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条件下，每个人必须劳动是一种社会共识，但这种均质的社会一般性劳动在残疾人群体中面临着困境，尤其是在女性残疾人这里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本文通过深入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研究专门提供残疾人劳动机会和场地的特殊工场中，女性残疾人的生产劳动样态。如果按网上流传的说法“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那么可以说“残疾人特殊工场是这个社会的良心”了！
作者：颜芝盈
来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2期
原标题：庇护工场下的劳动共同体：谈南方身心障碍女性劳动者
摘要
当资本主义社会排除残障人士的身体和心智，且残障人士无法依赖福利补助时，残疾人特殊工场成了异质的劳动空间。本文以障碍、性别、阶级的交织观点，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探究残疾女性、她们的主要照顾者、这类特殊工厂经营者的劳动身影。本文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一、残疾女性在健常主义与父权体制下，面临教育资源的性别差异、残疾人特殊工场的性别配置、交通服务的区域与障碍差异、情欲的去性化等社会处境，以致加剧了残疾女性在性别和贫穷的弱势位置。二、残疾女性在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时，面临交织障碍类别、障碍状态的差异。在此交织情境下，主要照顾者必须提供（再）生产的劳动。此外，残疾女性在残疾人特殊工场习得有酬或无酬的工作技能，也会回归到私领域家庭中，展现再生产劳动的能动性。
关键词
残疾人特殊工场、劳动共同体、
残疾女性、劳动者
前言
本文的核心关怀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残疾女性在G省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劳动处境。《残疾人权益保障法》于2007年修法至今，政策制定的逻辑为资本主义的思维，以致残疾人特殊工场在市场机制中需自负盈亏。残疾人特殊工场为了要可持续经营，衍生有职业辅导评量的筛选过程对中重度残障人士不利、庇护性就业者的劳动条件降低、家庭照顾等问题（陈美伦，2008；黄颖雯，2010；周怡君，2012；蔡幸媚，2012）。前行研究探讨政策对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影响，较少探讨残疾人特殊工场成立背后的多重意义与多重关系，以及鲜少从性别或阶级的观点，探讨庇护性就业者的社会处境与劳动经验。
因此，本文的问题意识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交织健常主义与父权体制的情境下，残疾女性在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劳动处境为何？为了响应问题意识，首先，将探讨工作的意识形态如何被产生？以致每一个人都要工作。其次，残障人士的身体和心智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期待，且残障人士、家庭无法依赖市场化的福利制度，残障人士如何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工作？再来，当残障人士进入残疾人特殊工场，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工作该如何开展？最后，残疾女性劳动者会面临哪些社会处境？以及在此社会处境下，残疾女性劳动者会展现哪些能动性？
本文上述提问，一开始将探讨工作的意识形态窄化为每个人都要进入有酬的劳动市场，间接促使身体和心智被区分为可劳动的身心与依赖福利的身心。但G省的福利制度，建立在资产调查残障人士、家庭的分配方式，以致不够残、不够贫的残障人士，被迫加入资本主义的机制，残疾人特殊工场成为异质的劳动空间。
再来，残疾人特殊工场在《残疾人权益保障法》修法之后，思考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定位，以致残疾人特殊工场从提供的对象是中重度以上的残疾人为主，转为提供给轻度以上的残疾人，才能符合市场期待有效率、效能的身体或心智。但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工作具有多重的劳动关系，需要从劳动共同体的概念将工作重新再定义。
最后，在健常主义与父权体制下的残疾女性劳动者，本文发现以下两点：第一点，残疾女性面临教育资源的性别差异、残疾人特殊工场的性别配置、交通服务的区域与障碍差异、情欲去性化等不同社会处境，加剧了残疾女性在性、别和贫穷的弱势位置。第二点，残疾女性在公领域的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时，面临交织障碍类别、障碍状态的差异。在此交织情境下，主要照顾者必须提供（再）生产的劳动。此外，残疾女性在残疾人特殊工场习得有酬、无酬的工作技能，也会回归到私领域家庭中，展现再生产劳动的能动性。因此，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工作无法以公、私领域来划分，残疾女性与主要照顾者为一种劳动共同体的概念。
文献探讨
一、异质的劳动空间：资本主义社会排除的残障人士
二十世纪末期，G省在市场化和自由开放的政策底下，以廉价的劳动力吸引跨国企业来设厂，工作场域渐渐被区分为公领域的市场劳动、私领域的家务劳动，前者有酬、后者无酬。当工作以有酬、无酬来区分一个人的劳动价值时，吴秀照、陈美智（2013）提到，资本主义让工作从原本具有多元的意义，渐渐窄化为有酬的工作。同时，生产能力与效率成为区分劳动价值与薪资高低的标准。对于不符合劳动市场价值的人，像残障人士、高龄者、孕妇，在就业市场中容易被排挤，导致失业、低度就业，或是成为次级劳动市场的受雇者。工作的意识形态窄化为每个人都要进入有酬的劳动市场，也是衡量一个人在社会的价值与标准。资本主义社会能够顺利地运转，需要仰赖受雇者的身体来生产产品、消费产品。Young（1990）提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强调个人可以自由的选择工作。但雇主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会剥削受雇者最大的劳动力来生产产品。同时，受雇者领到薪水后再到市场中购买产品，以致受雇者成为被剥削的一群。但受雇者的身体并非是同质化的经验，Connell（2011b）提到，资本主义强调效率、产能的市场机制，对于劳动价值的标准为健康的身体。身体不再是中性的，而是被区分为可产生利润的劳动者与不能产生利润的残障人士，以致身体被区分为可劳动的身体与接受福利的身体。
