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7/25 18:23:00 阅读：72 发布者：
作者｜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著名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麦克法兰在剑桥大学执教逾40年，关注现代世界诸文明起源及特性的比较研究，研究对象覆盖西欧、东亚等文化区域。
当我试图消化我们在中国的所有所见所闻，试图通过剑桥大学的项目在中西方之间建立相互了解的桥梁，以及广泛阅读有关中国的引人入胜的文献时，我发现我面临一个奇怪的问题。
至少对我来说，中国的问题一直都太明显、太简单了。真正难以解决的文化问题不是复杂的问题，而是简单的问题。中国的模式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奠定了。它就像银杏树一样，是一种“活化石”，具有非常基本的结构。如果我们能把握住这一点，相关的问题就能够理解了，然而发现这一点并不容易，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这一点。
《文明的观察: 汉语文化圈的特质》
[英] 艾伦·麦克法兰 著
喻棣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年10月
几年来，我一直看不到这种基本模式；因为我认为，为了保持其文化的连贯性，并在历史的长河中和广袤的领土上一直存在下去，中国必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机体。我现在发现，事实上，正是它的简单性，包括大一统的国家和儒家思想，使它具有连贯性和力量。它的文化是由阴阳对立统一思想和由一些最简单的思想向各个方向所延伸出来的分支所支撑的。
就中国的每一个核心特征而言，都有一种优雅的简单性和可理解性。它不像最近的西方文明那样矛盾和混乱。它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它的力量和持久性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保留了一些非常基本但强大的特征。其中每一个特征都很容易解释。
了解中国之所以这样困难是因为，通过对中国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其简单结构中的每一项元素，都与像我这样的西方人所习惯的完全不同。因此，我面临着与哲学家戴维·休谟相同的困境。休谟很久以前就指出，“如果把一个物体放在一个有很强逻辑推理能力和各种才能的人面前，如果这个物体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即使他对这个事物进行精确的观察和研究，也不能发现与之相关的因果关系”。
中国把我的世界观颠覆了，几乎颠覆了我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一切。基本的公理和文化模式，它的文化与我的整个成长过程所受到的教育和自希腊以来的西方思想传统完全不同。我只用一两个核心特征来说明这一点，在每一种情况下，我都会提到一项调查的结论，这项调查是在正文中的一些标题下进行的，比较全面。
中国的第一个特点是其语言以极其简单而闻名，是地球上所有文明中“最简单”的。对我来说，它似乎是一个近乎“幼稚”的
系统，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以字母体系为核心构成要素的语言都不同。它在形式和结构上再简单不过了。然而，它对我来说几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我发现很难想象我如何能用汉语来表达语义。从我的背景来看，即使我知道它非常简单并能描述它的特点，也很难把握它。
中国的第二个特点是其社会等级排序方式与其他地方不同。按照欧洲的传统，社会中大致有四个等级，统治者、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农民。英国的情况有些不同，但基本上按照社会分工将人们分成不同群体——士兵、商人、教士、教师、制造商、农民，所有这些人群都在一个包含三个阶层的阶级系统（上层、中层、下层）中。
几千年来，中国人有一个简单得多的结构。即统治阶级——皇帝和他的官僚（吏）——和其他人；尽管在理论上，社会被分为官僚，农民，工人和商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中国不存在士兵、军事权贵、骑士阶层。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流动。这样的社会结构很简单，但从我的背景来看，要想象自己处在一个没有明确阶级、种姓或等级的世界里并不容易。
中国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其传统的权力体系——至今仍以其他形式存在着，也是再简单不过了。所有的决策都在一个指挥系统中上传下达，从个人，到村庄，到镇，到县，再到省，最后到中央行政机构。没有制衡体系，没有独立的指挥系统，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简单的权力体系，将这个庞大的帝国维系在一起。然而，我所在的欧洲的权力体系是一个由王室、教会、贵族、乡绅、商人、农场主和自耕农等人群构成的制衡体系，我发现像中国这样如此单一的权力体系对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的第四个特点是关乎个人理念的。我从小就认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我有与生俱来的权利和义务，我可以自己决定如何生活和思考。我自己的生活和救赎的意义在于我的 内心。我应该对别人体贴；但是，我的一切都应由我做主。
随着我对中国的了解，我意识到，它与我所在的西方文明是完全不同的。该文明体系的基本构成元素不是个人，而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在儒家思想中尤为明显，它强调的是人际关系：君对臣、父亲对儿子、丈夫对妻子、长辈对晚辈、朋友对朋友。因此，除了与其他人的关系之外，个人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单纯的个人是没有意义的。正如禅宗所说，一个人自己就像一只手拍打的声音。一个人，或者说中国的任何实体，都不能独立存在；没有阳就没有阴，没有白天就没有黑夜，没有右就没有左。一切都是关系性的，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关系。
