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Chen, Ting; James Kai-sing Kung and Chicheng Ma. 2020. "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Economic Journal, 130(631), 2030-64.
推文作者：胡涵、邓卫广，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01
引言
已有研究表明，一些古代机制可以对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久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要么 是直接的，要么是通过强化文化基因而间接实现的。本文探究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对当代 中国社会人力资本的持久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了一个地级行政区在科举考试中的成功水平与当代人力资本之间有强正相关性。
本文使用明清时期278个地级行政区的进士密度作为各地区科举考试成功水平的代理变量，各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OLS回归结果表明，对于每10,000 人，解释变量进士密度每增加一倍，被解释变量人均受教育年限会增加6.9%。这一结果也是稳健的。但进士密度变量受到许多内生因素的影响，存在较为严重的内生性。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地区与最近的竹林和松树林的最短河流距离这一新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其次，本文还分别通过文化传承、教育基础设施水平、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四个作用机制研究了这种持久的效应。最后，本文探究了古代科举制度对长期内社会经济不公平程度的影响，发现存在负向影响。
构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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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模型
本文以278个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地区单位，研究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当今社会人力资本的持久影响。相关的实证模型如下：
被解释变量
表示当今社会人力资本，数据来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中每个地级行政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并采取了对数处理。
表示明清时期（1371-1905）地级行政区 i 内取得进士的人数，数据来源于1980年由朱保炯和谢沛霖编写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并以10,000为人口单位采取了+1的对数处理，即ln(1+jinshi/population)。
表示基准控制变量，包括夜间灯光数据、离海岸线的距离和地形坚固性三个变量，夜间灯光数据是2010年各地级行政区内夜间平均卫星灯光密度，离海岸线的距离是地区质心到海岸线上最近一点的距离，地形坚固性计算了相邻单元格间的高程差。
表示历史相关变量，包括平均人口密度（1393-1910）、平均城市人口比例（1393-1910）、农业生产力和区域移民四个变量，其中农业生产力的数据基于CSI，衡量了1500年后适宜种植的农作物的产量，区域移民的数据是从进士全样本中提出了1370各出生地点与考试地点不同的观测量。
表示省级地区差异的固定效应。β 和 γ 是变量系数；
是随机扰动项。
二、工具变量
一个地级行政区在科举考试中的成功可能与无数复杂的因素有关。虽然文章已经控制了许多可能的因素，但仍然有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同时与进士密度和当今的受教育年限变量相关。作者采用一下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因为一个地级行政区在科举考试中的成功水平和书籍的印刷或者获取的便捷性密切相关，印刷中国古代书籍的主要是依靠松树和竹子来生产油墨和纸张，同时为节约运输成本，而主要的印刷中心一般也坐落在松树和竹子生长的地方。印刷所需的原材料大多都是通过主要河流通道实现的。因此选择一个地级行政区与其最近的松树林和竹林的河流距离作为一个可行的工具变量。
松树林的地理位置的数据来自于明清时期编撰的地名词典（Provincial Gazetteers）中某一章对当地农产品的描述。文章选择的依据是在该章中是否提及该地级行政区拥有松树林和竹林。距离河流距离的数据是基于Matsuura（2009）确定的古代中国主要内陆河的历史GIS数据。在分别得到该地区与最近的竹林和松树林的最短河流距离之后，文章又取了这两个距离的平均值最为最终的工具变量。
03
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
表2的第（1）-（4）列报告了科举制度对当今社会人力资本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第（3）列中的结果是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第（4）列加入了除历史上1370个区域移民的变量外的所有控制变量，并均控制了省级地区的固定效应。第（3）列的结果表明，对于每10,000 人，解释变量进士密度每增加一倍，被解释变量人均受教育年限会增加6.9%。
文章还对还基准回归模型做了进一步的调整。由于进士是在科举考试中可以获得的最高头衔，它应该对今天更高水平的学位教育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文章将2010年中国人口的教育分为四个不同的水平：没有受过教育、小学和中学、高中、大学及以上，同时被解释变量为每个水平的人口数量。表2的第（5）-（8）列报告这一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进士密度对高中以下的人口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高中及以上的人口又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后者的系数更大，说明科举文化对大学教育的持久影响是最强的。
二、内生性检验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4，考察了松树和竹子对印刷的重要性，以及一个地级行政区在科举考试中的成功水平。表4的第（1）和（2）列用进士密度对印刷的书籍数量进行回归，发现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与松树林和竹林的最短河流距离与一个地级行政区是否有主要的印刷中心（第（3）和（4）列）和印刷的书籍数量（第（5）和（6）列）显著负相关；；第（7）和（8）列是用进士密度对与松树林和竹林的最短河流距离进行回归，发现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以上这些结果验证一个地级行政区与松树和竹子的空间距离在决定该地区获取书籍便捷程度的重要性，以及该地级行政区在科举考试中成功水平。
由于某个地级行政区距离河流的距离也有可能与当地贸易和商业活动相关，因此文章构建的工具变量对科举的作用效应可能会来源于河流运输的便捷性，而非源于与松竹林的距离。因此，文章引入了新的控制变量，即地级行政区距离最近可通航河流的最短距离。
表5报告了引入该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第（1）和（2）列，以及第（5）和（6）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在OLS回归模型和2SLS模型中，不论是否加入了控制变量，最终工具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在第（7）和（8）列中，文章使用具有“高中”和“大学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占比作为因变量，并发现一致的结果。此外，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中，F统计量表明该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同时，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中的回归系数为0.085，稍大于基准回归中的0.069，说明内生的进士密度变量低估了科举制度对当今人力资本的长期影响。
