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 | 都市社会

都市社会

列斐伏尔 著

我们在前面把都市社会概念当作一个(科学的)假设来阐发，现在可以沿着有所不同的方向前行。它已经从以前的理论位置中解脱出来，我现在希望读者对这一事实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不过，过程还远没有完成，而如果做出那样的声明，将会是一种教条主义。如果我们非要这样做，那就意味着把“都市社会”概念塞入一个可疑的认识论之中，对于此认识论，我们应当警觉，因为它尚不成熟，它把范畴凌驾于总问题式之上，因此，应停顿一下，并且转换一下，当务之急是把都市现象引向认识的地平线。

都市社会概念已经把自己从绑架它的神话与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且不论它们是源自于历史的与意识上的农业社会阶段，还是源自于法人团体领域(工业理性主义)表象的过度膨胀。神话变成了文学的一部分，它们的诗性与乌托邦特征的吸引力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我们也知道，意识形态在广为人知的都市规划学说体系的发展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若要继续在盲域中进行探索，我们就得抛弃此晦暗的、沉重的体系(身体):即作为整体的都市化现象。

有时候，无意识(被误解者与误解者之间的界限)表现为对过去的乡村与工业所表现出的迷惑与眩晕，有时候则表现为对正在溜走的都市现实的失落感。

由此方式，某种关键的领域(zone critique)概念或关键的阶段概念进入眼帘。在此领域中，地形展现于我们面前，而脚下则布满雷区，陷阱重重。虽然旧的概念不再奏效，新的概念却开始形成。现实并非唯一要离去的事物；思想本身开始退却。

不过，我们依然成功地阐述了一个严密的话语，即非意识形态的，以及既是都市的(内在于一个正发生的城市宇宙中)又是关于都市的(描述它、勾勒它的轮廓)话语。这种话语从来不会走向终结，它的不完备性是其存在的本质部分之一。它被界定为对未来的一种反映，包括在时间中以及空间中的操作：是传导(transduction)(对潜在对象的构造)以及对可能事物与不可能事物的一种探索。被知识论与认识哲学清除的时间维度正在被成功地重新引入。然而传导并不是一种展望。像都市规划一样，展望已经备受质疑；像都市规划一样，展望包含着某种战略。它把意识形态与科学性混合在一起；毋宁说，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科学性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移植在真实的但又是碎片化的知识之上的赘瘤。像都市规划一样，长期的规划也是从一种还原论的立场上推断出来的。

在此探索过程中，都市现象表现出某种超出了(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之外的东西。我这样说是为了回应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形式，即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变种之一。都市总问题式是世界范围的。这些问题连同失败的回应，同样可以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中发现。都市社会只能被界定为全球性的。事实上，它通过重造自然而笼罩了整个星球，后者已经被工业对自然资源(物质与“人类”)的掠夺彻底摧毁，即被所谓的自然特性之毁灭摧毁。

再者，都市现象深刻影响着生产方法：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在一个全新的平面上，它同时扩大和增强了生产性劳动的社会特征及其与所有者即生产资料私有者之间的冲突。“社会的社会化”持续不断，换言之，都市化并没有消除工业矛盾。它并没有解决矛盾，唯一的原因就是它已经成为统治者。除此之外，还有生产内部的矛盾(即在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包括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还有“社会主义”社会)阻碍都市现象，妨碍都市发展，制约它的增长，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行动与国家社会主义的行动而言特别真实。

综上所述，随着从乡村走向工业以及从工业走向都市，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化。这个多方面的复杂化，既影响着空间也影响着时间，因为如果没有时间与持续发生于时间之中的复杂化，那么空间的复杂化与占据着空间的物体的复杂化便不会发生。

空间被一连串受干预的网络与关系所把持。一方面，其同质性与制度、一体化的战略以及系统化的逻辑相呼应；另一方面，其同质性又与其还原性与持续不断的简单化、表象化相呼应。与此同时，寓于这种空间之中的差异性愈来愈受到强调，这种空间像任何抽象空间一样倾向于同质化(即成为数量化、几何学化与逻辑化的空间)。这反过来导致了一种冲突和一种奇怪的不安的感觉。因为这种空间倾向于实现一种独特的符码、一种绝对的体系、一种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体系、一种逻辑的事物体系和一种事物的逻辑体系。与此同时，它充斥着次生体系、局部符码、讯息与能指，它们无法变成统一程序的一部分，即空间以各种方式所规定的、预定的与铭记的东西。

