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 数字新闻理论创新还有待系统化

人类行动很多并非经过理性思考后去做的，而或多或少是自发的实践技能或能力的后果，也就是说，人们的行动过程并非经由自我意识或反思，往往是对理由（如一种承诺）的回应。这些承诺构成了人类的行动规则——包括规定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与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其中“构成性规则”就是关于一个做法是什么或为什么那么做的规则，而“规定性规则”则是指我们做的事都有限度的，这些限制存在于共同体内，特别是存在于共同体所愿意接受的行为理由（或者规则）的，如国际象棋怎么玩，就必须遵从事先约定的规则。

戴维·莱夫基在《图绘新闻场域：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中就认为，新闻实践行为分别由这两种行动规则驱动，因之也就存在两种不同理解新闻实践的理论，一种是关于新闻应该是什么的理论，一种是关于新闻是什么的理论。“新闻的构成规则——包括它是什么、其目的是什么——受到其所嵌入的公共领域的广泛承诺的强调影响”。而“规定性规则，新闻新闻做法，是新闻工作者为达到这些构成性目的所做的一切事情”，而“记者需要通过实践来学习这些做法”。

从实然性层面揭示新闻事实和新闻实践规律的研究正在兴趣，但应然层面的研究仍是主流，因为，新闻实践被认为“是”（也“应该”）忠实地、真实地、可靠地、准确地、冷静地向公众传递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作为对这些信息的交换，公众被期望作为一个更理性、更负责任、更有希望参与的政治体发挥作用。这便使得新闻业构成了公共领域运作的核心场，其传播行为的成功实施被认为对知情的公民以及民主和其他政府模式的成功实施起到了支持作用。新闻理论的研究，也一直在揭示着新闻业应该如何为公众服务的价值和意义，建构了一套相对系统的规范性理论知识。

在如今的数字传播时代，新闻业与它所服务的社区以及它所寻求解决的新闻和公共事务的受众之间的关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开始反思新闻业是什么，如何运作，在公共生活是扮演着什么功能，以及数字新闻传播新生态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或文化）后果等等实然性研究便自然而然对似已定型的规范性新闻学构成了挑战。因为技术的变化模糊了专业人员和公民、党派和客观旁观者之间的界限，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化，更是改变了人类传统的接受信息的方式——自己去寻找某种媒体，去订阅或者收看收听，而算法再直接读懂你，它们帮助人们选择和作出回应。如此，传统媒体的生态系统和生产与传播系统都不得不再造和重塑。而那些原本不懂新闻规律的用户已经成为数字平台的主要新闻生产者，各类没有生产新闻内容的技术型公司,如推特、脸书，谷歌、Amazon、instagram、今日头条、腾讯、百度、快手、阿里巴巴、美团等等，正吸引了大量的新闻用户，倒逼着传统媒体机构变革。

为移动互联网兴起，智能手机充分普及，传统的新闻传播格局彻底被颠覆——“终端随人走、信息围人转”成为信息传播的新态势。

传统媒体虽然还拥有内容、资源和专业性等方面的优势，但已从拥有垄断话语权、手握麦克风的强势传播者，变成“多元声部”的一个声部。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认为媒介融合“改变了现有的技术、产业、市场、内容风格以及受众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融合改变了媒体业的运营以及媒体消费者对待新闻和娱乐的逻辑”———不仅跨媒介跨行业,融合也“发生在同一设备、同一行业、同一公司、消费者头脑中以及同一粉丝团体中。融合既涉及媒体的生产方式变化,又涉及媒体的消费方式变化”。

迈克尔·舒德森提出了“客观性2.0”的观念，他认为新的客观报道包括了混合的信息——不是“个人意见”（personal opinion），而是“个人阐述”（personal interpretation），他认为，记者的目标不仅是传播他们认为公民们所需要的信息，而且试图讲述他们认为人们想听的故事。黄旦也曾提出需要从网络化关系的视角，重造新闻学。因为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传播格局，也催生了“数字新闻学相关理论、方法、实践的研究。”而随着元技术的兴起，信息传播结构出现变动与重构，新闻业运行逻辑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新闻文本不再表现为一个稳固的最终文本，更多情况下呈现为一个“过程性文本”,“流动性”“不可还原性”成为新闻活动的显著特征，这也使未来新闻业充满不确定性。

任何一种科学或者一门理论的实质性的发展，都必然是以一些新的概念的提出以及新的体系的诞生为最根本的标志的。理论创新大体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提出新的概念，用于说明新的现象；二是发现并提出新的修正性/补充性命题，用以解释原有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三是对原有理论做出重大修改，发展出新的中层理论；四是真正的“范式革命”，即颠覆原有的知识框架并进行重构。这四种层次的创新程度和难度，是依次推进的，即提出一些新的概念相对容易，真正的范式革命很难。

如数字新闻学近些年来就出现了不少新的概念，诸如“数字媒体”“液态新闻业”“超本地新闻”“弥散新闻”“混合媒介系统”“点击诱饵”“生态转向”“情感转向”等等。但这些新概念只是呈现片断状态，虽然有“数字新闻学”“互联网新闻学”“用户新闻学”“算法新闻学”的提法，但尚未形成理论自洽的理论体系。是以数字新闻理论建构与创新，必须是一个需要坚持的创新领域，是一个正在逐渐展开的过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中期成果）

引用信息：吴飞：数字新闻理论创新还有待系统化，《当代传播》2023年第2期刊首语。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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