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简介
●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每月评论》主编；
● 编译者周岳，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孙亮洁，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基础、传承与贡献研究”（项目号：2022JZDZ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提升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实效性的路径研究”（项目号：WK2200000003）的阶段性成果。
新的“非理性主义”
摘要
本文从卢卡奇《理性的毁灭》出发，审视了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现实表征及历史脉络，通过批判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家，最终转向对以齐泽克为代表的当代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的批判，具体而言：一是当代生产力的发展已不再能够掩盖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破坏性，导致帝国主义愈发需要“非理性主义”为自身“间接辩护”；疏于批判非理性主义是齐泽克等学者陷入理论误区的第一个原因。二是从历史渊源来看，非理性主义主要以尼采的“永恒轮回”论、海德格尔维护纳粹的极端反动言论表现出来，本质上仍是反马克思主义；对海德格尔哲学的赞许是齐泽克等学者陷入理论误区的第二个原因。三是晚期帝国主义世界正面临核战争和地球生态紧急状态的威胁；将灾难“视为我们的命运”是齐泽克等学者陷入理论误区的第三个原因。正是通过对齐泽克等学者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批判，可以得出结论：今日我们要重拾理性指导革命运动，从而反抗剥削与资本主义的灭绝主义。
关 键 词
非理性主义；帝国主义；《理性的毁灭》；虚无主义；国外社会思潮
在1914—1945年大危机时代（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爆发一个多世纪后，我们再次看到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在全球的死灰复燃。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体表现为长期性经济停滞、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同时还伴随着因核毁灭和气候不稳定而导致的全球生态危机。在此背景下，人类的“理性”概念经常受到质疑。因此，有必要再次探讨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与理性毁灭的关系问题，以及它对当代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影响。
一、批判非理性主义的重要性
1953年，卢卡奇出版了著作《理性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并在书中探讨了哲学非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指出，非理性主义首先出现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德国，随着1848年革命的失败，它在19世纪末成为主导力量，直至帝国主义的崛起。对卢卡奇而言，非理性主义及其与纳粹主义的最终结合，并非偶然发展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产物。
卢卡奇认为，非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有着广泛联系，即理性的毁灭问题并没有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性失败而消失，它在美帝国主导的新冷战时期继续滋生反动倾向，尽管这种倾向更为隐蔽：
与德国相反，美国的宪法从一开始即是民主的。统治阶级成功地（尤其在帝国主义时期）维持了民主的形式，以至于以民主的合法手段就可以达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至少同样无可争辩的专政，就像希特勒以他的专横的方式所达到的那样……这种“民主”事实上能够实现希特勒所追求的一切，无须在形式上放弃民主。此外，还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无可比拟的广泛而坚固的经济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卢卡奇坚持认为，非理性主义和“对人极大鄙视的玩世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的制度和潜在影响的必然思想结果”。帝国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关系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从19世纪末的欧洲到法西斯主义，如今仍存在于由美国主导的新北约帝国中。
卢卡奇并未将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出现的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视作从天而降，而是把它们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启发，卢卡奇与列宁观点一致，认为非理性主义主要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历史条件、列强对世界的瓜分以及争夺霸权和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斗争有关。它们表现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殖民竞争上，并影响了整个新帝国主义生成的历史背景。
