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江苏泰州参加家乡为父亲梅兰芳先生诞辰100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的途中，梅绍武、屠珍夫妇应邀在南京为他俩合译、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外国小说名作《重返呼啸山庄》签名售书。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里（因为要赶火车），排队等候签名的男女老少络绎不绝。他俩手上的笔一刻也未停过，连续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两百多遍。
《重返呼啸山庄》是19世纪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经典名著《呼啸山庄》的续集。外国文学名著的续集一般都是为满足大众读者渴望更全面地了解名著中主人公生活经历的要求而作的。续集的这种写作目的和读者对象决定了其通俗性质。译惯纯文学作品的梅绍武先生及屠珍女士在接受《重返呼啸山庄》的翻译任务时，以为要干的是件轻松的活儿，可以趁此放松一下一直绷紧的神经了。其实不然。此书作者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英文系教授林·海尔-萨金特，她在写探讨《呼啸山庄》的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受到启发，因而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用两年时间写出了这部名著的续集。在续集中，她用丰富的想象填补了《呼啸山庄》中主人公希刺克厉夫出走那三年的空白，巧妙地把《呼啸山庄》和《简爱》的故事糅合在一起，文字艰深，典故很多，原著不易读懂。为了译好这部续集，他们还专门研读了勃朗特三姐妹的作品。屠女士译初稿用了4个多月，梅先生校订又花了3个月（梅先生因为赶写其父的15集传记电视剧本而未能更早地交出译稿，心里很不过意）。他们认为，此书的写作手法不同于一般的通俗文学作品，品位较高，堪与优秀纯文学作品媲美，是近年来国际文坛外国文学名著续集热中的一部深得原作韵味、令人荡气回肠的杰作。
梅绍武先生当初学外语、继而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研究工作，最先是深受其父影响的。梅兰芳先生二三十年代赴日、俄等国访问演出，访问了欧美各大名城，期间通过翻译进行交流深感不便。梅先生到40岁时，请了位英国太太教自己学英语，交给她5000英镑的巨资，从英国订购了大批文学、戏剧、美术等领域的名著，其中包括莎士比亚、毛姆、萧伯纳、莫里哀等大家的全集。梅绍武从小看到客厅里陈列着那么多装帧精美的外国书，老在想那里面的内容一定很有趣，要是能学好外语看懂这些书该多好。1946年他在上海中学毕业。时值八年抗战胜利不久，男孩都不考外文系，结果他考上了浙江的之江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因为对专业不感兴趣，他念了一年后重新去考大学。在他父亲的好朋友、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热情建议下，他报考并进入了燕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屠珍也在该系学习。她自幼在天津外国人办的学校上学，进燕京大学时英语已具有较高水平。校方让她免学一、二、三年级的英语课程，直接上四年级，一年后又让她转学法语。最后她是在法语专业毕业的。
梅绍武毕业后分到北京图书馆国际交换组，屠珍则进了外贸部门，两个年轻人在文学翻译上跃跃欲试，可出版社不可能让他们这两个无名小卒译名著。他们就找冷门为突破口，最初从法语转译阿尔巴尼亚和非洲文学，从英语转译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他们译的阿尔及利亚国歌曾在《人民日报》上刊出，这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屠珍1962年转入外贸学院从事教学工作，如今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已带出不少硕士研究生。梅绍武从1978年起始译美国文学名著，1982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梅先生屠女士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中既经常合作，又各有侧重。近年来，他们的合作方式类似于萧乾、文洁若夫妇合译《尤利西斯》（梅先生连连称赞萧文二老合译的《尤利西斯》为成功之作）。屠女士译初稿，梅先生校订后定稿，在翻译过程中互相切磋，集中两个人的智慧。
梅先生反复强调，外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必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一个外国作家，只有亲自翻译其作品，才能真正领会其风格与特征；翻译一部文学作品，只有系统地了解研究其作者及作品后，译品才会成功。
梅先生是我国最早介绍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及其作品的人之一。60年代初，当密勒在中国还鲜为人知时，梅先生就译介了他的剧本《炼狱》。80年代初，密勒访问上海，我国艺坛名家黄佐临先生经密勒自荐后，排演了据梅先生当年翻译的《炼狱》改编而成的《萨勒姆的女巫》。这是在中国公演的第一个密勒的剧作。梅先生后来还编了厚厚一本密勒剧作集，密勒很高兴地为此集写序，且不要稿酬。梅先生对至今国内报刊仍把梦露的死因（甚至还说梦露仍在什么地方活着）炒个不停的现象颇为不解，因为数年前，他就已从密勒的长篇自转中摘译了10万字发表于《世界文学》，身为梦露前夫，至今仍对梦露怀有深情的密勒从中冷静地道出了梦露的死因：长期过量服用安眠药。
