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论文的“学术理论性”，怎么实现？（二）

研究生论文毕业答辩和向学术杂志投稿时经常得到的反馈意见是“学术理论性不强”或“理论深度不够”。当然，何谓“学术理论性”，“学术理论深度”怎样才能算是高，实际上是学术成果评价中最有争议、因而也最困难的问题。但话又说回来，“学术理论性”或“学术理论深度”确实是评价一项学术成果特别是学位论文的关键性指标，绝不是可有可无或漫无边际的东西。笔者做过十年《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的理论编辑，后来又到山东大学政治学院教了十年的书，因而对学术论文的写作慢慢有了一些心得（至少自己感觉如此）。在此，笔者愿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想法加以系统阐述，从而与大家分享。在本文中，笔者将结合政治学论文的写作讨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如何理解论文的学术理论性、方法论与研究方法、论文的选题与结构安排。

二、方法论与研究方法  

至少从历年学位论文答辩的情况看，研究生们经常发生严重混淆的一个问题是方法论（methodology）与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之间的差异。在论文导言中，大家往往只是列举所运用的个例与比较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分析等具体性研究方法，但却缺乏一个明确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设计。那么，二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方法论设计对于一篇论文的重要性又是什么呢？

“方法论”设计是一篇论文关于研究议题、分析框架、研究手段和研究目标等方面的预先规划与设计。换句话说，作为对一项已取得成功或实效的学术研究活动的报告与分析，论文必须交代清楚研究者所要探讨的学术问题是什么（即明确界定与描述自己的学术问题）、准备通过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分析框架解决这一问题（适当理论框架的构建与设计）、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学术背景、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以及这一研究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期目标（规范性认识还是经验性判定等）。简化一点说就是，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你准备如何解决或回答这一问题、你所拥有的解决或回答这一问题的条件有哪些、你预期能够将这一问题解决或回答到什么程度。

让笔者举两个自己的例子。2002~2003年，笔者在哈佛—燕京学社从事了“美国绿党政治比较研究”。该课题论证时的基本想法是对美国绿党政治与欧洲绿党政治作一比较分析。因而，笔者提出的问题是绿党政治在美国是否真的没有政治前途，基本理论分析框架是在选举政治的视角下看看美国绿党能否像欧洲绿党那样逐渐实现在地方/州政治层面上的突破，研究手段上除了燕京学社所提供的学术资源支持，最为重要的是自己已经从事了数年的关于欧洲绿党政治的研究经历，而研究目标则是对美国绿党政治的现状与近期前景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后来，这一研究方法论设计基本得到了落实，最大的调整是将美国绿党限制成为马萨诸塞州绿党，使之变成了一个更为严格意义上的个例分析。2005~2006年，笔者在联邦德国曼海大学欧洲社会研究中心从事了“欧洲化进程中的欧洲绿党与欧盟民主研究”。该课题论证的基本思路是考察欧洲化进程中的政党（欧洲绿党）与欧洲联盟制度框架的民主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此，笔者提出的基本问题是不断欧洲化演变的欧洲绿党是否已经成为一个像国家民主政治中那样运作的政党，基本理论分析框架是对欧洲绿党做一种像民族国家中政党那样的3个层面（纲领、组织结构和政治参与）的类比性考察，研究手段上德国洪堡研究基金提供了较为优越的便利条件，而研究目标则是对新成立的欧洲绿党作一种追踪性考察与大致状况判定。尽管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遗憾之处，这一研究方法论设计得到了较好的贯彻。

相比之下，“研究方法”是一些服务于这一总体思路和方法论的方法，或者说是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因而，在一篇论文中，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符合方法论意义上的整体性设计要求。也就是说，个例分析与比较分析、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分析之间本身无所谓优劣高低，关键在于是否做到了恰到好处，能否综合性地运用。

就前文提到的两个例子而言，一方面，它们都运用了个例分析（马州绿党和欧洲绿党）、定性分析（基本概念的重新阐释与概念性描述）和文献资料分析（绿党政治文献与选举政治资料）的方法，另一方面，它们也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比较分析（美国绿党与欧洲绿党比较、欧洲绿党与成员国绿党和其他欧洲政党比较）、定量分析（选举政治中的相关数据）和实地考察（对绿党会议、竞选和议会政治参与的观察）的方法。或者说，正是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性运用，使得研究任务得以较顺利实现。

