标时，第一课时的重点是使学生理解文本的“中心意思”，第二课时的重点是使学生掌握某一个“写作特点”，或者前后颠倒；对必须一课时解决的文本，也是前半个课时解决“道”，后半个课时解决“文”，或者前后颠倒。他们认为，这样就是“文道结合”。可悲的是这些语文教师未曾理解“结合”的真谛，这个结合应该是水乳掺和般的融入，而不是简单的二元相加。这种结合，应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似的渗透，而不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式的简单相加。

二、借助“人文”无法掌握“工具”

为体现“新课程精神”，大量“很人文”的语文课吸引了我们的眼球。下面是笔者曾经观摩过的一堂语文课的概况，由一位教师借班执教《柳叶儿》（苏教版八年级课文）。文章讲述在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只能以柳叶充饥的艰难生活；也表现了作者苦中作乐的情感。主要过程如下：

上课铃响，执教者就把该班原来的任课教师（一位三十余岁的女教师）和一位近六十的资深语文教师请上讲台坐着，作为“嘉宾”。

第一环节，教师与学生讨论那个痛苦的年代，由那位资深教师介绍当年的艰苦情景。另外，执教者放了一段艰苦年代的录像。

第二环节，教师带领同学就“童心童趣，苦乐年代”进行讨论，重点是“作者写了什么苦，文中怎样体现”和“作者写了什么乐，文中怎样体现”。

第三环节，教师带领学生交流现代生活的苦与乐，先小组讨论，后全班交流。

【按】这堂课，气氛较为活跃，教师如同电视节目主持人，坐在“嘉宾”的对面，其形式不可谓不新鲜。然而，除了第二环节的一小部分与“文”直接有关外，其他环节尤其是占有三分之二时间的第一、第三环节早已变成了政治课！而应该作为阅读对象的文本，仅第二环节让学生翻了翻，其他时间基本成了摆设。

我们知道，语文教学一方面要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这是“工具性”的体现，即“文”的体现，具体为对文本写作特点的掌握；另一方面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这是“人文性”的体现，即“道”的体现，具体为对文本中心意思的接纳。前者较为显性，后者较为隐性。我们能想象授课教师的初衷，或许，他企图借助“人文”以使学生掌握“工具”，就是使学生通过对那个痛苦年代的了解，以明白文本“怎样体现”。但是，事与愿违，由于授课教师教学设计的偏差，那位资深教师的深情叙说和教学过程的安排早已吸引了学生，学生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学习“文中怎样体现”，也就是说，学生根本没有理解文中的“道”是怎样体现的，语文课已不成为“语文”课，成了政治课。事实证明，任课教师企图通过“人文”使学生掌握“工具”的预设没有成功。

实际上，企图通过“道”来实现“文”的设想是难以成功的。当然，这里的成功指的是“语文”的成功。“如若说我们的语文是一座金字塔，那么‘人文性’就是塔尖，而作为工具性的语言文字便是塔基和塔身。”攀登金字塔，岂能从塔尖开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把语文比作一张毛皮，只能皮上附毛，绝对不能毛上附皮。

浙江师范大学王尚文教授说：“语文课程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不能离开语文本体而必须强调渗透，只有这样，人文教育在语文课程中才有它独特的优势和价值，从而收到语文教育和人文教育相得益彰的效果，否则必将导致语文、人文两败俱伤。即使仅仅着眼于人文教育，语文教学也必须走在语文的路上。”

从另一个角度说，虽然至今语文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系统，但在有事业心的语文教师心目中至少都有一个颇为幼稚颇为“山寨”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系统，况且建构公认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系统是任何一个语文教学工作者的任务。只有进行有序的教学活动，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难道语文教师应该和政治教师、思想品德教师“抢饭碗”，去建构“人文”体系吗？以无序带动无序，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无为”。

总之，“道”难以载“文”！

三、必须借助“工具”渗透“人文”

如果站在哲学的立场，从事物个性与共性的角度来阐释语文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文性”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共性之所在，“工具性”才是语文的个性之所在。在语文实际教学中必须把握住这个度，从而正确把握语文教学的目标及任务。语文必须永远姓“语”，也就是说，“工具”是语文的本分，必须借助“工具”渗透“人文”。那么，该怎样借助“工具”渗透“人文”呢？