当残障人士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作，转移到福利系统寻求救助时，却面临工作与福利二选一的矛盾处境。G省福利分配的方式建立在工作及需求的逻辑来规划政策。当政府未提供积极性的措施来保障残障人士就业的机会，残障人士失业了，转移到福利系统寻求救助时，残障人士需要经过严苛的资产调查，符合够残、够贫的资格才能取得福利救助。同时，残障人士的经济补助金不能超过工作所得，以致残障人士陷入经济独立与福利依赖的矛盾情境，加剧了残障人士陷入贫穷与障碍的循环（王玉如、王国羽，2019）。除此之外，残障人士的福利措施是依据家庭的总收入及财产来给予补助费用，譬如生活补助费、居家照顾费用补助等。因此，残障人士取得福利措施需要够残外，残障人士及家庭须达到够贫的资格。残障人士在上述情境下需要在工作和福利中抉择。然而，矛盾的是，一方面残障人士的身体和心智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标准时，残障人士便需要长期就业的支持系统。另一面，不够残、不够贫的残障人士却被排除在福利体制外，因而须要进入有酬的劳动空间。因此，一旦残障人士不够残，或是残障人士及家庭不够贫，残障人士需要投入有酬的工作来维持个人或家庭的生计。便呈现残障人士要工作的生存需求与意识型态。可以看出，残障人士的身体和心智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期待，社会制度转而以庇护性就业服务推动下的残疾人特殊工场，成了符合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与庇护性福利双重面向下的异质劳动空间。
二、劳动共同体：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多重关系
《残疾人权益保障法》于2007年修法前，残疾人特殊工场本来隶属于社政、劳政、卫政等不同管辖的单位，兼具教育、社福、就业、转衔等多重的功能。但陈博（2011）提到，由于残疾人特殊工场隶属于不同的主管机关，导致名称、功能和服务的内容容易产生混淆，间接开启政府单位与民间团体的讨论，讨论的内容包括残疾人特殊工场未能提供残疾人合理的报酬、机构期待劳政单位扩大补助残疾人特殊工场的资源、家长期待劳政单位扩大办理无须收费的残疾人特殊工场、社会大众开始关注残疾人未达基本薪资。因此，《残疾人权益保障法》修法后，残疾人特殊工场隶属于劳政主管机关，将残疾人特殊工场与残疾人间定位在劳雇关系，且庇护性就业的残障人士，得以依产能来核薪，不受基本工资的限制。《残疾人权益保障法》修法的目的，是保障残疾人的劳动力免于被剥削。但政策的制定是以新自由主义逻辑，采低度国家介入、福利市场化、就业导向的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周怡君，2012）。原本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功能，并非以就业为目的，而是兼具教育、福利、转衔等多重服务的功能。此功能设立的目的，为提供残障人士暂时性的就业庇护措施，以及协助残障人士到竞争性的职场工作。但政策修法后，将残疾人特殊工场以市场化的方式定位，间接衍生政府、残疾人特殊工场、残疾人、家庭间，有以下三点矛盾关系：
第一点，政策将残疾人特殊工场的权责划分为单一目的，看似保障残疾人的劳动权益，却忽略了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多元性功能与残疾人、家庭的需求。政策制定背后的逻辑为低度国家介入、高度市场化，将残疾人的就业安置议题，转由残疾人特殊工场与残疾人、家庭自行承担（周怡君，2012）。
第二点，残疾人特殊工场有两个双重矛盾的面向，一面在社会福利价值中追求公平正义，以修法来保障庇护性就业者的劳动权益，另一面在市场经济逻辑中追求经济效益，以科学管理技术来经营残疾人特殊工场。政策的修订未保障庇护性就业者的劳动权益，反而是将人的身体打造成市场所需的劳动力，降低了庇护性就业者的劳动条件（陈美伦，2008）。
第三点，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功能从福利转变为需自行负担盈亏，间接促使残障人士从兼具学习者、劳动者的角色，转为单一劳动者的角色。当残疾人特殊工场与残障人士的关系以劳雇的角色定位时，残疾人特殊工场为了减少人事成本、可持续经营，从过去以有就业意愿、就业能力不足的中、重度残障人士为主，转为以轻、中度残障人士为主（黄颖雯，2010）。残障人士的身体在残疾人特殊工场内，再一次被区分劳动价值，以符合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此外，当政策以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来思考庇护性就业的残障人士，将工作窄化为有酬的就业，反而会忽略工作带给残障人士其他面向的附加价值。在《记‧残疾人就业之10年光景》一书中，政府单位、经营者、就辅员、家长等运作残疾人特殊工场的经验，皆分享残障人士的就业不只是薪资所得，尚包括心理价值、社会资本和社会参与的意义。同时，就业对残障人士与家庭的生计、自我实现、支持系统有重要的影响（徐月美、徐玉雪、江明志，2008）。可见，残疾人特殊工场与残障人士之间具有雇主、员工、老师、学生、家长、小孩等多重关系，就业不再只是有酬的工作，而是包含无酬的工作。Glucksmann（1995）提出TSOL（Total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abour）一词，主张工作的定义需要植基在历史情境，并以性别的视野将工作的定义再概念化。譬如英国在大量生产的历史背景下，家务和有薪的公、私划分，加剧了性别不平等的分工。但家务和有薪的工作是相互影响的劳动关系，为一种劳动共同体的概念。以此观点来看G省的残疾人特殊工场，前行研究探讨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劳动处境时，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机制下的残疾人特殊工场，无法以竞争性职场强调独立、自主的生产逻辑来定位，也难以从单一的劳雇关系来探究庇护性就业者的劳动处境。在此情境下，庇护性就业服务的支持者与残障人士，具有相互依赖的多元关系。可见，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工作需要重新再定义，残障人士就业的概念需要涵盖有酬、无酬的工作。但过往相关的文献，鲜少从障碍、性别和阶级的视角来谈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劳动议题。因此，本文将以劳动共同体的概念来探讨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劳动身影，以及残障人士劳动的处境与经验。
三、性别、障碍、阶级：健常主义与父权体制下的女性障碍劳动者
健常能力偏见（ableism）是一种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歧视或偏见，因主流社会认为身心功能健全才是正常的。健常能力偏见的社会，常常将残障人士视为无能的、无声的、无法独立自主的，以致社会制度排除了残障人士参与社会的机会。甚至，在工作或教育的体制，皆可以看到对残障人士不合理的资格限制（张恒豪，2009）。因此，在健常主义下，残障人士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被边缘化，转为求助福利系统，却面临工作与福利二选一的矛盾处境。同时，残障人士得以获得救助的资格，需要审查残障人士、家庭的总收入。
