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3/6 10:54:01 阅读：178 发布者：
以下文章来源于嘉陵桥渡 ，作者郑渝川hiecy
1402年，朱棣在南京即帝位，就马上传谕招抚兀良哈、鞑靼、野人诸部，次年则派员招抚瓦剌。明王朝的新天子表达了“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族群观念与疆域观念。“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尔其遣人往来相好，朕即授以官赏，令还本地，射猎畜牧，安生乐业，永享太平之福。”
这其实与此前洪武皇帝朱元璋确立的政纲是不一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古代通史研究所主任赵现海在其所著的《明代的王朝国家之路》一书就指出，明朝开国之初，明确标榜“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将之作为建立政权的合法性所在，明晰所谓的“华夷之辩”。
这意味着，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是一种“内敛型王朝国家”。所谓王朝国家，是个近年来才被提出的概念，指的是近代以前，不同文明先后涌现出的拥有广阔疆域、多种族群、多元文化的庞大帝国，在明确的国家疆域内，有坚实的国家体制，还有辐射广大的王朝体系。王朝国家可以是进取的，也可以是内敛的。
王朝国家要实现对广阔地域、多种族群、多元文化的控制与驾驭，必须依赖统治者所属的族群，提高其政治地位。而在多数情况下，其实主体族群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地位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永乐帝所称的“华夷一家”。在隋代建立以前，北朝曾长期呈现出典型的王朝国家特质（无论是汉人建立的王朝还是其他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也就是依赖主体族群而团结其他族群，调和差异，尽量避免矛盾的出现。
这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族观、国家观存在显著的出入。中国传统王朝秉承“内诸夏而外夷狄”，这就是所谓的差序格局，强调内敛式的发展来不断“以夏变夷”，单向地汉化他族。
洪武时期初创内敛型王朝国家
朱元璋建立王朝国家（尽管是内敛型），其实并非其本来所愿。明朝埋葬了元朝的统治，而元朝是最具近代特征的王朝国家。蒙古帝国深刻地影响了从东亚到中亚、西欧、东欧、中东的版图，即如2022年的俄乌战争，其实也可以追溯到蒙古帝国的影响：曾经共同的罗斯族群分别被纳入蒙古帝国的分支统治，以及导向天主教欧洲，就诞生了文化意义和心理特点上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元朝是蒙古帝国中已经最具东方色彩的单元，却相较于之前的中国古代王朝具有很大的异质性，本身就大幅度地重组了版图内的人口、民族分布，这就使得哪怕不情愿，明朝的统治者必须要像元朝皇帝那样经营好边疆关系，必须在更大范围内建立朝贡贸易体制。
朱元璋建立的王朝国家，内敛型特点就在于他竭力避免再现曹魏、司马氏（西晋）大量内迁异族埋下中原内乱隐患的问题，通常会将招抚的蒙古部落安插在近边地区。这在明朝建立之初可谓无可厚非，当然在后来随着明成祖及之后的皇帝调整边疆防御，内迁防线，导致原本依附明朝的蒙古部落，不自愿地分别落入了瓦剌和鞑靼以及后来的女真的控制范围。朱元璋致力于恢复唐宋版图，也曾部署多场战役进军草原，但在打赢了战役后，却马上收缩返回，并没有将唐宋版图之外的新开拓地带纳入版图，这也为草原部族之后的恢复重整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明代的王朝国家之路》书中为此提供解释指出，明太祖以及之后的明成祖在位期间，中亚的帖木儿帝国崛起，逐渐流露出东征侵犯明朝之意，明朝因而延续宋朝之先例，将西域以及更远的中亚地区视为可能引发更多边患的化外之地。
《明代的王朝国家之路》书中指出，洪武时期，明朝的王朝国家的差序疆域特征尤为显著，将辽东发展为亦农亦兵、可以很好地低于北元反扑的缓冲地带，建立了以多个卫所、羁縻卫所组成的“复合边疆”。漠南地区也曾被有效经营。而在西南地区，朱元璋也进行了类似的部署。
