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发表就出局？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研究

我们既可以通过访谈资料进行质性分析，也可以通过访谈资料进行实证研究，那么二者的桥梁如何搭建呢？希望您可以从本篇文章获得启发。除此之外，高校教师一直是我们关注的人群，他们的工作生活质量应该从哪几方面衡量呢？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跟随作者的视野一起深入探讨吧！

作者:李璞，屈鑫乙，王迪 成都理工大学

来源:《高教发展与评估》2018年第3期

原标题: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测量研究

摘要

国内外学者对工作生活质量有三种观点：工作生活质量是一个过程；工作生活质量是一种管理理念；工作生活质量是一种主观感受。通过对成都某高校的教师进行访谈，对访谈结果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高教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内涵，即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应该是包含个人维度、组织维度、社会维度和工作维度的四因子结构。社会维度反映了高校教师在社会大环境下的社会地位；组织维度是指高校教师对学校提供的工作环境的客观评价；个人维度是指高校教师对目前工作与生活的主观感受；工作维度是指高校教师在从事工作的过程中对工作内容的满意程度。基于此四维度结构模型编制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调查量表，并使用该量表对该高校的教师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使用第一次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比第一次问卷调查和第二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支持了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四维度结构。

关键词

高校教师；教学质量；

教师生活；教师满意度

引言

在中国对高校教师群体的研究中，教学质量、教学能力和教学评价成为了近十年来的研究热点，这些研究反映出了中国高校人才培养的一系列问题，却忽视了高校教师自身的工作生活状态，研究报告指出：中国高校教师的生活质量低于中国人民生活质量水平，高校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亟待关注[1-2]。从高校的发展来看，对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增强高校教师的责任感与主人翁精神，从而促使学校目标的高效完成，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高校教师队伍的稳定，防止学校人才流失。由于目前国内在工作生活质量研究领域缺乏可靠的测量工具，大多是借鉴国外的成熟量表，在量表内容上仅作言辞的修改。但是国家之间在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等方面有一定差异，应该对基于外国背景的量表持审慎的态度[3]。加上中国学者忽视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本土化研究，并且在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测量体系中，选取的指标缺乏合理性[4]。因此，开发出本土化的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量表对相关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论背景

工作生活质量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工会领导人Irving Bluestone首次提出。关于工作生活质量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Efraty等对美国预算管理局员工的调研，调研结果表明员工对工作生活的关心高于职业发展[5]。中国学者对于工作生活质量的实证研究起步较晚，朱怡玲关于高校知识型女性工作生活质量的调查，通过定量分析发现中国高级知识女性精神需求高，满意程度高，而生活质量不高，工作和家务负担过重[6]。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以工作满意度为核心，在理论研究、测量方法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7]。

关于工作生活质量的内涵，

学者们提出的观点大致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种观点是把工作生活质量看作一个过程。美国职业培训与开发委员会将工作生活质量定义为：“工作生活质量对于工作组织而言是一个过程，它使该组织中各个级别的成员积极参与营造组织环境、塑造组织模式、产生组织成果。”[8]

第二种观点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一种管理理念，管理者应该以人为本开展管理。Carlson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一种经营哲学，是组织尽量所达到的目标，虽然它随着组织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是都体现出同一个内涵—尊重人的尊严。”[9]Nadler和Lawler则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对员工、工作以及组织的一种思考方式。”[10]

第三种观点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是一种主观感受。Fu等提出工作生活质量是员工的满意度水平，工作生活质量会受到公平的报酬，安全健康的工作条件，工作保障以及工作内容等因素的影响[11]。Van等认为：工作生活质量不仅包含了工作满意度等工作因素，还涵盖了生活满意度等非工作因素[12]。

上述三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工作生活质量这一概念的理解，侧重点各有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补充。但是，根据第一观点对工作生活质量的理解，很难从“过程”着手进行测量；第二观点对工作生活质量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与组织文化和组织氛围有所重叠；第三种观点对工作生活质量的理解强调了个体的主观感受，但仅强调”满意度”却又有失偏颇[13]。罗儒国认为工作生活质量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抽象的、多维度的概念，这使得人们难以准确地定义和阐述[14]。正是因为学界对工作生活质量的内涵各持己见，导致在测量上难以达成统一的认识。这一困境同样反映到了对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测量上。