今天，这种基本的物质现实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但在美国的全球帝国主义统治下，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以至于一个新的晚期帝国主义（Late Imperialism）阶段悄然出现。从时间上看，晚期帝国主义的出现与二战结束、核时代以及地质史上的“人类世”（Anthropocene Epoch）几乎是同步的，它们都标志着地球生态危机的到来。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帝国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战场一直是全球南方。华盛顿当局所煽动的战争和军事干预在全球此起彼伏，用以回击那些发生在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时期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迪的民族革命与解放斗争。虽然近几十年来，第三世界部分地区出现了经济发展，但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通过全球劳工套利和债务劳工，加强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对外围经济体的“剥削”与“征用”，并加剧了世界体系中的贫富两极分化。
在这种充斥着危险性和破坏性的晚期帝国主义思想氛围下，非理性主义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最初采取了相对温和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De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的形式。相比之下，今天新的“内在哲学”（Philosophies of Immanence）构成了一种以德勒兹等左翼思想家为代表的更深层次的非理性主义。这些思想家直接借鉴了非理性主义、反现代主义的思想传统。拉康—黑格尔派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最终选择站在源自“左翼海德格尔主义”（Left-Heideggerianism）的反人道主义传统一边，并在他的作品中引发了一场非理性主义的狂欢。可以说，这些不同的倾向都伴随着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以及一种具有悲观主义色彩的世界末日观。
保罗·A. 巴兰（Paul A.Baran）和保罗·M. 斯威齐（Paul M.Sweezy）在《垄断资本》（Monopoly Capital）的最后一章《非理性体系》（The Irrational System）中探讨了“理性的毁灭”，并认为这种“毁灭”已经渗透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即从经济体系的非理性到其对社会生活的根本破坏。因此，资产阶级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企图使潜在的革命阶级脱离理性批判领域，而代之以“本能”“神话”和不断地“吐出理性”（Vomiting up of Reason）。所有这一切都在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与帝国主义、野蛮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
在巴兰的概念中，那些追寻理性的分析都采取了一种纯粹“观念上的”形式，反而脱离了与物质现实和阶级的联系。这种理性并非理想主义意义上的理性，它与现实物质力量相联系，所以捍卫理性是社会主义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非理性时代，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因此，揭示我们这个时代非理性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理应成为左翼关注的焦点。
二、历史上的非理性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非理性主义源于对“生命意志”/“权力意志”“本能”“神话”和“生命力原则”，以及“社会悲观主义”（Social Pessimism）等的强调，这与早期启蒙运动对唯物主义、理性、科学和进步的强调形成鲜明对比。它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反动形式，强烈反对人道主义、民主、科学、社会主义以及辩证法，并且带有一定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色彩。1848—1932年，涌现出一批非理性主义转向的领军人物，包括叔本华、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尼采、索雷尔、施本格勒、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海德格尔和施密特等。
这种“哲学非理性主义”是对主流社会内部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概括，因此往往与反动运动之间缺乏直接的因果联系。然而，这些思想倾向与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出现于欧洲的纳粹主义有着明显的联系。海德格尔和施密特都曾是支持纳粹的理论家和官员。希特勒正是抓住了当时出现的非理性精神，从而宣称：“我们站在理性时代的尽头……一个对世界具有神奇解释的新时代正在兴起，这是一种基于意志而非知识的解释。无论是从道德还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都不是真理。”
在《理性的毁灭》中，卢卡奇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探讨了非理性主义的问题。在卢卡奇看来，这一问题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至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在随后的25年中，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从而直接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卢卡奇认为，“理性自身不能是某种漂浮于社会发展之上的、不偏不倚的中性东西，相反，它总是反映着一个社会情况或一个发展趋势中具体合理的东西（或具体的不合理的东西），使之成为概念，从而促进或抑制该具体的东西”。在分析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正是那种建立在对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审视基础上的内在批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
