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体现国家意志，是落实国家事权的重要载体。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这表明，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创新性人才培养提供中国式、高质量的教材体系支撑，就必须深化教材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教材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推进教材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代十年教育变革史中的关键事件。总结新时代十年我国教材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的历史成就和经验，对高位把握教材治理的现代化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
把握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
教材治理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它不仅取决于现实社会发展的条件，更取决于国家对其治理逻辑的根本把握。教材治理逻辑是在教材建设与管理过程中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这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渐进变革和内生性演化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材、中小学教材、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等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这些论断为新时代教材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也逐步形成了为谁治理、治理什么和怎样治理的逻辑主线。
（一）为谁治理：紧扣教材建设国家事权
事权是现代化教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的基础，国家事权就是国家对教材治理的最高统治权。正是通过这种最高统治权，国家才能够将各级各类教材建设聚合在一个整体的制度框架内，以此建立起现代化的教材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明确指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从源头明确了为谁治理的根本问题。
一是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价值定位。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2017年，刘延东在国家教材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把国家教材建设作为战略性基础性工程抓紧抓实抓好”。郑富芝指出，教材建设国家事权是对我国教材建设经验作出的重大创新，是国家在价值判断基础上作出的价值选择及价值定位。可见，新时代教材建设国家事权这一论断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和政治方向，创造性地表明了教材建设事关国家利益，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统筹规划和治理。
二是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基本遵循。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材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一坚持五体现”指明了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为加强新时代教材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因此，新时代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必须紧紧围绕“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目标任务，承担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国家使命，全面推进教材建设的制度化与规范化。
(二)治理什么：抓好中国特色教材体系建设
完善教材体系是落实教材国家事权的重大举措。《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强调，要将“课程教材体系作为教育治理核心内容”。在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战略视野下，党和国家针对新时代教材体系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和新思想。
一是系统推进重大主题进教材。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主题教育进教材工程。田慧生指出，“课程教材加强重大主题教育，是体现国家意志、落实国家事权的必然要求，是培根铸魂、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内在要求，是提高课程教材建设水平的本质要求”。2020年伊始，党和国家出台了重大主题进教材的一系列文件：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构建体现时代特征的劳动教育体系的重要性；2021年8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高度凝练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系统回答了“进什么”“如何进”和“怎么教”的重要理论问题。2021年9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了《“党的领导”相关内容进大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进一步强调教材培养学生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的重要性和全面提升课程教材的铸魂育人功能。此外，教育部还密集印发了《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2020年)》《国防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2021年)》《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2021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2021年)》《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2021年)》等系列主题教育文件。这些文件的出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大主题进教材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是整体设计思想政治课教材。统筹推进思政课教材一体化构建是思政课教材治理的重点。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这为新时代思政课改革指明了方向。2022年，《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建设推进方案》提出，要“建立健全覆盖专科本科研究生各学段、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协同推进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同年8月，《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出台，明确要优化思政课教材体系，及时修订思政课统编教材，持续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建设。总的来看，在“大思政”观的统领下，国家通过对各级各类思政课教材的优化组合，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和多形式的思政课教材育人体系。
三是构建整体的教材体系结构。推进教材体系结构的整体建设是打造中国特色教材体系的重要内容。2014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指出，要“基本建成高校、中小学各学段上下贯通、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科学合理的课程教材体系”。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高等教育教材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总之，新时代教材体系建设突破了微观教材体系的局限，从宏观层面建立起纵向衔接、横向配合、类型齐全的现代性教材体系，教材全面育人和综合育人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如何治理：系统设计教材管理制度体系