国内对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浅析借鉴到深入研究的发展过程，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定义进行解释。赵守盈等强调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通过学校教学来满足自己的生存、安全、社交和尊重的需要，实现个人和学校目标的完成，获取更高境界的自我实现[15]。

罗儒国则认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指教师在一定物质条件下对工作生活整体状况、工作特性、工作环境、薪酬福利、组织管理、职业晋升及专业发展等工作生活各维度的主观感受与评价，广义上的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社会、学校提供给教师工作生活条件的充分程度以及教师工作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16]。Parsa提出工作生活质量由七个需求组成：健康与安全的需求、经济与家庭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知识的需求和审美的需求[17]。Toulabi认为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是组织中所有成员做出的所有关于他们工作自身和工作环境的决定的结果[18]。

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维度探析

为了进一步探析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内部维度结构，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围绕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进行数据收集，对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结构构成展开研究。依据理论取样的典型性原则，对成都高校的14位在职教师进行深度访谈，访谈以面谈的形式进行。每例访谈需要30-90分钟，除5位教师在教学办公室进行访谈外，其余9位教师均在该校心理健康中心进行访谈。

(一)开放式编码

为了排除干扰信息、聚焦研究的问题，先把访谈记录中无关本文问题的信息剔除，然后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编码。在编码过程中，尽可能使用访谈对象自己表达出的一些独特词语，即原生代码作为反映高校教师这一群体的观点。通过归纳和抽象提炼等方法对访谈内容进行多次整理分析之后，得到18个频繁出现的初始代码，即开放编码形成的范畴，如表1所示。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主要是将开放性编码中繁杂独立的编码资料通过聚类分析，建立不同范畴之间的联系并对联系紧密的范畴进行归类，形成更具概括性的概念类属。本研究通过分析比较，最终形成四个概念类属，如表2所示。

在编码及概念类属的基础上，对概念类属间的关系进行辨析，归纳得出高校教师社会维度、组织维度、个人维度和工作维度属于平行关系，共同构成高教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这一构念[19]。

高校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体现在学校形象、社会地位等方面。尊严是工作生活质量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卿涛等在对知识型企业员工的调查中发现：尊严是人们在工作生活质量中追寻的理想的关键所在[20]。良好的社会形象不仅让教师感受到工作的尊严，并且对教师群体产生凝聚力，让教师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意义。

学校的工作环境以及管理制度对高校教师的工作效率与积极性有直接的影响，这是因为健全的决策参与制度保障了教师的决策参与权，让教师感受到尊重和信任。高校教师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也承担着教学和科研的工作压力，邓子鹃在对苏北5所高校的调查发现，高校教师的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职称评审，因此他们十分看重学校提供的科研平台和加入项目团队的机会[21]。

高校教师对目前工作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是其工作生活质量的直接反映。教师是否对工作有主观上的满意感、能否在教学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与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水平密切相关[22]。

高校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还反映在其工作意义等方面。因为高校教师参与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工资报酬，更希望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参与科研项目，追求自身事业的发展前途和价值实现。根据激励理论，人们愿意接受和从事具有挑战性的重要工作以实现自我价值，但教师工作重复性的特点会使工作的挑战性、丰富性下降，进而使教师产生职业倦怠，影响其工作生活质量[23]。

高校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是一个包含社会维度、组织维度、个人维度和工作维度的四维度构念，如图1所示。社会维度反映了高校教师在社会大环境下的社会地位；组织维度是指高校教师对学校提供的工作环境的客观评价；高校教师的个人维度是指高校教师对目前工作与生活的主观感受；工作维度是指高校教师在从事工作的过程中对工作内容的满意程度。

