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雅之间：乡村短视频叙事的三重景观及其文化生态

以下文章来源于传媒观察杂志 ，作者陈文敏 杨 瑾

当前，乡村短视频成为网络流量“担当”。文章认为其视觉语法正在生成关于乡村景观的雅、俗、朴的三类剧本。因为短视频的可见性，“媒介化乡村”成为治愈都市病、解构现代性、追寻文化乡愁的数字场域。在当前后农业社会背景下，上述三重乡村的媒介实践如何激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政治，使“三农”在城乡共同体中得到更深层的社会关怀、更好地发挥根脉作用？请看下文：

作者：陈文敏 杨瑾

来源《传媒观察》2023年第4期

摘要

本文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和口述史的叙事法‚讲述了中国西部贫困地区一个乡村的村民打工求职途中的经历。本文试图从这些活生生的个案中透视新媒介技术（手机）在农民工赋权——个体自主性的获得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技术背后折射出的中国传统血缘、地缘关系网络对农民工群体的重要性‚从而为中国的媒介化社会研究提供实证依据。

关键词

农民工；手机；自主性；赋权

乡村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到一定阶段之后的产物。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乡村总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概念。从经济区域视角入手，可把乡村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原始型乡村、古代型乡村、近代型乡村、现代型乡村、未来型乡村。关于乡村形象的媒介建构与传播，有发展传播学畛域下传统媒体的代为言说，有区域传播背景下地方媒体的文旅传播，也有民俗传播视域下乡土艺术家以及游客凝视的人际传播与具身传播。这些种类多维的乡村传播实践中有述真写实的，也有艺术造境的。前者如非虚拟写作作品《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村庄笔记》；后者如乡村题材的电影电视剧《黄土地》 《十八洞村》《隐入尘烟》等。历史轴线中的乡村印象通常固化为两大类，一是浪漫主义意义上人情质朴的乡村，二是现实主义层面上贫穷落后的边地。在技术下沉的今天，自媒体崛起带来了“无名者的出场”，乡村的自为书写变得极为丰富，深度媒介化进程中的乡村形象、乡村印象以及乡村想象有何变化，又如何悄然影响着人们的现实认知？这其中，视觉传播力是最重要的因素。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下乡、智能互联网技术升级、平台服务体系完善，抖音、快手、B站等短视频平台的低成本、低门槛以及移动化、可视化、社交化，使得乡村短视频赛道呈现出一片传播红海。2016年被称为直播元年；2017年被称为短视频元年；2013年，乡村短视频开始萌芽；2017年，国家乡村振兴政策出台，平台下乡与技术下沉开启了短视频垂直细分模式。《中国数字乡村网络舆情报告（2021）》显示，数字乡村类题材的短视频数量较2020年增长了30倍之多。截至2021年6月，抖音上农村视频一年总获赞量达129亿，农村视频创作者收入同比增长15倍。而快手平台以“看见每一种生活”和“普通人生活分享”为定位，其中草根网红和乡村内容合纵连横，出现了短视频领域的“农村包围城市”现象。乡村短视频促发了经济业态上的脱贫、助农新特征，在文化形态上多元活泼、蔚为大观，带火了一批乡村网红以及网红村。

当短视频生产拓展了创新创业背景下的网络“职业可供性”，短视频中的乡村体现出何种媒介形象？又将带来怎样的“想象可供性”？媒介生态位视域下的“媒介化乡村”如何重置城乡关系？

雅·俗·朴：乡村短视频的三重景观

短视频平台上由策划者、拍摄者、表演者所构成的前、中、后区“协作式叙事”，呈现出“众声喧哗”的乡村媒介景观。从现有内容生产来看，其美学风格可分为“极雅”“极俗”“不雅不俗”三重乡村。

（一）雅的乡村：桃源叙事与前现代农耕

东晋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曾描摹“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遁世之所，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理想生活图景。这种“桃源叙事”类的短视频大量存在，知名美食博主@李子柒是代表人物。2017年8月，原本寂寂无名的李子柒发布YouTube视频《用葡萄皮给自己做件衣服，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一时爆红。李子柒团队立足于传统田园诗想象，打造符合中国理想的桃花源审美风格。其乡村短视频将村落地景与自然风光推至前台，以农家的采摘、烹饪、手作为主，记录人与自然联结的家园故事。她的视频娴熟流畅、典雅精致又大气悠远；在“服化道”上以棉麻材质来彰显古典国风，外貌、举止与舞台设置一致，含蓄自洽；视频背景音乐中的笛声古乐清新淡雅，古拙风格不同流俗。李子柒在国内外收获大量粉丝并成为一种文化品牌传播，助推了乡村形象乃至中国形象的文化软实力输出。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看，李子柒起到了“桥接”群体的中介作用。