这种情况下构建起的洪武“中华亚洲秩序”，指的是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使得中华与藩属国友好相处，建立必要但有限的经济联系，中华帝国要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扶持藩属国的发展。《明代的王朝国家之路》书中指出，这样的“中华亚洲秩序”，只强调“和而不同”，而没有致力于追求一定要依照明朝的模式来进行发展。
如书中指出的那样，经由明太祖朱元璋长期的坚持，明朝先后赢得了安南、高丽（很快就朝鲜王朝取代）、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等三十国先后归附。只有缅甸被招抚的过程并不顺利。
但明朝构建的这种新秩序，不仅将在明朝中后期被大航海时代的欧洲殖民地所轻易打破，事实上也抵御不了中东、西亚部分国家推动宗教东传，覆盖东南亚地区的锋芒。
重归内敛型王朝国家带来的连串后果
如本文开篇所提到的那样，明成祖朱棣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外政策。一个突出变化就是，朱棣不仅在北方频频发起对北元的征伐之战，而且还讨伐了安南，一度将之纳入统治。
明朝前期，欧亚大陆其实已经缓慢滑入小冰河期，这也使得虽然明朝前期尤其是永乐年间，积极对草原部落用兵，但后者为了获得生存资源仍频频冒险南侵。明朝被迫不断内迁防线，从而将洪武和永乐两朝取得的征伐成果悉数交还给草原部落。
正如《明代的王朝国家之路》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明成祖朱棣发起的多次战事，虽然经由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明仁宗朱高炽与阁臣的竭力保障后勤，但耗费过于巨大，所以朱高炽登基后马上将对外政策调整回洪武版本。
而且，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朱棣虽然表现出极大的海外开拓意愿，众所周知还曾多次派遣庞大船队赴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地访问交流，却非常刻板地将移居海外的华人视为乱民，甚至要求当地势力予以协助剿灭。虽然海外华人中确实出现过加入倭寇以及其他名义的海盗的成员，但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朱棣此举使得海外华人在东南亚多地尤其是爪哇部分无人居住的地区，在与当地土著、15世纪新涌现出的宗教本地化王国还有之后的欧洲殖民者竞争地盘时，处于进一步的劣势。
明仁宗朱高炽以及之后的明宣宗朱瞻基，开创了所谓的仁宣之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纠正了永乐时期的开拓性，使之重归内政本位，重新变成了一个“收缩型王朝国家”。也就是说，仁宣二帝并不可能放弃已有的多民族版图，但是以儒家仁政的理念，尽可能避免挑起边衅，不仅体现了对人民生命的爱惜（减少了兵役征发），而且也减少了国家用度。这个理念当然没错，但问题是，由此一来，明朝就彻底丧失了军事上的主动性，不能主动开战，被入侵也不能采取反击。
强化仁宣二帝“收缩型王朝国家”观念的，恰恰发生在明英宗朱祁镇登基后，一定时期内重现了进取之心，南征北战，再度隔代接续了朱棣的族群观念和边疆政策，但不幸的是遭遇了巨大的军事灾难“土木堡之变”，英宗本人也沦为俘虏。所以，英宗以后的几代明朝君主，更加不可能突破所谓的祖制，这也必然导致明朝进一步成为被动挨打的对象，军费支出也没有如其预料地那样维持在低水准，而是一路攀高。并且，因为被动挨打，明朝边军根本就不具备基本的战斗力。比如万历时期，朝鲜入京进贡的使臣就注意到，辽宁镇长城之兵遇到盗匪，也赶紧躲起来，不敢发一箭，生怕引发事端，所以坐观对方劫掠边境地区的百姓。明朝中后期，无论是名臣贤相，还是阉宦奸党，都拿不出破解四面楚歌困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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