新时代十年，教材治理集中体现为教材管理制度的整体转型和教材体制机制的创造性变革。十年来，党和国家遵循教材治理的根本逻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统筹规划教材建设蓝图，深化教材管理的体制机制改革，国家教材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有力地保障了各级各类学校高质量教材的高效供给。
一是全面深化教材管理制度的综合改革。推进教材管理制度的综合改革旨在系统设计教材管理制度的方向和目标、内容和路径，并通过统筹兼顾的办法增强大中小学教材编审选用等各项教材管理制度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同年，《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指出，要统筹专业、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进职业教育学制改革。2016年，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该文件站在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制定了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了新时代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方向。
二是教材管理制度的统筹安排。完善教材管理制度体系是教材治理的重要目标。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将教材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提上了改革日程。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要“健全国家教材制度，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对新时代教材管理制度现代化的战略愿景进行了系统勾画。同年，《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 (2019—2022年)》明确了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建设目标、各级各类学校教材建设的重点任务。它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总的来看，新时代国家系统谋划了教材管理制度现代化的总体框架，并将教材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教材建设的根本动力，形成了聚力教材管理制度改革的新格局。
二
创新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教材治理现代化的要旨在于以现代治理理念重构公共权力，实现教材治理的范式转换。其核心内容则是教材治理体系的自我再造，打造现代教材管理体系，为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创造条件。要将教材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教材治理的效能优势，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材治理目标，就必须创新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因此，新时代十年，尤其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努力探索教材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可能路径。这是高质量教材治理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
(一)统筹管理，强化国家教材工作体系
新时代教材治理不仅注重从自身的逻辑出发，还注重从国家建设的大格局出发，以此创造出教材治理改革的新空间。在教育综合改革的背景下，教材管理呈现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零碎走向整合的新特征。
一是加强国家顶层设计，构建“四位一体”的教材工作体系。2014年，教育部将国家教材小组更名为教育部课程教材工作领导小组，承担“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课程教材建设的领导决策”等职能。2017年，国家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和教育部教材局。其中，国家教材委员会主要负责“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教材局主要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拟订全国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制定完善教材建设基本制度规范”。2018年，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为党和国家推进教材建设提供了更为专业的学术支撑。在此基础上，国家层面初步构建起集决策、执行、研究、咨询“四位一体”的教材工作体系。
二是推进三科统编教材建设，形成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统编教材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国家意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2012年开始，教育部从全国调集一百多位优秀专业人才，组建了强有力、专业化的中小学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编审队伍。义务教育阶段三科统编教材已经于2017年秋季开学投入使用，2019年秋季开学实现了所有年级“全覆盖”；普通高中三科统编教材在2019年秋季投入使用，目前已覆盖26个省份。整体上，三科统编教材的投入与使用，将立德树人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格局。
三是推进“马工程”教材建设，形成立体化的思政教材体系。“马工程”重点教材建设是一项基础工程、筑魂工程、追梦工程、政治工程。2017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指出，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审和使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重点支持培养计划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2019年，《“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优行动”工作方案》指出，要加强思政课立体化教材体系建设，分课程编写教学辅助材料，编写与统编教材相配套的教师参考书、疑难问题解析、教学案例解析、学生辅学读本等教学用书，编发高校思政课教学活页。2022年，教育部印发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重点教材建设推进方案》强调，要适应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需要，完善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课程教材结构，健全教材体系。基于“马工程”教材建设的重大育人价值，国家不仅在微观层面上完善了其具体教材的各种教学辅助材料、教师参考书、学生辅学读本等配套体系，还在宏观层面上推进了“马工程”各学科专业课程教材结构体系的整体建设。
(二)分类管理，细化国家教材制度体系
分类管理是根据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专业、不同类型教材的特点，实行差异化管理并分别加以指导，从而保障教材建设的针对性、具体性和规范性。新时代，国家根据不同类型教材管理的特点，分类制定了长短期结合、统分结合的教材建设规划。
一是集权与分权相统一，构建全方位的教材制度体系。教材管理规划是指系统设计教材管理的各个层面，整合利用各种资源，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注重教材改革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适应新时期教材建设的整体要求。2016年，教育部印发的《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年)》指出，要优先在教材管理领域，制定或者修订综合性规章。2019年，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明确教材编写、修订、审核、出版发行、选用使用等各环节管理要求，从国家层面搭建教材建设的“四梁八柱”，形成了完整的教材制度体系。