残障人士的薪资具有障碍类别交织性别的差异，且相同的障碍类别也会有性别的差异。邱大昕（2012）提到，女性残障人士在参与职训比、就业率和平均薪资，皆低于非障碍男、女性和男性残障人士。由于女性在传统的社会被期待成为照顾的提供者，但女性残障人士因为障碍身分，被视为需要接受照顾的人，使得女性残障人士被预设为无法扮演社会期待的女性角色，像母亲、配偶。男性残障人士符合原先社会期待男性需要被照顾的角色。由于照顾与被照顾角色的不同，对于男女性角色的期待也不同，不仅会影响教育程度，进而局限残疾女性在就业的意愿或选择。王玉如、王国羽（2019）也提到，残疾女性在教育程度、参与职训比、就业率和平均薪资，皆低于非障碍男、女性和男性障碍者，再加上残障人士仅能在政府的补助金和工作所得二择一，加剧了残疾女性陷入贫穷的处境。此外，女性障碍劳动者得以工作，需要考虑到如何到工作的场所。曹爱兰（2012）提到，残疾人在往返工作和居家的过程中，需要移动的支持系统。但小区服务的交通系统呈现城乡的差距，多在都市中心、未普及化，使得残疾人在移动的过程中，需要大众运输工具或家长接送。即使有便捷的交通服务或设施，残疾女性和主要照顾者倾向不敢使用，宁愿待在家中避免受害。如此一来，残疾女性相较男性残疾人在交通服务的使用率低，间接影响女性残障人士参与社会或就业的机会上述残疾女性在社会结构劳动的弱势处境，本文认为仍需要看见残疾女性在劳动处境中的能动性。Barker认为能动性（agency）的行动特性，需要看到一个人在特定历史及文化中的主体位置。同时，一个人在社会结构下展现的能动性，需要看到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拥有不同程度的资源（Barker,2002；2004）。因此，本文所提的能动性，指的是在健常主义与父权体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看见残疾女性交织性别、障碍、阶级的主体位置，以及残疾女性在残疾人特殊工场劳动时，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或机会下，展现不同程度的能动性。
综上所述，当无产阶级的残疾女性进入有酬的劳动市场，健常主义与父权体制交织下的残疾女性劳动者，居于性、别、障碍、阶级的多重弱势位置。残疾女性因女性角色，在父权体制的社会中居于弱势，包括职业的性别配置、教育资源的分配、性的骚扰、侵害、暴力。同时，残疾女性因障碍因素，在父权体制的社会被认为无法提供照顾、无生育能力、无女性特征。但过往相关文献在探讨残疾女性的障碍状态是同质的、单一的，未看到障碍状态对残障人士的影响。因此，本文在探讨残疾人特殊工场劳动的残疾女性，将交织障碍状态的差异，才能看见残疾人特殊工场与残疾女性之间的多重关系，以及女性残障人士在劳动处境中，展现不同程度的能动性。
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场域为G省南部地区设立的残疾人特殊工场为主，残疾人特殊工场需要接受市场机制的考验，并作为残障人士就业与教育的安置场所，对于以人力为主的社团法人残疾人特殊工场来说，经营更困难。在此情境下，民营残疾人特殊工场作为异质的劳动空间，更能凸显本研究欲以劳动共同体的概念，探讨庇护性就业服务的支持者与残障人士，具有多重关系的劳动身影。
为了勾勒出残疾人特殊工场多重关系的劳动处境，设计四种半结构式访谈大纲。本文访谈的对象为残疾人特殊工场的经营者、就服员、老师、残疾女性和主要照顾者等不同视角的劳动身影。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访谈主要照顾者时，考虑到主要照顾者会挂心残障人士在残疾人特殊工场的身体或心智状态，为了避免主要照顾者心理的负荷，无法侃侃而谈，访谈时间的选择以女性、男性残疾人皆能陪同为主。有趣的是，主要照顾者和残障人士在想法上有出入时，残障人士会直接表达想法，反而让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劳动处境更生动的呈现。同时，主要照顾者可以协助转译残障人士的语言，我可以从中了解残障人士的想法，也能让残障人士有表达的空间和时间。因此，以下依清洁工作队、服饰代工、烘焙坊等三种不同类型的残疾人特殊工场，皆会访问到经营者、就服员、残疾女性、主要照顾者，共11位受访者分别说明：
（一）清洁工作队
清洁工作队的小卫、小财分别是室外和室内的就服员，庇护性就业者都称她们为老师。小卫负责管理5位庇护性就业者和实习生，平时扮演的角色为指导残障人士工作技巧、分配工作内容，但因外场的清洁范围容易受天候影响，像台风造成树干落叶满地，小卫老师会和其他庇护性就业者一起工作。小high和大姊为小卫老师介绍受访的庇护性就业者。小high高职肄业，年龄约莫四十岁左右，访谈一开始，小high非常紧张，半小时之后，小high非常兴奋的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小high曾在竞争性职场工作，但因无法适应高强度、高压力下的工作环境，经劳工局介绍到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至少四年以上。另一位大姊是高职毕业，年龄约莫三十五至四十岁左右，曾经历一段婚姻，离婚后小孩的监护权归前任丈夫。大姊曾凭借自身努力考上大学，但因自身及家庭的经济条件，无法支持她继续读书，再加上罹患卵巢癌，大姊在遭遇多重打击下，经医疗诊断为思觉失调症者。一直到大姊遇上现任丈夫贴心的陪伴与照顾，已能离开医院体系至清洁工作队工作，并在工作的过程中找到人生的意义。由于大姊在残疾人特殊工场扮演的角色像姊姊一样，带领着一群庇护性就业的残障人士工作，也教导她、他们生活上的细节和开导人生的方向，因此，我以大姊作为化名的名字。
小财老师为室内清洁工作队的就服员，负责管理七位庇护性就业者和一位非庇护性就业者。小财老师平时指导庇护性就业者室内的清洁技巧，并教导庇护性就业者进出办公室的礼貌。梦梦和单单为小财老师介绍的庇护性就业者。梦梦约莫二十四至二十五岁左右，高职毕业后由妈妈带至劳工局寻找工作，经转介后至清洁工作队工作。梦梦平时上下班由妈妈负责交通的往返，下班或放假时会负责顾店和卖槟榔。由于梦梦心中有一个梦想为开一间饭店，让全家人住在一起，并让家人在经济上无后顾之忧，因此，我以梦梦命名。另一位单单，约莫三十一岁左右，高职毕业因无法适应竞争性的职场，长期待业在家中，经由妈妈带至劳工局转介至清洁工作队。由于单单现在为一人居住在家中，父母已双亡，主要照顾者为已婚的姊姊，负责管理单单的收入，也会在过年过节时带着单单一起出游。
此外，神射手为室内清洁工作队的庇护性就业者，由我自行寻找主要照顾者。虽然我访谈的主要对象为神射手妈妈，但访谈过程中会让神射手和神射手妈妈一起访谈，目的为让神射手也能充分的发言。在我、神射手妈妈和神射手三者间不断的发声和发问过程中，更能凸显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劳动处境样貌。
（二）服饰代工
小总、小圆和梦村分别为总干事、老师和就服员。小总虽名为总干事，实际上为服饰代工的主要经营者，并由小总和小圆老师共同创立服饰代工。由于访谈时为服饰代工的工作时间，访谈过程中常会有电话、厂商、庇护性就业者寻找小总和小圆老师，虽然会不断被中断，但三位受访者是无缝接轨的接受访谈。譬如当小总介绍残疾人特殊工场的经营时，需要暂时中断时，会由小圆老师从老师的立场谈如何教导庇护性就业者工作技巧、生活自理等。当小总从工作岗位上回来受访时，亦会分享刚刚遇到的工作状况，反而更能真实的了解服饰代工运作的样貌。最后，梦村以就服员的角度分享在其他残疾人特殊工场与服饰代工的经验，并带领我参观服饰代工的工作现场。此外，静静妈妈则是我自行寻找的受访者。静静妈妈平时工作自称为行动家管，工作时间为配合雇主亚斯伯格小孩的放学时间，至对方家中带小孩、煮饭，而静静则在服饰代工场工作，平日上下班自行搭公交车。由于静静高职实习时无法与人沟通，先后在花艺店、烘焙店等竞争性职场工作，但因不符合实习工作场域的标准，才到服饰代工的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静静每月月薪平均为六百至一千五左右，静静妈妈觉得静静在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有被剥削的感受，但又担心静静的障碍状态找不到地方安置，仍选择让静静继续搭乘长途的公交车，从居家往返至服饰代工场工作。
（三）烘焙坊