工作生活质量问卷编制

根据前文所述模型，本研究在中国学者现有研究的基础上[24-25]，通过专家小组讨论，编制了高校教师生活质量的初始问卷。量表编制完成后，邀请了两位人力资源研究方向的教授对量表的内容和表述方式逐一审查，判断题项的表述是否准确简洁、题项是否与对应维度相关。最终形成了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问卷。问卷的首页说明了本次问卷调查的目的、填写要求和注意事项。

问卷的主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量表，量表采用5分制自由评分，这种调查方法具有较高的精度，但是对被调查的文化素养和配合度具有较高的要求[26]；第二部分则收集被调查人的个人基本信息。

量表质量的实证研究

量表编制完成后，选取成都某高校进行两次抽样调查，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评价。以第一次抽样调查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探索编制量表的内部结构，以第二次抽样调查的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验证量表内部结构的稳定性。

因为两次抽样调查的样本取自同一总体且两次抽样调查时间间隔为一个月，高校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不会发生显著改变，可以使用第二次抽样调查的数据作为第一次抽样调查的数据的重测样本，计算量表的信度系数并评价量表的准确性。

(一)探索性因子分析

根据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以某高校各学院在职教师人数决定学院问卷发放数量，各学院再从在职教师名单中随机抽取教师填写问卷，保证抽样样本的教师学科构成与抽样总体的教师学科构成一致。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问卷98份，其中完整规范填写的问卷60份，有效回收率为60%。

用SPSS2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抽样数据的KMO和Bartlett测试显示调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KMO=0.788，χ2=1019.101，df=300，p<0.001)，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4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8.296%，并且题项都很好地归属于四个因子。除A20以外，其余题项在相应因子上的载荷分布在0.558~0.853之间。题项A20的因子载荷小于0.5，在调查样本量较少时，偶尔会出现偏差的现象，在偏差不严重时，可以保留题项。这些结果支持了上文提出的维度结构。题项A13存在双重载荷现象，为避免归属不明，对题项A13予以删除。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第二次抽样调查发放问卷200份，有效回收问卷99份，回收率为49.5%。样本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所有题项的偏度系数的绝对值小于2.16，峰度的绝对值小于5，可以认为样本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因此用最大似然法估计样本数据是稳健的[27]。采用AMOS21.0对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检验数据与理论模型的拟合程度，结果如图2与表4所示。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各个题项的载荷系数均大于0.5，未出现载荷系数低的情况，根据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评价标准，认为调查数据与理论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28]。

(三)信度检验

本文采用AVE信度，即两次测量的平均方差析出量的相关系数和Alpha系数作为问卷的信度系数。信度检验的结果如表5所示。

工作生活质量四个维度的Al-pha信度均大于0.7，AVE信度均大于0.6，表明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问卷均具有良好的信度系数，两次测量的随机误差较小，测量的结果具有稳定性。

结论

通过前文的实证分析，提出了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四维度结构，并编制了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量表。通过CFA和EFA对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验证了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具有个人维度、组织维度、社会维度和工作维度。这与严定友提出的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维度结构相一致，区别在于严定友是从定性的角度对高校教师的工作生活质量维度进行阐述，本研究则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对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维度进行研究。

在量表信度方面，本研究在信度系数的计算中不仅使用Alpha系数，而且设置了一组重测样本计算AVE信度系数，因为在效度计算中，研究组通常会采用基于同属测量模型提出的EFA模型评价量表的结构效度，所以使用基于同属测量模型提出的AVE信度系数比Alpha系数进行信度评价具有更高的可靠性[29]。

本研究旨在探索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结构维度和测量量表，在研究中存在以下局限性：对同一所高校进行了两次抽样调查，利于准确评价量表的信度，但抽样总体的范围较小，因此量表可能存在较大的区域局限性。为保证研究的可行性，抽样调查的样本量较小，对量表信度和效度的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会产生一定影响。关于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维度结构的进一步研究，可在本研究基础上，建立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测评体系。亦可基于本研究开发的量表，扩大取样范围，进一步验证量表的信效度，开发出经过大样本检验的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量表。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中国学者深入地探析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转自：“量化研究方法”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