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政课创新论坛
作者简介
钟启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原创性贡献及学理化学科化研究”（项目号：21VSZ001）的阶段性成果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
【编者按】为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效率，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录用的文章，将在本刊知网首页和公众号网络首发。
摘 要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集中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观及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关键文本，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原则与理论内核。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清算了“从前的哲学信仰”，而且确立了“此岸世界的真理”和“科学的共产主义信仰”，并从历史开端、社会起源、政治功能和革命原则等方面，揭示了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蕴含着从“意识形态批判”通往“哲学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就是在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不仅集中清算了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还系统阐发了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给无产阶级革命确立了“此岸世界的真理”，指明了“普遍的人的解放”的理想、条件和道路，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原则与理论内核。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具有相同的本质，前者是就这一本质的活动形式与过程来说，后者则是提供了这个活动的内容和意志。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开问世，那么《形态》则为这个公开问世在哲学原理和革命理想上作了最为重要的理论准备，特别是文本中关于意识形态的否定性批判和肯定性建构，蕴含着从“意识形态批判”通往“哲学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展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开端：现实的个人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思想政治教育从哪里开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这个现实前提不是想象的开端，正是现实的个人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对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开端的发现和确立，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题。
鲍威尔和施蒂纳没有发现这个前提开端，只能用“自我意识”和“唯一者”来冒充现实的人并强迫历史从这里开端；费尔巴哈似乎是发现了人的此岸性，但依然没有确认这个前提开端，因为他并不重视“感性的人的活动”，也就只能用归结为“类”的抽象之爱要求历史从神的天国下降到尘世。既然“自我意识”“唯一者”和“类”等抽象的实体，都不曾真正离开过黑格尔体系的哲学地基，那么以之为开端的历史观也就只能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前者不愿通往唯物主义，后者则不能通往真正的唯物主义。这当然是它们的不同之处，但是它们之间更重要的关系是共同之处——这些“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异口同声地宣布：世界受观念支配，人们忍受着词句的奴役，区别仅在于哪个观念、哪种词句。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不无遗憾地指出：“当然，依靠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理论武器，是不能理解这些人的经验的物质的行为的。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两次错过了真正“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第一次是费尔巴哈运用它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不仅揭穿了“宗教的颠倒”和“神学的怪诞”，揭示出上帝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己力量，而且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上撕破一道口子。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宗教批判，契合了当时的德国社会现实需要，因为“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这也就加剧了他们同黑格尔体系的冲突，可惜由于他们仅仅把这种冲突理解为“观念的冲突”和“词句的批判”，就使得本应立足尘世冲突说明观念冲突，即立足经验世界来揭示“世俗世界的幻想”为何会被人们“塞进自己头脑”的唯物主义哲学道路，突然在这里中断了，并在历史领域背叛了自己的前提，转身投入思辨唯心主义的信仰怀抱和空洞说教。
费尔巴哈正在开辟的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为何突然中断并最终被错过了呢？因为“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这个前提就是“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而这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不具备的前提。所以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停留的地方，在他陷入宗教批判而不能自拔的地方，正确指出了这个前提以及如何获得这个前提，给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第二次通向真正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和机会，那就是首先确立起“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也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明的批判转向：“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提出的这个从“副本批判”走向“原本批判”的哲学道路，要求人们超出思辨批判的抽象范畴，不仅要超出旧世界的思想范围，更要超出旧世界的秩序范围；不能满足于“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要去真正摆脱那“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的“现实的、感性的枷锁”。这个“真正批判的世界观”确立并践行着通向新世界观、新历史观、新唯物主义的哲学理念和革命信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正如我们所知，费尔巴哈错过了这条道路，他在炸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后突然停滞不前了，陷入“对于爱的过度崇拜”中，“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不能自拔；以鲍威尔、施蒂纳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也错过了这条道路，他们从炸开的体系残骸中竞相找来“自我意识”或者“唯一者”，使之重新化合、披上新外衣、赋予其新使命，就在想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变革的吹嘘和构想中开始了哲学叫卖，而这不过是“自以为是狼、也被人看成是狼的绵羊”发出的“咩咩叫声”，这叫声用“震撼世界”的词句“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转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并在人们用实际行动表明对它们毫不感兴趣之后，反而迁怒于“群众”没有认真聆听“批判”和“精神”的寓言教导。
