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的女性身份显然在挖掘女性访谈对象的内心世界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当女性研究者与女性访谈对象之间建立起亲密关系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颠覆一些常识。那么女性民族学者在田野工作中具有哪些优势和劣势呢？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跟随作者的视野一起深入探讨吧！
刁统菊 山东大学
《民族文学研究》 2017年第4期
女性民俗学者、田野作业与社会性别制度
基于对22位民俗学者的访谈和个人的田野经验
摘 要
对22位以田野作业为搜集资料之主要方法的民俗学者做了一个简短的微信访谈，主题是“女性做田野的优势和劣势”。女性学者从事田野作业，有一些性别上的优势，如亲和力强、更容易被人接纳和信任。只是，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同时也反映在民俗学者与访谈对象之间的关系建构中，比如女性学者一般不像男性学者那样被视为“专家”“权威”，甚至有一些话题对她们缺乏开放性。性别视角确实是一个必要的研究维度，女性研究者在某些话题上能与女性研究对象进行更好的沟通和讨论。但个体的性格特征、学术背景、兴趣爱好、身分特征等方面的因素也会影响到田野作业，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到研究者对调查对象的思考和把握，也会影响田野地点的选择和田野作业的过程、结果，以及对于原始资料的分析和阐释。
关键词
女性；民俗学
田野作业；社会性别制度
笔者对22位中青年学者做了一个简短的微信访谈，主题是“女性做田野的优势和劣势”。这些中青年学者中有10名女性和12名男性。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以田野作业为搜集资料的方法来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有2位是以文献为基础来写作博士学位论文，但也长期活跃在田野；另有一位是做影视民俗学，以田野作业为主要工作方法之一。之所以这样做，是本文作者作为一名女性，尽管有一些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践经验和思考，但若谈及，还是有一些局限性和片面性，所以在选择受访对象时，不仅有多位女性学者，也将一些男性学者纳入访谈范围。鉴于某些访谈资料的隐私性以及受访学者的要求，文中部分资料会指出非本人经验，但不注明访谈对象的真实姓名。
女性学者在田野作业中的优势
女性学者在田野作业中的优势，如亲和力强与敏感、细腻常被男性学者称道；而女性学者则认为其优势是女性民俗研究以及与女性访谈对象建立关系。
(一)作为“女性”性别的优势：亲和力强与敏感细腻
至少19位受访的民俗学者完全肯定了女性研究者容易被访谈对象信任，容易被他们接纳。其原由：
第一，在社会性别制度中，相对男性而言，女性代表着温顺、服从，缺乏威胁性，访谈对象因此会较快地放下戒备心理，当访谈对象为女性时尤其如此。3位男性民俗学者认为，女性的这种柔弱感，可能还会让访谈对象产生同情，一则是相对弱势的印象和感觉，二则是青年女性学者离开年幼的孩子出来调查本身就值得同情，因此会得到他们提供的很多帮助和便利条件，比如主动带着她去找相关的调查对象，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也正因此，在同样的田野场景中，通常来说，女性学者提出拍照要比男性学者提出同样的要求得到允许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而且，即使被拒绝调查，女性研究者与访谈对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少于男性研究者。
第二，毫无疑问，在访谈对象看来，女性民俗学者首先是女性，若经由家庭、儿童话题与访谈对象建立田野关系，即使不是专门研究女性民俗，也会更加容易切入田野语境。在一次调查遭到冷遇时，我碰巧发现一个摔倒在地的小孩儿，当时出于同情心理不假思索地抱起来，并不嫌弃孩子身上的泥土，拿出糖果安慰他的时候，恰好遇到其母亲出门找孩子，这件事就此提供了一个契机，最终我以一个完全陌生的身分进入对方的家庭，得以参与观察一场婚礼。