在卢卡奇看来，叔本华是“非理性主义的纯粹资产阶级的变种”的发起者。他的天才之处在于开创了“间接辩护学”（Indirect Apologetics）的方法，这种方法后来被尼采进一步完善。尽管它存在多重矛盾，但早期资产阶级秩序的辩护者依旧试图捍卫它。在“间接辩护学”中，资本主义的消极面可以被公开。这从来没有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归因于利己主义、“本能”和“意志”，并以极度悲观的方式将人类的存在视作一种自我解体的恶性循环过程。叔本华以“意志”或“生命意志”的概念，将其归因于所有的存在，因此采取了一种宇宙利己主义（Cosmic Egoism）的形式。卢卡奇写道，叔本华的哲学最终将一切都归结为纯粹的“意志”，并将整个自然拟人化。对于叔本华而言，这个“意志”包含了康德的超越人类感知的本体论。基于此，叔本华宣称：“我必须承认，在所有自然体中显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与我体内的意志是一样的，只是在程度上不同而已。”因为在他看来，“朴素的唯物主义”只是否定了那些与“生命意志”相同的“生命力量”的内在性，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19世纪末，新康德主义在哲学领域蓬勃发展。哈特曼在《无意识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Unconscious）中指称自己要将黑格尔的乐观主义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结合起来。故而，哈特曼作品中所内蕴的悲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想给当时的读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关于“宇宙自杀”（Cosmic Suicide）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类的现实世界虽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但“不存在（的现实世界）”更优于“存在（的现实世界）”。因此，他相信，在某一时刻，当人类到达“发展的巅峰”，意志或“无意识的精神”将与人类紧密结合，从而导致“宇宙自杀”，为整个世界进程画上“时间终止符”，即走向“最后的一天”。在这一点上，“人类对意志的否定”将“不遗余力地消灭世界上的实际意志，并且通过意志的消弭而促使由意志构建的宇宙瞬间消失”。人类的终结不会以传统的“世界毁灭”（Apocalypse）的形式出现，而是源于意志的自杀，并延伸到整个宇宙。
尼采逝世于1900年，这个年份意义重大，因为在卢卡奇看来，尼采作为“帝国主义时代非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可以本能地捕捉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并为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提供了一种非理性主义的方法。这一“神话形式”的分析方法由于频繁使用格言而使语句变得更加模糊，不过正是这一点解释了尼采文学风格所富有的迷人本质，同时它也成为完善“间接辩护学”的一种手段。尼采所呈现的一切都是模糊的，因此，虽然其哲学的整个政治社会旨归毋庸置疑，但也引发了无休止的讨论。
在总结尼采哲学的主要特征时，卢卡奇写道：
它（哲学的联系）的概念越是虚构的，越是纯粹主观的产物，它所处的地位就越高，在神秘的价值领域里就越“真”，只要它的概念还包含一点点和独立于我们的意识之外的现实的联系，存在都不得不为变（等于观念）取代。可是，尼采认为，当存在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被理解为是纯粹的虚构、纯粹的权力意志的产物时，它仍然可以是一个比变更高的范畴：一个对神话的直观的虚假客观性的表达。
然而，尽管尼采的哲学极富魅力，但其所具有的非理性主义特征是不可否认的。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Idea）的结尾处声明：生命的意志就是一切，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尼采在一部关于叔本华的戏剧中同样有一句名言：“这个世界是权力的意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而你自己就是这种权力意志——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
在《超越善与恶》（Beyond Good and Evil）中，尼采反对马克思主义，并写道：
生命本身在本质上就是通过“占有”（Appropriation）来伤害、压倒异己和弱者；通过镇压、严酷对待，强制实施自己的形式，将其吞并，至少在最温和的时候，是“剥削”……“剥削”不属于一个不完善的和原始的社会：它属于生命的本质，作为一种基本的有机功能；它是权力意志的结果，而权力意志毕竟是生命的意志。
在这里，尼采将“占有”与实际的“剥削”混为一谈。他认为，“剥削”与“征用”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即没有等价或互惠的“占有”。因此，通过一种巧妙的手法，将作为生命基础的“占有”等同于“剥削”/“征用”，而“剥削”/“征用”对于生存来说并非必不可少。基于此，尼采最终将他的观点建立在生物决定论上，并认为这决定了“权力意志”的本质。可见，在人性的本质方面，尼采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有着根本区别。显然，在17世纪的历史背景下，尼采是一个进步而非倒退的思想家。
尼采的著作对社会主义乃至民主政体都展开了无休止的攻击，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最为低等和愚蠢的暴政的逻辑结果”。此外，尼采也反驳了达尔文主义，认为欧洲社会以“不适者生存”而非“适者生存”为特征。依此看来，平庸的民众或者“畜群”（Herd Animals）正在通过数字的力量从更“高尚”（Noble）的元素手中接管社会，因此需要通过武力保护的是“高尚”精神本身。尼采厌恶资本主义社会，但更憎恨民主政体和社会主义，并借此强调：“像人的尊严、劳动的尊严的幻象，只不过是隐蔽在它自己的本性中的奴隶心态的可怜的产物。”
