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另辟蹊径的中国史著作 |《青铜资本：帝制中国经济的源代码》

“如果以货币为主线，重新撰写经济史，那将是相当激动人心的。”——凯恩斯《货币论》

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斌认为，本书《青铜资本：帝制中国经济的源代码》是一本另辟蹊径的中国史著作。它以中国早期货币的衍变为切入点，上溯至商周时期，在汉武帝时戛然收尾，别出心裁地解剖了中国专制制度的形成、特点、局限与失败。此书引证丰富，辨析缜密，知识渊博，用力极深。考古发现、出土简帛与上古典籍，书中随处可见，颇费心血。

全书一开始便提出了黑田明伸（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总结的中华帝国市场经济之“非均衡模式”，也就是“地域通货”与“地域间通货”并行的双重结构。

简单地说，前者是铜钱世界，后者是（黄金）白银世界，两者在中华帝国形成初期就没有合流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以后当然也没有。

在秦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权下，虽然区域市场内部的小额交易数量惊人，非常活跃，但跨区域的常态化的大额交易却局限于上层的社会精英手中。这一方面形成了政治权力塑造商业的模式，使得商业成为政权的附庸与工具，高面值的金银货币也即成为一小撮人敛财的捷径；另一方面商业失去了与市场和资本的结合，无法服务于大众，低面值的铜钱苟且偷生，不能催化技术革命与价格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业、资本、技术得不到市场的培育，无法发生现代社会产生所必需的化学变化，只能停留在朝代更替的物理循环当中。这是很有力量的分析。以笔者的理解，这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在政府之内”这个传统，而不是“政府在市场之中”。

《青铜资本》有许多“三解（解疑、解颐和解语）”之处。如货币不可与财富混为一谈，因此上古中国的海贝并不是货币；如秦政以控制交易双方的人身安全来迫使他们自愿接受政府的债务转移；又如岳麓秦简记载了从老百姓中遴选、奔赴边徼镇压盗匪的“奔警”；而吕后时期禁止“盗铸钱”也就是禁止民间铸钱，更值得一说。

在中国的传统当中，铸钱是政权的特权和禁脔为其合法性之象征，王朝由此垄断了货币的来源、生产与流通，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控制了市场。国家垄断铸币这个中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古代世界的许多地区和社会则并非如此，后者呈现了与秦政中国大不一样的市场和市场经济。

作者是谁

刘三解

历史研究者，专注于制度史、财政史研究。

著有《秦砖：大秦帝国兴亡启示录》《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内文摘选

历史的十字路口铜钱世界与金银币世界的对峙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讨论货币的概念，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顺便提及了货币是为便利交换而设计的一种“符号”；亚里士多德则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多角度地阐述了他对货币的理解，正如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所描述的，“亚里士多德老老实实把欲望及其满足作为他经济分析的基础，从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出发，接着谈到分工、物物交换以及为了克服直接交换的困难而使用的货币—这里他恰好混淆了财富与货币而受到苛责。”亚里士多德口中的货币，首先是一种商品，只是由于它为交换行为带来明显的方便而诱导人们默契地或通过立法行为来选择它作为交换的媒介，所以，金属，尤其是金银，比其他商品更适合担当这个角色，这也是古希腊诸城邦的现实。而柏拉图却明确反对使用金银，认为国内的货币拿到国外是无用的，这无疑隐含着一个特殊的认识范式，那就是货币的价值原则上与币材无关。

遗憾的是，柏拉图对货币的讨论很有限，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则系统得多，一方面，“他使货币的发展遵循一种所谓的历史的顺序，从没有货币的情况或阶段开始。”这种追根溯源的表述方式虽然没有直接的事实依据，但符合人们的经验常识，影响相当深远，一直到十八、十九世纪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等经济学家，仍在延续他的物物交换解释。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对货币存在的基础，“交换的正义”即“定价道德”着墨颇多。他赞许公正的交换，反对价格垄断，认为“公正交换”的标准就是交换物价值的相等。这个价值并非我们耳熟能详的劳动价值概念，而是在充分市场竞争环境下产生的正常竞争价格。简言之，当甲以鞋子换取乙的面包时，鞋子和面包各自乘以其正常竞争价格，结果应正好相等，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等价交换”概念的滥觞。亚里士多德对这一原则的坚持，使他注意到货币的另一个重要职能：“货币是使得所有物品可以衡量和可以平等化的唯一尺度。”至此，“十九世纪的教科书列举的货币的四种传统职能，有三种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具体来说，就是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价值贮藏，100多年后的现代货币五大职能，仍是在此基础上的拓展，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