第三，女性的亲和力强还与其被人们认为心思细腻、思维缜密有关。指出这一点的，恰恰是大部分男性受访学者。女性善于体察访谈对象的情绪，能体贴入微地关心访谈对象及其家人，就此而言，女性具有非常强大的亲和力。董秀团的经验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在田野中建立了较稳定的关系，得到村民的认可，有时村民遇到事情都会来问我，虽然不一定能帮他们解决所有问题，但也体会到他们的信任。”
女性的“细心，耐心，不嫌烦，能沉住气”使她们对田野中的问题把握可能会更细致，有时更易捕捉访谈中的细微信息，也容易体察到一些经常被男性忽略的细节，并在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
女性学者细腻、感性，这固然对田野作业富有帮助，然而有时候女性在访谈中问得过于细致，访谈对象也会生出厌烦来。特别是，身为母亲的女性研究者出来调查一次较难，或者出于节约时间和资金的考虑，想急于在较短时间内就把所有事象、所有问题都弄清楚，就会出现因操之过急而导致访谈对象反感的事情。有时候女性的情感细腻还会让人产生“过度感性”的印象。如果田野调查时间过长，女性研究者更可能出现想念父母等亲人的感受，特别是有孩子的女性研究者，对孩子的思念和担心也是田野中的一大牵绊。这一问题，是由身为几岁小孩的母亲、且经常外出调查的两位女性学者提出来的，12位男性受访学者没有一个人提出。其实就算是打算外出做调查，身为母亲的女性研究者也是要安排好家里的方方面面才能出门，这根本不是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男性同行所能够真正理解的。
(二)作为“女性”学者的优势：比男性更容易深入与女性有关的研究主题
正如曹荣所说：“女性研究者的女性视角更清晰，更容易体认女性的情感，能够更好地进入女性的日常生活。”许多学者告诉我，女性学者本来就应该在婚姻、家庭这些“东家长李家短”的问题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一认知，实际上是与社会性别制度中对女性的规定相互呼应，换言之，女性的日常生活格局应该与学术格局相一致。比如，女性在调查与育儿有关的问题时，会更容易与访谈对象形成共鸣和同情，能够迅速融入田野，获取更多的经验资料。这是因为，女性在某些领域天然地具有一些便利。女性学者去做这些话题的研究，自身的经验也能帮助她发现女性与社会发展的相关关系。
王均霞在做泰山进香女性研究及其家乡鲁东南地区乡村女性社会关系研究的时候，就深切感受到作为女性学者的性别优势。不论是陌生人群体还是熟人群体，研究者的女性身分和个性特征使得她很容易接近受访者，并迅速成为她们倾诉和聊天的对象。结果是，在陌生人群体中，王均霞不仅详细了解到进香的程序，也分享了女性访谈对象日常生活中得到的神灵灵验的体验，最后把聊天引向与她们的日常生活更广阔的一个互动，研究者甚至被访谈对象邀请进入其家庭，可见双方深刻的信任关系。而在熟人群体的调查中，王均霞也发现，母亲与她私下交流的话题是从来不会与其儿子谈及的。
研究者的女性身份显然在挖掘女性访谈对象的内心世界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当女性研究者与女性访谈对象之间建立起亲密关系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颠覆一些常识。华若璧在香港厦村调查的时候，和妇女们关系密切。她很敏锐地发现，宗族社会并非像学界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处处以男性为中心，因此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就突出起来，女性角色在宗族建构中也就具有了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马丹丹在阅读《中国马达——“小资本主义”的一千年》的时候，了解到葛希芝(Hill Gates)在书中涉及到了女性商品化以及女性在参与商品经济中的作用的研究，就此马丹丹想到原来女性的政治经济角色是如此卓越，身边的亲人，姥姥、奶奶她们那一代人都具有丰富的劳动和社会关系经验。另外，我最近阅读的A Life Story in Recipes，作者则是通过母亲去世后遗留下来的烘焙食谱来展示女性生活。该书作者Diane Tye也是一位女性民俗学者，并且以女性民俗为研究方向。研究者所关心的话题与其本人的性别角色和个性特征有很大的关系，男性学者通常不会关注女性话题，尽管他们会觉得那个话题有意思或者值得关注与研究；而当研究者为女性时，其性别角色很容易会对所研究的话题起到积极作用，不仅有利于深入研究，同时还能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特殊性。