在尼采看来，现代社会干涉了种族的自然等级制度，构成一个“不加区分的混合种族”时代，因而必须重申“优等种族”（Master-race）。他用“雅利安人”来代指“优等种族”，因为他们与“在每个贵族种族的中心”发现的“金发碧眼的日耳曼野兽”有关。尼采以“巴黎公社的失败”为荣，并将其称为“最原始的社会结构形式”，因为它代表了群体的利益。他担心在民主和社会主义时代等待的是“征服的优等民族，即雅利安人”的悲惨命运。尼采公开宣称：“绝大多数人没有生存的权利……甚至还有一些不适合生存的民族”。
在尼采的“永恒轮回”（Eternal Recurrence）论中，“高尚”的精神和主人种族将再次体验到“意志”在历史周期性波动中的胜利。然而，“永恒轮回”意味着缺乏总体的进步，所以最终的结果则是“永恒的虚无”。尽管尼采希望通过“超人”（Overman）取代虚无主义，进而成为“权力意志”的化身，但正因一切终究回归虚无，真正的进步也由此被阻止了。
在卢卡奇的概念中，“生命主义”（Vitalism）或“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是帝国主义时代贯穿德国的主导性哲学，然而这一时期法国柏格森的著作也有着重要的代表性。柏格森的哲学体系建基于两种意识形式之上：“智力”（Intellect）和“直觉”（Intuition）。其中，“智力”与机械世界的自然科学有关，“直觉”则与形而上学有关，进而与哲学的领域有关。他认为，通过向内观察“直觉”领域，就有可能以补充甚至超越科学和理性的方式解决诸如时间和进化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正如卢卡奇所言，他挑战了“正常科学知识的科学性”，并制造了“理性与非理性主义之间的鲜明对抗”。
柏格森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是“主观持续的时间”（Time as Subjective Duration），以及“生命力” （élan vital）或“生命冲动”（Vital Impulse）。在这两个概念基础上，他提出一种存在于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目的论之外的哲学第三种范式，并强调“时间，要么是发明，要么什么都不是”。当我们面对“持续时间”时，我们“就会看到它意味着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为我们提供了解开时间秘密的线索，因为“持续时间”并非“物质本身的属性，而是决定物质进程的生命的属性”。基于此，柏格森继续挑战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爱因斯坦的时空概念，因为他们未能捕捉到主观的、直觉的和创造性的存在基础。
柏格森生于1859年，同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问世，不过柏格森从未接受过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他认为，自然科学必须有一些重要的、创造性的推动力，一种在所有进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宇宙“生命力”。柏格森通过当下智能设计的倡导者所提出的一个论点，即眼睛的进化不能用自然选择来解释，从而把“创造性进化”归因于一种独立于物质和组织的重要力量。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同样激怒了柏格森。爱因斯坦从物理学的角度解释时间（或时空），柏格森反对爱因斯坦的观点，并指称其时间的物理概念是不充分的，因为只有在主观上和直觉上持续接近时间，才能完全理解时间。爱因斯坦解释道：“哲学家们所提出的时间，即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的结合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个与物理学不同的心理时间。”对爱因斯坦而言，柏格森的“生命力”和“持续时间”在物理学方面没有任何意义。
在卢卡奇看来，没有所谓的“纯真哲学”（Innocent Philosophy），从柏拉图到现代，所有以前的哲学都被海德格尔视为肤浅的和狭隘的形而上学，因为他们没有关注“存在”这个基本的本体论问题。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结果是使先验的意识自我偏离，并将哲学从主客体关系问题转向真实性和非真实性的关系问题。
虽然我们并未从表面上发现海德格尔哲学中那些反动、非理性和生命主义的元素，但它却以各种方式展现出其非理性主义逻辑的本质。海德格尔曾以《存在与真理》（Being and Truth）为题在弗赖堡大学开设过一次演讲，他指出：
敌人是每一个对人民及其个别成员的“此在”构成重要威胁的人。敌人不一定是外部的，而外部的敌人甚至并不总是最危险的敌人。那么，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找到敌人，把敌人暴露在光线下，甚至首先［是］制造敌人，这样，就可以对抗敌人，避免“此在”失去优势……［挑战是］让敌人公开，随时准备攻击，以彻底毁灭为目标，为前方的进攻作准备。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曾是纳粹党官员、理论家，他在担任弗赖堡大学校长期间，成为希特勒在学术界最为重要的支持者。他协助建立了“一体化”（Gleichschaltung）组织，即德国学院，并在清洗那些不遵守纳粹政权命令的同事和学生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海德格尔还与“元首原则”（Führer Principle）的主要倡导者、法律理论家施密特开展过密切合作，宣扬纳粹意识形态，并主持象征性的焚书活动。1935年，施密特出版《形而上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不仅向纳粹主义致敬，还为“历史上的人民……以及西方历史”的胜利提供论据。1936年，海德格尔在海德尔堡与卡尔·洛因斯（Karl Löwith）交谈时，曾“毫无保留地”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他“对纳粹党的偏袒是其哲学的本质所在”。