小肯为烘焙坊的理事长，由于曾担任过学校烘焙老师，因而负责烘焙坊的产品研发、原物料管理和管理人事。访谈后，小肯带着我参观烘焙坊的内外场和天使班，并让我与庇护性就业者互动和交流。同时，乐乐妈妈是小肯经营者介绍，因乐乐妈妈是烘焙坊与协会的创办者之一。由于乐乐为自闭症者，从特教学校毕业后寻找安置的地方时，因为障碍类别及障碍状态的关系，常常被许多单位拒绝，因而长期待在家中由乐乐妈妈负责照顾。但两个人长时间相处下，一方面乐乐妈妈在照顾的过程中，造成精神有极大的压力。另一面乐乐每天都待在家中，鲜少有不同刺激，乐乐常常情绪不稳定。因此，乐乐妈妈决定与其他有类似情形的自闭症者家长，共同组成协会和烘焙坊，目的为让自闭症者毕业后，有一个学习的安置场域。虽然我访谈的主要对象为乐乐妈妈，但也让乐乐共同参与。访谈的过程中，乐乐听到问题后，会用自己鹦鹉式的语言表达想法，当我无法仔细听懂时，乐乐妈妈会协助转译乐乐的语言，我了解后会再询问乐乐的原意，让乐乐也一起参与访谈的过程。
二、资料搜集
我访谈三种类型的残疾人特殊工场，每一次访谈前一小时与访谈后半小时，我都会在场内进行参与式观察。同时，经营者、就服员亦会带着我认识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劳动状况。以下分别做清洁工作队、服饰代工与烘焙坊进行说明：
（一）清洁工作队
清洁工作队，成立至今至少10年，我访谈的清洁工作队分为室外与室内两个地点，分别由一位就服员负责。室外的清洁工作为整理水沟、打扫落叶、厕所、办公室、浇花，工作时间为星期一到星期日，早上7：30到11：30，下午是1：30到4：30，中午为吃饭休息时间，月休七天，排假时间为就服员安排，除非有特殊状况，残障人士可以优先排假。室内的清洁工作为打扫楼梯、厕所、办公室、浇花，工作时间为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放假，早上8：00到11：30、13：00到16：30下班，中午为吃饭休息时间。清洁工作队会依据残障人士的能力安排工作项目与范围，一旦残障人士完成负责的工作，经由就服员检查没问题后，可以提早休息或协助其他同事。工作的过程中，残障人士可以依自己体能与体力安排短暂的休息时间。我会在访谈前后一小时，至清洁工作队了解和观察残疾人的工作内容，以及残障人士在工作中与老师、同事间的互动。我在清洁工作对访谈的对象，分别有室外的小卫（就服员）、小high和大姊（残疾女性）。室内为小财（就服员）、单单和梦梦（残疾女性）、神射手妈妈（主要照顾者）。
（二）服饰代工
服饰代工残疾人特殊工场，成立至少已超过十年。工作时间为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周六为自行选择上班。经营的手法为以代工的方式压低成本，减少对政府单位资源和资金的依赖，以低成本的代工方式生产具质量保证的产品。
工作空间的规划为每人一台机具，且会考虑残障人士的需求调整机具的高度，并依残障人士的认知与操作能力，将产品的制作方式分为单人独立完成产品与多人合作完成产品。我在访谈的前、后时间，总干事与就服员会带我参观，并在访谈的过程中，观察老师与残疾人在工作中的互动关系。我在服饰代工残疾人特殊工场访谈的对象，分别有小总（总干事）、小圆（老师）、梦村（就服员）、静静妈妈（主要照顾者）。
（三）烘焙坊
烘焙坊残疾人特殊工场，由一群自闭症者的家长成立，资金和资源需要仰赖民间募款、部分政府补助、烘焙坊利润，以及一群家长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譬如组织一组志工妈妈队，协助订单的处理、产品的制作、教育的训练。我在参与式观察的过程中，发现家长与残障人士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对于组织的向心力极高。同时，经营者会依据残障人士的能力与特质，将烘焙坊的场域分为内场、外场和天使班。
烘焙坊内场的残障人士，负责制作凤梨酥、面包、小西点。每一项产品都会进行工作分析，再依据残障人士的能力负责产品的某一项工作。在此情境下，老师或家长会依残障人士的状况，给予不同程度的提示，协助残障人士制作产品。外场的残障人士，负责折纸盒、包装、清洁。天使班是教育的场所，负责残障人士进入烘焙坊内、外场工作前的学习场所。烘焙坊为了让更多残障人士毕业后有安置的地方，聘请共18位残障人士（男女比：4比14），以自闭症为主。每位残障人士的月薪约3000～6000元，使得烘焙坊一个月至少要赚进十万块钱，相对的，能给予残疾人的待遇并不高。但对残疾人的家长来说，薪资高低不重要，重要的是毕业后有一个持续学习和训练的地方。我在烘焙坊访谈的对象，分别有小肯（理事长兼经营者）、乐乐（残疾女性）和乐乐妈妈（主要照顾者）。
研究结果
一、社会结构的脆弱性：残疾女性的劳动处境
残障人士的身体和心智在资主义的社会，被视为无法创造利润的（再）生产劳动力。在此情境下，残疾人特殊工场成了符合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与庇护性福利双重面向下的异质劳动空间。当残疾女性进入残疾人特殊工场的过程，受到健常主义和父权体制社会的影响，面临教育资源的性别差异、残疾人特殊工场的性别配置、交通服务的区域与障碍差异、情欲的去性化等以下四种社会结构的处境。
（一）教育资源的性别差异
残疾人特殊工场的残疾女性，像梦梦、小high、单单，学历皆为高职毕业或肄业，多表达想继续升学或体验大学生活。但在健常主义的社会，受访者皆担心无法克服自身障碍、顺利毕业，且主要照顾者认为大学文凭对残障人士的未来没有帮助。在此情境下，当残障人士家庭的经济条件不佳，且残障人士为女性的身分，主要照顾者认为女性的学历不值钱，重要的是帮助家里的经济条件，或是有一个地方收留或就业安置更重要，如清洁工作队的小high及大姐提到：
小high：我大哥读到大学，他是读那个XX大专。（想念大学吗？）（小笑）是想。我妈妈说在外面看能不能靠我上班，因为会没有钱用。（小high，田野访谈，2015）。
大姊：他（大姊弟弟）自己想要念，他就一路一直上去，一路一直补习。我到高中我妈就不给我读了阿（原因）女生不用读太高，早晚要嫁人的。（工作的选择）我没有说要做清洁（笑）没有得选。他说以我的能力跟我的学历就是清洁的工作，然后我心里就想说清洁也无所谓，只要有事做，不要关在（医院）。（大姊，田野访谈，2015）
父权体制下的教育资源分配以男性为中心，女性被期待扮演家庭中照顾者的角色。然而，在父权体制与健常主义底下，残疾女性的障碍、状态和性别身份，以及家庭的阶级位置，如小high、大姊的家庭，皆需要她们外出工作，或是大姊的障碍状态得以嫁人，以致残疾女性获得的教育资源低于非障碍的男、女性、男性残障人士。前文提及，女性在传统上被视为照顾提供者，但女性残障人士被视为照顾需求者，使得女性残障人士无法扮演社会期待的女性关系性角色。由于照顾与被照顾角色的不同，对于男女性角色的期待也不同，不仅会影响教育程度，进而会更局限残疾女性在就业的意愿或选择（邱大昕，2012）。同时，女性的障碍状态也会影响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
此外，残疾人特殊工场的残疾女性，学历、身体、心智不符合资本主义体制的标准，进而影响残疾女性求职的工作类型、薪资、待遇。一旦残疾女性无法符合竞争性职场的期待，才透过政府或学校一系列的职业评估、辅导及转介至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当残疾女性进入残疾人特殊工场，因担心自身的障碍状态，无法适应竞争性职场的高压环境，多数仍会选择继续待在残疾人特殊工场领取微薄的薪资，如清洁工作队的大姊提到：
大姊：因为清洁公司要速度、要整洁、要那个。如果你是手慢的人，一进去你绝对三天就回来了。因为我妈也是做清洁的（竞争性职场），我妈还要倒厨余、擦落地窗，还要会擦玻璃，还要会干嘛，还要擦吊扇。像一般私人公司的厕所、百货公司、医院，那种高压环境受不了，一进去一定是不行的。如果出不去就继续留在（残疾人特殊工场）这样子（大姊，田野访谈，2015）。