美国唯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是梅先生近年的译介重点之一。他和屠女士为三联书店的美国文库翻译奥尼尔作品集。其中有个长达25万字的剧本《更庄严的大厦》，是奥尼尔雄心勃勃的11个剧本的连续剧（此创作计划未完成）中的一部未完成稿，描写物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人们精神上的空虚。有人以为剧本容易译，因为大部分是对话。可梅先生说，对话要译好，必须顾及到每个说话者的素质、身份、口吻等多种因素，更需绞尽脑汁去揣摩。在译这个剧本时，他挑出了原版书中的许多错误。据此，梅先生提醒人们，别迷信外国人的印刷。有时你拿一个单词查遍手头具备的所有词典都查不到。其实，那很可能是人家一个小小的印刷错误，你根本用不着那么枉费心机。
生于俄罗斯、后移居欧美的弗迪米尔·纳博科夫是梅先生颇为赞赏的一位作家（梅先生对自己选定的译介对象似乎都有一往情深之感）。他翻译了研究纳博科夫的入门书、喜剧小说《普宁》。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俄国流亡者普宁教授这个情趣横溢却令人悲伤的人物形象。梅先生译完《普宁》后，曾赴美一年，专门研究纳博科夫，成为由纳博科夫的儿子主持的美国纳博科夫学会会员。纳博科夫在推出使他成名也使他声名狼藉的曾被列为淫书的小说《洛丽塔》后，为证明自己是严肃文学作家，针对当时文坛盛行的小说形式已用完的说法，创作了一部构思新颖的实验小说《微暗的火》。它以一个诗人写的999行诗为骨架，配有前言、诠释性的脚注和一个俄国流亡国王穿凿附会地把诗中内容往自己身上扯的索引。读者只有前后上下对照着脚注索引，才能看懂那富有深奥哲理的999行诗，而在对照阅读的过程中，读者脑里便形成一部小说。梅先生认为中国作家和读者有必要了解这部独特的小说形式，便译介了其中的一部分。有的读者看了不过瘾。梅先生说原作太难，太深奥，得慢慢来，否则会对不起原作的。
目前众多出版社及译界高手都投身于外国文学名著重译的热潮。针对这一现象，梅先生指出，什么事都别过火。适当地推出名著的优秀的重译本，于翻译事业本身，于读者都有益。但十几位译界高手同时分别去重译一部名著（如《红与黑》）；实在没必要。而且，目前我国出版、翻译力量都有限，应该把力使在刀口上，应该译介更多尚未介绍到国内来的优秀古典、当代外国文学名作。他一直很看重19世纪英国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这位作家写有40多本书，其中30多部是小说。他描写19世纪中期的英国社会颇有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气魄。本世纪30年代后，英美文坛逐渐肯定其作品的价值。80年代初，梅先生借英美掀起特罗洛普热之机，撰写长文，带头在国内介绍这位作家，可惜未引起人们重视。而他去英美等国，当外国同行得知他在研究译介特罗洛普时，都遇知音般地高兴地说：“哦，我们也喜欢特罗洛普。”两年前，一部《安东尼·特罗洛普》传记获得了英美两国的多项图书奖。梅先生编译过特罗洛普中短篇小说集，正在译长篇小说《当今世风》（The Way We Live Now）。这一书名的翻译中梅先生的翻译特色便可见一斑。梅先生说，等退休后，他将专门搞特罗洛普。目前他老觉得时间不够用。其实，68（虚）岁的梅先生早已过了正常的退休年龄。只是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有关方面目前还不让他退休。如今他仍是美国研究所的研究员，译介英国作家特罗洛普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
屠珍女士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及与梅先生合作外，重点译介一批美国南方女作家、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及法国荒诞派剧作家尤内斯库等作家的作品。
梅先生对文学翻译持十分严谨的态度。他认为，目前国内文学翻译的总体水平比解放前进步多了。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比较适合于文学翻译。要把原作的内容理解深、理解透，真正在译者脑子里消化了，再用规范化的汉语表达出来。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本身读上去必须像文学作品，如果不像，那就等于给原作及其作者抹黑，因为原作是文学作品甚至文学名作，读起来不可能不像文学作品。他在翻译过程中不太用翻译理论，他认为，文学翻译主要靠实践，理论多了，弄不好反而约束多了。把另一种语言中的语法系统照搬到汉语里来没必要。他反对按原作的形式硬译死译。他强调，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别像论文，别像社会科学著作。他在翻译时常常打乱原作中的句子结构，老在颠来倒去的，非弄合适了不可。翻译不一定比创作容易，知识面很广，译什么就得知道什么。作家对自己不懂的可以躲开，译者却无法回避。“翻译太难了，我已搞了40年的翻译，如今还在学，还在琢磨。”他虽已年近古稀，但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仍然孜孜不倦，“每天不爬点格子就坐不定，只有爬点格子才有意思。”
也许是从小至今一直与书打交道的缘故，许多常人司空见惯的现象，梅先生却颇为不解；许多他认为应该的事，却未成为现实，这也让他疑惑。其实，常人一看就明白，这老头子是书生气太重了。这种书生气在当今商品气息愈来愈浓的社会里是愈来愈少见了，但也愈来愈珍贵了，愈来愈可爱了。
编者注：本文原刊《译林》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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