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我国科举制度也正式诞生。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
作为一个选拔人才的制度，作为一个统治的工具，科举自其产生伊始，就受到历代封建君主的重视。宋真宗赵恒为鼓励世人走科举之路，就曾亲自做了御制《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没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与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的由来。清顺治九年（1652年）御制学宫卧碑文则宣布：“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宫以教之，各衙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使用。”同时，作为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那是御笔亲点，无上光荣的。殿试结束后隆重的传胪典礼，三鼎甲出列跪拜瞻仰天子风采。此后，参加礼部恩容宴，单列一桌，金榜张贴长安街，还要勒石立碑，传之久远。发牌坊银，光宗耀祖，立即兑现。名字独占鳌头，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样，读书走科举之途，不仅可以享有很多特权，还能够成名做官。因此在封建社会中科举气氛又如何不会浓厚呢？戴均衡在其《桐乡书院四议》中，对此就有过这样的描述，说“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不应试，父兄不以为才；二十而不于胶庠，乡里得而贱之”。于是乎，“引无数英雄竟折腰”，很多人由此踏上了漫漫的科举之路。
考取功名自然是很好的，然而想要取得功名却并非那么简单。中居于落地之间的巨大的落差，使得举子对于科举是一种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清文学大家蒲松龄在其著作《聊斋志异》中对于举子的这种矛盾心理有过这样描写，说“入场提篮像乞丐，点头受苛责像囚犯，进入号房想秋后的冷蜂，出场后像出笼的病鸟，盼望报子坐立不安像被束缚住的猿，得报不中像钳毒之蝇。落地者们初失态，心态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入浊流，以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且有以文进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科举名额本来就很少，考中的机会很低。如清末秀才大府20名，大州县15名，小县4名或5名。全国秀才名额在25000名左右，举人限额在1500名上下。名额有限，而考生的队伍却是庞大的，因此很多人参加科举考试时都已是“大龄青年”；很多考取功名的人年纪都不小，甚至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未能考取功名。广东顺德人黄章，年近四十才考中秀才，六十多岁补上廪生，八十三岁被选为岁贡生，一百岁时参加会试。从广东到北京顺天应试，千里迢迢。入考场时，黄章在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四个字，由曾孙打着在前引导。黄章百岁应试也成为科场佳话，这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的事。而同样以高龄参加会试的广东诸生谢启祚以九十九岁高龄入京参加会试，朝廷授予其国子监司业衔。过了三年，谢又以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又晋升鸿胪寺卿衔，并得到御制诗额的荣宠。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从十二岁学制艺诗赋，十六岁中秀才，二十四岁补廪生，二十七岁补优贡，乡试五次落地，到了三十三岁才中了举人。此后，会试落榜四次，光绪二十一年（1985年）中了状元，此时已四十二岁了。
其次，很多权贵子弟荫恩在科举中获取功名，科举功名成为统治者对于权贵的一种恩宠赏赐，这样一来，就使得原本就有限的名额，更加少的可怜。清末状元张謇在科举中一举夺魁，除了自己的才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朝中“贵人”相助。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然而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特别是“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更说明了提携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试时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同样直隶（今河北省）南皮县张家，张之万中了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状元，堂弟张之洞中了同治二年（1876年）的探花。一门两鼎甲，张氏门楣也光彩万丈。然据张之洞说其与堂兄中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家世代循吏，早在明朝正德年间，远祖张淮作河南道御史时，率都察院同僚争马昂妹事，就载于明武宗实录。而张之万之父是监修清西陵的大臣之一。
最后考取功名不仅要有学识，还要有运气，而这往往由来于统治者的个人喜好。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科举试，先定吴情为状元，世宗皇帝龙颜不悦，说无情之人，岂能名列榜首？犹豫间，忽见高挂的殿幡被风吹拂，结成一个“雷”字，虽在榜上寻觅符合天意的名字，有个叫秦鸣雷的便成为状元，而吴情只得屈居探花。
钱穆先生在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时曾说过：“一项好的制度若能长久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科举从隋唐到清末，始终与做官的业务脱离，其自身就丧失了活力。当教育的功能萎缩以至丧失，而与科举合而为一，只能培植出做官的观念了。而科举也就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