复杂化的主题被哲学性地呈现出来。而有时它至少针对特定的作者(如德日进①)而言是存在的。在这里，复杂化的主题与一种科学认识联系在一起，这种科学虽然是碎片化的，但是却十分有效：譬如信息理论、讯息理论、编码与解码。因此我们可以再次声明这个复杂化主题是元哲学性的——既是整体性的，也是连接性的(articulée)理解。

复杂化主题持续不断地起着作用。它理论性地建立于增长与发展的区别之上，建立于由时代、经历、后果考量所造成的差异基础之上。马克思之所以把增长与发展区别开来，仅仅是因为他想避免任何把质与量混淆的做法。但对于马克思而言，社会(数量化的)增长与(质性的)发展应该而且必然是同时发生的。不幸的是，历史表明并非如此。增长可能是在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有时发展却可以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发生。半个世纪以来，增长已经在世界每个角落起着作用，与此同时，顽固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却依然保持着现状。虽然苏联在1920—1935年间经历过一个快速发展期，但生产力并未跟上上层建筑的膨胀，增长被视为一种战略目标——手段变成了目的——简而言之，这些客观的“要素”做出了它们的报复。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列宁所说的不平衡发展会被延伸、扩大，并按照一种它可以为增长与发展的冲突做出说明的方式被规划，20世纪的进程暴露了这种冲突。

复杂化理论企盼着发展对增长的报复。这同样适用于都市社会理论。这种报复才刚刚开始。这个命题依然是一个悖论：增长不能无限地持续下去，如果没有灾难的发生，手段依旧会变成目的。

这些思考呼唤着都市，也就是说都市社会将以其潜在性与地平线席卷全球。毫无疑问，这种延伸与扩张并不会免除问题。实际上它表明都市现象倾向于冲破边界，而贸易交换与工业和金融组织似乎一度取消了这些领土边界(通过跨国的全球市场)，现在看来在重新固化它们。无论如何，工业与金融(过度生产的危机、金融危机)中的某种可能的断裂所产生的影响，会由于都市现象扩张与都市社会的形成而加剧。

我已经引入的“世界城市”(ville mondiale)概念，通常被归属于毛主义者们所为，假使不是毛泽东本人的话。我现在来阐发此观念。这种世界城市把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概念与形象扩展至全世界范围：一种管理、保护和经营某广阔疆域的政治中心。这适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框架之内的东方城市。而都市社会却不能单单依靠古代城市的废墟建立起来。这种碎片化(扩张与内爆)应该被视为都市社会的前身(先驱)。它是都市社会问题框架的一部分以及先前的关键性阶段。不过，作为一个已知的战略，它特别利用了都市规划，倾向于把政治城市作为决策中心来展示。这个中心显然不能局限于收集上游信息并将其分发给下游。它并非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决策中心，而且是一个权力中心。然而权力要求财富，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在我们正在分析的战略中，决策中心将是一个连结点，连结到高度组织化和严格体系化的国家的土壤之上。从前，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而言，整个大都市领地发挥着中心作用，它榨取财富，强制实行其固有秩序。今天，统治被固定在一个物理位置、一个首都(或者一个决策中心，即不一定需要与其首都完全协调一致)之上。结果是控制遍及整个国家领土，此国家领土被转变为半殖民地。

初看起来，我的分析似乎部分证实了所谓的毛主义者对世界城市的解释，但这种解释遭受了许多异议。这并没有妨碍权力中心从遭遇的障碍与失败中挣脱出来。此外，任何矛盾不再发生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在权力中心与其他中心形式之间，在“财富—权力”中心与边缘之间，在一体化与分层化之间，基本矛盾转移到都市现象本身之中去了。

