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枣落杆。”仲秋之时，枣子熟了。和每年一样，大姐打来电话，喊我回家打枣。放下电话，脑中浮现出如玛瑙般随风摇曳的大红枣，我原本平静的思绪，也像冲开闸门的洪水般，肆意的奔流着。
枣树在我们村是最常见的一种树，不管是村外的盐碱沟渠，还是村内的街巷路口、厅堂院落，都会见到它婆娑的身姿，而多少如醉如痴的往事，也充盈着我美轮美奂的记忆。我出生在七十年代末，尽管没有品尝过挨饿的滋味，但那时的生活水平并不高，水果见得就更少了，儿时的记忆中那棵枣树就是我最好的礼物。枣子熟了，生着吃，蒸着吃，烤着吃，当然我最爱的还是母亲亲手做的醉枣。
小时候，每年中秋节左右，院子里那满树的枣儿，就像翡翠树上嵌满了无数红色宝石，喜煞个人。母亲一声令下，我和姐姐们就提起篮子，拿着口袋，欢欢喜喜地收枣了。收枣不用一个一个去摘，只用一根长长地“打枣竿”，使劲一打，就像下冰雹一样，顷刻珍珠满地。每次，母亲总会在树下的地上铺一块席子，打下来的枣，不用洗，用手搓搓或在衣服上擦擦就吃，有一种钻进肺腑的香甜。
母亲总是把又大又红的枣挑出一篮子，用水洗干净了，再用一块干净的毛巾一个个擦去上面的水渍，晾在树阴下。我一边嚼着又甜又脆的大红枣，一边扬起小脸目不转睛的盯着母亲制作醉枣。只见母亲取来一只碗，在里面倒些白酒，找来一个坛子，用筷子夹着枣在酒碗里一沾，然后放进坛子。她沾一个放一个。我问母亲：“把枣放进坛子里，再把酒倒在里面不就行了吗？”母亲说：“那不行，必须把枣都沾上酒，酒多了不行，枣会烂的；酒少了，枣醉不了。”母亲把枣沾上酒，放进了坛子里，等坛子装的七八分满，就用塞子把口堵上，再用泥封上坛子口，放到了饭厨的最里面，等过年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到美味的醉枣了。
小时候，我总是从母亲做醉枣那天起，就盼着快些过年好吃醉枣。吃过年夜饭，眼瞅着母亲搬出坛子，掰掉坛口的泥，用锥子启开木头塞，那股醉枣的香甜迅速在屋里弥漫，直到现在依然忘不了那种入口醇香。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各种水果也都不稀罕了，但母亲做的醉枣依然是我的最爱。特别是我到外地上学的那几年，每次回家，必然会背几瓶母亲为我做好的醉枣返校，看着同学们那垂涎三尺的馋样，和舍友们分享着那份来自母爱的香甜，感觉特别的幸福。这种幸福一直陪伴了我二十四年，直到母亲离世。距离上次吃母亲做的醉枣，已经整整十五年了，记忆中的那种味道也越来越淡，但每年的这个时候，我总会有种幽幽的伤秋心绪。母亲种的那棵枣树因为虫灾早已不在了，大姐见我爱吃枣，又在院外种下了几棵，尽管那种“三两人家十万树，田头房瘠晒红云”的情景依旧，我却再也没有吃过醉枣了。
多少年过去了，每次看着玛瑙般馋人的枣儿，却总有种失落感在心头渐渐升起，早已说不清是因为那逝去的渗透在枣子里的记忆，还是那融在枣子中的浓浓亲情？当我还沉浸在母亲的温暖中，追忆童年的梦时，一阵悦耳的手机铃声把我从琐忆中拽了回来，大姐又打电话来催我了。既然故人旧物已远，那就将这份怀念埋于记忆深处吧。重拾心情，去采摘那缀满枝头红得发紫透亮的枣儿，找寻那份久违的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