首先，必须明白语文的教学任务，语文教学既不是汉语教学，也不是文学教学，而是“语用”教学，文学教学只是语文的一部分。所以，教学目标的设置必须以“文”为主，教学过程必须是逐步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过程，即培养学生读写听说能力的过程；就阅读教学而言，当然是主要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过程，具体体现为对文本写作特点的理解与把握，在这个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至于领会文本的具体内容，不是终极目标。“仅仅关注课文‘说什么’，不是语文课；即使着眼于‘怎么说’，却旨在把握‘说什么’，也不是及格的语文课；只有以课文的言语形式为纲，自觉而明确地指向提高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才是真正的语文课。”“言语形式是语文课立科之本”在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阅读是一个“因文解道，因道悟文”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的培养是“副产品”。

其次，教学目标的设置一定要具体明确。还是以读写听说能力培养的中心环节阅读教学为例，课堂教学的目标一定要设在实处，其原则是“一课（课时）一得（文道各一）”。“文”的设置必须具体，而且能作教学后的评价；而“道”的目标设置可以也只能比较抽象。如只给一个课时教学鲁迅先生的《药》，就可抓住这篇文章的与众不同之处，设置的一对目标是“学习本文双线并行的结构”和“体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群众的愚昧”。前者具体，课后可以用写作文的方式进行评价；后者较为抽象，无法测评。具体教学中，只能以前者为主，在前者达标的基础上，考虑使学生对后者有所体会。事实证明，这样的教学是行之有效的。如果以后者为主，其结果必然是前后都无法达标，语文教学就成了一句空话。

要想借助“工具”渗透“人文”，必须坚持训练，不要怕被扣上“应试教学”的大帽，语文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培养必须通过训练才能完成，这符合量变到质变的哲学原理。练习题的设计必须根据教学目标和自己学生的实际情况，较为明智的做法是，将练习与“阶段验收”结合起来，因为这是落实教学目标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备课时就得考虑教学后评估，评估的方式不拘一格，只要能够测试出学生的“达标”程度即可。当然，这个达标主要是“文”的达标，不是“道”的达标。

总之，必须在语文知识能力的培养训练过程中“兼顾”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这是不容置疑的。也就是说，必须是“文以载道”，而不是“道以载文”。

四、呼唤以知识能力组元的教科书

由于对“新课程”精神理解不透，由于对语文学科“人文性”解读偏差，由于不在语文教学第一线的有关人员的胡点乱拨，一般的语文教师很难体会语文教学必须“文以载道”的教学理念。据我们了解，绝大部分的语文教师手中，只有一套课本，以及围绕课本的教学参考书；所以说，如果能发挥好语文课本的“指挥棒”作用，就有可能使我们的语文教学走上正轨。

目前的语文教科书究竟如何呢？就以通行的“人教版”“苏教版”等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教科书而言，惊人相似地都以“人文”组元。就是说，教科书编撰者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人文”以使学生掌握“工具”，这实在是天方夜谭！事实毕竟胜于雄辩，“新课标”问世已经多年了，这些以人文组元的教材“垄断”市场也已经多年了；但是，我们的初中生的语文水平究竟提高了没有？没有人愿作肯定的回答。

所以，我们呼唤一套以知识能力组元的语文教科书问世。

这套教科书的编写，必须有语文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或对当今语文教学实际深刻了解的有关人员参与，不要听从对当今语文教学实际不甚了了的所谓专家学者的瞎指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编写者编写这一套教材，可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教版”“苏教版”中汲取营养。回顾历史不等于简单的复古，科学实验证实走了弯路再择昔日正确之路，也未尝不是明智的选择。

这套教科书的编写过程，应该是语文知识能力体系的建构过程。语文教师教学的过程，应该是以培养学生语文能力为主的教学过程。语文教材中的知识能力体系肯定不尽完善，但“山寨”的知识能力体系至少使具体教学者有章可循，而不是随心所欲让学生不得要领。更何况“山寨”的知识能力体系可以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逐步丰富、科学和完备。

这套教科书的单元提示，必须以“工具”培养为基本，必须起到“引人入胜”的作用，即真正意义上从“能力培养”的角度将学生导入对“工具”的学习和掌握，使“工具”与“人文”和谐统一。

这套教科书的范文遴选，要从优秀文学作品、名家名篇和经典中解放出来，将符合语文的特性、适合教和适合学放在首位，还可选中学教师、中学生的文章，甚至可以为某一个知识能力点而“定制”文章。当然，其前提是制订科学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系统；否则，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

前进的道路上必然有艰难险阻。但是，走偏了拨正，摔倒了爬起来，只要不讳疾忌医，就有希望到达理想的顶点。为了“语文”，我们只能前进。

（原载2009年7-8合刊《中学语文》，署名欧阳芬、王家伦，

人大复印资料《中学语文教与学（高中读本）》2009年12期转载）

转自：“咱们的语文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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