对于关键性阶段的完备考察将远远超出本书能胜任的范围之外。例如，古典的历史与历史性的概念还能留下什么？关键性阶段可以留下的既不是这些概念，也不是与之相关的现实。都市现象的扩张，全球范围内的差异性时空的形成，难道会与我们一直称为“历史性”的东西有任何关系吗？

这个关键性阶段与复杂性的出现、新功能和结构的出现相伴随，但这并不意味着旧的必然会消失。因此，我们需要反复分析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而且要不断完善这种分析。这里我把自己限定在最基本的轮廓上，此轮廓构成一个便利的标志与指导性的箭头。最为重要的事情是阐明辩证法是能够复仇的。 辩证法正在复仇。辩证法思想被企业理性主义与工业时代的(意识形态与制度的)战略弃于一边，被可操作的辩护术所取代，被那些重视还原与普遍化(主要是结构主义)的程式所反对，它需重申自己的权力。如前所述，关键问题在于要想充分和精确地理解“集中化”一词，需要一种辩证的分析方法。对空间逻辑的研究引向对其矛盾(还有时空的诸矛盾)的研究。没有这种辩证的分析，问题的解决只能是一种掩饰性策略，掩藏于表面的科学性背后。在理论层面上，对都市规划学说最为严厉的批判之一是(并不完全成功)，批判它保护了某种社会逻辑与某种战略，同时从总体上抽空了辩证的思想，特别是与都市规划相关的独特的辩证运动。换句话说，既是旧的也是新的内在矛盾(彼此激化与掩盖)。

都市现象是社会学家长期孜孜以求的总体社会现象吗？既是又不是。说是，是因为它趋向于未曾实现的总体性，本质上是总体化(集中化),但这种总体化从未产生过效果。在此意义上，并没有局部的决定论和零碎的知识可以穷尽它；它同时是历史学的、人口学的、地理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符号学的，等等。都市现象作为总体既“是”那些学科对象又是它们之外的更多的东西(物或非物)：例如形式。换而言之，某个真空，但却是一个需要或要求内容来填补的真空。如果说都市是总体性的，那么它并非那种把内容积累在一起意义上的事物形式的总体性；而是思想方式存在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持续不断地进行无限地集中化活动，但从未控制与维持这种集中化状态；它持续不断地收集着要素，并以一种新的和不同的集中化形式来探究所收集的东西。集中化确定了乌托邦(它无处可在却一直在寻寻觅觅)，乌托邦也规定了集中化。

但我们不能用碎片与内容的隔离状态，或通过把它们混为一团，来规定(和表达)所谓的都市现象。因为都市现象是总体性的阅读，是把地理学家的(部分是阅读性的)词汇、人口学家的词汇、经济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词汇、符号学家的词汇和其他人的词汇并为一体。这些阅读发生于不同的层面上。都市现象并不能被视为这些阅读的总和、综合或叠加物。在此意义上，它并非一个总体。与之相似，它克服了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隔阂，但偶然与必然的综合并不能规定都市现象，假如说这种综合是不可规定的话。这不过是都市现象悖论的重复，这种悖论并不逊色于思想和意识的基本悖论，因为它必定是同一的。都市是特别的，它被局部化与聚焦化。它被局部地增强，而且如果不被局部化或集中化便无法存在。思想与思想活动将不会发生，除非它们将自身定位。事实、事件的特殊性在于它是被给定的。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要求。近距秩序围绕着一个点出现，这个点被视为一个(瞬间的)中心，它是被实践制造出来的，且可以通过分析加以把握。这表明一种同位化。与此同时，都市现象是巨大的；它惊人的延伸—扩张是无法被掌控的。当近距秩序被包围之时，远距秩序群体则以其别致的特殊性，按照它们的差异化即异域化的方式聚集。但同位点与异位点在各个地方一直发生着冲突，正在生成着别处。差异的集中性就其本性而言虽然在所难免，但其后果会被再吸纳到时间—空间的结构中。在此意义上，特殊的与巨大的、地点与无地点(别处)、都市秩序与都市无序的辩证运动呈现为形式(将自身展现为形式)。

