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7/27 15:23:29 阅读：66 发布者：
自由，对于生活于建筑丛林的现代人意味着什么？
自然，是否已然成为都市人的乌托邦想象？
今天有多少人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自然而然地感受生命之美丽？
《自然以自由》是一本适合大众的博物学文化阅读指南，“反卷达人”刘华杰教授试图为现代人奉上解放身心的自然解药，用思辨求真的态度反思偏离自然的工业文明、人类中心论和自我加码的现代教育模式，开启大众自然美育的多方面议题。
以下内容节选自《自然以自由》序言部分，引用请据原书。
《自然以自由》
刘华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6月
书名《自然以自由》包含两个大词“自然”和“自由”，以及一个非常含糊的连接词“以”。无论怎样的自由观，都没法脱离自然问题得以讨论。两者的关系在历史上也被讨论过无数次。
自由是相对于束缚而言的。自由问题看似单纯的政治哲学问题，其实也有自然的一面。当生命（不限于人类）自身能力低下时，面对大自然的束缚，活动余地有限。当生命自觉意识到局面需要改变并有可能改变时，自由问题就出现了。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再造新的自然等等，一路走来，部分打着“争取自由”的旗号。早期朴素的想法可能是（少有人公开讲出来），自由处在自然权威的对立面，降伏自然的“暴政”将获得更多人的自由。争取政治自由，不过是换个对手。突出人类个体之主体性，将一举两得，两种自由都解决了！真的如此吗？
启蒙运动发生于17—18世纪的西方，当时的对手是封建专制和宗教愚昧。为何启蒙？是让处于蒙昧状态之人意识到不足、不自由，改变还在其后。启蒙本身就包含着矛盾，甚至可能是不道德的！让人意识到问题，又没办法改变，痛苦增加了，这恰好是历代知识分子的写照。
到了康德那时，启蒙已经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1784年康德说：“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生活在一个已启蒙的时代吗？那么回答就是：不是！但却是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意思是启蒙没完成，还在进行中。到了1884年，启蒙任务完成了吗？没有。到了1984年呢？还没有。从康德讲那段话时算起又“启”了两百多年，还遥遥无期。对手已部分更换，却没有消除。有时老对手、新对手叠加在一起，任务愈发艰巨，几乎无法完成！以启蒙自居者，其人生大多染上悲剧色彩。
启蒙的目标是使民众能够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那么理性又是什么？以前好像很清楚，现在则不得不思考一番。理性不等于当代自然科学的理性，不等于“现代性”的理性。当然，这不意味着几百年来无数前辈完全白费功夫，人们的确获得许多。许多什么？许多自由！席勒1795年说：“人类粉碎了枷锁。幸福者！恐怖的枷锁/断了，可别也扯断羞耻的缰绳！/理性要自由，无限的欲望也高呼要自由，/他们放纵地挣脱神圣的自然。”不仅仅人类在持续争自由。也有人说，疫情的泛起实质就是日益边缘化的病毒为争取自由的绝地反击。人类不能就此而简单地服输，立即承认“地位低下”之新冠病毒的自由权利，但疫病泛滥的生态学解释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人类自由必然受到约束。从更大的范围看，启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对启蒙也要反思，但措辞要十分小心。
在康德的时代，自然、目的性、自由就难以协调，康德哲学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把三者的复杂关系理顺。通常，人类主体面对来自人为和来自大自然两方面力量的夹击，与前者的战争表现为争取政治自由（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和《法律、立法与自由》在此有点用途），与后者的战争表现为争取生存自由（也关联着道德自由）。应当说，政治自由确实已争取到一些，而后者战绩不明显，有时战争进入了消耗战，矛盾愈加不可调和。比如现在“零零后”的年轻人，有些人不想生孩子。他们有这个自由，但是细想一下，是无奈的自由，还是不自由。“决定不生孩子”也是形势所迫，是精细“算计”的一种决策。人口多了是个问题，不生孩子更是个问题。