二是部分与整体相统一，构建全过程的教材环节体系。教材编写、审定、选用等管理环节的规范化，有助于确保教材治理的高质量。新时代教材管理制度在“编审选用”等环节进行了积极的创新。首先，强调要把好教材编写关。严格各级各类教材编写要求、人员条件等，提高教材编写人员的资质门槛，突出思想政治素质和学术专业水平要求，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等。其次，强调要把好教材审核关。坚持教材“凡编必审”，健全审核机构，建强审核队伍，严格审核标准和程序，规范“谁来审、怎么审”的问题。同时，建立教材政治审核、专业审核、综合审核、专题审核、对比审核的“五审制度”，多方位对教材进行全面审核。最后，强调要把好选用使用关。坚持教材“凡选必审”，明确教材选用主体、选用原则、选用程序，规范“谁来选、怎么选”的问题，确保进入课堂的教材都经过严格的选用审核。
总体上，大中小学教材管理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基本形成了全面覆盖各级各类教材的管理制度体系。而现代教材制度体系的形成、确立和稳固，正是教材治理现代化最突出的表现，是新时代教材治理现代化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三)整合管理，深化国家教材保障体系
教材管理体制机制的高效顺畅运行有赖于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基础保障。新时代十年，国家加大对教材建设与管理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投入，充分彰显了党对国家教材保障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从而为新时代有序推进教材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一是加大教材建设与管理经费的有效投入，强化常态化的保障机制。2012年，《教育部关于印发第一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书目的通知》规定，要“加强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激励高水平教师积极参加教材建设”。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全面实施城乡义务教育教科书免费提供和做好部分免费教科书循环使用工作的意见》指出，要给全国城市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国家课程的教科书。2018年，《教育课程教材改革与质量标准工作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提出，要规范课程教材改革与质量标准工作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总体上，我国常态化的教材建设经费保障机制已经建立，特别是中央财政设立教材建设专项资金，为重点支持统编教材建设、紧缺教材建设和教材基础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二是加快教材建设与管理基础研究，提升教材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搭建教材研究平台，为新时代教材建设提供研究支持，是完善教材治理保障体系的重点举措。2019年，教育部《关于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认定结果的通知》指出，要加强与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沟通，争取对本地教材建设提供专业支持。总的来看，教育部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启动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遴选符合条件的高等学校、教科研院所等机构，打造服务教材建设的专业智库，为新时代教材建设与管理基础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是加强教材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教材治理的信息化水平。为推进教材管理信息化建设，国家逐步建立了全方位、全环节、全过程的信息化教材管理系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16年工作要点》指出，要“建设教材出版、选用公共信息服务体系”。2019年，《关于组织开展“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设工作的通知》指出：“建设具备教材信息汇聚、发布、更新、服务、评价等功能，权威、规范、公开的职业教育教材管理信息服务平台。”同时，也要完善教材编写审核专家管理、教材网上审核、教材基础数据管理系统，抓紧推进课程实施管理、教材选用管理、教材质量监测和教材信息服务等系统建设。总之，推进教材治理信息化平台建设，为党和政府进行教材决策和宏观调控，以及教材编写、审查、出版、选用、监督等制度的落实提供了高标准技术支撑。
三
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未来走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教材体系是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和构成，推进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形成的应有之义。因此，要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教材体系必须有现代化的教材制度体系作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面向二〇三五年党和国家制定的远景目标，必须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指南，在全面总结新时代教材治理体系建设重大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锚定和展望我国高水平、现代化教材治理的新理路与方向，不断提升国家教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一)以更新观念为先导，构建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善治格局
推进教材治理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首先要确立好立场和站位问题，其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只有当教材治理现代化具备治理现代化的共同本质时，现代化的教材治理才可能真正产生。“善治”经常被看作衡量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和目标取向，在“善治”观点下，常常把教材治理现代化看作是一种达成和服务某种良好目标的模式。因此，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是构建教材治理现代化善治格局的重要目标。
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找准教材治理的新方位。从新时代教材建设全局来看，明确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其首要任务。而理解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思想的本质含义，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各项教材治理内容和环节中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也是教材工作的指导思想。因此，推进教材治理现代化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党的指导思想贯穿教材治理工作的全过程、全领域、全链条，让教材治理领域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
其次，以立德树人为统领，凝聚教材治理目标。教材管理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其中任何教材治理行动都应以完善立德树人机制为目标。而要使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得到落实，形成共同育人格局，就必须转变教材治理发展理念，立足教材治理的育人育才本质。对此，教材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内容就是要围绕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史国史、理想信念等内容，全面贯穿教材治理的规划、编写、审核、出版、使用等各环节，落实到研究、实验、管理、保障等各方面中，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教材管理体系。