都市并非像农业或工业社会那样被生产出来。然而，作为一种聚集与分配的行动，都市确实是创造性的。与之相似，制造业一度变成了一个生产力和经济范畴，这仅仅是因为它把劳动与工具(即技术)整合在一起了，而从前它们是处于分散状态的。在此意义上，都市现象包含着某种实践(都市实践)。就其本身而论，都市现象的形式不能被归结为其他形式(它并非与其他形式和结构同构),但它却可以吸收和改变它们。

作为某种形式去接近都市现实的那套程式，一旦完成了任务它就会自动地颠倒过来。因此我们可以运用语言学来规定同位化与异位化。这些概念一旦出现于都市文本中，就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这难道不是因为人类的居住方式获得了它的形式并且呈现在话语之中吗?存在着都市的话语(discours)与路径(paicours)。难道不是因为这种理由或形式因，语言才具有了不同的话语和路径吗？它们彼此不可分割。虽说彼此不同，但语言与居住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惊讶地发现，存在着一种都市的词法(高级的与低级的、私人的与公共的)，就像存在着一种栖居的词法(开放的与封闭的、私密的与邻近的)一样，尽管都市和居住皆不能通过某种简单话语或某个体系来加以规定。如果说在都市与居住中包含着任何内在的逻辑，这也并不是某种体系(单纯的主体或客体的)逻辑，而是思想(主体)的逻辑，它在寻找某种内容(客体)。因此，我们对都市的理解要求我们，既要放弃主观性的幻想(表象、意识形态)，也要放弃客观性的幻想(因果性、局部决定论)。

虽然都市强化了差异性并在其聚集起来的诸多事物之间形成差异性，但它不能被视为某个差异性的体系。“体系”一词要么意味着完成与闭合且完全可以理解，要么意味着只是某种内聚性。但都市现象是作为运动显现出来的。所以，都市现象不可能终结。它所暗示的集中性和辩证矛盾排除了终结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它拒斥固定性。即使语言表现为某种封闭的体系，对语言的使用以及话语的生产也会粉碎这种观念。随之而来，我们也无法通过一种(确定的)体系来界定都市。例如，将都市界定为围绕着某些不动点而出现的一系列偏离。事实上，正是这种概念阻止着我们去限制那些简化或压制差异性的事物。毋宁说，这种概念包含着生产差异(相异并创造差异)的自由。

都市正在被加固。作为某种形式，都市改变着它集合起来 (集中化)的事物。在并没有意识到差异存在的地方，都市形式有意识地创造出差异来：原有的只是相区别的事物，只是此场域中曾属于特别性的东西。它强化了一切事物，包括决定论、 异质的事物与内容、先验的秩序与无序、冲突，以及先在的交流和交流的形式。作为一种改变的形式，都市催毁并重构其要素：譬如讯息与符码这些在工业与农业领域中产生的东西。

都市也包含着某种否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很容易显示出其危害性。自然、欲望和我们所谓的文化(以及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所谓工业时代，而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自然和文化是水乳交融的)，在都市社会中被重新整合和集中在一起。如果这些内容是异质性的，甚至是不规则的，它们需要接受检验。因此，农业开发(农场)与企业(它是伴随着制造业而出现的)都接受了检验，它们被改变了，并在某种城市结构中被赋予新的形式。我们能够想到这样一种二阶的创造(诗性)形式，而农业与工业的生产具有一阶的创造形式。这并不意味着都市现象等同于二阶的话语、元语言、注释或者关于工业生产的评论。都市的二阶创造和第二自然性对于创性活动而言是一种增加，而不是一种简化或反映。这就提出了在已有含义(而不是类似现象的单元，缺乏含义的声音或符号)的要素中生产(创造)意义的活动问题。由此看来，都市将会创造出情境并像它创造客体那样发挥作用。

从其要素或条件出发去规定都市(它所归整到一起的东西——内容与活动)，并无模式可循。不管是能源领域里的模式(来自于那些能够获取有限的但相当多的能源的设备),还是信息领域里的模式(只使用少量的能源)，在这里都不合适。换言之，如果我们想寻求一种模式，那么一种对都市的分析研究就可以满足。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遵照某种路径(感觉与方向、定位与视野)而不是某种模式。