庇护性就业并非是残障人士唯一的选择，但须考虑残障人士在一般就业市场，容易受到社会的歧视（黄颖雯，2010），以及残障人士的障碍状态，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强调高效能、高效率、高抗压的环境。同时，残疾女性选择继续留在残疾人特殊工场，并非是完全自主，也会受到主要照顾者的影响。主要照顾者的考虑是残疾人特殊工场可以成为残障人士毕业后，继续与社会维系互动的安置场所，如服饰代工的静静妈妈提到：
静静妈妈：（月薪）1000多还是不够，她中餐我一天给她50块，一个月至少要给她2000块，光吃中餐就2000块。所以妳说一个月才几百块怎么够，可是妳又不敢让她在家。反正会让她去的目的是有固定的地方跟有伴，让她有机会跟别人有互动。不会让她跟社会隔阂。（静静妈妈，田野访谈，2015）
静静妈妈担心静静离开残疾人特殊工场后，转介到竞争性或支持性职场工作时，一旦静静的障碍状态无法适应，难以再回到原本待的残疾人特殊工场，反而落得两头空。所以，静静妈妈宁愿静静继续待在残疾人特殊工场，至少有工作、有薪水、有学习。周怡君（2012）提到，残疾人特殊工场在修法后定位在就业的安置场所，残疾人特殊工场成了对残障人士长期就业的保护，不需要向机构缴交费用，也能领取微薄的薪资，以致多数残障人士家长宁愿残障人士被剥削，也不愿离开残疾人特殊工场。因此，健常主义和父权体制社会中的残疾女性，进入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女性残障人士的身体和心智，不符合竞争性市场讲求的效率、产能。第二点，女性残障人士的教育资源，分配的比非障碍男、女性或男性残障人士少，降低了女性残障人士在竞争性或支持性职场的工作机会。当女性残障人士进入残疾人特殊工场后，又受限于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场域少、职种少、员额少，残疾女性在工作的选择上处于被动的角色。因此，女性残障人士或其主要照顾者，多数会选择让女性残障人士继续待在残疾人特殊工场，却也加深了残疾女性需依赖家庭的经济与照顾。
（二）残疾人特殊工场的性别配置
学校在安排残障人士的实习课程，或是残障人士进入庇护性就业前的职业辅导评量，除了考虑残障人士的能力、家长的期待、职场的种类与缺额，也会受到潜藏的性别刻板印象影响，如服饰代工的静静妈妈所提及：
静静妈妈：男生主要是做加油站跟面包工厂，而在面包工厂里刚开始主要是搬烤盘为主，班上其他女生主要是分配到做打扫啊还有做洗衣服的，还有一个是安排去类似XXX（小型百货）的送货员。男生好像也有去搞配送。（静静妈妈，田野访谈，2015）
学校安排职业实习课程时，操作能力表现佳的男性残疾人多从事体能与体力的支持性职场，像洗车、加油站、送货员，残疾女性多从事服务业工作，像烘焙、清洁、代工，以残疾人特殊工场类型居多。前文提及，智能残障人士多担任基层技术及劳力工的职业，职种间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残障人士从事车辆清洁、运输及仓储劳力工，女性残障人士从事家庭清洁及帮工、制造劳力工。可见，从学校安排的职业实习课程除了考虑障碍因素外，亦有潜藏的性别职业区隔，且支持性职场的薪资比起残疾人特殊工场的薪资高。同时，在职业辅导评量的过程中，因为残疾人特殊工场无法给予足够的薪资，反而是经营者会与残疾人或主要照顾者面谈时，面谈内容包括实习经验、工作技能、薪资待遇，双方取得共识后，才到劳工局申请评估和转介至残疾人特殊工场。但残障人士、主要照顾者、经营者在面谈的过程中，并非仅评估残障人士的障碍状态，残疾人特殊工场的类型也有潜藏着性别刻板的印象，如烘焙坊经营者阿肯、服饰代工的小圆老师皆提到：
阿肯：（烘焙坊的性别配置）身障者男生4个、女生14个。（性别比例差异原因）因为这种工作的话比较适合女生（声音越来越小声）。（阿肯，田野访谈，2014）
小圆老师：（代工型的性别配置）男生也有，现在男生也有很多，实习之后有兴趣就留下来，有的家长会觉得男生学这个没有出路，但是有的我们这几个比较严重的孩子，因为妈妈会觉得学这个会稳定下来，脑的智慧也会增加。（小圆，田野访谈，2015）
性别须将其视为独立存在的结构，因为性别关系与社会关系会产生互动。同时，当性别体制在机构或组织中，可以反应整体的社会性别秩序，但也可能脱离性别秩序。因此，性别配置是一套关系，也就是个人、群体与组织间，彼此链接与区隔的方式（Connell,2011a）。残疾人特殊工场的类型、残障人士的性别、残障人士的状态，受到健常主义的作用，也反应着父权体制建构的性别秩序。因此，残疾女性从教育阶段的实习安排、职业辅导评量的面试过程，再到进入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残疾女性职业的选择，并非仅是受到残障人士的障碍状态、家长的期待、学校、经营者的态度等因素，也会受到潜藏的性别刻板印象影响，进而影响残疾女性职业的选择、薪资的差异与经济的依赖。
（三）交通服务的区域与障碍差异
本文访谈的残疾人特殊工场，周边的交通服务未有完善的支持系统，残疾女性在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时，交通的移动能力需要交织障碍状态来探讨。譬如大姊、小high、单单等女性残障人士，皆可以自行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无驾照骑机车上下班。但乐乐和静静无法完全自主移动，主要照顾者会担心残疾女性在漫长的交通移动过程中，遇到陌生人性骚扰、性侵害、未预期怀孕等危险，也会担心残疾女性的危机处理能力，如烘焙坊的乐乐、妈妈所提及：
乐乐妈妈：以前她中学的时候读特殊学校嘛~早上的时候有校车，那时候我就跟司机师傅说早上我陪她坐火车到（乡镇），下午的时候就让她坐校车回来。刚开始的时候她就很紧张。她也知道火车要走的时候会叭一声，但每次听到叭一声还是会吓到。每天都要带她，后来就想说不要跟她坐在一起，她上去坐后我就坐远一点。然后就是有人跟她讲话，不知道在跟她讲什么，我就赶快靠近，发现好像不行。她虽然说坐的时候静静地还可以，但是因为她会自言自语，有的人会觉得怪怪的就会靠近，我觉得是这样（担心）陌生人靠近。（此时乐乐在妈妈叙述的过程中一边说：红灯、红灯、红灯通行阿；特教学校、校车、坐火车、（站名）、坐火车搭区间车吗；看火车、慢慢、叭叭叭叭叭叭、吓到、当然当然会怕）（乐乐、妈妈，田野访谈，2015）
残疾女性到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需要往返居住地，移动的支持系统对残疾人来说非常重要，如乐乐、静静，无法完全自主的移动。前文提及，小区交通服务的提供呈现城乡差距，以致残疾人在往返的过程中需要大众运输工具或家长接送。即便住家和工作地有完善的交通服务，残疾女性和其家属倾向不敢使用，担心在交通往返的过程中，残疾女性的障碍身份，无法辨别安全或危险的情境，再加上女性的身份，增添了移动的风险（曹爱兰，2012）。但女性残障人士的障碍状态并非铁板一块，交通的移动能力需要交织障碍状态的差异，譬如大姊、小high、单单等，皆可以自行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骑机车。
因此，残疾女性在工作的选择上，需要考虑居住的县市、区域和残疾人特殊工场附近有无完善的大众交通系统，以及残障人士的障碍状态需依赖主要照顾者不同程度的密集支持。同时，女性的身分增添了残障人士移动的风险，降低了残疾女性参与残疾人特殊工场的意愿或机会。如此一来，残疾女性相较男性、残疾人、女性在交通服务的使用、社会参与和就业率低。
（四）情欲的去性化
残疾女性在高职毕业或肄业后，进入残疾人特殊工场约十八岁以上，但学校教育或家庭教育容易忽略残障人士有身体或情感的需求。残疾人特殊工场的经营者有察觉到残障人士有情感的需求，如服饰代工的小圆老师所提及：
