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忠 等：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

*本文转自公众号“EPS经济与政治研究”；原标题“热文荐读 | 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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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

作者：Zhong Tang & Mingxi Han

Suggested Citation

Tang, Zhong, and Mingxi Han. 2023. "Key Issues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sation in Chin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11 (2): 14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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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者简介

AUTHOR(S)

唐忠，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原书记、原院长，土地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农业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农业经济学课程虚拟教研室”负责人，国家级一流课程“农业经济学”本科课程牵头人，北京市优秀教师。长期研究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出版著作15部，发表论文70多篇，主持各类课题3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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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ural revitalisation strategy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scholars hav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ndicators to measure its implementation. However, such a large number of indicators complicate the process. The rural revitalisation strategy aims to boost 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 reduce the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and promote the equalis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thereby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s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indicators to evaluate the progress of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sation strategy. The indicators, though simple, underscore the key issues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s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the rural revitalisation policy should ai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promote the equalis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rather than to reverse the population flow brought by industrialisation and urba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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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其核心是要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在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在农村体现出的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内容十分丰富，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其进展，目前并无共识。指标既不能太多，又要抓住最难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用五个指标来衡量乡村振兴工作或农业农村现代化，称为“乡村振兴五指标”，这五个指标是：按动态消费标准计算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能供养的人口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城乡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水平、农村居民医疗保障水平和农村居民上下水入户率。

指标1：农业劳动力平均供养人口数达到10人以上。农业现代化有三个基本标志，一是在农业生产中机械逐渐替代劳动，实现农业机械化；二是通过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化学技术等技术体系，增强人类对农业中动植物生长过程的干预或控制，提高土地生产率；三是有发达的农业经营体系和食物供应链，能让高质量的农产品很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因此，按不同时点的动态消费标准计算的每个农业劳动力能供养的人口数这个指标，就基本可以把上述三方面都包括进去，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粗略计算，2017年我国每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供应人口为4人。到2035年，可以把这个指标设为到达10人以上，比现在增长1.5倍，才算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指标2：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跨过高收入门槛。长期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都在逐年提高，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还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依旧很大。农民收入衡量包括绝对值指标与相对值指标两个方面。一是绝对值指标：202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35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收入等级划分标准属于中低收入水平。到2035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应基本达到12695美元，即达到世界银行2021年最新设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二是相对值衡量指标，表现为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本文认为，可以把农村居民收入不少于城市居民收入的60%作为2035年乡村振兴的目标，即城乡收入比下降到1.67：1以下时，可以视为基本实现了乡村振兴。

指标3：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水平达到所在县级行政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水平的60%。待遇水平直接关系到制度对参保人退休后基本生活的保障程度，不同养老保障制度之间的较大差异将会导致养老保障制度在人群间的平均保障公平性不足。2020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平均待遇绝对额的差距为19.3倍，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本文认为，到2035年，应基本建立起农民退休制度，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水平达到其所在县级行政单位城镇职工平均养老保险水平的40%-60%。

指标4：农村居民医疗保险水平与所在县级行政区城镇居民实现城乡均等化。目前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实现“全民覆盖”，但是该制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主要表现是公平性不足，不同医疗保险制度之间筹资和保障的差距较大。本文指出，到2035年，应建立起全民医疗保险统筹制度，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和城镇职工不再实行差异化的医疗保障，在医疗保险这一公共服务上率先实现城乡居民均等化。

指标5：农村居民家庭上下水使用率达到所在县城的平均水平。家庭是否有上下水系统，是否有冲水厕所，是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城乡存在明显差距的方面，绝大多数省份的城市家庭拥有室内冲水马桶的比例显著高于农村地区。本文认为，到2035年，应基本完成农村居民上下水系统与冲水厕所的建设，农村居民在这方面的生活质量达到其所在县级行政单位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水平。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农业劳动力持续向非农部门转移、乡村人口持续向城市转移，意味着农业就业份额、农业产值份额、农村人口份额将持续下降，一般用“经济结构非农化与农业小部门化”来描述这一发展规律，在这一背景下，顶层设计时需要明确以下三点：