这就意味着作为形式和现实的都市毫无和谐可言，因为它也包含着冲突，包括阶级冲突。而且，相对于试图通过对空间中的要素进行分割来解决冲突的隔离，它只能被概念化。这种隔离导致物质和社会生活的解体。为了避免矛盾，以便达到一种和谐，一定的都市规划形式宁愿选择社会关系的解体。都市将自己展示为一个冲突与对抗的场所、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此意义上此概念包含辩证的思想(这种思想是重大修改过的，因为它现在属于某种心理与社会的形式而不是一种历史的内容)。

因此我们可以把都市界定为矛盾的表现场所，它颠覆了场所之间的分离：在这些场所里，矛盾难以表现，寂静无声，充满了分离的征兆。都市也可以被界定为一个欲望之所，在此，欲望从需要中浮现出来，欲望因为被承认而被集中起来，爱欲与逻各斯能够(可能)被发现是比肩而立的。自然(欲望)与文化(被归类的需要以及被简化的真实性)在相互的自我批评过程中走到了一起，该过程产生了充满激情的对话。在此意义上，人类的不成熟特征和早熟特征形成，并被交付于爱欲与逻各斯的斗争，虽然这种形态对成熟的成人发展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具有悖论意味的是，都市作为实践中介将会起到一种教育学的作用，不过它与通常的教育学大为不同，后者是基于所获知识的权威性、才华横溢的成年人。

由此来看，工业时代(换言之，所谓的“工业社会”或者类似的说法)看上去与它过去表现出来的模样完全不同。从其自身的角度来看，它具有生产性和创造性，在统治自然的过程中，它用生产的自由取代了物质的决定论。事实上，它是极端矛盾与冲突的。毋宁说通过对自然的统治，工业蹂躏自然，完全毁坏了它。工业声称用一致的合理性取代自发的混沌，它孤立并瓦解了任何它所接触到的东西，它通过建立起一个同质化的秩序王国从而摧毁了联系。对于工业而言，手段变成了目的，而目的变成了手段：生产变成了战略，生产主义变成了一种哲学，国家变成了圣物。工业时代的秩序与无序再生产了早期的、充满血腥的混沌；实际上工业及其影响让情况变得更糟。意识形态的拥护者(特别是都市意识形态的拥护者)认为，他们仍能把上层组织的原则置于工业时代及其理性化的基础之上。对于他们而言，问题是克服秩序及无序并创造出一个更高的却源于已确立原则的秩序。把企业的原则一成不变地扩展到作为整体的社会是一个战略，这种战略现在已遭到审判和谴责。因为有别的东西(一个差异性的非一物)我们必须要承认，即对一切事物进行质疑，这就是问题本身……

工业理性化导致的分离也发生在众多子系统——价值、决策以及活动与行为模式——之中。这些子系统的多元性能够容纳或创造某种凝聚性吗？整体凝聚力的意义似乎来自于企业的意识形态以及国家的意识形态。可是还需要其他东西，以便使分离的功能——决策、希望以及规划——能同时发挥作用。当社会学家在功能和结构上对这些子系统进行区分时，他们是正确的。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未能展示出秩序及其内在的无序，这些部分及其分离可能包含着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并形成一个整体，在某些情况下是一个总体。显然，就我们对它们的了解而言，美国与苏联的意识形态拥护者的还原论方法失败了。不过，这种内在的整齐划一性只能从某种逻辑中产生。这种社会—逻辑隐藏于社会学之后或社会学之下。这种社会—逻辑仍然是商品和商品世界的逻辑，虽然它以商品的语言伪装其本身(却并不存在)，但是依然呈现在每个被购买、出售和消费的对象之中。它同样且仍然被认为(或自认为)是无所不知与无所不在的国家或权力不可调和的逻辑——这种逻辑就其本身而言也被掩饰在国家的伦理威望之下。

压制性空间的逻辑重新确立了一致性。这导致社会内在的错乱与焦虑，都市社会及其透明的逻辑正在缓慢地、一步一步地摧毁着这个社会，只要我们能够把这种逻辑表达出来，它就会呈现在我们眼前。只要我们把其他的社会一逻辑表达出来，它们就会(在理论上自然而然地)消失。