这很简单，但作为一个来自以个人为基础的文明的人，理解人类学家所说的这种“结构性”文明，是一个巨大的情感和精神上的飞跃。
中国的第五个特点在于宗教层面。我所在的欧洲奉行一神论。即使我不信教，不去教堂，我的生活也间接地浸透在宗教中。我从小就认为，“宗教”是一堆关于生与死的起源和目的的仪式、教条、伦理和信仰。我花了很多年才明白这一点，但对我来说这就是“宗教”。很长时间以来，我认为世界上的每一个文明和社会都有这种宗教，即使其特征和内容非常不同。
当我开始研究中国时，我发现一切都要简单得多。根据我个人的理解，中国根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实际上原来的汉语中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一词。中国有许多仪式，但很少有教条。中国有一种独特的哲学（儒家思想）、一套万物有灵论的仪式和信仰（道教）以及一种独特的佛教流派。
正如我将在下面解释的那样，我们在中国遇到的几乎所有事情都遵循这种对比，即最简单又最难让外人掌握。其他的例子有：我通过父系和母系的血缘来追溯我的血统；而中国的方法简单得多，只通过父系来追溯。再比如，欧洲至少从文艺复兴时期起就区分了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区分了绘画和写作；而在中国，琴棋书画是一体的。
当我开始欣赏中国的简单结构时，我开始想，中国会非常容易理解。它建立在一个非常有逻辑的、简单的结构上，应该很容易理解，就像托克维尔根据几条简单的路径（平等、个人主义、自由、博爱）来读懂美国一样。我认为我可以对中国做同样的事情，并且可以避免追溯每条路径的根源的噩梦，托克维尔认为这是理解英国（以及我眼中的日本）的困难所在。
然而，虽然美国的原则对托克维尔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原则已经存在于他自己的背景中，事实上法国大革命也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但中国的原则没有一条是我能依据我在英国的经验所能理解的。我最终惊喜地发现，中国的结构既不复杂（各种元素相互矛盾又曲折交织，像日本和英国），也不像美国的结构那样简单和对称。那么，当我们知道中国的那些简单的原则究竟是什么时，我们会理解它们吗？
这些哲学困境非常重要，值得我们以稍微不同的方式重新陈述它们。维特根斯坦曾经这样描述过哲学的困境。人类就像苍蝇，在一个玻璃瓶里嗡嗡乱飞。我们看不到狭窄的出路（瓶口），毫无疑问，我们对有一个看不见的障碍物这一事实感到困惑。哲学家的责任是让这个障碍变得可见。
这是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使人注意到什么东西无形地包围和制约着我们的思想。这个“心理玻璃容器”是由许多东西组成的，比如我们从出生就学到的思维习惯和假设。语言是构成该“容器”的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因为它对我们可以思考、谈论和书写的内容设置了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没有意识到它对我们的限制和赋能，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认为 的那样。
如果我们在语言的基础上再加上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学习到的一系列其他概念，例如对与错的区分、时间和距离的概念、价值和金钱的概念、关于人性基本上是什么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被一个强大的意义网格或代码所包围，这个网格通常相互交错“捆绑”了我们的认知。这些认知在不同的文化中差异很大，并随时间而变化。它们限制了那些具有这些认知的人的思维，并且通常在很大程度上人们都没有发现这一点。
当我们试图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翻译时，会遇到下面这种情况。例如，像“婚姻”这样的词，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中有着非常不同的含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宗教”也是如此。其结果是，我们通常不可能将英语中的许多概念直接翻译成中文或日文，反之亦然。由于语境或背景不同，同样的词在不同的文化中就可能无法引起共鸣，所产生的联想也不 同，相关意义也会在翻译中丢失。这在诗歌中展示的最为显著。不同文化语境不仅影到语言，也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从一个吻到一个微笑。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倾向于认为我们自己的宇宙观和判断标准是正确和正常的，而其他人的那些，往好了说是奇怪的，往坏了说则是可笑、邪恶的。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东 方的标准令人迷惑。
然而我完全可以想象，一个研究过《圣经》的中国学者，很可能会发现它同样奇怪。它说，有一位看不见的上帝，在六天内创造了万物，他是全能的、全爱的，却允许蛇诱惑亚当和夏娃，使他们走向毁灭。而这位上帝如何允许他的独生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这背后是一个不可言喻的奥秘，这位上帝由三部分组成，即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所有这些都是一系列非常奇怪的、有点令人难以理解的逻辑。
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兴趣和想象力来跨越不同文化的鸿沟，从而了解另一个文化体系，这是一个令人兴奋而又艰难的旅程。然而，正如《老子》中所说的那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将从字母A开始，一步一步地进行，直至Z。
本文选编自《文明的观察: 汉语文化圈的特质》
转自：“有闲的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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