第一，乡村振兴不是要扭转人口城市化的趋势，不是将人口留在乡村或将转移人口拉回乡村，而是在顺应乡村人口不断下降这一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来解决乡村发展出现的具体问题。

第二，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上升阶段，逆城市化仅仅出现在特大城市周边地区，局部地区逆城市化下的城市居民只是城市周边农村的消费者，而不是要流入农村地区获得经济收入的劳动力，而且进城的人口和出城的人口不是同一人群，不能相互替代。

第三，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过程，是排斥劳动力的过程，这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保持一致。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不应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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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在推进农村现代化方面，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乡村振兴的难点，是乡村振兴实现与否的标志。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其核心是城乡居民待遇的融合，体现在养老、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尽快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2021年中国农民工数量达2.93亿人。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关键就是要尽快建立农民退休制度，并首先把农民工群体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障体系，用“同工同酬”的退休金作为农民工的退路，而不是用他们本已离开的农村土地为其留的所谓退路，这样乡村振兴才能逐步实现。

二是适当管制城镇住房需求，降低农民工融入工作所在地的居住成本。通过税收手段和持有上限规制对住房需求进行适当调节，有利于控制房价收入比回落到合理空间，有利于农民工融入城市。如果农民工有了退休金保障，又能在工作所在地解决居住问题，融入城市的步伐必然会加快，减少农村土地本就难以胜任的养老压力，有利于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

三是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主要依赖政府统筹。受制于与收入挂钩的支付能力的限制，以中国目前农民收入水平来看，农村地区尚未达到实施污染者付费模式的条件。在养老保险方面，也无法实行完全由农民缴费的筹资模式。因此，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多依赖于政府统筹，需要明确支出责任与支出标准，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以“政府统筹+村集体和农村居民自筹”的模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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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及意义

根据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我们将得出如下几点结论：首先，地方投融资平台在运营上受到行政政策的影响较大，无法独立自主地做出平台利益最大化的投融资决策；其次，地方投融资平台的管理人员不具备现代企业的管理能力和管理经验，公司治理水平相对较差；再次，从宏观角度而言，较高的地方税收收入、较高的地方教育水平、较高的地方储蓄将提高地方投融资平台的经营绩效；而较高的地方政府支出将降低地方投融资平台的经营绩效；最后从微观层面上讲，较大的城市投融资平台的规模、投融资平台上市将提高投融资平台的经营绩效。而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可能削弱地方投融资平台的经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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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的住房供给缺乏弹性的原因

ARGUMENTS

现有研究对于香港的实际房价多年来持续上涨、但新住房供给没有增加所形成的住房供给缺乏弹性，给出了三种解释。

第一，存在“市场扭曲”。香港特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公共租赁房，它们为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住所。这些房屋的租金通常低于市场价，且租金调整的速度很慢。由于私人房地产开发商无法与这些被补贴的房屋供给竞争，他们又不愿意开发低端住房，而是继续开发中高端住房，但中高端住房需求是有限的。

第二，香港的土地所有权的公共属性。香港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商首先需要等待特区政府出售土地使用权。而从1994至2017年期间，香港住宅用地的比例基本维持在其土地总面积的7%以内。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边界是由其基本法确定的，因此边界很难在地理上扩展，导致土地供给极其有限。此外，香港特区政府改良的土地拍卖制度——“勾地制度”，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寡头开发商主导的问题，也导致土地供给不能有效增加。

第三，由于香港住宅用地稀缺，开发商大多会建造3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大多由大型上市开发商开发，这给小规模和缺乏经验的开发商进入市场设置了隐性障碍，使得新住房供给可能会偏离完全竞争下的最优水平，即住房供给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由于大型开发商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存在在新住房市场中不具有垄断力的非本地开发商进入市场，使得市场集中度很高。本文使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指数越高，市场集中度越高）衡量新住房供给市场的市场集中度，从而检验其市场结构。

转自：“三农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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