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数字外交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8期P111—P112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题《人工智能与数字外交：新议题、新规则、新挑战》，摘自《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4期，张萍   吕佳摘

最近十年，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风靡和移动设备的普及，外交数字化的发展日进千里，基于数字平台和数字技术的外交实践方式也日益丰富，“数字外交”日趋演变为各国朝向“新外交”和“智慧外交”的努力方向。在较早时期， “数字外交”一词狭义上仅指“外交工作对于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工具的使用”。其后，伴随着数据革命的爆发，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得数字外交从“新媒体外交”快速过渡到“数据外交”时代。除此以外，新冠疫情期间，数字外交技术在克服线下人际交往的局限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数字会议技术的完善，视频会议已经从疫情之初的应急策略转变为日常外交活动的重要形式。

当然，改变并不仅限于数字沟通工具的进步。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计算宣传技术的滥觞将国际舆论竞争正式带入一场史无前例的“虚假信息战”，其中政治机器人的使用、编程化的舆论操控以及深度信息伪造，都意味着数字外交已然跨过人工智能的门槛，正式进入“算法政治”时代。

外交作为以政治方式增进国家利益的手段，其职能定位日益转向捍卫国家数字主权、维护国家数字利益和塑造国家数字安全。正是基于上述职能转换，欧美国家已经开始了数字外交行动。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鸿沟的不断扩大，“数字保护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出现抬头趋势。全球数字规则构建日益成为各国维护数字主权、捍卫数字利益的重要外交行动。概括而言，围绕全球数字秩序构建，各国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据跨境流动问题。当前，国际社会在数据治理领域的核心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管控跨境数据流动方面。欧美分歧是争议的焦点，欧盟对美国的个人隐私保护、官方数据采集合规性及监管、个人救济等措施提出了质疑。

第二，数字技术规则问题。移动通信技术是欧美最先布局的领域，也是目前欧美协调程度最高的领域。当前，欧美以“安全”和“韧性”为移动通信技术领域的两大标准诉求，其底层逻辑是排除和打压以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中国供应商，重新占领移动通信技术市场。

第三，数字贸易税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利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可以远程与其他国家进行营业活动，传统税收管辖权所依据的企业经营和地理联系的标准难以适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突出。“数字贸易税”征收遂成为全球数字外交的重要议题。

第四，数字平台监管问题。近些年，在追求捍卫数字主权的立场下，欧盟不断收紧对谷歌、Facebook等美国数字巨头企业的监管力度，导致美欧之间的数字经贸摩擦不断。

第五，数字基础设施安全问题。欧美形成以数字基建为重点领域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试图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层面改变全球数字竞争格局。

近年来世界主要大国不断加强数字外交工具的研发和使用，我国数字外交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外交体系的建立面临以下挑战。

其一，技术挑战。数字技术是数字外交的基础，中国在数字技术发展方面存在诸多挑战。首先，人才储备与创新不足。其次，遭遇数字围堵与数字打压。最后，芯片供应安全问题。

其二，平台挑战。目前，社交平台已经成为各国政府进行公共外交活动的重要场域，也是数字时代国家应对外交危机不可或缺的工具。不同国家的政府人员都将社交平台作为日常动态和政治活动分享的工作平台。然而，Twitter、Facebook等全球知名社交平台均由美国掌控，美国政府一直利用数字平台作为其推进外交政策目标的战略支撑。此外，为维持平台垄断优势，美国联合其他国家对中国社交平台采取了严厉的打压措施。

其三，战略挑战。鉴于中国在通信、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产业中日益上升的竞争力，美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就此而言，中国的数字外交首先需要突破来自美欧的数字压制。

有鉴于此，中国数字外交需冷静判断数字时代的地缘政治竞争形势，既要做好技术升级和思想转换，更要着眼顶层设计、构建完善的前沿数字外交体系。

一要加强数字防御体系建设。首先，以数字手段健全信息发布机制，积极参与并引导国际涉华议题设置。其次，以算法和算力优势完善常态化信息发布和信息监测，减少西方国家虚假信息的传播，警惕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治操纵。最后，在传播主体建设上，借助数字手段不断丰富国际传播主体，积极引导并鼓励网络博主、网络意见领袖等新兴传播主体讲好中国故事。

二要强化数字外交工具研发。首先，要加快技术升级，及时掌握全球数字化转型新进展，充分借鉴其他国家数字技术应用经验，研判数字时代外交形势，更新外交实践策略，推动外交数字技术转型升级。其次，要立足自主创新、确保供应链安全，出台各项奖励和扶植政策，强化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推进数字外交工具的迭代升级。最后，强化技能学习和培训，注重尖端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实践，持续增强数字外交能力。

三要做好数字外交平台建设。首先，加强数字平台的管控，识别并警惕利用数字平台进行信息操纵和恶意信息传播的行为，以技术规制技术，严防西方国家的数字宣传与数字渗透。其次，合理利用数字平台构建数字民间外交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最后，积极推动本国数字平台出海，利用数字平台增进国家间民众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增强国际数字传播能力。

四要加快数字外交人才培养。首先，制定“数字外交人才培养计划”和“数字外交人才发展制度”，从制度上保障数字外交人才培养机制化和长效化，并为此建立专门机构，提供持续的资源支持。其次，强化数字外交人才培养的基础设施建设，设立数字外交人才培养基地，筹建数字技术实验室，加强数字外交人才技能和数字素养的培育。最后，健全数字外交人才相关政策，重视人才引进和人才成长支持，建立稳定、精干、高效的数字外交人才梯队。

五要健全跨部门外交协作体系。首先，在国家机关内部完善外交信息共享机制，打破信息壁垒，建立高效统一、快速联动的协作体系。其次，推动政府部门与数字企业之间的合作。一方面，利用市场力量强化外交系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外交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鼓励数字企业出海，打造跨国数字外交的技术平台与产品依托。最后，利用数字技术的特性吸纳多元主体参与数字外交活动，通过在线交流消弭分歧、凝聚共识，累积外交活动的民意基础。

六要强化数字安全监管。首先，制定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标准和规范，完善数据使用的国家安全与隐私保护制度，防止数据泄露与滥用。其次，健全非国家行为体数字技术适用的监管法规体系，根据非国家行为体对外交影响的趋势和路径建章立制，确保数字技术应用更好造福社会。再次，通过技术识别与侦测形成数字调查取证与追责机制，以数字技术治理数字技术隐患，防范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最后，加强宣传教育、培育公民数字素养，动员社会力量对数据和算法的使用进行道德和伦理监督。

七要积极培育数字产业。外交工作要适应数字环境下的技术变革，首要的是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强有力的产业支撑既可以使数字外交工作不断保持自主创新、持续提升其智能化水平，同时还可以提升一国在全球数字规则建构进程中的发言权和话语权。由此，要持续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培育好和维护好数字产业发展环境，抢先布局和支持高精尖数字产业发展，不断夯实数字外交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

八要持续开展国际合作。首先，与其他国家的数字外交技术合作应以建设数字外交基础设施和搭建数字外交技术创新平台为重要抓手，增进技术优势互补。其次，加强以大数据和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合作研究，构建“海外平安中国体系”，强化海外安全风险预警，指导境外企业加强安防建设，为海外同胞提供更有效、更及时的安全保护。最后，推动数字技术治理，通过强化国际合作增强风险防范水平。总之，要加强国际合作，推进数字治理，共同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风险挑战。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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