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代建筑师伊东丰雄曾在书中谈到，“每当清晨我在家周围散步，发现已难寻那些为自家门前的盆栽浇水，或是洒扫街道的老人们的身影时，都禁不住地去想：他们如今都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鲁迅在《一件小事》中记述了一位人力车夫冒着被“碰瓷”的风险，也要救助撞倒的一位贫苦老年妇女，“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小时候读《一件小事》这篇课文，看到的是人力车夫慷慨助人，而今回看，其实鲁迅也同时刻画了城市中勉力支撑自己和家庭生计的底层人士——人力车夫救助老年妇女，而不是坐车的中产阶级（教师、知识分子）伸出援手，本身就说明底层人士处于一种乏人关注、乏人援手的困顿状态，其他阶级的人士对于他们、她们多持高度警惕的态度。底层人士一些情况下可能实现相互抱持、扶助，但更多情况下只能被动而沉默地等待，放弃，叹息。
在日本，在中国，大都市里寄居的无数个灵魂，无数个身体，其实都处于一个悬浮状态：升不上下，降不下去，回不去故乡，融不进城市。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在其所著的《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一书中，深入考量了近几十年来，随着大量的外来务工者离乡进入城市的生存状态。书中指出，外来务工者“将要在庞杂的城市生态体系里寻找一个容得下自己的缝隙。每天长时间工作，居住在窄小逼仄的出租屋里，梦想着赚到更多的钱”。
他们知道自己不具有所进入的城市的户籍资格，过去没有能力通过购房入户，而今的积分入户对于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他们知道自己将要出卖劳动，他们知道自己获得哪一份工作、获得多少工资或是佣金回报主要是老板说了算，他们知道工作中自己要承受这样那样的委屈。但这些，他们都可以忍受、承受、承担，对于他们来说，进城工作赚钱既是生存需要，更是摆脱生长环境的唯一途径。
尽管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各地的城市和农村面貌改观很大，但巨大的城乡不平衡以及区域不平衡，并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被抹平，正如很多人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如果你出生成长于农村或是中小城市，没有亲族、家族的关系庇佑，没有“拼爹”支持，去大城市发展，虽然苦，但还有希望。中产阶级人士矫情地提出“逃离北上广”已经快10年了，涌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人口反而越来越多。
《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书中指出，20世纪80-90年代进城务工的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群体，对于城市的认同感并不强，所以更愿意像候鸟那样在工作城市与家乡农村之间往返流动，而在失去在城市务工竞争力的情况下返回农村。但新一代的外来务工群体，更多处于一种“离农”状态，与乡土社会的情感关联淡漠，对于城市有着更深的渴望。这类群体如果最终无法融入城市，通常也会退而求其次回到县城或者镇上居住。书中指出，外来务工群体与农村经济生活、农村家庭的关联逐渐弱化，与家人、亲友的经济联系都在减少，对家庭的期待也降低了。
还有一种群体，也就是自媒体、社交媒体上热衷调侃的‘三和大神’，即反复受挫，所以主动寻求离职，乐于陷入“主动失业”，只寻找一种按日计薪的短期工来维持最基本的生计。所谓的零工经济兴起，为之提供了这类工作。
正如劳动社会学家梁萌所指出的，金融资本和互联网资本共同构建了“弱契约”和“强控制”的劳动模式，不仅使得家政行业、网约车行业，甚至包括其他很多行业的工种，都被剥离了最基本的劳动福利、社保保障，仅仅以短期项目考核计薪。
《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书中通过对当代中青年外来务工群体进行调查发现，他们（她们）的社区认同度低，城市融入感有限——换言之，他们（她们）不可能像进入城市大学就读的学子、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的白领那样，产生对所居住社区以及城市的认同感，不大可能产生所谓的城市荣誉感，不太可能成为城市球队的拥趸。与之同时，他们（她们）会产生很强的相对剥夺感，整体情绪相对低迷。这是很正常的，比如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所从事的快递、外卖配送工种，工作压力很大，还必须时刻面临着逆行、红灯等交通安全威胁，“平台各种异化的计件激励制度、隐蔽的算法优化系统”都在造成他们（她们）工作中的心理负荷过大。
如果聚焦“00”后农民工，虽然对于城市的认同感增强，也较为乐观，经常自我激励，但如果持续遭受挫折，难以改变自己频繁变动工作、收入远远无法满足体面生活需要、边缘化、迷茫化的生存现实，心理状况也难以保持稳定。
《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这本书主要以在北京等城市务工的装修工、保安、保姆、快递小哥、家政工等务工人员为调查对象，书作者以“邻居”的身份走入了这些务工工种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深入考量了他们的生存状态。
他们（她们）之所以选择外来务工，并难以改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总归有着种种的无奈，比如身居工地也依旧保留了文学爱好的打工者，“生活、责任、命运迫使他们奔赴工地、工厂和城市的角落，却带给了他们更具冲击力的生命体验，也颠覆了他们完全不同于农村生活的经历和认知，这在另一层面上也点燃了他们文学书写的热情”。但文学所带给他们的，除了反思，个人认知的清明，就很难起到其他意义上的作用。
他们（她们）受困于一个被工业化逻辑，以及新科技算法无限异化的劳动体系，就像书中所提到的那样，很多女工“有的时候甚至必须得按规定服用工厂派发的避孕药缩短生理周期，以延长工作时间”。
他们（她们）不服输，就像书中所谈到的在北京菜市场早起晚睡拼命的外地菜贩，因为自己不服输所以支撑着走下去，但疲惫与疼痛也会一直伴随，饱受煎熬。夜阑寂静之时，他们（她们）往往会将自己的遭遇，归结于命运，仍然笃定绝不服输。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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