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亚历山大·朗缪尔在美国传染病防治中心（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前身）创立了“流行病情报服务”（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EIS）项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流行病学调查。这一项目自此后的几十年里培养了超过3000名学员，致力于在美国乃至全世界与人和动物千奇百怪的疾病作斗争。
二战以来的几十年里，全球政局总体上稳定，地缘冲突的烈度降低、范围缩小，进入了和平发展的阶段，而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全球贸易的提速极大地扩大了人的活动轨迹，也使得人和货物以及诸多寄生于客流、货流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以更快的速度扩散到了更大的范围。
在20世纪50-60年代，因为公共医疗体系的创立，再加上接种疫苗和隔离检疫的推广以及抗生素的诞生，让当时的人们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认为至少就可以屏蔽传染病。
《流行病调查局：我们是医学侦探》一书指出，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病原体会产生抗药性，蚊子等病原体的宿主难以控制，并不是所有疾病都能研发出有效疫苗，免疫系统自身的紊乱也会造成疾病产生。而且，虽然美国能够比较地防控各类传染病的疫情传播，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生活水平较低，再加上人员流动的广泛，所以十分频繁地造成疫情的跨国传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和EIS学员不仅需要在国内工作，还要频繁深入到世界各地。
《流行病调查局：我们是医学侦探》这本书分三部分讲述了美国EIS项目的开展历史，也就是在不同时间阶段抗击传染病，尽快洞察其传播扩散状况，为切断其蔓延创造条件。
EIS的创建背景在于，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陷入胶着，士兵和战俘中都经常出现痢疾腹泻疫情。同时的美国本土，脑炎、痢疾、肝炎、结膜炎、组织胞浆菌病、肉毒杆菌中毒、伤寒、钩端螺旋体病、脊髓灰质炎、鹦鹉热、破伤风等传染病一直都没有绝迹。
EIS还负责测试疫苗。如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当时的EIS选择了新泽西州的几所监狱、一所智力缺陷儿童收容机构、一家精神病院进行病例对照试验，给受者注射甲型和乙型肝炎病毒，然后再注射疫苗。毫无疑问，当时的很多次实验都是失败的，很多受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病的原因，成为了人类传染病防治事业的牺牲品。
EIS的活动范围很广，在了解到夏天就会出现很多城市的孩子铅中毒的情况后，经翔实的流调发现，穷人家孩子很容易因为家庭环境中的含铅油漆碎片累积铅中毒。相关流调还揭示了儿童误食煤油、杀虫剂、灭鼠剂、搽剂、阿司匹林、泻药、漂白剂、杀菌消毒剂、松节油等家庭用品后中毒、死亡的情况。这些为美国监管部门推出有毒有害物品管理项目提供了科学依据。类似的调查行动还帮助美国的监管部门大规模地开展了白喉疫苗接种，并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建立了类似的疫苗接种项目。
1955年，美国政府批准多家制药厂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生产，但很快就曝出多位儿童接种疫苗后瘫痪的个案。经由EIS调查，证明美国的多家疫苗厂商的部分产品中未经充分的安全性测试，以至于含有活性病毒的疫苗上市。这也重创了美国民众对于疫苗安全性的信心。几十年后，美国民众中很多人坚决抗拒其他传染病疫苗的接种，其源头正在于此。
1955年6月，美国西雅图等城市出现产妇诞下产儿后，乳房肿胀，以及产儿发生渗出性多形红疮的现象，这就是葡萄球菌感染的典型症状。EIS受命开展调查。调查发现的结果相当惊人，上述现象在美国及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只是相关国家和地区没有这类的异常信息上报机制，也没有引起卫生部门的重视。最终，经由EIS的努力，使得美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医院开始重视医院内感染，建立医院感染管理部门，重视消毒，从而极大地削减了类似的现象滋生。
1957年2月，中国香港首次发现了一种被称为“亚洲病毒”的新型流感病毒，当年6月扩散至美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传播至美国全境。7月末，美国的很多学校已经停课，9月底美国全国的病例超过10万例。“亚洲病毒”流感的致死性不强，但传播力惊人，很像是2022年的新冠病毒艾奥密克戎变种。EIS一方面致力于协助美国各地政府开展流调，切断传播链条，通过严密封控切断传播扩散；另一方面则配合制药公司在美国的亚特兰大监狱进行疫苗测试。但受限于产能，该次流感的疫苗只供美国国内关键岗位的人员接种，如军人、卫生官员、医护人员、海关人员等。1968年，同样来自中国香港的流感病毒变种爆发，同年传入美国，造成严重传播，EIS仍然在美国在押罪犯的监狱中开展疫苗测试，但这一次的疫苗质量很差，没能很好地保护美国人，很多政界和娱乐圈人士都中招死亡。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EIS变得更为繁忙。1961年，美国多个城市的市民因食用在含有粪便排泄物的水中生长的生蚝而罹患甲型肝炎，疫情爆发；同年，美军一家航空站的军人食用了被尿液污染的土豆沙拉，而罹患传染性肝炎；1962年，因灭菌技术失效，因血液污染导致的输血者肝炎病例大增；与之同时沙门氏菌伴随受污染的鸡肉传播至美国多个城市，包括纽约、费城等；1964年，探险者从印第安部落返回时，已经被鼠疫感染，病毒进入了城市，EIS和美军有关部门快速行动，切断了疫情传播……EIS还开始就白血病以及其他慢性病开展调查。
《流行病调查局：我们是医学侦探》书中谈到了EIS援助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波多黎各、牙买加、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开展流调，指导当地改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实践活动。当然，这种援助也不免疑云重重，因为不仅后续提供的疫苗要付费向美国的制药商购买，而且污染物、病原体等相关资料也被打包送回美国，包括EIS自己的实验室以及美国军方的实验室，至少后者难以自证清白。
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里，EIS一如既往地奋战在抗击各种传染病的前线，并不断将经验知识回馈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卫生部门，指导民众改善自身生活环境，增强防护意识，提高疾控体系和医院部门应急行动能力。但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就像是苏洵在近千年前所谈到的那样，“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不但流感等既有病毒（及其变种）、各类细菌感染反复出现，频繁制造出疫情，而且新发疾病似乎源源不断地出现，使得美国疾控中心及其所属的EIS，还有各国的疾控部门都陷入一种疲于奔命的状态，这或许就是现代文明发展所难以避免的代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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