究其原因，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些“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都是高喊着哲学革命的最大保守派，他们只是反对哲学而不反对造成这种哲学的现存世界，因而也就是劝人们妥协并忍受现存世界——既然不能改变世界，那就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但是他们又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如他们每个人都幻想着用关于宗教历史微不足道的说明来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那样，一方面沉醉于自身引起的“世界性骚动”，另一方面又愤慨于群众的“无动于衷”。所以会产生这种颠倒和悖论，正是因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而这又是因为这些哲学家是德国软弱资产阶级和破产资产阶级的理论代言人，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看不透自由主义词句不过是资产阶级现实利益的唯心主义表达，为何会把资产阶级的虚伪幻想、伪善保证全都信以为真。毕竟，根据他们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的哲学叫卖和历史理论来看，历史既产生也消融于自我意识，批判才是历史的动力，批判想要现实作出怎样的改变，现实就必须那样去改变，只要批判了错误的现存观念，也就改变了错误的现存世界。
可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既没有正确回答“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也没有借助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而通向“真正批判的世界观”，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立足“现实的个人”这个前提来理解世界和历史，要么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要么是“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也就导致他们“期待着各民族跪在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意算盘总是不如意”。
但是，这并不表明以他们为辩护士和祷告者的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真的就完全忽略了“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利益活动。其实，它只是忽略了充分实现具体个人的物质利益，却从来没有忽略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实际开端和主要对象的物质剥削和精神支配，只不过在自己“颠倒的世界意识”中把存在于生产领域的剥削秘密及其构筑的“颠倒的世界”粉饰和掩盖了起来，让我们以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远离了物质利益关系因而是“思辨的胡说”，以为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脱离了现实的个人活动因而是“无效的重复”。前者是正确的，而后者却不一定，因为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在理论学说上从“抽象的人”出发，但在物质生活中从来都是诚实地从“现实的个人”这个实际开端出发，否则资产阶级何以能够在早期联合无产阶级推翻僧侣贵族确立统治地位，又如何能够在资本逻辑塑造的诸多拜物教和意识幻想中使“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并使雇佣工人从属于资本家、农村从属于城市、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又何来“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启蒙骄傲和致命自负？
因此，既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现实的个人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这个前提又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真正出发点，自然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前提、历史开端。不仅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根源和历史演变，而且它的内容实质和形式外观，归根到底都是要由这个物质前提所展开和构筑起来的现实基础以及围绕这个基础进行的阶级斗争、国家行动来说明。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起源：真正的分工使意识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
问题也就从这里产生了。既然现实的个人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是全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前提和实际开端，为何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思想政治教育要采取颠倒和抽象的形式？比如资产阶级所谓“普遍的人权”“普世价值”及其打造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尽管在一段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取得了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统治效果，但终究避免不了被识破和被揭穿的命运，就连资产阶级阵营的杰出代言人黑格尔都曾在《精神现象学》中发出过善意的警告——“当诺言不断地引起期待而又始终不得实现时，通常总是产生厌倦和冷淡的”。由此可见，与黑格尔的深刻洞见和历史远忧相比，青年黑格尔派肤浅庸俗、目光短浅。他们不去批判诺言本身，反而去责怪群众没有理解并相信诺言；不去批判让诺言一再落空的现实，反而天真地相信“更好的诺言”将等来“更好的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颠倒逻辑是多么彻底深入，资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抽象功力是多么炉火纯青。
那么，这种剥削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颠倒逻辑和抽象秘密是怎样产生的？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是如何成为统治工具的？既然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产物，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为何又能取消这种颠倒和抽象，不仅在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演绎中，而且在现实生活的具体运行中都能坚持把现实的个人活动作为实际开端？这就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起源问题了。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分工和意识形态起源的关系进行说明的，而这又是以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的决定性关系为前提的。
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精神生产、思想活动，这是由围绕生产力形成的生产方式、物质联系决定的。“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既然意识总是受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物质联系所制约，“精神”也不可避免会受到物质生活的各种“纠缠”。这种“纠缠”具有历史性和复杂性，在生产力原始落后、分工还是自然分工的情况下，“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这是人对自然界产生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与此同时，人意识到自己总是处于社会之中，必须和他人往来，也就形成了带有动物性质的“纯粹的畜群意识”，或者说“绵羊意识”“部落意识”。这个阶段的“意识”还只是社会生活的朴素直观，是直接反映在头脑中“被意识到的存在”，尽管它的内容和形式还很狭隘、幼稚，但真实表明了自身并非“‘纯粹的’意识”（它不是开端和本原，不是先验存在着、远离物质生活，通过自我思维单纯构造出来的实体和主体），因为它是现实的感性直观和经验意识，现实地以狭隘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狭隘关系。这个历史时期，意识还只是一般性的意识，还不是特殊性的意识形态，因而也还没有完全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尽管社会生产、部落教育、宗教活动中孕育着技能培养、伦理教化、信仰崇拜等广义的原始德育要素，那也只是类似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雏形而非其本身。