“雅的乡村”重在以“神秘化表演”来营造美颜化和滤镜化的乡村。李子柒的桃源叙事不论是打马上山、采摘野果，还是自染衣服、自建竹椅、加工蜂蜜，都是前现代农耕乡村自给自足、家人齐聚的浓缩场景。电器、灯光这类器物处在刻意被消隐的“离场”状态，目的在于达成对“自然”的理想情境定义，因为象征城市的“电气”金属感和机械感与“雅乡村”的原始拟态不相匹配。在这种雅叙事的影响下，一批“李子柒”风格的博主也出现了，诸如@念乡人周周、@闲不住的阿俊、@帅农鸟哥等，其所营造的雅致乡村氛围，投喂着国人怀旧的、辽远的田园情怀与文化乡愁，也印证了这一审美风格的市场需求。

（二）俗的乡村：土味叙事与反城市文化

土味叙事是乡村短视频中的低门槛模式与“俗化”。这类视频前期的土味叙事并非以“土”为核心，而是以浮夸的“误解表演”彰显其独异性，这种初代土味叙事是新世纪以来的杀马特风在网络上的延续。上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杀马特视觉”如今转化成了新的能量，在新媒介空间中持续存在。以快手式乡村为代表，2016年，一篇热文《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揭示快手短视频平台上的土味乡村，躲避精美构图，以身体展演和嘈杂喊麦放大低俗感，有意渲染贫困落后和暴力脏污的底层形象，极具冲击力的具身传播体现出与城市文明的一种分立。初代“俗乡村”视频刻意制造与环境、身体的不适配感，收割着反智、审丑的流量红利。

2018年7月，短视频专项整治成为网络治理的重点内容，@MC天佑、@牌牌琦、@快手王乐乐、@YY外星人陈山等快手网红被封禁，初代土味叙事落下帷幕。2020年，山东曹县由于“喊麦”出圈，农村维密秀和乡村情景剧大火，新型土味叙事不再以反智作为标签，因更贴合“土”的意涵而被称为“土味审美”。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乡下人的“土”是因土地不流动形成的一种密闭的土气，即土的意味是乡村在漫长的停滞下所生成的落后感。这类视频后期的土味叙事是弱势群体对都市品味的混搭拼贴与错域使用，强调戏谑都市的滑稽感，可谓“杀马特遇见洗剪吹”。在乡村视频中，蹦迪被转化为社会摇，说唱被操练为喊麦，维密走秀被改装成乡村舞台，大国工匠被模仿为古怪发明。短视频UP主们极力呈现各类能人、牛人、达人、神人、“被玩坏了的人”，对土味的刻奇（Kitsch）在依附、模仿城市的过程中获得意义。

（三）朴的乡村：日常叙事与民俗化展演

“朴的乡村”是俗雅的中间状态。当乡村短视频生产进入创新扩散后期，内容竞争已经白热化，滞后者由于跟进较晚，要出圈越来越难，需要形成区隔才能赢得流量。一些UP主意识到再雅也雅不过桃源、再土会有封号风险，于是将叙事风格转为聚焦普通农人的平实日常，从而实现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对雅的祛魅和对土的反拨，促成了一种返朴归真的平凡美学。生活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的丁真2020年末凭借一条7秒短视频吸粉无数，他长相帅气笑容青涩，眼神清澈天真，形象腼腆憨实，汉语也说得不流利，他的短视频符合人们对西部异域、自然原生态的“香格里拉化”奇观想象，是“朴乡村”的典型代表。

“俗雅之间”的“朴”还基于普通人日常经验下的“理想化表演”，重在强调特殊自然条件下的“此时此地此身”，如@张同学、@华农兄弟、@蜀中桃子姐、@大庆赶海等乡村叙事中，创作者重在彰显地方性知识。@张同学的出圈风格是表现北方家庭交流、村民互动、劳作场景；@大庆赶海是以海边捡拾为主题，正如上世纪90年代纪录片《沙与海》中所描摹的日常生活。旅游社会学认为，人们之所以对别人的真实生活尤其着迷，因为从他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窥见自身经验难以察觉到的真实。在个人化社会里，平庸美学、日常美学逐渐取代了中国美学的雅正传统，浏览围观他人以从社会例行事务中暂时游离出来，也不失为庸常生活里的一种替代性满足。