海德格尔经常称赞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并称尼采为这两位法西斯领导人的先驱：“众所周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各自的民族政治形塑过程中，都开创了反对虚无主义的运动，并且都以自己的方式承袭了尼采的思想。”海德格尔在之后的演讲中解释道，尼采已经表明“民主政体”终将堕落为一种“虚无主义”，因此需要一个更加真实的“人民运动”（Volk Movement）。
在《黑色笔记本》（Black Notebooks）中，海德格尔反复重申其极度反犹太主义的立场：“似乎愈发清晰的是，海德格尔的哲学，已经转向纳粹主义，这与他的反犹太主义既不是也不可能是分离的，而是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
很明显，海德格尔从来没有打算摒弃这些极端反动的观点，因为它们支撑着海德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基础。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Letter on Humanism）中承认马克思异化批判的力量，进而批判了“幼稚的唯物主义”（Naïve Materialism），并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归结为技术问题。恰如卢卡奇所言，毫无疑问，海德格尔想要传达的是，他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主要对手”。
三、非理性主义的回归
20世纪初，列宁与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在经济上表现为垄断资本主义，即以帝国主义的竞争与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为主要特点。按照这一思路，卢卡奇将非理性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联系在一起。但最重要的是，按照卢卡奇的说法，正是列宁关注到阶级政治和国家之间的联盟。同时，列宁也认识到所谓帝国主义阶段的和平协议“只不过是战争中途的‘休战’”，它是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更大范围的地缘政治斗争。因此，帝国主义的政治因素渗透到整个国家的文化中，从而产生了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的“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正是这一点导致了1870—1945年欧洲历史上帝国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交汇。
从1945年开始的晚期帝国主义，到目前为止可分为三个时期：
（1）1945年至1991年的冷战，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统治力量，试图在广泛爆发反殖民起义的全球南方获得主导地位，同时挑起一场反对苏联和中国的全球战争。
（2）1991年至2008年，华盛顿试图在苏联退出世界舞台和中国对外开放之际，塑造一个永久性的单极世界。
（3）2008年的金融危机至今，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大国崛起为标志，华盛顿正式将这两个国家认定为主要敌人，从而引发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与新兴多极世界秩序之间的新冷战。
在此期间，西方左翼虽然在其本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不过他们却在国际上对帝国主义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从而相应地淡化了阶级斗争。随着新冷战的到来，以“三合会”国家（美国、欧盟以及日本）为首的集体帝国主义针对包括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全球南方所发动的混合战争已昭然若揭。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非理性主义哲学已经开始主导晚期帝国主义阶段的社会风向，这反映出理性正不断被破坏。今天，人们认为德里达等后马克思主义者、德勒兹等后现代主义者和拉图尔等后人道主义者的著作中仍普遍存在着德国的反动思想，它们不仅受尼采、海德格尔、施密特等人的影响，还与柏格森主义（Bergsonism）的复兴有关。无疑，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理性主义哲学的特点，用凯蒂·丘赫罗夫（Keti Chukhrov）的话来说，就是“对消极和虚无主义的迷恋”，这种迷恋不仅存在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著作中，我们在当代的加速主义反乌托邦和后人道主义理论中也可以发现。
德勒兹曾在《尼采与哲学》（Nietzsche and Philosophy）中指出，尼采的思想持一种绝对的反辩证法态度，他所提出的“权力意志”“永恒轮回”以及对“超人”的推崇，代表了一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胜利。在德勒兹看来，那些反对国家哲学的思想家之间存在着一种“秘密联系”，即那些“内在哲学家”，包括斯宾诺莎（他被德勒兹重新界定为一名生命主义者）、尼采和柏格森等，他们代表了一种“游牧”（Nomadic）传统，不仅普遍反对欧洲的理性主义，而且还直接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德勒兹在他1966年出版的《柏格森主义》（Bergsonism）中明确支持柏格森在与爱因斯坦辩论中的立场，并试图再次将主观的、直观的时间概念从物理和历史时间中抽离出来。
在一些仍被认为是左翼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反动的和非理性主义的逆反。正如丘赫罗夫所观察到的：
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中，德勒兹和瓜塔里发现资本是可怕的，但同时也是颠覆性的、具有解放潜力的理想之地。［然而］，鉴于资本主义当代性的扬弃是不可能的，故而接受邪恶的资本主义当代性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反常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于：这些解放和批判理论的功能是使资本主义永远留在历史舞台，而不是将其彻底消灭。