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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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出了科举制度对当代人力资本的四种作用机制：文化传承、教育设施水平、社会资本和政治精英。
一、文化传承
虽然科举制度早已被废除，但科举制度所培育的重视教育的文化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代传承。为了检验科举的持久的影响是否（至少部分）归因于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家庭内部的文化垂直传承，文章使用了2010年中国家庭调查（CFPS）的数据，分别构建了全体承认样本、父母样本（成人样本的子样本）和7-16岁的儿童样本三个样本。为了衡量科举文化的家族传承，文章构建了两个线性变量——父系祖先的进士密度和母系祖先的进士密度——来衡量被采访者获得进士资格的祖先的科举成就。具体做法为，根据姓氏和家乡所在地级市，将被采访者个体与其父系或母系祖先进行匹配，进而将进士密度标准化。表6报告了这一回归结果，面板A的结果表明祖先的进士密度对被采访者的教育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面板B的结果表明祖先的进士密度对后代的学习表现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由于在同一个地区拥有相同姓氏的人可能来自不同的血统群体，这可能会使文化传承的机制测量不准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文章把样本限制在罕见姓氏。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的4100个姓氏中得到2265个姓氏，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二、教育设施水平
在中国的历史上，在科举考试中表现优异的地级市也可能建立了更全面的教育基础设施。因此，文章检验了明清时期在科举考试中更大的成功是否可能导致了更多的孔夫子书院——帝制时期重要的教育基础设施。关于书院的数据来源于季啸风的《中国书院简编》。文章还研究了进士密度对使用西方课程这种新的教育体系的可能影响，因为它形成了后帝国时期发展现代教育基础设施的基础。同时还进一步考察了进士密度对不同教育水平的影响，以检验这种影响的持久性。因此还使用了1900年和2010年的中小学数量，以及1895年至1947年间建立的大学数量作为替代教育基础设施的变量。1990年中小学数量的数据来自于《光绪三十三年学部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1947年的大学数量的数据来自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编纂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现代大中小学数量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表7报告了这一回归结果。在OLS 回归中，进士密度对明清年间孔夫子学院数量有轻微显著的影响；在IV回归中，进士密度对1900年中小学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1947还是2010年，进士密度对于大学数量的影响都更为显著，表明科举文化对高等教育有更强的持久性影响。
三、社会资本
中国的科举考试竞争极其激烈，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获得进士头衔。这些学者官员通过提供公共物品和组织慈善活动，可能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资本。为了检验社会资本对科举制度长远影响的作用机制，文章构建了几种衡量指标，以衡量不同时期和不同组织中的社会资本。
在中国的封建晚期，社会资本最主要的来源可能是家族或宗族组织，其首要目标是为其成员提供公共物品和社会安全网。但宗族以外的组织也可能提供社会资本，拥有共同兴趣、信仰或身份的个人组成了关系紧密的俱乐部和协会也通常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有关宗族组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谱总目》，有关清朝的赈饥、办孤儿院等慈善机构的数据来自于Harvard ChinaMap，有关非营利社会组织机构数量的数据来自于《中华民国人民团体调查录》和经济普查。
表8报告了这一回归结果，结果发现进士密度对不同的被解释变量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科举的成功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很强的联系。这说明科举考试可以通过社会资本持久地影响了现代人力资本。
四、政治精英
类似于宗族组织，政治精英也可以通过影响教育资源的分布倾斜于家乡来影响科举考试的结果。为了研究这种作用机制，文章分别在帝国、民国和当代三个时期构建了政治精英的变量。晚清（1779-1905）政治精英的数据来自于《清季职官表》中的33620个省级及以上官员，民国（1912-1948）的数据来自于《民国职官年表》中25个部委的3996个的高层官员和其它省级及以上官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921-）的数据来自于自《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2003年之前的数据）和维基百科（2003年之后的数据）。
表9报告了这一回归结果。结果发现进士密度对晚清时期的高层官员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这种影响即使在1911年帝国崩溃后依然存在。进士密度也对民国时期的高层官员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进士密度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任何一个子时期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高层官员的职业道路本质上和科举制度是不同。
0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古代科举考试中地区的成功水平和当今受教育年限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文章进一步以一个地级行政区与其最近的松树林和竹林的河流距离的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解决了内生性问题。文章还探究了科举文化之外的作用机制，发现文化传承、教育设施水平、社会资本积累和政治精英这四大因素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科举制度的这种长久影响。考虑到上述作用机制的存在，科举考试的成功可能会通过其中任何一个机制造成社会的不平等。因此本文还发现科举文化更强的地区反而可以减弱代际间教育和收入层面的不平等程度。
Abstract
China's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keju), an incredibly long-lived institution, has a persistent impact on human capital outcomes today. Using the variation in the density of jinshi—the highest qualification—across 278 Chinese prefectures in the Ming-Qing period (c. 1368–1905) to proxy for this effect, we find that a doubling of jinshi per 10,000 population leads to an 8.5% increase in years of schooling in 2010. The persistent effect of keju can be attributed to a multitude of channels including cultural transmission,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social capital and, to a lesser extent, political elites.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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