小圆老师：（情感关系）其实她（他）们渴望肌肤的接触，而且她们会上网，你越去避免谈这个她们会越想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里面和她们相处久了就会知道，那个又再（青春期），穿一件很低的裙子、露出不怎么干净的内裤，就要和她说这种裙子要收起来，再加上讲话有口吃，出去可能会被笑，当被别的男孩子调戏还会以为别人喜欢她。（残疾人特殊工场发展男女感情）我会转个弯，你当老师就要告诉她们，让她知道什么是好男人，因为这种东西要融入电视剧里面，才不会最后会有吃味或吃醋。（刚好残疾人特殊工场有一对互相喜欢）她们不会谈感情的，但你是会看的出来谁吃饭的时候会跑到那边去。（小圆，田野访谈，2015）
小圆老师以人的角度同理残疾人的需求与感受，认为残疾人易受网络或电视的影响，接受讯息的过程中无人能谈、能聊，反而让残疾人在错误的信息中学习，不如敞开心胸与残障人士谈。苏淑惠、林昱瑄（2013）提到，学校的性别教育课程设计，着重在性骚扰或性侵害防治，认为中重度以上的智能残障人士或残疾女性无法有性自主的能力。但研究者藉由性教育的行动方案，发现重度女性智能残障人士，具有分享性的能力、理解怀孕与避孕，渐渐的，女性智能残障人士变得更有自信、自主和自觉。但小圆老师与残障人士谈论情感关系时，言谈中仍会担心残疾女性穿着的裙子过低、说话会口吃，经营者反而会要求残疾女性的服装和形象，需要符合社会期待健康的女性形象。同时，老师看似以开放的态度与残疾人谈论感情，仍会认为男、残疾女性的互动，纯属两小无猜的情感。
假如残疾人特殊工场内发现残障人士间，有疑似可能会发展感情的机会，老师会技巧性地拆开，认为残障人士无情感自主的能力。Chou等（2019）提到，残障人士受到传统的性别价值与社会文化的影响，情欲常常被去性化或过渡性化，以致于智能残障人士常在恐性、忌性、情欲真空的社会环境下成长。
综上所述，残疾女性在健常主义与父权体制建构的社会中，居于性、别、障碍与阶级的多重弱势位置。残疾女性从学校教育阶段，经历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影响的低学历、职业实习和就业选择的性别区隔，以及到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时须考虑交通移动的便利性、安全性。以上情境，间接影响残疾女性的就业率和薪资偏低。即使残疾女性进入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残疾女性在情感的表达、服装的穿著，老师会再制了健常主义的观点来管控残疾女性的身体和情感。此外，前文提及残疾人特殊工场有雇主、员工、老师、学生、家长、小孩等多重的劳动关系（徐月美、徐玉雪、江明志，2008），但鲜少提及残障人士间的情欲关系。可见，女性残障人士在残疾人特殊工场劳动的关系中，情欲关系是被真空、去性化。
二、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劳动共同体：异质的劳动空间
（一）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的再定义
Glucksmann（1995）提到工作的概念需要植基于历史情境，并非真空的存在，而是存在于组织、体制和社会中，具有特定的情境性、历史性和国家性。同时，工作的概念可能会涵盖经济、政治、文化、性别、性等不同的劳动关系，并非公、私领域的二分关系。张晋芬（2013）亦提到，劳动不再二分成公、私领域、有薪、无薪、家务、工作、生产、消费，而是具有不同性质和目的的劳动关系，并存在于特定历史的情境中。
残疾人特殊工场的残障人士，学历最高为高职毕业或肄业，残障人士的生理、心理仍在学习与适应健常人建立的社会制度。同时，支持性或庇护性就业服务在僧多粥少的状况下，残障人士无法顺利地找到安置的地方。当残障人士等待工作或安置的过程中，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不佳，家人需要外出工作，无法长时间陪伴、教导或照顾残障人士。在上述情境下，刚进残疾人特殊工场的残障人士，无法有足够的社交技巧能力与人建立关系或社交互动，间接影响残障人士在工作技能、工作产能的表现。但残障人士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小区适应、人际关系、生活自理等无薪工作的技能，反而提升了残障人士有薪工作的产能，如烘焙坊经营者小肯、服饰代工的小圆老师所提及：
小肯：我们是注重教育训练这一块，来我们这里的小孩子，第一个她会学会想办法来上班。有些小孩子来上班之后才发觉，她不会搭交通工具，她也不会使用骑脚踏车，不会骑摩托车，只能靠家长接送。我们后来会慢慢要求，无论你是用走路的、无论你是用坐车的，要自己来。要学会自己去买东西吃，很多小孩子来这里~才知道（笑）她们的小孩子没有买东西的能力啦。因为家长不可能照顾她一辈子，不可能帮她买午餐买一辈子，所以我们就要求她们要自己去买，顶多是老师陪同这样。（小肯，田野访谈，2014）
小圆老师：我们在教她们的过程中就要适性，适性用什么方式教就用那个方式教。她们在这里一开始进来都会看起来憨憨的，三个月后都看不太出。其实妈妈也会希望我的孩子不要一直在赡养机构，在赡养机构真的是会和外面的孩子距离越来越远。在这边小型社会，我们这里绝对会互相帮助。一旦她们熟悉这个东西之后，你会觉得看到她们的作品会相当惊人，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妳面临的不是教学，你还要教生活。（小圆，田野访谈，2015）
残疾人特殊工场与残疾女性间，具有劳雇、师生、亲子等多重关系，当交织障碍类别、障碍状态、性别、阶级等因素探讨时，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工作定义需重新解构。传统对工作定义为有酬的就业，但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工作样貌为有酬的工作、无酬的生活自理、小区适应、人际关系等学习的工作。当无酬学习的工作能力提升，才能增进有酬工作的产能，而非将工作截然二分为有酬、无酬。
前文提及，残障人士在残疾人特殊工场就业，不该只是以资本主义的逻辑来思考就业等同薪资，而是涵盖心理价值、社会参与等多元的意义（徐月美、徐玉雪、江明志，2008）。
（二）残疾人特殊工场中主要照顾者的（再）生产劳动
由于社会体制的设计对于残疾人并非友善，部分残疾人特殊工场的交通服务未有完善的支持系统，再加上资源分配的不均，以人力为主设立的残疾人特殊工场，残疾女性得以完成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工作，仍需要主要照顾者提供再生产的劳动。张晋芬（2013）提到，再生产具有两个意义：第一个为生育，目的为让社会延续下一代的劳动力，如怀孕、生产。第二个为维系生命，目的为照顾家人，让家人健康的长大成人，并无后顾之忧投入劳动的市场。当家人生病时，需要照顾家人至康复，再回到劳动市场为雇主卖命。因此，残疾女性得以在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需要主要照顾者提供再生产的劳动，譬如陪伴女性残障人士去劳工局面试，或是接送女性残障人士去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等，如清洁工作队的梦梦提到（找工作）就是妈妈带我过去的，透过老师（现在工作地点交通方式）妈妈带过来这边（梦梦，田野访谈，2015）。
同时，当残疾女性交织障碍类别与障碍状态时，主要照顾者需兼顾（再）生产劳动的角色，像乐乐妈妈除了每日交通的接送，也需要到残疾人特殊工场担任志工，协助教导残障人士工作技能或生产产品，如烘焙坊乐乐、妈妈所提及：