女性学者在田野作业中的劣势
许多时候，女性研究者是单独进入田野，由于她们的性别身分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当地社区关于性别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往往会比男性研究者遭遇更多质疑和阻碍。
(一)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的压力
我访谈的大部分女性研究者都认为，女性尽管更容易走近访谈对象，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男性的世界。社会文化内部总是存在一些话题，是拒绝或禁止女性研究者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社区内部可能存在的性别观念对女性学者身为女性的排斥和阻碍，女性学者这时就深陷田野伦理的两难境地，尊重当地习俗就无法目睹现场，倘若强行参与，对习俗又有粗暴干涉的嫌疑，且影响调查的顺利推进。
在聊到一些话题，比如乡村政治或者当地家族等一些较为“严肃的”话题时，女性研究者的介入在当地人看来就“不合时宜”，访谈对象或是不想跟你深入探讨，或是忽略你的问题，甚至存在。诸如此类的事例举不胜举。尽管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但由于残存的传统习俗，有些禁忌仍然会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禁止女性介入，比如认为女性出现在仪式现场可能会带来不祥，因此就不欢迎女性研究者。
一位女性学者几年前曾独自一人在某地参加清明祭祀，现场一二百人只有她一个女性，不止她内心感到恐惧，其他人也用异样的眼神看她，对其访谈更是爱理不理。对于家族问题，有些访谈对象认为这不是女人应该接触的，因为这个问题与女性无关，所以有些时候女性研究者很难看到家谱，对家族祭祖活动进行直接参与观察的也不多见。这位女性学者总体感受是，越是传统的祭祀活动，对女性的开放度越低，反而是近年来大型的祭祀活动，几乎不排斥女性。社会营造出来的话语体系，主要是围绕着男性来的，因此在很多领域中，女性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反观男性，尽管他们也是社会性别制度的钳制对象，但是并没有出现“男性主义”。
此外，受访学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人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女性做调查有时候很不方便”。所谓的不方便，更多时候是指调查内容对女性来说有些禁忌。比如民间故事的调查，当有女性研究者在场的时候，每逢涉及到脏话或者荤故事，男性讲述人只能略略提到，停顿一下，哈哈一笑，女性研究者也只能笑一笑作为回应，不仅是因为不好意思，女性研究者也无法体会男性角色的感受。这就如同男性学者遇到女性访谈对象讲述姑嫂关系一样，总是会有隔靴搔痒、体会不深的感觉。
在对一些以男性角色为主要参与人的民俗仪式进行考察的时候，女性的身分更容易受到一定的限制。譬如土家族的撒叶儿嗬或跳丧仪式的调查。关于跳丧，以前流传着“女人跳丧，家破人亡”的说法，所以在跳丧的场合上几乎全是男性，仪式的后半夜人们也常唱一些“荤歌”(与性有关)、舞蹈也有模仿性交的动作。当女性研究者对跳丧仪式进行观察的时候，当地年长的妇女就感到很不理解。