我们现在可以确认并阐明一系列都市法则了。这些法则并不是肯定性的，它们不属于某种“最高律令”，不属于某种需要我们去遵循或模仿的平衡模型或增长模型，也不属于某种能够自动推断出结果的最初断言，抑或是某种能够做出归纳陈述的最终分析。相反，它们首先而且本质上是一些否定性的法则和信条。

1.我们必须打破那些阻碍道路的路障，并坚守住那些被眩晕的盲目(l'aveuglant-aveugle，英文blinding-blinded)(特别是就经济增长的量的方面而言)所奴役的都市领域。

2.我们必须终结分离(séparations),终结那些会导致多种形式隔离(ségrégation)的人与物之间的分离，终结讯息的、信息的、符码的以及子码的分离(简而言之，即阻碍质的发展的分离形式)。但在现存的秩序中，分离的力量自视为牢固的；离散的力量自觉到它的权力；分化的力量自视为肯定性的。

3.我们必须克服以下障碍：那些使透明性与晦暗性之间的不透明性与对抗性关系加剧的障碍，那些把差别归类为有区别(分离的)的特殊性的障碍，那些将差异限制在预构空间中的障碍，那些把生活方式的多价性掩藏于都市社会(日常生活和栖居之中的模式和变调)中的障碍，那些违反规则的怂恿隔离的不法行为

这些否定性的法则反过来包括一系列肯定性的法则：

1.都市(都市生活、都市社会生活)已经包含契约性习俗的替代物。契约法规定了交换的框架以及交换的互惠性框架。一旦人们之间开始有相对剩余物的交换(商品世界是准备就绪的)，并且这种交换在逻辑与语言中达到最高级的表现，这种法律便会在农业社会中产生。不过，在都市社会，包括了使用风俗并使风俗凌驾于契约之上。都市事物的使用(这条边道、这条街道、这条人行横道、这个灯具装置)是习惯性的，而不是契约性的，除非我们愿意假设持久的准契约或伪契约存在，用来分享这些事物并且把暴力性缩减到最低限度。当然这并不表明契约体系不能够被改善或转变。

2.都市观念也力求对人类的时间、地点、事物的条件进行再利用，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这些条件都被剥夺了，人类只有通过购买和出售的方式来重新获得它们。

时间——价值所在以及空间——交换中介可以在一个更高的统一体即都市中被重新统一起来，如此假定合理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清晰地指出每个人已经知道的：此统一体是一个乌托邦，一个非一地方，一个可能的不可能；但它是一个赋予可能性以意义、赋予行动以意义的统一体。作为交换中介的空间和作为价值所在的时间、商品的空间和作为至高商品的时间，不可能被连接起来，它们各走自己的路，这反映了所谓的工业社会的不一致性。创造空间—时间的统一体将是可能的、可确定的，其中之一便都市和都市社会。

3.就政治方面而论，如果没有区域性统一体中的生产与企业自治的存在，这种前景简直无法想象。这是一种困难的引申。“政治地”一词是混乱之源，因为普遍的自治包含着国家的消亡与政治本身的终结。在此意义上，就其本质而论，国家与都市之间的不兼容是根本的。国家只会阻碍都市的形成。国家必须控制都市现象，不是助其实现而是阻其发展，把都市现象推到制度的方向上，并使这种制度扩展到整个社会之中，通过交换与市场，通过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的类型，通过经济增长时期所设计的制度，并且把量的(可量化)目标放在首要地位。但对于都市而言，它只有颠倒国家的秩序，颠倒那种以强制性与同质化的方式展开的空间整体化战略，进而消化吸收都市和栖居的各个次要的层次，都市才能建立起来并且能够为栖居服务。

正如我已经试图表明的那样，都市规划是一种面具与工具，它是一种国家与政治行动的面具、一种利益的工具，即在战略与社会逻辑范围内被掩饰的工具。都市规划并不努力去把空间塑造为某件艺术品。它甚至并不打算像它声称的那样和其技术的帝国主义保持一致。它所创造的空间是政治性的。

——原文选自《都市革命 》

注释

①　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本名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德日进系其中文名字，曾在中国生活过二十余年。——中译者注

转自：“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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