回想一下笛卡儿、康德的二分法，人虽然根本上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却被“隔离”开来。人走出人之专制而导致的受监护状态（涉及人为法，称法律、规章、制度）被认为是自由的表现，人“征服”大自然（涉及自然法，称自然定律、规律）也同样是自由的表现，虽然康德早就暗示对两者的态度要有所区别。但康德哲学极强的人类中心主义特征，妨碍了对后者的发挥。“合目的性”是康德反复启用的一个说辞，为此他还构造了“自然意图”等不合时代潮流的概念。行为或思想合目的性，则是自由的，反之则是不自由的，这是心理层面的解释。但目的性本身也是时代建构出来的，由此解释堕入循环。对于具体的主体，自由有多少，更是难以度量。
康德从年轻时就在考虑，如果不借用宗教，如何表达、处理人的活动与自然法则（自然律）的关系。康德的写作多少还有点宗教禁忌，从那时至今，西方自然科学在功能上已经完全取代西方基督教，形势发生了大反转。康德对开普勒、牛顿、布丰都表示尊重，自己也考虑了贯穿大自然所有层面，一揽子给出世界存在与演化的图景（涉及他的“万有博物学”）；后来基本放弃了这个艰巨任务，但晚年又试图拾起来。康德对新兴的近现代自然科学极为敬重，所补充的只是知识的确实性问题，构思了“先天综合判断”等完全不成功的解决方案。就知识的生产而言，康德未提供任何新手法；就知识的性质而言，康德有惊人的领悟，却开出了错误的药方。他最大的贡献，可能在于肯定人之认知与规范世界的能力。
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讨论自由问题，对话方主要不再是康德的先验论，而是自然科学的有限经验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 1987年我从地质学系准备考哲学系研究生时，首次接触到这段话，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之后亦经常琢磨它的现实意蕴。当下，在非科学主义的意义上理解“自然规律”，这段话便显示了强烈的批判性。再进一步，单纯认识了“自然规律”，可能也不足以增加总体的自由（“总自由”）。但无论如何，认知对于获取自由、个体生存总是重要的。
现在重启博物之学，并非在逃避现实，是想借用科技的一个类似物（一个更有传统、经过了检验的东西）来平衡科技，反思科学主义以及与之相黏着的意识形态。
科技不应当垄断人们的自然观念。自然科学对于刻画自然具有优先性和优越性吗？自然与人为、人造是什么关系？怎么做才叫顺应了自然？现代科技发明了一些自由“项目”，也埋葬了若干，两者能进行会计核算吗？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意味着什么？争取自由的过程会附带产生什么后果？自由与自然、必然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始终考验着每一位学人。科学哲学、政治哲学专门讨论这些问题，但哲学以外的学术也涉及相关问题。本文集主要从博物学文化（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和“天人系统可持续生存”的角度间接触及这类问题。
书中虽然没有以西式学院派哲学的架势分条分步骤论证“自然”和“自由”是什么，但是相信读者阅读后能够体会到作者的见解，并得出自己的观念。简化来看，“自然”与“自由”分属两界，哪个高？有人说显然“自由”更高，本书名似乎也在暗示这一点。其实不一定，两界的划分本身就有诸多预设，就排除了许多严肃的思考方向。自然、自由、自在、自我是密切相关的一组概念，也应当联系起来讨论，那将用到更大的分析框架（博物学文化实际都涉及了）。人们可以讲“自然以自由”也可以讲“自由以自然”，它们两者还应当构成一个循环，互相推动，所谓“道之反（返）也”。其中任一环节，比如“自然以自由”，作为一个命题，表达了一种不常见的看法、非主流的哲学观点。它是我多年从事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博物学文化教学与研究的心得。在我内心里“自然”与“自由”同样神圣，它们互相渗透，也可说是一体两面。做到自然了，也就自由了；有自由了，也就自然了。现实场景太复杂，通常“访问”不到纯然的、理想化的自然、自由，它们永远是学人憧憬、追求的状态。吉狄马加曾写道：
我曾问过真正的智者
什么是自由
智者的回答总是来自典籍
我以为那就是自由的全部
有一天在那拉提草原
傍晚时分
我看见一匹马
悠闲地走着，没有目的
一个喝醉了酒的
哈萨克骑手
在马背上酣睡
是的，智者解释的是自由的含义