从性别的角度来说，女性视角所关注的话题偏重于具体、琐碎的日常生活，而男性视角侧重更加宏大的话题，相对来说女性学者较难驾驭后者。事实上，也有女性学者如王均霞在接受我的访谈时承认自己也是深受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影响的人，因此在面对一些话题时是主动避开，会“自觉不自觉地去逃避或避免做男性受访者的访谈”。尽管王均霞本人也认识到这是一个研究的缺陷，但如何弥补这一缺陷还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一个问题，因为当女性研究者用女性视角去观察男性为主体的民俗事象时，更容易发现男性研究者身处其中而熟视无睹的一面。
对此，是想办法迂回深入、
力图接近异性访谈对象？
还是和男性同行一起访谈男性访谈对象？
抑或保持现有的方式？
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性别制度也让女性特别注意把握和男性交往的尺度，阻止她们与男性访谈对象有深入的思想和情感交流。我在调查时，有一次和一个老大爷一起走路，一个女学生从背后看着我们。后来她告诉我，“刁老师，我怎么觉得你和那个大爷一起走路，感觉不搭呢。像张老师(一位男性学者)和他走在一起，就觉得很协调。”
其实这恰恰也是我当时的感觉。我在与男性访谈对象聊天时，会不由自主感到紧张。对此，王均霞也有类似感受，她和我一样，或许是同为山东女性，内心有深刻的男女有别的观念，在与男性访谈对象交谈时感到不太自然，相关话题很难非常流畅地展开。而我们和女性访谈对象在一起，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很快就能打成一片，至少性别身分能够迅速地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气氛。
此外，我还注意到，不管是男性学者还是女性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在有些地方，女性研究者更容易被当地人评判，无论是衣着服饰还是行为举止，很有可能因不注意不留心招致非议和误解。张青仁在接受我的访谈时指出，女性本来就难以深入男性圈，如果深入男性圈，又会遭受田野中其他女性的质疑，会被认为你不检点，由此也会引起女性访谈对象的拒绝和非议。
董秀团在调查中发现，在一些社会文化较封闭的地方，女性研究者出来调查就已经属于抛头露面了，还要因工作需要与男性访谈对象多次深入接触，这非常有可能引来流言蜚语。
另外一位女性研究者告诉我：“由于研究的需要，我们经常需要去一些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或者是一些非常偏远的地区，而有的时候为了调查更为真实，真正了解当地的文化，我们不跟当地政府打招呼就直接进入田野现场。即使是最偏远的村庄，由于当地一些外出打工者以及返乡的农民工在外遭遇的不平等的见闻和待遇，当地民众对外来者，尤其是看上去面慈心善的外来女性具有强烈的警惕心理。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很难就某一个问题展开深入访谈，或根本就不会跟你聊天。而且，由于没有当地政府的介绍，他们很多时候会把我们当成‘闯入者’，一些长得比较漂亮的女生可能会遭受一些性别方面的骚扰，给女性研究者的精神带来一些伤害。还有一些女性研究者由于跟一些已婚男士，或者一些当地民众眼中的‘钻石王老五’多聊几句，会被人误当成‘小三’，引起村庄里的其他单身女性或者已婚女士的不满，从而导致研究难以开展。”
相比引人注目的情形，女性研究者也常常遭到忽视。正常情况下不太容易产生这种感受，但是当一名女性研究者和男性同行一起去调查的时候，这时候差异就比较明显。不管男性学者还是女性学者，在接受访谈时都有人跟我提出，不同性别的研究者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访谈对象从传统性别观念出发，认为男性是干大事儿的，是说了算的，而女性只知道家长里短和洗衣做饭喂孩子，不值得尊重和信任，就算你是教授也不行。因此女性研究者和男性访谈对象之间，想做深入交谈是非常困难的。
譬如郭凌燕2016年夏天去一个村庄做调查，当地人对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才那么年轻就是大学老师了，而且还是个女娃。甚至在当地待了十几天之后，人们还是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有时候为了求证一个问题，她需要反复追问，付出比其男同事更多的努力。也正因此，有的女性研究者在调查时就会被视为服务的角色。在调查团队中，大家会习惯性地指挥女性队员去做倒水、整理东西等服务性工作；当男女研究者都在场的情况下，女性研究者在对男性访谈对象进行访谈时，有时候得到敷衍性的答案，有时甚至直接被忽视，好像压根不存在一样，访谈对象会将自己的眼神投向男性研究者。