因而，研究方法论设计和研究方法选择是学术论文写作中两个不同的方面或要素。而笔者想强调的是，写作一篇论文时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与适当运用固然很重要，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有一个成功有效的研究方法论设计。而且，忽视后者或后者不成功的一个直接后果往往是使论文的“学术理论性”受到影响。笔者依然清楚记得，哈佛大学政府系“博士论文写作”讲座的第一堂课是从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讲起，其核心就是一个科学方法论的问题。

三、论文的选题与结构安排  

笔者认为，学术论文写作中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论文的选题与结构安排。严格地说，学术选题（academic question）既不是简单指一个社会现实性难题（problem），也不是指一个公共讨论的话题（top-ic）或争论议题（issue），更不是指一个学术学科或分支学科名称（比如政治学或国际政治、欧洲政治），而是对经过一番理性思考与学术规范化后的变量关系的理论设定与经验考察。因此，应该很清楚的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研究欧洲政治”或“研究环境政治”甚或“研究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选题，而只是研究领域或方向的大致性描述。至少，在这些研究领域或次领域内，可以有十分不同的学术论文选题。

一篇论文的选题至少要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或者说包括三个相互衔接的步骤：问题的确定、变量关系的描述、变量的指标化及其测量。首先，确定准备讨论的问题是不是一个真问题。这至少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它是否包含着一对或一组变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你能不能在这个问题描述后面添加一个问号。比如，中日关系研究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因而不是一个真问题，而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遗产因素”研究包含着后者对前者影响的假定，因而是一个真问题。二是它是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方面的判定显然要困难得多，因为它要更多地依赖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与判断能力。人们有时说的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就是这个意思。其次，准确而科学地描述变量关系。将学术问题转变成为一组变量关系，看起来主要是形式的变化，但集中体现了研究者的理性思考能力与学术研究素质。比如，同样是针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遗产问题，不同社会阶层人士和不同学科研究者的观察视角与认识水平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同属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的不同研究者也会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概括，而只有那些能够对此作出一种既规范又新颖提炼的学者才能从事更深入的研究。最后，将两个基本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指标化,使其可以测量。为了研究的顺利和方便，我们必须尽可能使变量分解成可以分析和测量的指标，所谓可以分析更多是指规范意义上的，而所谓可以测量更多是指经验意义上的。比如，欧洲绿党这一变量可以指标化为理论纲领、组织结构和政治参与等三个指标，而其中的政治参与指标又可以具体化为欧洲议会代表数量、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欧洲议会决策参与水平等几个可以定量描述的侧面。

规范而科学的学术选题，不仅意味着一个良好的学术研究和写作基础，而且大致决定着一篇论文的结构安排。一般来说，论文的结构可分为如下几部分：方法论设计特别是关键性概念的界定（重新界定）和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问题的确定与描述、经验性事实与数据和理论性阐释。可以说，选题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不仅与论文结构的前几部分直接相关，而且对于最后部分的理论性阐释也有着重要影响。再举一个笔者写作的例子，《当代欧洲政党政治：选举向度下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研究》一书[3]，目的是考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颇为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或“第三条道路”的现实政治影响。笔者先是将其转换成社会民主党选举结果与其政治意识形态更新（社会民主主义化）之间的变量关系，然后选择了西欧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作为代表性实例，即考察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政治表现是否与其意识形态革新之间存在关联，因而成为一个可以操作的研究任务。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选题确定过程也就决定了该书的大致写作框架。

因而，无论对于篇幅相对较长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而言，还是对于一篇万字左右的学术论文来说，选题都是一项必须慎之又慎对待的工作，值得付出充足的时间与努力。正如笔者已指出的，一旦选题确立（无论成功与否），一篇论文的结构也将随之确定。更为重要的是，论文成文后的修改往往只是结构微调与文辞修饰意义上的，很难触及选题设计与理论分析框架层面。换句话说，那时一篇论文的学术理论水平已难以实质性改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讨论主要是围绕如何认识与提高学术论文的学术理论性而展开的，而且更多是局限于笔者自身的一些感悟与经验，既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普遍性，也难免有偏颇与偏执之处。更何况，学术论文写作就像学术研究本身一样，“条条道路通罗马”，并不存在任何绝对性的“一定之规”或“八股经”。如果本文的讨论能够使研究生同学更自觉地意识到学术理论性及其提高的重要性，笔者的目的就已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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