这种对“无法退出”（the Impossibility of Exit）的狂热，可以从德勒兹和瓜塔里与马克思的主要对峙中发现。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开篇，他们提出了一种“工业—自然”关系，从而导致生产、分配和消费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他们声称，这些独立的领域被马克思证明为只是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及其产生的虚假意识的产物。但从那时起，他们就直接提出了一个超历史的命题：
我们不区分人与自然：自然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本质以工业生产的形式在自然界中合二为一……因此，人们不再从外在的功利性角度，而是从工业与自然的基本同一性角度来看待工业，即生产由人类共有、为人类共管……人和自然并非两个对立的概念……相反，它们是同一个基本的现实，即生产者的产品。
在此基础上，自然与人类被视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理想统一体，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这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诚然，作为一种抽象的、超历史的现象，它不像马克思那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认为是异化的，而是自然与人类相统一的直接的手段。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物质现实，异化的整个概念，或者说人类的自我异化，从一开始就被消除了。对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自然和人性是由工业抽象产生的“一个基本的现实”。
在消弭历史上的异化现象后，德勒兹和瓜塔里转而把生产界定为欲望机器的“内在原则”（Immanent Principle），这导致了普遍的“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在此意义上，“精神分裂症”被定义为“生产的和再生产的欲望机器的世界，它代表了作为人与自然最基本现实的普遍的原初的生产”。马克思的“异化”，由于社会关系的疏远而产生，因此被一个普遍的欲望机器系统或“机器无意识”（Machinic Unconscious）所取代，进而生成一个更大的精神分裂的现实，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这种渴望精神分裂的现实处于内在的层面，继而取代了人类本身。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充满原欲能量、生命活力和欲望机器驱力的宇宙。显然，在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尼采反动的非理性主义战胜了马克思的革命实践。
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逆反。其中，德里达提出了一个左派海德格尔（Left-Heideggerian）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并以一种“间接辩护”的形式强调了马克思的“幽灵学”（Spectrology）。在这里，德里达重点谈及了《共产党宣言》中那句著名的开场白：“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在他看来，即便马克思主义只是像幽灵般存在，但它至今仍然影响着欧洲，并在挑战资本主义方面发挥出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在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看来，德里达笔下的马克思是一个“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即一个把贫困仅仅归结于科技现代性的马克思。在这里，沃林认为，德里达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哲学遗产，排除了马克思理论的所有实质内容，包括革命实践背后的社会力量。事实上，德里达解释道，马克思的“幽灵学”并不限于马克思本人，而是“闪烁着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光芒”。因此，马克思继续对抗着资本主义，但不仅是作为他自己的幽灵，而且也是作为海德格尔的幽灵，他的“划时代思想……具有颠覆性历史意义”。
新“内在哲学”因此产生了各种看似激进实则保守的理论，这一点在后人文主义，特别是所谓的“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对生态危机的解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勒兹对斯宾诺莎作为生命主义理论家的重新解读，主要是通过后者的“conatus”概念，它被解释为将动机、思想，甚至快乐归于物体本身，例如一块石头。这为贝内特和莫顿等人创作大量的“新生命主义”（New Vitalistic）——所谓的“新唯物主义”——的作品开辟了道路。这些作品通常以生态学的名义出现，其结果是生成普遍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基于这种观点，一块煤、一个微生物、一块石头等等，都被视为具有“生命力量”的物质，进而将它们与人类置于同一水平的本体论层面。如同叔本华一样，贝内特认为，一块坠落的石头，如果它是有意识的，那么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和行动将是正确的。其结果是，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任何有意义的区别都将被摧毁。
拉图尔、贝内特和莫顿的一贯做法是否定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即简单地把所有事物都当作重要的行为人，这不仅弱化了人类主体的概念，还导致了普遍的物化和商品拜物教。可以说，上述种种做法都消解了经典的批判理论。