当然有的时候这种蔑视也带来了意料不到的好处。一位女研究生跟着师兄一起去做调查，女研究生看起来“傻白甜”，第一次去田野就受到村民的热情接待，而其师兄被认为是“政府工作人员”，受到冷遇。
一方面，人们通常认为男性更可能是“政府工作人员”，是“领导”，在干群关系不顺畅的情形下，男性研究者就不容易被接纳，而女性即使是“政府工作人员”，也不会是关键角色；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女性所拥有的柔性处理一些问题的方式方法。通常情况下，访谈对象对外来研究者会非常热情，在研究初期有时报以一顿丰盛的酒宴，男性研究者很容易被人“灌醉”，你不喝酒简直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男人”。一名女性学者说，在同样的场合，她可以用“我不会喝酒”“我喝酒过敏”等理由拒绝，并不会被人们瞧不起，自己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甚至在对一些敏感问题的访谈上，可以使用撒娇、卖萌、装无知等技巧，偶尔犯错也更容易被原谅，不会引起正式的争端和矛盾。
社会性别制度针对女性研究者的这些拒绝、质疑、阻碍、蔑视或歧视等等各种态度，恰恰也是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男性强权社会对女性的禁锢到底有多么强大？很多在乡村做过调查的学者都有这样一个认识，人们崇拜文字、知识乃至拥有知识的人，那么作为同样拥有知识的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所遭遇的一切基于社会性别制度出发的对待，都会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男权社会给女性的压力和禁制。
(二)女性学者的身体弱势
几乎所有受访的学者都指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女性更容易遭受到性骚扰和人身攻击。有三位女性学者给我讲述她们的经历，虽然最后有惊无险，但是独自一人到陌生的地方甚至偏远之处寻找研究对象的时候，心怀恐惧，战战兢兢，那种体验让她们终生难忘，就算我这个作为听众或者读者的人也感到后怕，最后也只能说她们平平安安地完成调查真是运气好。我在刚开始独自一人做调查的时候，导师叶涛特意嘱咐我带一个大号的手电筒，晚上既可照明，又可当防身武器，事实上我还准备了一根一米多长的铁棍，夜间时刻抓在手里。直到住宿条件改善，安全感才大大提高。
我的女研究生外出调查，因为下午没有及时按照约定时间给房东回电话，又将手机放在书包里听不到来电铃声，导致我和房东差点请村书记发动全村人去寻找她们。
另一位女性学者接受我的访谈时说：“在某个城中村做调查的时候，有一次在里边的巷道里拿着相机拍照，突然前边就出来一个穿的破破烂烂的中年男人。看着向我跑来，我赶紧飞奔而去……出来之后被人告知那是一个神经病，经常在这条巷子里袭击只身一人的女性。还有一次，我从网上约了一名访谈者，本来访谈者在电话中非常兴奋，结果在见到我，并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就对我失去了兴趣：‘由于感情不和，我已经跟我老婆分居好几年，我以为你是一个寂寞的大学生我才出来，你现在都是个老师了，还结婚了，你还约我出来干什么？你要报销我车费和精神损失费才行……’。唉……最后我只好给了他一些钱才了事。”
有学者提出，“参与观察的时间足够长，就没有安全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不管你在田野中呆了多久，女性本身的不安全感也是难以消弭的。对陌生世界的恐惧是天然存在的，再加上女性弱势的身体条件，受到伤害的系数远远高于男性研究者。美国墨西哥裔民俗学家奥尔加·纳胡拉-拉米雷斯(Olga Nájera-Ramírez)提到在其赴墨西哥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曾遇到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通过自身的实践，她建议女性研究者在单独出行时，注意衣着，尽量避免穿着较为暴露和挑逗性的服饰，切勿浓妆艳抹，最好不要刻意打扮，有条件的研究者还可以与当地人结伴出行，另外还要尽量回避或明确拒绝性暗示和性挑逗等等。而在从事较重身体负荷与恶劣环境的相关调查时，女性自身身体承受能力和负荷能力的不足会导致调查不顺畅或中途停止。