乐乐妈妈：像我们中秋节，就那个馅阿（乐乐：中秋月饼、酥油皮）对~酥油皮（乐乐：就做那个小酥月饼），那时候会来帮忙，就想说顺便陪她、教她，她就看我，我做多久她就做多久，我做到四点左右她就跟她做到四点左右（乐乐：中秋节阿~）。（乐乐、妈妈，田野访谈，2015）
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工作样貌不仅是残疾女性、经营者、就服员等共同劳动的场景，亦需要主要照顾者提供不同程度的（再）生产劳动。一方面残疾女性至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需要主要照顾者的陪同与接送。譬如梦梦居家附近无大众运输工具的支持，倘若使用高额付费的交通工具，梦梦每月的薪资不足以负担，对梦梦家庭的经济负担大。因此，梦梦往返残疾人特殊工场的路途由妈妈亲自接送。
另一方面残疾女性交织障碍类别与障碍状态时，主要照顾者需要大量密集支持残障人士。在此情境下，主要照顾者需要提供女性残障人士无酬的再生产劳动，也要提供残疾人特殊工场无酬的生产劳动。譬如乐乐妈妈为了照顾乐乐，陪同与接送乐乐至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也会到烘焙坊担任志工，协助烘焙坊无酬的生产劳动。
除此之外，张晋芬（2013）提到，主要照顾者照顾残障人士需要负担体力与精神的负荷，且在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过程中，照顾工作常被标签为女性的工作，进而影响女性在就业的选择。吕宝静（2005）也提到，照顾者为了要提供无酬的照顾工作，选择退出工作、改变工作型态或提早退休。我访谈的乐乐妈妈、静静妈妈与神射手妈妈皆为女性身分，因丈夫就业的条件比起自身佳，负责残障人士的主要照顾工作。但主要照顾者并未完全退出劳动市场，而是改变工作型态，才能兼顾经济和照顾工作，如烘焙坊的乐乐、妈妈所提及：
乐乐妈妈：他（丈夫）在xx局（公家单位）上班，就等于爸爸一个人工作养我们三个人。本来我就是想要一边工作，爸爸就说不用，好好照顾小孩。（就业改变）在家里做代工，那时候很多拿到家里做，像五金、零件包装，那时候还教过她帮忙做，这样教教教也蛮不错的，稍微给她协助一下，她没办法用嘴巴说，但让她做单一的她可以，她没办法算，我就和她分工做（乐乐、妈妈，田野访谈，2015）。
因此，残疾人特殊工场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考验下，具有就业、学习、教育、转衔等多重功能，使得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工作不只是有薪的工作，也包括残疾女性习得的工作态度、服装仪容、人际关系等无酬的工作。同时，残疾女性在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仍需将家庭单位的支持系统纳入思考。在传统性别秩序的分工下，女性主要照顾者为了要支持女性残障人士至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需要在私领域提供无酬的再生产劳动。或是女性主要照顾者需要调整原本就业的工作型态，为了要照顾需要大量密集支持的女性残障人士，提供残疾人特殊工场无酬的劳动与女性残障人士无酬的（再）生产劳动。此时，残疾人特殊工场与家庭间的（再）生产劳动之关系，无法以公、私领域的二分关系来划分，而是一种劳动共同体的概念。
（三）残疾女性的能动性
在健常主义与父权体制的社会，残疾女性因障碍与女性的双重特质，往往被视为不具照顾者的能力，也不被认为具有扮演母亲、情人、家务劳动者的角色。甚至，残疾女性在性和生育的身体自主权，常常被忽略、消音（张恒豪，2009）。但前行研究提到，小儿麻痹女性挑战了社会认为女性残障人士无法胜任母职的照顾角色。小儿麻痹女性认为母职实践的阻碍，来自于社会制度的缺失和社会态度的偏见。同时，小儿麻痹女性认为母职的实践方式不只是满足小孩的生理需求，而是涵盖关怀与陪伴小孩（郭惠瑜，2020）。可见，女性残障人士在实践母职的照顾工作时，面对社会制度与态度的歧视，如Barker（2002；2004）提到，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拥有的资源，会展现不同程度的能动性。
本文从田野中发现，残疾女性并非在私领域中接受照顾的客体，而是将残疾人特殊工场习得有酬、无酬的工作内容，也会回归到私领域家庭中，展现再生产劳动的能动性。同时，残疾女性交织不同障碍类别、障碍状态、婚姻状况，亦呈现不同再生产劳动的样貌。因此，接下来会分别从单身的女性智力残障人士、单身的女性自闭症者、结婚的女性思觉失调者，交织障碍类别、状态、性别和阶级的观点，探讨残疾女性在私领域提供再生产劳动的能动性。
1.单身的女性智能残障人士
单身的女性智能残障人士因障碍类别、状态、性别和阶级的影响，得以进入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月薪交由主要照顾者负责管理和补贴家用，并将残疾人特殊工场习得的工作认知、技能和态度，协助家庭的再生产劳动。小high为智能障碍轻度的残疾女性，在清洁型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父亲为清洁公司的员工，母亲因生病身体欠佳则在家当家管，家中有一位重度智能障碍的二哥，以及大哥的小孩。小high平时下班后会负责打扫家里、照顾小孩，放假时间的安排，以带家人看诊为主，如清洁工作队小high所提：
小hig：（做家事）回家喔，要帮忙洗碗什么的。（照顾家人）大哥小孩现在在读国中。我会帮忙管二哥管他孩子、洗衣服，没有上班才要帮忙煮饭煮菜。（二哥家庭角色）我二哥他负责吃饭、睡觉、看电视。我哥哥他没有办法做啊（手、脚）可以（动）啊，我爸爸会叫他做，我爸爸都会叫他拖、洗地阿。（妈妈不让哥哥做）对。（做家事）我没有帮忙做的话，我妈妈就会叫我做。（排假原则）我家人我妈妈三二要去看诊，三号，你会有看到我们老师排3号休息，（负责载妈妈）恩。（小high，田野访谈，2015）
梦梦为智能障碍轻度的残疾女性，在清洁型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梦梦家里开槟榔摊，由母亲负责经营，弟弟在台北租房子工作，梦梦平时下班和放假会在槟榔摊顾店、打扫家里：
梦梦：（做家事）要，拖地、洗碗，还要帮忙顾店。（遇到客人）就是要练习用给客人（包槟榔、给客人），要收50元，然后他们要买饮料的话，就是如果拿一百块，就是拿计算机算，然后就拿给客人。（做家事）都叫我做，在家里就是要帮忙收垃圾、收衣服、收碗、洗完澡就下去吃饭，星期六就是帮妈妈拖地、星期天再回去阿嬷家，陪阿嬷聊聊天。（梦梦，田野访谈，2015）
从上述小high与梦梦皆为轻度智能残障人士，学历皆为高职肄业或毕业，家境并不好。但小high与梦梦无法在竞争性职场工作，都需要小high与梦梦一份有酬的工作。同时，家里须要她们在下班或休假时提供再生产的劳动，包括扫地拖地、顾店、照顾小孩、陪伴长辈等。因此，小high与梦梦在包容性高、低压力的环境下工作，将残疾人特殊工场习得的清洁技能应用在家务劳动。同时，小high与梦梦的休假或排休是以兼顾家庭的照顾工作为考虑。可见，残疾女性因家庭的阶级位置、障碍状态、性别角色，将残疾人特殊工场习得的工作技能，回归到家庭，展现再生产劳动的能动性。
2.单身的女性自闭症者
单身的重度女性自闭症者，教育阶段已安置在特殊教育学校，学校并未安排校外实习课程，毕业后，由主要照顾者负责安置的问题。由于多数残疾人特殊工场担心自闭症者会伴随情绪问题，因而拒收。但重度女性自闭症者并非无法学习，而是需要长时间耐心的教导和学习，才能将习得的工作技能和态度，进一步应用至部分的家务劳动。乐乐为重度女性自闭症者，在烘焙型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乐乐自从到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后，同事会指导乐乐揉面团、压凤梨酥的技能。当乐乐表现非常好，同事会给予乐乐奖励。因此，乐乐在残疾人特殊工场不断进步的工作表现，也间接影响到在家的表现，如烘焙坊乐乐、妈妈所提及：
