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

提起侦探小说，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柯南·道尔或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精妙绝伦的情节与颇具魅力的角色令这些小说经久不衰。

作为通俗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体裁之一，侦探小说诞生并发展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从爱伦·坡到柯南·道尔的系列侦探小说创作构成了世界侦探小说发展的第一轮高峰。

19世纪末，侦探小说被引入中国，本土侦探小说也在晚清民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国内侦探小说既有对舶来品的模仿痕迹，又带着鲜明的本土特色。

《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借助类型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化研究等多种思路与方法，重点关注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的正义想象、都市书写、理性迷思与类型演变等问题，并进一步述及传统与现代、翻译与创作、文学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辩证思考。

 作者自序

本书中所收录的文章主要是围绕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而展开，大概可以视为我近几年对于相关问题的思考成果集结和部分内容呈现。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面向：

首先，侦探小说作为诞生于现代法制社会之中，以罪案和破案为主要情节内容的小说类型，先天便内含了对于“正义”问题的考量。这既包括小说中作为主角的“私家侦探”和国家司法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法律之外的正义与法律之内的正义），也涉及侦探小说作为“小说”本身的“诗学正义”想象与“法律正义”之间所存在的一致性及裂隙。而聚焦到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则又多了一个“传统侠义”如何转化为“现代正义”的思考向度，以及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民族大义”中的“正义性”在具体伸张过程中，又和“传统侠义”“法律正义”“诗学正义”等在精神内核与实践形式层面怎样相互融合或彼此抵牾等。本书“侠义与正义”一辑中的相关内容，即对上述问题所作出的尝试性回答。而当我们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侦探小说作家孙了红笔下的“侠盗”鲁平形象兼具古代侠客之风采、现代侦探之才干与民族气节之担当，作者孙了红本人却贫病潦倒、一无所为时，就完全可以知道侦探小说中的这种“正义想象”，其实不过是一种“正义的虚张”。

其次，诚如本雅明所言，世界早期侦探小说同时又是现代都市的产物：从爱伦·坡笔下侦探杜宾昼伏夜出的巴黎，到柯南·道尔所塑造的福尔摩斯对伦敦街巷的了若指掌、堪称“城市活地图”，再到民国时期霍桑、李飞、鲁平等侦探或“侠盗”大显身手的上海……小说中适合侦探们施展才华的舞台无一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为充分和成熟的现代化大都市。甚至于我们可以说，现代都市不仅是早期侦探小说的故事发生空间，更是深刻参与构成了侦探小说自身的类型气质与形式特征。本书“侦探与都市”一辑中所分别讨论的，则包括充满了“惊惧体验”的都市街头，作为金钱与欲望交换场所的舞厅，以及提供另一种侦探叙事传播媒介的电影院等现代都市场所。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场域对于西方都市现代性的接受与抵抗，则被形式化为“苏州案件与上海侦探之关系”这个有趣的侦探小说情节想象而得到讨论和处理。

再次，侦探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其类型自身的传承演变也是相关研究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本书“百年类型史”一辑中，主要以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百年汉译历程和作为侦探小说“亚类型”的中国间谍小说百年发展史作为研究案例，从类型小说、文学翻译、文学史、时代思潮等方面初步探讨中国侦探小说的类型承续与断裂，其涉及历史范围其实已经不止于晚清民国时期，而是会一直延续到当下。但晚清民国侦探小说既是中国百年侦探小说的时间与逻辑起点，又是与后来者可资比较的参照对象，在百年中国侦探小说史乃至百年中国类型小说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而这两篇文章中具体时间范围上的“超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要反过来凸显晚清民国作为中国侦探小说史发展起点对于后来者的重要意义。

最后，侦探小说中一方面充满了关于现代科技的想象，而这些“科技想象”在晚清民国时期则常被视为“夷之长技”“奇技淫巧”“西方巨兽”，并相应伴生了崇拜、不屑或恐惧的不同心理反应；另一方面，西方侦探小说不容忽视的来源之一却又是哥特小说与都市怪谈，其传奇性、幻想性的情节成分也是普遍存在（虽然这些内容在侦探小说里最终往往要寻找到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本书最后一辑“科技与传奇”中的几篇文章，先借助克拉考尔《侦探小说：哲学论文》一书中精辟论述的启发，着力探讨世界早期侦探小说中的理性精神；之后分别以“动物杀人”“铁路巨兽”“摄影术”为例，对相关议题进行案例式分析。而《侦探小说研究中的类型理论与“远读”方法随想》一篇小文，则既可以视为对相关类型研究方法的总结与反思，也是对当下或未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展开侦探小说研究的一点遐想。

总的来看，一方面诞生于现代都市之中的侦探小说成功捕捉到了现代都市人群的某种“惊颤体验”或“感觉结构”，并承载了他们关于理性的信仰、秩序的想象和自我主体性的乐观；另一方面，正义又是侦探小说中重要的价值范畴，这既包括福柯所说的侦探小说产生于国家权力展现方式转型的这一历史过程之中， 即从视觉暴力的展演转变为专业知识的档案，又进一步涉及司法正义、法外正义、诗学正义、传统侠义和民族大义的相互辩证。因此，本书取名为“现代与正义”，正是试图揭示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这两个方面的内涵与意义。

 目录

第一辑 侠义与正义

003 清末民初中国侦探小说中的传统性因素

023 正义，侠义，民族大义？——以亚森·罗苹系列小说的翻译、模仿与本土化创作为中心

044 亭子间、咯血症与“侠盗”想象——以20世纪40年代孙了红的居室及“侠盗鲁平奇案”系列小说为中心

第二辑 侦探与都市

081 从匿名性到“易容术”——现代都市与侦探小说起源关系初探

102 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的“苏州书写”

116 罪案与舞厅——民国侦探小说中的“舞女”书写

139 民国时期电影与侦探小说的交互影响——以陆澹盦的观影活动、影戏小说与侦探小说创作为中心

第三辑 百年类型史

157 “侦探小说女王”的两次“来华”——以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汉译为例

179 知识癖、叙事迷宫与摄影术——小白的谍战小说及其类型突破

第四辑 科技与传奇

205 早期侦探小说中的理性精神

219 侦探小说里的“动物杀人”

227 火车、时刻表与陌生人——晚清民国侦探小说中的现代性想象

238 民国侦探小说中的摄影术

248 侦探小说研究中的类型理论与“远读”方法随想

255 后记：做学术，像侦探一样

作者简介

战玉冰，文学博士、博士后，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类型文学与电影、数字人文等。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及博士后项目3项。入选上海市“超级博士后”、复旦大学“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在《学术月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比较文学》等CSSCI来源期刊及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在《南方周末》开设《百年中国侦探小说》专栏。专著有《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和《民国侦探小说史论（1912—1949）》（即出）。

转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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