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路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1期P80—P81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原题《中国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框架与构建路径》，摘自《世界经济研究》2022年10期，张天悦摘

开放型经济体制本质上就是促进和保障商品、要素和服务在国际间自由有序流动，实现生产和消费都国际化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对以往改革开放成果的继承和创新，将过去较灵活的政策开放转变为相对稳定的制度型开放，增强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和可预见性；同时，也是适应全球价值链分工与数字经济时代以规制融合为核心的国际经贸规则以及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开放型经济制度安排，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应构建“六位一体”的制度框架，即以制度型开放引领贸易、投资、生产要素及安全保障能力等领域的规则、规制、标准、管理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接，实现国际规则国内化和国内规则一体化。同时还要将国内规则国际化，为全球治理提供高质量的中国方案和公共产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基本路径是通过内外两条路径来实现，即外部路径通过与国际经贸主流规则接轨，促进国内法律法规政策的调整；内部路径通过市场化改革，构建高质量的市场经济体制，提升市场治理效率。

第一，以制度型开放引领中国高质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制度型开放是一种双向开放，一方面要引进国际经贸先进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制度，促进国内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增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国际主流市场经贸规则的一致性和兼容性；另一方面也要以国内规则变革推动国际规则重构，实现国内规则国际化，提升中国话语权，为中国打造新发展格局探索出更精准的适配机制，消除制度型摩擦的根源。

制度型开放的目标是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与监管模式。当前，中国亟须基于竞争中性原则加快国有企业与补贴政策改革，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坚持所有制中性原则，避免造成新的所有制歧视。中国还要强化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领域的标准制定，并将这些国内规则推向WTO或区域合作组织。

第二，以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改革促进国内国际市场一体化，实现进出口均衡发展。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可以通过自主性开放和对外签署高标准贸易协定来实现。中国应对内探索以“三零”规则为标准大幅度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革与国际规则不相适应的补贴方式。对外应通过签署高标准双边和诸边贸易协议协商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完善通关制度，实现进出口商品自由而快捷的跨境流通。

第三，以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动“引进来”与“走出去”均衡发展，促进国内国外资源优化配置。具体路径可通过加强国内自贸区与区域自贸区的“双自联动”，高效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及两种资源，实行先行先试的渐进式改革来进行探索，提高双向开放水平。对内应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的改革自主权，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新规则，进行商事制度的协同系统化改革和差异化创新，实现国际规则国内化。对外应加快推进高标准区域投资贸易协定谈判，形成开放倒逼国内改革的机制，为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创新变革动力，构建与国际经贸相衔接的高标准开放体系。

第四，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促进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对内需打破城乡、区域、行业对要素的分割和垄断，对外需要消除国内外跨境自由有序流动的制度障碍。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可以引入竞争者，这有利于促进企业竞争与服务创新，提高中国服务业的供给水平与服务质量。

中国需要引入金融、电信、数字贸易、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国际规则，修改和完善国内相关法律规章。同时，在对外自贸谈判中合理设定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利用审慎例外与安全例外灵活设置清单模式，预留未来政策空间，防范各种可能的风险。中国已经正式申请加入CPTPP和DEPA谈判，亟须引入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服务业市场准入。

第五，以安全高效的政府监管为开放型经济稳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多重风险叠加和不确定性增多的国际环境对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外开放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在全面实现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的市场准入制度后，中国必须保持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平衡，构建安全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制，以应对可能遭遇的安全风险。

第六，以提供高标准高质量公共产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首先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未来应以发展为导向，注重发展、经济合作、公共卫生议题规则设计，促进相关规则引领，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定双边或诸边经贸规则，为中国优势产业与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创造长期稳定的机制化营商环境。其次要积极推动WTO改革和构建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完善全球与区域治理体系。中国应主动倡导对WTO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与产业补贴、反倾销、跨境电商（数字贸易）、服务贸易、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规则修改的谈判，要求增加WTO对发展模式的包容性。疫情后供应链区域化加速发展，要求中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准确研判区域价值链的塑造条件及其影响，高度重视基于新一代自贸区的机制性安排。中国应顺应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调整自由贸易区实施策略，积极探索与发达国家签订高标准投资贸易协定，参与区域治理变革。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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