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涵化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8期P107—P108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原题《知识涵化与社会知识再生产——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路径为例》，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1期，汪书丞摘

知识涵化的核心要义是任何社会知识都是在交互涵化中得以生产和再生产，并且这一进程在互学互鉴、沟通辩论和相互影响中发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更多地呈现为一种通过涵化路径生产知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表现出“中华性”，但反映的不是“中华中心论”，追求的目标也不是以“中华中心主义”取代西方中心主义，而是一种多元文明文化知识的共生共存、相辅相成、相互交融，终极目标和理想形态是构建人类共同知识。

知识涵化：一种社会知识再生产的理论

（一）知识、实践与文化

要清楚地说明知识涵化的概念，首先需要界定文化的概念并厘清知识、实践和文化的关系。国际关系的实践学派依据实践本体论把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践知识，其来自实践，未经人脑的反思；另一类是表象知识，即经过人脑的理性梳理产生的系统性知识。实践学派对知识的分类是正确的，但将两类知识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实际上，这两类知识相互依存，且实践知识具有本体优先的地位。也就是说，实践知识是表象知识生发的土壤，表象知识是实践知识的反映。同时，两者之间又是辩证关系，实践知识孕育了表象知识，表象知识又反过来作用于或是影响了实践知识。理论属于表象知识范畴，所以理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脑固有的，理论的基础是实践。

实践知识是与实践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实践知识是来自实践的知识，是行动者行动的基本知识依据，是无以明言但又实实在在的知识。社会理论的生产者首先是实践共同体的成员，社会理论是在共同实践知识的浸泡中生长和生产的。

（二）知识涵化

世界是多元实践共同体共存互动的世界，也是多元实践知识共存互动的知识空间。人类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指向一个共识：从根本上说，文化都是在交往沟通中生成和发展的，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形成、特立独行、自生自灭的。进而，实践理论告诉我们，实践共同体是多元的，世界是多元实践共同体共存的场域，这些实践共同体之间的交往沟通成为知识生成和演进的重要方式。

既然文化和知识存在密切的关联，知识也是在交往沟通中生成和发展的，即可以说知识是在涵化过程中不断演进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简单的交往和肤浅的接受。知识涵化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佛学在中国的发展。

（三）涵化作为知识再生产的阶段性特征

1． 单向涵化与知识学习

单向涵化是指一个文化体（他文化）的知识进入并影响另外一个文化体（自文化）的知识系统。这是一种单向度的影响，比如佛教进入中国并开始影响中国社会和知识界、中华文化传入东亚其他地区以及20世纪前期西方文化和知识进入中国和东亚的时候，其基本特征便是知识学习。单向涵化的表现形式往往是“传播—接受”。传播方是知识生产者，也因而具有知识性权力：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扮演生产者的角色，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扮演传播者的角色，在知识涵化过程中扮演最终解释者的角色。

2． 双向涵化与知识创新

双向涵化是指知识的单向涵化开始在知识接受者中产生反思性影响，知识接受者通过自己的能动作用，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与知识生产者交流沟通，开始反思和重构，并试图进行知识再生产，即生产包含自文化元素和意义的知识，如将“在中国的佛学”转化为“中国的佛学”。

3． 交互涵化与知识汇融

交互涵化则更进一步，是指自文化与他文化的深度知识融合。这样的知识涵化是自文化和他文化真正深入对方的文化内核，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辩证关系。自文化和他文化的知识依然存在差异，但这是一种互补性差异，是知识的一体两面，表现的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相反相成”，也是多元普适性的知识生产路径。

简言之，知识涵化所表明的就是这样一个知识交互过程，它也是一个文化的交互过程，表现了不同文化在交互过程中的生成、变化和演进。当自文化与他文化互动的时候，两种文化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可能形成一种“共文化”效应。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

（一）单向涵化初始期与学习借鉴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学习借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1978年起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国际关系学科的建制重新恢复，新一轮学科建设和发展也随之开始。

（二）单向涵化发展期与理论应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前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表现出学习借鉴和理论应用的双重特点。外国国际关系经典理论翻译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下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开始使用这些理论以及其中的重要概念进行国际关系研究。这是单向涵化超越初始期、进入发展期的重要体现，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步入一个学习和应用相结合的阶段。中国学者在理解、消化和反思外来理论之后，开始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践中使用和/或验证这些理论衍生出来的假设。

（三）双向涵化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

2005年前后至今，中国学者开始推出具有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单向涵化发展期对世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借鉴和应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反思和重构表现出双向涵化的迹象，但真正的双向涵化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原创性理论；二是原创性理论要得到承认。

反思理论建构过程中的“中华性”问题

（一）“中华性”过度问题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华性”过度的批评主要来自西方主流学者，他们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学派”的意识表现了过度的“中华性”，张扬的是“自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和文化本质主义。自文化中心主义以自文化为中心，坚持自文化优于他文化的观点；文化本质主义认为，文化是一个实质性实体，是自在、自立、自组织和自我实现的，具有自己恒定的基因、性质和属性。批评者认为，如果中国国际关系的理论建构遵循文化本质主义方式，那么这种方式不仅会固化和加强自文化中心主义，而且生产出来的知识是无法沟通的知识，无法实现普适性目标，只能导致知识的碎片化，形成二元对立的知识生产态势。

（二）“中华性”不足问题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华性”不足的批评主要来自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者。这些理论的共识性观点是，当前的知识生产表现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劳动分工，西方是知识成品的生产者和理论的建构者；而非西方仅仅是原料的提供者和知识成品的消费者，并且非西方思想长期被边缘化和缄默化。因此，要在国际关系领域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现状，就必须推翻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具体到“中华性”问题上，这种观点认为，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是弘扬包含中国独特经历、视角和历史实践的“中华性”，以此提出更好的国际关系理论；二是挑战西方主流理论的话语霸权，进而动摇西方的全球政治霸权地位。这些批评者认为，当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实际上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太大区别，也是知识—权力的产物，缺乏中国真正的独特经历、历史和实践。换言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缺乏鲜明的“中华性”，因此无法颠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学术话语霸权。

（三）双向涵化阶段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笔者曾对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过定义，并根据这一定义提出了一个双向涵化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可操作定义，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使用中华文化背景知识中的思想资源，对国际关系实质性内容进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则化处理，形成自洽的合逻辑思想体系”。这个定义包含三方面内容：其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社会科学理论，是系统思想并关涉国际关系领域的实质性内容。其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实践和背景知识，这自然关涉“中华性”问题。其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世界国际关系知识生产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诸多学派中的一个学派，是与世界其他地缘文化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及理论学派互学互鉴的。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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