但谁能告诉我，在那拉提草原
这匹马和它的骑手
谁更自由呢
在这里，诗人没有论证“自由”是什么，但不等于他没有表达看法。相反，诗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宣布了“自由”的部分含义。席勒说过，“要提防挣脱锁链的奴隶”，“智者的理智所不能看到，/有童心的人会简单做到”。我的想法与此相关，若要讲明，那就是“自然以自由”。这个论点之强弱，要由实践来判定。演化有时间指向，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自然”，包含着合理性，也不意味“不变”，而是“自然地变”。自然地变，是指与环境协调一致地变。
博物是一种极其“浪费”时间的活动，而当代人普遍感觉没有足够多的空闲时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现在，“他”可能不是“替资本家服务”而是服务自己或其崇拜的对象，但意思差不多，依然是“役畜”。
在现代社会，人文一直在“说”，科学一直在“做”，会说不如会做，这就注定前者越来越弱势。重启博物学文化主要针对的是现代性危机、唯科学主义霸权，希望沿着传统继续操练起来。可以用路德的宗教改革来类比重启公民博物的用意。
要达到相关的社会目标，宜采用“博物+”策略，一阶与二阶必须结合。首先，一阶爱好者宜主动用二阶思想武装自己。其次，二阶研究者在做研究、写论文的过程中也要沾沾泥土，亲自操练至少一种自然爱好，而且要长期坚持，否则根本体会不到研究对象（诸多博物者）对大自然的深情。过去十多年中，中国的一阶与二阶博物活动有一点点结合，瘸腿现象依然严重。宏观看，一阶和二阶都缺。比较而言，二阶缺得相对多，高校教师、研究人员负有责任。中文世界二阶读物本身就很有限，阅读频率也很低，应当鼓励学者多翻译、多写二阶内容，要说服出版社重视二阶博物学著作的出版。
如果两者结合不良，会造成一种片面印象：许多人会以为博物与科学没什么区别，只是更肤浅一点罢了。果真如此，确实没必要重启博物之学了，干脆直接做科学、搞科普就结了。
鼓吹博物，并非让人们变得更忙。其实忙是一种“罪”。如格雷伯（David Graeber，1961—2020）所言，我们忙活的大部分工作实际上毫无意义。
一代人或许都有一代人的宿命。我们这一代人找到了古老的博物学，吆喝着重启它，主要是想为未来演化扫清思想障碍。也适当搭建了一些平台，勾勒一下图景。坦率说，也做不了太多事情。下一代人比我们优秀，一定会做得更好。
内容简介
博物学，标识着一种认知传统，也提示着一种生存方式。在人类个体与大自然之间，古老的博物学扮演着现代自然科学不可替代的“具身”实践角色。何谓博物，它与natural history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复兴博物学文化？刘华杰教授通过为诸多中外博物类图书撰写序言和评论，阐发他对上述问题的多年思考。在此过程中，他的观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关于博物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先后经历了从属论、适当切割论再到平行论。透过这些序言和评论，读者可以发现更多有趣的博物学作品，并通过阅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作者简介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理事，博物学文化倡导者，植物爱好者。曾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被评选为《中华读书报》2019年度学者，湛庐2021年度思想引领者。任广东深圳坪山智库专家委员、云南勐海茶文化传播大使、福建永春生态文明研究院人文建设委员会委员、湖北武汉自然教育大使。作品先后两次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持评选的“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获文津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吴大猷科普佳作银签奖、中国科普作协图书金奖、大鹏自然好书奖、高等学校科技进步奖、2019年度中国好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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