如今，非理性主义又卷土重来。晚期帝国主义背景下的世界正面临着两种形式的灭绝：核战争和迫在眉睫的生态破坏。在一次关于海德格尔《黑色笔记本》的研讨会上，尽管有人揭露纳粹主义是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不少人仍以某种方式竭尽全力地挽救海德格尔的哲学。在这次会议中，齐泽克试图捍卫海德格尔在哲学领域中的地位，其理由则是基于海德格尔对存在者与存在之间关系的阐释。
在《少于无：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中，齐泽克大为赞扬海德格尔，认为其不仅在“接近共产主义”的实践中“反其道而行之”，而且当他还是纳粹党员的时候，就可以被视为“未来的共产主义者”，即使他自己从未按照那一方向前进。齐泽克抱歉地宣称，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错误”，而是“朝着错误的方向迈出的正确一步”。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海德格尔视为德国的大众反动派”。齐泽克认为，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正在开辟“指向激进的解放政治的可能性”。齐泽克的这本书写于《黑色笔记本》出版之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黑色笔记本》及其恶毒的反犹太主义并没有改变齐泽克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整体性辩护。
根据齐泽克的后人类主义立场，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他对海德格尔反人道主义的追随。齐泽克赞扬了贝内特，并认为自然和人类不再是有意义的范畴。在一篇重点讨论马克思新陈代谢裂缝概念的文章中，齐泽克回应了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者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关于保卫地球母亲的呼吁，并讽刺道：“对此，我忍不住要补充一句，如果说资本主义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在它的统摄下，地球母亲已不复存在。”可见，这反映出齐泽克对生态学问题的蔑视，以及对制度的“间接辩护”，正如他所说“生态学是大众的新鸦片”。
事实上，自然的去自然化和人类的非人化都是建立在齐泽克的反人道主义观点上，这符合“无法退出”的激进化原则。因此，齐泽克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方式宣称：“人类文化的力量不仅在于创建一个超越我们所体验的自然的自治符号宇宙，还在于创造出新的‘非自然’的自然对象，这些对象使人类知识物化。我们不仅‘象征自然’，我们也可以说是从内部使它非自然化……应对生态挑战的唯一方法是完全接受自然的彻底非自然化。”但这也意味着人类的彻底非人化，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当存在一种不可逾越的非人性（海德格尔的‘地球’）时，才会存在人类。”他声称，所有关于人类“嵌入自然”的讨论和对新陈代谢裂缝的分析都存在一个问题，即它们往往会倒退到“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本体论”，即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自然主义。
齐泽克声称，要通过纯粹的唯心论使“马克思回到黑格尔，从而实现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义的逆转’”。根据齐泽克这种独具非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色彩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唯物主义和批判性人文主义都必须被拒绝抛弃，物质的现实从而让位于抽象的现实。这些倾向左派海德格尔主义的观点会导致人们放弃任何有意义的实践，进而生成一种强烈的悲观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辩证法。齐泽克从未认真思考过全球生态危机，也没有认真对待过那些为了避免超过地球承载力而必须采取的反资本主义阶级斗争，而只是轻率地表示“我们必须将灾难视为我们的命运”。
面对俄乌战争中北约与俄罗斯日益激化的核冲突，齐泽克的回应明显地反映出其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非理性主义态度。事实上，当下混乱的反人道主义与狂热的民族主义导致了理性的进一步破坏。齐泽克坚持认为，北约应该为了“挽回面子”继续支持乌克兰，放弃和平谈判，尽管这将加剧全球核战争的风险，并会毁灭全人类。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人则提出了防范日益增长的全球灭绝风险这一议题，不过他们都被齐泽克错误地视为普京的支持者。相反，他们呼吁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全球北约”，从而能够同时对抗俄罗斯和中国。显然，乌克兰与俄罗斯有着相同的“逻辑”，乌克兰要求拥有核武器，以实现与俄罗斯的军事平衡，而俄罗斯则认为乌克兰加入北约、部署核武器则会对其构成“生存危机”。
我们将哈特曼的“宇宙自杀”视为我们这一时代最高水平的智慧和意志，然而主导西方前景的、在最高知识水平上培养起来的非理性主义，正在扼杀所有的理性选择。因此，不加批判地支持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建立集体帝国主义的目标，或者在晚期帝国主义背景下支持一个全球性的北约组织，就是认同在世界经济帝国中心的非理性权力意志，这种意志导致了“剥削”/“征用”的“永恒轮回”，或是哈特曼的“宇宙自杀”。
今天，理性要求我们克服“剥削”/“征用”，以及当前的灭绝主义倾向。正如巴兰在20世纪6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这只能基于“一个阶级［或基于阶级的社会力量］的物质利益与……理性对现有非理性的批判”。这种对“阶级物质利益”的认同主要来自全球南方，以及那些为了人类和地球安全而试图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帝国殖民体系的大规模革命运动。
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登于2023年第2期
转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