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出场，是由于生产和分工的不断发展，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进而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对立，诞生了阶级和国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理解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原则和虚幻性内容，意识要在“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成为反映特定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就必须“好像”能够摆脱现实世界进行纯粹的想象构造。所以是“好像”能够摆脱现实世界，因为意识在这里所做的“摆脱”和“构造”不过是以为自己超出了现实并且制造出脱离现实的意识内容和理论外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摆脱”和“构造”在本质上是“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这是由于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私有制的产生所导致的。“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给“纯粹的”三个字加上了引号，正如其在前文中指出“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那样，否定了“纯粹的”的纯粹性，指出“纯粹的意识”并不是真正纯粹的想象和幻想。
这种“纯粹”中有极不纯粹的东西：其一，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对立过程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家、僧侣的最初形式”，他们作为现实的个人同样也要从事自己的生命生产，同样也要在现存世界中获得物质资料和交往对象，因而意识形态的构造主体并不纯粹；其二，这些“‘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意识形态内容也不纯粹，虽然它们看起来是意识形态家凭空想象出来的，甚至是在现存世界完全找不到存在证明的神话想象，但这些想象也不纯粹，它们既非“神明的启示”也不是“先验的灵光”，而是“现实地想象”，并且总是意识形态家的头脑在现实中想象，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紧接着指出：“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其三，不仅不同意识形态内容之间的矛盾不是纯粹想象之间的矛盾，而且意识形态内容同现存关系发生矛盾，就是说想象跟现实的不一致，也不是由于纯粹思维引起的矛盾。因为既没有所谓“纯粹思维”，也没有“纯粹思维”跟现存世界的“纯粹矛盾”，这些意识形态上矛盾的种种症候不过是在说明现存世界存在着现实矛盾，归根到底是现存生产关系跟现存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所有制上表现为少数人剥夺多数人劳动成果的私有制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所以，随着分工和私有制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就出现了阶级和阶级冲突，最终产生了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
因此，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起源不在“纯粹的想象”之中，而在纯粹的现实矛盾之中，它们是分工（不合理的分工）和私有制（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所有制）的历史产物，是阶级斗争和国家统治的历史产物。不同阶级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冲突，不是想象的冲突，也不是想象中就能避免的冲突，尽管有时候看起来是“原则的冲突”和“词句的斗争”，实际上都是原则和词句掩盖着的物质利益斗争。这种斗争不是理论演绎或者词句批判就能终结的，它们都有自己构筑其上的物质力量作为现实基础，从而它们之间的各种冲突在本质上是阶级利益与阶级利益的现实对立、是物质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历史对决。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物质利益的出场使得先前提出的问题得到解答：原来，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要采取颠倒和抽象的形式，即“纯粹的幻想”形式，一方面是因为服务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们并不知道自己构造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意识形态是“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而以为自己是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并在这种想象中发生了颠倒，使得作为现实想象产物的某种东西竟然成了产生现实的某种想象，于是现实和世界都受观念想象支配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家们之所以不自知这种颠倒和抽象普遍发生在自己的“纯粹想象”之中，是因为支撑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基础与物质力量本身就是颠倒和抽象的。于是谜团被揭开了：正是这“颠倒的世界”决定着“颠倒的世界意识”，正是这“抽象活动”产生了“抽象痛苦”。
但这还只是对问题和谜团的部分解答，而且这个解答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既然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采取颠倒和抽象的形式，本质上又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压迫劳动人民的精神手段，那么它是怎样做到以假乱真、以虚充实、本末倒置的，又是怎样把自己阶级的利益原则上升为全社会的思想追求的，或者说在这个冒充过程中它又是如何有效支配社会成员避免被后者揭穿和推翻的？这就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问题，如何成为阶级统治的国家力量，这个国家力量又是如何构造运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的三个基本原理。
第一，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确立的根本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社会，资产阶级掌握着全社会的物质生产资料，同时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和教育体系，也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因而体现和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这个历史时代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支配性思想政治教育。只要资产阶级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就始终是对社会成员进行抽象统治和劳动剥夺的辩护体系、粉饰手段，就始终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和精神魔法，因而也就会“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贯彻自己的统治意志，全力以赴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和野心来塑造这个时代的整体面貌，正如它目前正在做的事情那样，尽管已经愈发利令智昏、力不从心了。
这里有个问题应被提出，“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直接等同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吗？显然不是。比如，即便资产阶级已经在全世界兜售产品、工业革命已经重新定义生产力了，在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只要资产阶级没有真正掌握国家政权，反映资产阶级物质支配关系的启蒙学说和权利观念，也始终无法完全冲破“神学的樊笼”和“封建的头脑”，以致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巨大保守力量，总是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可见，“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要想转化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需要以自身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作为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前提。
