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基建支出如何兼顾稳增长与调结构——基于生产网络的视角

政府基建支出如何兼顾稳增长与调结构

王志刚  黎恩银

摘要：政府基建支出对于稳增长和调结构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尝试运用生产网络方法，比较分析了传统基建支出和新基建支出的乘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研究发现，在基建支出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仅靠存量调整并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当政府基建支出总量增加时，由于传统基建在生产网络中比新基建具有更高的中心度，而且与“两高”产业的关联度更高，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联度更低，所以传统基建支出的乘数效应强于新基建，但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显著低于新基建。因此，新增基建支出在两类基建之间进行分配时，存在稳增长和调结构的权衡，基于2020年全国生产网络测算结果表明，增加1单位基建支出，将其中55%以上用于新基建时，可以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双重目标。此外，由于各省级行政区生产网络存在较大差异性，各省级行政区两类基建支出的乘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异质性明显。

关键词：基建支出  生产网络  乘数效应  产业升级

一、引言

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扩大内需从而稳定经济增长，是我国长期以来常用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工具。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我国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更加需要财政政策积极有为。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政策发力要适当靠前，特别提出要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稳增长是各级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由于物质资本投资存在边际回报递减，传统的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因此，当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双重目标——稳增长和调结构，除了短期稳增长的考量外，还应注重长期效应，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数字经济是以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形态，催生了“新基建”这一新概念，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定义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基建一样，新基建同样具有准公共品属性，同时有助于形成物质资本、知识资本以及数据资本，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数据生产要素和传统生产要素的价值。在短期内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就需要一定的投资支撑，新基建和传统基建都属于投资，它们对实现双重目标的作用需要更加全面分析。新基建和传统基建支出的不同搭配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如何能保证基建支出政策能兼顾双重目标？是否每个地区的基建支出结构应有所区别？虽然已有的文献对这些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回应，但生产网络分析方法为此提供了一种全新思路。政府基建支出对生产网络而言是一种需求侧冲击，会沿着生产网络向上游传导。两类基建支出除了影响本部门产出外，还可以通过生产网络形成对关联行业的网络带动效应，前者是直接效应，后者是网络效应，网络中心度高的产业扩大投资产生的网络带动效应更强。从预算平衡角度看，支出对应着税收，支出增加就会有相应的税收增加，税收会带来消费和投资的收缩，这种效应被称为资源约束效应。本文尝试基于生产网络视角，透过两类基建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生产网络关联特征来进行系统分析，综合考虑财政可持续、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对政府基建支出的政策效应进行多维度的模拟测算，深入比较分析了两类基建的乘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以及两种效应之间的权衡关系，并进行了相关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丰富了政府支出乘数的研究视角，区别于传统的分析框架，本文基于生产网络视角，透过传统基建和新基建与其他行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来进行系统分析，使政府基建支出的乘数效应分析更加丰富。二是丰富了生产网络方法的实证研究，本文结合我国现实，强调政府基建支出这一重要政策工具的综合效应，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实证结论。三是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优化方向，本文将新基建和传统基建支出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比较了两类基建支出的乘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权衡二者在稳增长与调结构双重调控目标方面的作用，给出了可以兼顾双重目标时所对应的最优分配比例，以及该比例的省际差异，对优化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结构具有一定的决策参考意义。

二、文献综述

基建投资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广义财政（汪川，2020），政府基建支出是财政支出的一种重要形式。国内外关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多数基于总需求理论或经济增长理论，缺乏对中观层面产业关联所发挥作用的考察，近年来兴起的生产网络分析方法弥补了这一不足。相关文献从以下四方面进行综述：

增加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使用,这种效应大小由财政政策乘数决定（马拴友，2001），不同文献计算的乘数大小差异较大，而且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并不是线性的，Baum et al（2012）、陈诗一和陈登科（2019）发现财政支出乘数具有经济周期异质性，经济低迷时期的财政支出乘数要高于经济繁荣时期，李明和李德刚（2018）进一步考察了地区差异，发现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乘数差异在经济衰退时期更加明显。政府基建支出可以通过直接增加总产出、促进私人投资和提高就业率三个渠道促进经济增长（Barro,1990；Munnell, 1992），踪家峰和李静（2006）、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等的研究为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提供了实证证据。但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并非线性的，Bougheas et al（2000）认为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国内学者研究也发现，由于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公共资本也存在边际收益递减效应（白重恩、张琼，2014），在一定条件下政府基建投资还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廖茂林等，2018），所以基建投资强度并非越大对经济增长越好，而是可能存在拐点（孙早等，2014）。

基于总量视角研究财政支出规模对产业结构变化影响的文献并不多，郭小东等（2009）基于2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财政支出通过改变全要素生产率和各个产业的资本、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积累，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而对第一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产生消极影响。严成樑等（2016）研究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流动，严成樑和徐翔（2016）进一步指出，生产性支出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并不是线性的，当支出规模超过一定门槛值时，支出规模上升可能会起到抑制作用。郭凯明和王藤桥（2019）认为传统基础设施投资抑制了服务业比重的提高，郭凯明等（2020）则研究发现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将会从供需两侧同时促进服务业比重的提高。骆永民等（2020）认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促进非农就业增加，从而促进农业向非农转型。

生产网络方法本质上是一种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它考虑各个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分析部门冲击如何扩展到整个经济系统。Long & Plosser（1983）将多部门的投入产出关系引入到一般均衡模型，富有洞见性地提出，来自部门的冲击也会是宏观波动的原因。Horvath（1998，2000）与Dupor（1999）论证了由于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联，特定部门的冲击向会向整个宏观经济传导。Bak et al（1993）借助系统论方法来分析宏观经济波动，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将网络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周期研究，Acemoglu et al（2012）综合Carvalho（2010）构建的中间品投入使用网络模型和Acemoglu et al（2010）的供应网络（supply network）模型，提出了分析宏观经济波动的生产网络模型的理论框架,Baqaee & Farhi（2018，2019）、Carvalho & Tahbaz- Salehi（2019）等对这一模型进行了完善。越来越多学者基于此框架进行拓展研究，Liu（2019）、Bigio & La'O（2020）、Baqaee & Farhi（2020）等研究了存在市场扭曲或摩擦下部门冲击在生产网络中的传导；Acemoglu & Azar（2020）建立了一个内生生产网络模型，阐明技术进步一方面会通过生产网络扩散至整个宏观经济，另一方面会影响生产网络的演变。Acemoglu（2016）、Briganti（2018）、Carvalho & Tahbaz- Salehi（2019）基于生产网络模型，分析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需求侧冲击，在生产网络中向上游传导后对总体经济形成放大效应。

国内基于生产网络研究财政政策效应的文献近几年才开始出现，齐鹰飞等（2020）通过将生产网络引入一个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出的部门配置对GDP、福利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将财政支出从“高污染、高耗能”的限制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调整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齐鹰飞和李苑菲（2021）研究发现，借助于生产率在生产网络中的放大机制，政府消费具有显著的生产性效应。赵晓军等（2021）通过构建一个引入政府财政行为的生产网络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相较于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财政支出调整对中间品和最终品的结构的影响效果更大。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基于生产网络视角对政府基建支出乘数效应的分析，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地带。本文将生产网络视角与基建支出的政策效应分析结合起来，透过新基建和传统基建与其他行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比较分析两类基建的乘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异质性，并测算了两类基建在兼顾稳增长与调结构双重调控目标时的最优分配比例，丰富了生产网络方法的实证研究成果，对财政支出的结构优化具有借鉴意义。

转自：“经济学动态”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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