乐乐妈妈：（情绪）其实有工作做她们情绪会比较稳定，因为有事情、有互动、有刺激。（进步）其实我发觉她今年我做什么，她就会赶紧做，会比较自动，以前不会，要拿到她手里她才会做。我现在煮菜，她看到我用另一边，就马上拿炒菜的铲子给我，也会赶紧拿盘子给我。她今年进步很多，比较不会被动。其实我觉得给她学习的机会，其实她是应该可以的。（乐乐、妈妈，田野访谈，2015）
乐乐为重度女性自闭症者，语言的表现上为鹦鹉式仿说、操作的表现上为小步骤模仿，但不代表乐乐没有学习的能力。乐乐经同事的带领下，不仅完成工作中指定的项目，亦完成生活自理的工作。甚至，乐乐在不断刺激和学习的过程中，回到私领域时亦学会观察并支持家庭的再生产劳动，像担任煮菜的助手。可见，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工作不仅是有薪的工作，亦包括服装仪容、生活自理等无薪的工作，且在不断接受刺激与学习的过程中，女性重度自闭症者在各方面的能力也会跟着提升。因此，重度女性自闭症者经由职务再设计和长时间适性的教导中，亦能在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有良好表现，也能参与部分的家务劳动。
3.已婚的女性思觉失调者
已婚的女性思觉失调者，因精神状态无法适应竞争性职场的高压环境下工作，经劳工局转介至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大姊为思觉失调的残疾女性，经历了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育有一女，但女儿的监护权为前夫所有，因此，大姊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的休假时间，会优先安排与女儿见面。由于大姊有思觉失调症，曾经有一段时间至医疗单位的日间部门治疗，后转介到清洁工作队工作。大姊一开始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赚取微薄的薪水贴补家用。久了，一遇到清洁工作队有临时打工的机会，大姊会自告奋勇兼差。
同时，大姊也在工作的过程中，精神状态更趋稳定，也更有能量面对外在环境的挑战。当大姊每天工作完回到家，亦将清洁工作的技能应用在私领域，如清洁工作队大姊所提及：
大姊：其实这里也还蛮稳定蛮安定蛮像一个家的，所以老师说怎样的时候我就会说好就会去做。我觉得我还蛮幸福的，还有XX老师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成长，我进来，我不会拿竹扫把。以前都是塑料扫把，在家里拿塑料扫把，来这里拿竹扫把，你看我这里还长茧了，妳看（秀出手掌）。（工作完的生活）最近比较累，因为最近有兼差（笑）。要不然，我四点半下班就去买菜回家煮饭还来得及，（笑）不然我老公要吃什么？我老公差不多六点才下班。（家务分工）我煮饭他洗碗，他会洗衣服，他会扫地不会拖地，他认为说，因为我们家地板是那种石头的，没有抛光的，他认为拖了也是白拖，他不会拖地。可是我还是会扫一下、拖一下，我煮完（饭）他就自己会去洗碗，衣服丢下去哔哔哔他就会去晾衣服。（大姊，田野访谈，2015）
由于大姊丈夫为底层的劳工阶级，每天都需要扛钢筋水泥在大太阳底下工作，丈夫为了让大姊安心在医院治疗，不轻易向老板请假，负担大姊医院的医疗费。但大姊不忍心看丈夫如此辛劳的工作，经由劳工局转介至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然而，残疾人特殊工场的薪资微薄，大姊亦会到其他地方兼职清洁的工作。下班后，大姊负责买菜、煮饭和清洁工作，丈夫负责洗碗和洗衣服，大姊认为家务工作的分配为自然而然形成。张晋芬（2013）谈到，家务劳动的性别差异，并非仅是男女皆从事家务劳动即代表平等，而是需要将性别分工模式纳入探讨。虽然大姐的丈夫会从事家务劳动，但在家务劳动的项目与时间中亦呈现性别差异。即经常性的家务劳动由大姐负责，像买菜、煮饭和清洁工作，丈夫则负责非经常性和短时间可完成的家务劳动，像洗碗或晾衣服。
大姊为已婚的女性思觉失调症者，从障碍类别、性别和阶级的观点探讨时，医疗的费用、家庭的开销对经济不佳的大姊家庭为沉重的负担，即使精神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经由转介至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赚取微薄的薪资补贴家用，却也在具有包容性的就业安置场所，重新建立自我认同的信心，并将习得的工作技能协助私领域家务与再生产的劳动。然而，从大姊家务分工的项目中，亦可看到性别分配的差异，并非因障碍因素而被认定无法提供照顾支持的角色。
因此，当残疾女性在残疾人特殊工场习得有酬、无酬的工作技能，也会回归到私领域中，提供家庭再生产的劳动，展现不同程度的能动性，并非传统对残障人士刻板印象下描绘成接受照顾的客体，需细致地交织障碍类别、状态、性别和阶级的观点，看到女性心残障人士提供家务与再生产劳动的能动性。同时，女性残障人士在残疾人特殊工场与家庭间的（再）生产劳动之关系，无法以公、私领域的二分关系来划分，亦是一种劳动共同体的概念。
结语
残疾女性因个人能力无法达到市场期待的身体与心智状态，于竞争性职场中被区分为次级的劳动力，经有关部门转介、评估和面试进入残疾人特殊工场。但残疾人特殊工场在提供就业与福利两难的过程中，在市场机制下成为异质的劳动空间，聘雇劳动者的标准为效率和产能，呈现残疾人特殊工场与残疾女性间矛盾的关系。
首先，残疾人特殊工场的残疾女性，在健常主义和父权体制下，面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影响的低学历、职业实习和就业选择的性别区隔、交通移动需考量便利性与安全性，以及情欲被去性化的社会处境，以致残疾女性在健常化的性别过程中，加深了障碍、性、别和阶级的弱势位置。
其次，残疾人特殊工场与残疾女性间具有劳雇、师生、亲子等多重关系，当交织障碍类别、状态、性别、阶级等因素探讨时，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工作定义需重新解构。传统对工作定义为有酬的就业，但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工作为有酬的工作、无酬的生活自理、小区适应、人际关系等学习的工作。当无酬学习的工作能力提升，才能增进有酬工作的产能，而非将工作截然二分为有酬、无酬。除此之外，当残疾女性在残疾人特殊工场有酬、无酬的工作，亦在私领域提供不同程度再生产劳动的能动性。
再来，残疾女性在残疾人特殊工场工作，仍需将家庭单位支持系统纳入思考，看到主要照顾者交通的接送、担任残疾人特殊工场志工、工作技能的教导等私领域的（再）生产劳动。当女性残障人士交织障碍状态观点时，亦会影响主要照顾者承担照顾责任的多寡。因此，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工作，须从劳动共同体的概念看到残疾女性提供家务的再生产劳动，以及主要照顾者支持残疾女性工作的（再）生产劳动。
最后，残疾人特殊工场模糊的定位和女性残障人士的劳动处境，反应着残障人士的照顾责任转嫁至残疾人特殊工场、女性残障人士或家庭来个别承担，以致残疾人特殊工场的工作需要重新解构、再定义，并从劳动共同体的概念看到残疾女性与主要照顾者，在公、私领域的（再）生产劳动。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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