譬如董秀团带学生做调查，由于村中修路，大小行李须全部抬进去，女生明显体力不够，身体上出现不适或生病的可能性也加大。假如需要女生拿着摄像机全程跟踪拍摄一些仪式活动，这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卫生问题对女性研究者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有时候不方便上厕所，而当她们遇到生理周期，就需要克服比男性更多的困难，并不仅仅是身体的不适感受。山东电视台的樊宇提到，他们在山西榆次后沟村做调查时，选择了四位男性同行住窑洞，依据当时的条件，如果是女性就很不方便，包括上厕所。
个体差异大于性别差异
受访的女性学者大多是从自身的调查经验和体会感受到自身身为女性的优势，比如容易得到访谈对象的信任，容易与女性访谈对象走的更近，但同样也对总是无法深入调查某些话题、不是被拒绝就是被忽视或被敷衍这一点深感遗憾。而男性学者对女性学者在田野作业中的优势和劣势这一问题的认识，较少源自社会刻板印象，更多是依据个人对女性同行的观察，不可否认他们确实也看到了女性自己体会不到的问题，比如前文提过的女性对细腻这一特点发挥过度的时候就转化为唠叨；女性过分沉溺于女性视角(当然这种过分沉溺并非多数女性学者的问题)等。
女性过分沉溺于女性视角这一缺陷，是一位男性学者提出来的。曹荣认为，女性身分是女性研究者的优势，但她们极容易陷入其中。这实际上是一种将女性视角过度化和夸大化的问题。在田野访谈中，女性研究者很容易把话题局限在女性生活中，忽略生活的整体性，在访谈时也流露出鲜明的性别意识。而且，过多强调性别差异和性别视角，不仅使得性别研究几乎成为女性学者的自留地，还以此视角去框定所有的研究，似乎性别意识可以观照所有问题。尤其是在面对男性访谈对象时，女性研究者表现出的女性性别意识，可能会成为深入交流的障碍。
很多人所说的女性做田野的优势或劣势，其实是基于社会性别制度的划分。比如，女性温柔、温顺，因此较少侵略性和攻击性，容易接触访谈对象；女性柔弱、顺从，缺乏安全感而容易面临一些危险；女性因为体力弱于男性，负荷能力不够；女性感受细腻，但容易陷入唠叨；女性被要求与男性保持适当距离，因此需要特别注意社会评价；等等。
反之，男性也具备侵略性、勇敢、强大等特点，因为侵略性强而不容易被人接受；因为安全感强大而敢于独自一人调查；因为照料孩子是母亲的责任而能够长期或频繁外出调查。女性身分带来的便利条件，使得她能够深入参与观察女性民俗事象，同理男性也更容易切入乡村政治、宗族制度等话题的调查。而且，正如女性学者与男性访谈对象交谈的时候感到不自然一样，男性学者在和女性访谈对象交谈时也是承担着社会压力的，甚至他们感受到的这种社会压力更重。
当然，这种压力的大小乃至有无，也与社会的性质有关，比如蔡华在摩梭人中进行田野作业的时候，感到“跟女性说话没有任何问题，人家不在乎你”。
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更多地被推向了家庭内部，被视为抚育者、女儿等家庭角色，很难像男性研究者那样被作为“专家”“权威”来对待，而且这些看法完全不是研究者作为一个个体所能够决定和选择的。郭凌燕认为，在调查过程中，女性更容易被贴上温柔可爱、善解人意、孝顺等标签，也因此很容易被访谈对象当成晚辈、女儿诸如此类的角色。而一旦成为这样的角色，我们可能就得花费一些时间来扮演一个好女儿、好姐妹，需要耐心去听他们的教导、训斥，而且由于角色的转换，访谈对象也会把女性研究者当成家人，进入一些田野反而会更为困难。
总之，性别各有优劣，女性作为女性的优势，是与男性作为男性的优势相同的。男性和女性研究者即使是有差别，在赵旭东看来这种“差别也不应太大”，而岳永逸指出，不能把男女对立起来看。从前述来看，女性的优势有时与劣势相互对应，所以非但男性和女性做调查本身不是问题，他们也并非对立的双方，优势也好，劣势也好，关键在于置身现场的个体选择如何做、打算怎样做。