第二，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体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转化意识形态的内容实质。“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只有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才有可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进而更好地辩护和发展“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显而易见，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便一开始不是也终将是这个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实质。统治从来就是阶级统治，既有阶级镇压，也有公共管理，因而是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的统治整体。但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也指出，统治阶级又是具体的，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具有意识和思维，即“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君权神授”“分权学说”“宪政民主”，先后被不同时代的统治阶级宣布为“永恒的规律”，也就构成了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内容、支配目的。
综上，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要想成为支配性的精神力量，就要成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从而赋予自身国家形式和国家权力，毕竟国家进行阶级统治的历史就是从“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开始的。那么，这个意识形态力量的支配逻辑怎样运行，才能成功地把一个阶级的观念原则上升为全社会的普遍思想？
第三，每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必须首先夺取国家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普遍利益，这是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观念统治和意识形态教化的支配逻辑。
事情的关键在于国家政权。阶级斗争的最高问题是国家政权。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除了具备“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这个前提之外，关键就在于能否掌握国家政权，把自身确立为统治阶级，进而把自己的意识形态确立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再将之宣传和塑造成在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当然，从“统治阶级的思想” 到“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里还需经历一个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狡计”，那就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构建和宣传转化，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让社会成员认同并信奉“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将之作为自己的内心体认和生命教义。对此，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一书中曾指出，这个意识形态支配过程，是通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对现实个体的唤询和感召来完成的，进而导致了现实个体对意识形态的集体误认。
实际上，造成这种意识形态的集体误认，主要是就剥削阶级对劳动者阶级的有意欺骗来说的，因而这里并非没有例外逻辑，并非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会造成集体误认，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内容都只是来自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这个例外逻辑，它不仅没有迷失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蒙骗误认之中，而且开辟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建构了致力于为人类求解放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是彻底革命的物质力量，因而也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力量，它不仅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而且作为真正的解放者，掌握着彻底摧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现实性力量，但是这个力量的凝聚和发挥必须有个前提，凝心聚力、团结人民，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国家政权，改造社会制度、发展社会生产、推进人类文明。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只要社会制度还采取国家这种阶级统治形式，那么“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所以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要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但是，这里的“说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已经属于“实证的科学”而非“思辨的胡说”了，因为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高度一致，只不过这种高度一致性由于劳动人民尚未充分自觉特别是受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污染而容易被忽视甚至歪曲。因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势在必行。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革命原则：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生长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革命结构。实际上，既然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产物，也是国家用来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自然就具有革命性，这既是因为阶级性和革命性具有同一性，前者是后者的主体，后者是前者的行动；也是因为组织和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本来就是阶级斗争的重要任务，只不过统治阶级是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权力和意志来推行思想政治教育，革命阶级则是以更“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面貌和主张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统治阶级和革命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围绕国家政权的争夺而展开，而且它们都知道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争取到更多的社会成员对自己阶级思想和行动的认同与支持，才能巩固或者夺取国家政权。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站在人类发展进步的总体历程来看，革命阶级在开始时的确与其他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具有一致性，尤其对于反对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来说，革命阶级的胜利对于被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来说也是有利的，具有解放的部分意义。