很明显，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对货币的表述更接近于今人所熟悉的范式，从货币的性质、起源到原理、功用都有分门别类地解释；而中国古代的货币理论则一鳞半爪，不成体系，直到1831年清人王瑬《钞币刍言》的出版才有了第一部专门货币论著。此前的货币思想散见于子书、史书、奏议、笔记、书信，甚至诗词、墓志中，简言之，有具体思考而无系统理论。这些思考也往往集中在“用”的层面，如“子母相权、轻重之术、虚实相权、称提之术”等。具体来说，就是利用不同种类、区域的货币、商品价格差，通过调整货币流通量来满足市场对货币的需求，进而达成增加财政收入或干预物价、调节生产的目的。这种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战国、秦、汉之际成书的《管子》一书，其中对货币的性质和起源的探讨，影响相当深远。

《管子》中说，“黄金刀币，民之通施”，“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刀布者，沟渎也”。其中，通施、通货、沟渎正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的不同表述。对于货币的起源和职能，该书采取了一种类似亚里士多德“假设历史”的手法进行叙述。美玉、黄金、珍珠出产在距周都7800里的边荒之地，由于山川阻隔、舟车难通，得之不易而价格高昂。“先王”借助它们的贵重，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这三种“币”，握着不能取暖，食之不能果腹，“先王”用他们来保存财物、管理民事、治理天下。之所以说“假设历史”，就在于“先王”的时代不确定性与“刀布”的时代确定性之间存在矛盾。考古证据显示，作为齐文化圈的特色，刀币铸行时间始自春秋晚期，不但夏、商、西周三代的“先王”用不上，就算是《管子》托名的作者管仲也不太可能见过刀币。这意味着，“先王”的时代至早不会超过春秋中期未铸行刀币时，至迟不会晚于秦统一后废刀币行圜钱，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这是秦汉之际作者对战国时代制度的追述。

这段话透露出的认知图景相对明晰：（1）美玉、黄金、珍珠首先是商品，且是奢侈品；（2）没有叙述既不是奢侈品，且价值较低的刀布成为下币的理由；（3）币之所以为币，主因是“先王”的意志，也就是由权力决定；（4）币的作用是财富贮藏和支付手段的组合，引申作用是“治国、平天下”的工具；（5）币的范围包括“珠玉、黄金、刀布”，而“通货、通施、沟渎”（交易媒介）的范围则只有“黄金、刀布（币）”或“刀布”，币的范围大于“通货、通施”，更大于“沟渎”。

黄金的存在展示了战国时代中国与古希腊的共同点，以贵金属担当交易媒介；但又有明显的区别，亚里士多德、色诺芬、普林尼都提到，贵金属尤其适合充当通货和用来铸造硬币，亚里士多德更系统性地指出“像其他物品一样，货币的价值也不是始终不变的。但它比其他的物品要稳定些”。贵金属无疑最符合这种需求，这种价值理论正是卡尔·马克思“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表述的思想源头之一。而在贵金属的问题上，《管子》的表述和先秦中国的货币现实与古希腊的最大区别有两点：

（1）中国的黄金从来都不是以贵金属为币材的“铸币”，也不是商品的价值尺度；

（2）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价值相等的“公正的交换”在《管子》等中国货币著作的讨论中，从来不是追求的目标。

书名：《青铜资本》

作者：刘三解

定价：108元

出版时间：2023年9月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版权声明

供稿：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转自：“人文学术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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