康丽用“分寸”这样一个词来表明这一点，“你的这种角色扮演越深入，你在社区呆的时间越长，这种身分就越有可能给你带来反向的钳制。你越了解社区规则，加诸在你身上的社区的规则和责任就越会限制你一些行动，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你可以接触或不可以接触哪些人，这其实都是一个分寸的问题。”
譬如，女性通常被认为不应该抽烟、喝酒，但我在田野中有一个特别好的经验，假如女性研究者掏出香烟递给男性访谈对象尤其是老年男性，那么将会大大增进调查的便利，访谈对象即使不吸烟，也会高高兴兴地接受香烟并愉快地和我聊天。而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作业中如果将吸烟等诸如此类的行为作为自己的日常行为，那么就很有可能被传统社会语境下的访谈对象加以负面的评价。
这并非康丽所说的“跨性别体验”——“社区只允许男性参加的事情，作为一个外来的女性田野工作者也可以参与到其中，而不会让他们感到异样或者侵害”。在我看来，跨性别体验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并非不可以做到，最终还是要看个体如何利用自己的性别和性别角色。
社会科学是个体的生产。就女性个体而言，身体素质、健康程度、相貌、专业素养乃至性格特点，都会对访谈对象和田野作业产生影响。退一步来说，面对同一个访谈对象，个体的性格与魅力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性别刻板印象认为，与男性长于技术型工作相比，女性更擅长关系建构，女性的情感维系方式倾向于维持长期、稳定的关系，在田野中与访谈对象建立关系的时候尤其如此，甚至她们会将田野关系延伸到个体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家庭领域当中，这对持续调查很有帮助。
但实际上，也有女性不擅长这么做，而男性其实也会与访谈对象维持长期、友好的关系。这与研究者的个性关联更大。譬如王均霞在调查泰山进香女性的时候，并不单纯依靠女性这一身分，同时也是因为她个人的人品和人格受到访谈对象的赞赏，如在进香途中尽其所能帮助访谈对象，事后及时将照片邮寄到对方家中，之后才收到她们的电话，受邀去家中继续调查。可见，研究者在田野中的伦理道德尺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结语
不能否认，性别视角确实是一个必要的研究维度，一个最为理想、完美的田野团队是由两种性别组成的。作为女性的研究者在某些话题上能与女性研究对象进行更好的沟通和讨论。只是，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性别制度并不仅仅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也反映在研究者与访谈对象之间的关系建构中。当然在某些情形下，当女性研究者在调查过程中如果能够暂时忘掉或模糊、淡化自己性别的时候，所表现的精神面貌也许更容易得到访谈对象的认可。
但是，不要忘记，女性就是女性，你不可能让自己没有性别，如何在选题或者调查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出自身性别的优势，才是需要考虑的地方。而且，除了性别这一研究维度以外，对田野研究产生影响的，还有个体的性格特征、人格魅力、学术背景、兴趣爱好、身分特征等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到研究者对调查对象的思考和把握，也会影响田野地点的选择和田野作业的过程、结果，以及对于原始资料的分析和阐释。
1. 此特别感谢22位民俗学者接受我的访谈，给我讲述他们的田野经验，并给予我许多帮助，请恕我不能一一呈现 他们的姓名。提到姓名者，亦不注明其个人信息。
2. 感谢吕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2016年12月10日举办的“民俗学专业责任与研究伦理工作坊” 会议上给予笔者的启发与提醒。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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