最后，坚持制度自信，构建中国特色教材治理体系。能否坚定教材制度自信，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教材治理现代化能否行稳致远，直接关系到教育强国战略目标能否最终实现。党和国家对现代教材治理体系的构建，其目标是将现代制度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的全面发展以及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内在诉求相统一，并赋予中国教材治理现代化的独特内涵。因此，推进我国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深度发展，必须充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党的宗旨，自觉把握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本质，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一流教材体系提供制度支撑。
(二)以规范制度为支撑，构建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共治格局
教材管理制度作为一项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制度结构，涉及教材管理系统内部和外部的诸多因素和环节，涉及教材管理的统一要求和对不同地区教材管理的分类指导，涉及行政管理、专业指导和后勤保障等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可以说，推进教材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教材管理领域的攻坚工程。这对传统的教材管理而言无疑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需要彻底完成传统教材管理制度向现代性教材管理制度的转变，从而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教材共治格局。
一是明确各级教材管理机构的职责，建立多元主体协同的教材管理体系。国家是教材治理体系的构建者、教材建设的保障者、教材编审标准的制定者以及教材质量的监管者。因此，国家在推进教材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重视授权与分权的必要性，也要深刻认识到国家管控与指导的重要性。国家通过宏观教材管理政策，为多元主体之间的联动提供共同的行动目标和准则，以建立一个既能加强国家统一领导作用，又能调动其他多元主体积极性的宏观教材治理体系。为此，教材管理制度建设，一方面要强化国家层面的统筹指导，明确国家行政权力行使的目标与指向，全面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突出国家教材管理的宏观调控职责；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地方、学校、家长和社会共同参与教材治理，并将教育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和行为统一到新时代教材治理目标上来，从而形成教材治理的合力。
二是织密教材制度网络，建立系统完备的教材制度体系。合理的教材体制机制以及完善的教材法律法规构成了教材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教材管理包括编制、审查、出版和选用等多个环节，仅仅停留在建立和完善编、审、选、用等相互独立、缺少配合的规章制度上是不够的。教材管理各环节制度之间只有紧密关联、相互贯通，才能发挥制度的整体优势和效能。因此，推进教材治理现代化，必须统筹规划教材管理制度，多点突破、纵深推进，把教材编写、审查、出版、选用、评价等各环节制度建设作为一个完整链条来把握，增强教材管理工作的全过程性。
三是以优化管理队伍和组建研究团队为支点，建立高质量的教材保障体系。优化教材管理队伍是教材管理制度得以落地的人力保证。教材治理现代化需要专业化的人力资源的支撑，因此，国家要加强对教材编写、设计、印刷、营销、督导等专门人才的培养，把形成结构合理、专业化水平高、富有管理经验的教材管理队伍作为教材建设保障体系的重要目标。同时，加强教材研究，探索教材管理规律。从教材管理制度制定的依据、标准，到管理制度的内涵、效能，无不需要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倘若不依托教材研究的支撑，就无法深入下去。当前，从国家教材治理大战略、大格局出发，研制出与教材体系相配套的教材管理制度体系是新时代教材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因此，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材研究团队，在学理上回应党和国家的重大需求，无疑是教材队伍建设的理性选择和现实需求。
(三)以创新机制为手段，构建教材治理现代化的精治格局
教材治理是一门艺术，需要治理者的智慧，需要治理者的意志和领导才能。而这些智慧和才能的提升，离不开教材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教材治理能力是国家通过教材制度构建打造出强有力的结构体系，并据此对教材建设活动输出其治理举措、达成治理目标的行动力。教材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如何将教材制度优势转化为教材治理效能。而转化的关键点就在于教材治理者对教材治理体系运用的水平。因此，只有充分重视教材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保证教材工作实起来、活起来。这也是教材治理现代化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根本所在。
一是完善教材管理的宏观调控机制，强化国家教材治理的掌控能力。一般来说，调控是指根据事物发展的必要性和系统运行的状态，采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对系统进行干预，使之走向有序运行的过程。因此，教材治理有必要强化宏观调控机制，进而保持教材调控的伸缩性、灵活性、适应性，促使教材管理手段和方式能够与时俱进，能更好地适应当前教材管理工作的复杂变化，以保障教材建设各项工作能够高效有序地运行。
二是健全教材管理的法律机制，强化国家教材依法治理的能力。法律能够创造普遍的教材治理秩序。因为法律已经不再被看作单纯解决纠纷的手段，而逐步被公民甚至法学家视为可用于创造新型社会的工具。实践表明，只有健全教材治理法律机制，才能构筑起永葆生机、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教材治理体系。因此，健全教材治理法律机制要从制度和法律上重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成为以制度体系和法律手段调控和维系的正常关系。同时，还要明确教材编写、审定、出版、发行、供应、选用、评价等各环节利益相关者的法律责任，从而保障教材治理有法可依，依法而为。
三是创新教材治理监测机制，强化国家教材治理的督评能力。中央关于教材建设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各种教材规划、管理制度，执行得好不好，落实得怎么样，需要以各级政府的督导评估为手段。开展督导评估是促进教材建设依法管理、科学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教材建设秩序，营造良好环境，矫枉纠偏、鼓励先进、惩戒问责的有力手段。我国正处于教育改革的深化期，必须重视教材监测制度的建设，全面提升教材质量，精准落实党和国家的教材事权。一方面，要建立各级教材监测机构，压实主体责任。国家教材质量监测机构负责开展教材监测的顶层设计，布置教材监测任务，指导地方教材监测工作；地方和学校教材监测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教材具体监测工作，并反馈教材监测结果。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教材质量监测制度。国家应制定科学的教材质量监测目标、标准和制度，对各级各类教材监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教材监测的内容、监测的方式方法、监测结果的利用，以及教材监测机制等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保证教材监测的规范性、实效性，为教材监测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陈淑清系长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本文选自《课程·教材·教法》2023年第1期第20—28页，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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