这就意味着革命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将人们承受的压迫和奴役公之于众，揭穿和批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抽象性与反动性，并为社会成员描绘未来愿景、提供革命目标以及战略路线图。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这样联合广大无产者推翻贵族统治、终结封建时代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抗形式、革命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得到教育和训练，并在市民社会中形成了自己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因此当他们发现确立起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背叛了启蒙格言和革命理想之后，即当他们发现“政治解放”并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之后，就毫不犹豫地把资产阶级曾经教会他们用来推翻僧侣贵族统治的武器对准了资产阶级自身，决心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么，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革命运动应该如何展开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呢？换言之，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又应当如何避免再次沦为被革命的意识形态对象呢？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观念分歧，而且呈现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同以往一切革命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为了做好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给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指引正确方向和光明前景，才借着清算自身哲学信仰的由头系统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在这种批判中不失时机地正面阐述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究竟有没有把自己的学说理解为意识形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如何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观，而这本身又是复杂艰难的，至今还是国内外学界普遍争论的问题。但仅就《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来说，学界存有基本共识：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否定性的批判原则中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服务于剥削阶级的虚假意识、虚构幻想、伪善保证和抽象歪曲，因而尽管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以新的世界观作为精神武器，但是他们显然会拒绝把新唯物主义理解为这种否定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如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认定关于意识形态如何能把虚幻意识塞进人们头脑这个问题，是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大哲学本题。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剖析和解答贯穿《形态》全文，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正是对这个重大哲学本题的深入思考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实现了哲学革命，提出了新世界观和历史观，而且在“原则高度”上回答了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何以避免沦为“词句的批判”或者“被革命的意识形态对象”。
就前一个问题来说，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认为从天国到尘世、从副本到原本的意识形态批判是理论前提，另一方面又认为不能停留于这个前提，因为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真正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要实际消灭词句“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这里并没有说不需要理论演绎，而只是说理论演绎不能在实际上消灭词句），在根本上讲“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青年黑格尔派之所以必须被批判，既是因为他们不仅自己相信改变词句就能改变世界，而且还力求让群众也这样相信；也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天真信念，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塑造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在颠倒并解构人们的革命理想，在卸下工人武器的同时输出着武器。既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那么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就一定要武装“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用现实的物质手段摧毁现存的物质力量。
就后一个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来说，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只要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诉诸现实手段坚持推进并最终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那么它就不会成为“被革命的意识形态对象”，因为无产阶级在终极追求上，将消灭任何阶级、消除任何统治，包括它自身的阶级统治。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尽管是“科学的意识形态”，也将在人类解放最高理想最终实现之时自行消逝，而这种消逝是以无产阶级带领劳动人民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前提条件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反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那部分意义和功能将消逝，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明的时代精华，将在解决新的实践问题中得以运用并与时俱进。当然这注定会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理想，从根本任务上讲，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做好理论批判、观念创新和人心凝聚工作，充分觉悟并真正联合全世界无产者，在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完整理解中，具体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道义性，切实推进为人类求解放的伟大事业和崇高理想，毕竟“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应当看到，当今世界依然处于“物的依赖关系”历史阶段，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还将长期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还在不断地歪曲和抹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所以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阵地只能巩固不能失守，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逻辑，就是坚持和发展《形态》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叙事。
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登于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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