有学者认为，当前人们格外依赖地理信息带来空间实践的便利与通畅，格外欣喜各种空间的分享、交流与表达，格外迷恋空间跨域放大现实尺度，并能快速而精确地找到在地感与亲密感，格外容易受地域空间的影响而被唤起参与空间传播的冲动。乡村短视频的生产者多以农村乡镇、城乡结合部的居住者为主，但基层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地、市、县都有与农村接近的人群与生活方式，因此乡村短视频的UP主来源比较多元。@张同学、@苗家阿美立足于乡村的怀旧演绎，将破旧水壶、塑料胶鞋、树枝扫把、大花被子等符号作为整体乡村生活的转喻性表达，观众被放置在暌隔乡村、远离农耕的时空里去凝视乡村。@黄爸爸的家则展现出了新式乡村的面貌，从陕西安康一个农家小院到被央视点名的“童话乐园”，在爷爷黄保明的硬核手工作业下，乡村小院配备上游泳池、书屋、蘑菇屋，一只名叫“烤串”的羊由于天性活泼，在现代农家小院中跟主人调皮捣蛋被标记为“一只羊能有多狗”，其视频为广大网友所喜爱，既消解了乡村振兴话题中的严肃性，也成为串联代际互动、城乡互动的物象。“朴乡村”为了营造在地化空间的亲密性，往往把日常、农艺、杂耍、手作、发明、技术甚至民科混杂起来，这其中既有“传统的发明”也有传统的现代性改造。

媒介化乡村：三重镜像的动因机制

乡村短视频叙事实质上是一种人造活动，账号定位决定了客体展演的风格走向。在现实乡土离散的背景下，“雅、俗、朴”的三重拟像提供了一种乡村的“想象可供性”，一方面为城市景观提供新的视觉素材；另一方面为都市的文化、情感倦怠提供情感按摩。而在可观的经济利益下，乡村短视频的生产不再只是个体层面上的媒体实践，而成为了成熟完整的商业流水线，其媒介逻辑也渗透于乡村短视频的观瞻与交互中，形成了乡村的视像媒介化。

（一）短视频：可见的乡村媒介化

当前人类传播正面临巨大变革——技术、身体、数学语言、算法和数码物等等，地理和传播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一是所有形式的传播都发生在空间，二是所有空间都通过传播的表现形式来产生，这是乡村以“实在地理”跃为“媒介地理”的重要契机，“媒地结合”使人们对空间关系及其范式进行重新审视。在传统的社会格局中，城市和乡村是社会二元结构的两端，是信息的源与流关系：多数时候媒体秉承城市中心主义和沿海中心主义的理念，乡村往往是不可见的“角落”，过去的乡村报道大部分是单向的、第三人称的转述式传播，并且往往暗含着“亟需改造”的落后隐喻。而乡村短视频则提供了一种互动的、第一人称的乡村表达，其散点式自我书写以“长尾”的方式组构了全景式的数字乡村，这是一条从乡村到城市的反向传播路径，乡村传播以“自为乡村”的出场替代了“他者乡村”的呈现。通过乡村短视频，一些社会群体的“可见性”增加了，这充分体现在人们在乡村短视频中所感受到的各种新旧农村、新旧农人、新旧乡贤、小镇青年的媒介形象。这种“可见”是社会身份建构的第一步，只有“可见”才能使个体或群体成为一个社会角色，从而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这在个体层面意义巨大。

在东西方国家，早在环境与生态变成政治议题之前，乡村题材就是新闻传播的母题之一。正如美国学者赫伯特·甘斯所言，“小城镇的田园主义是两种根本价值的具体体现，即对自然的渴望和对‘小’本身的向往……传统之所以被珍视，乃是因为它是可知的、可预测的，因而也是有序的，而秩序正是新闻中的重要的恒久价值之一。”短视频的“短”与乡村的“小”相契合，与传统新闻工作室的大型器材、多人采编的协作式新闻有所区别，短视频的一键拍摄、一键剪辑、一键发布等“傻瓜式”操作使得业余者跨越媒介素养的门槛，得以与专业者同台相竞。同属于雅乡村类型的@李子柒早期毫无拍摄基础，而@闲人阿俊则是导演出身；俗乡村代表人@张同学因拍摄手法成熟老练被误认为是“中戏研究生导演”，其本人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初中没毕业”。短视频创作者的学历与真实身份风波侧面印证了乡村短视频低门槛而高效益的冲突，长视频传统所形塑的专业主义与媒介崇拜受到了切实冲击，但这种冲击并非源自专业媒介素养的落伍，而是短视频作为一种直观媒介在发挥效用。然而，回顾抖音的城市推广战略图和快手力图与草根“割席”的自我定位，“乡村媒介化”似乎并非是短视频平台设立的初衷，而是在流量经济持续加码、城市内容过剩、可消费的异质文化短缺背景之下的派生物。

（二）以流量定价的乡村景观

2018年6月，快手小店正式推出；2019年11月，抖音正式上线“购物车”功能。至此，两大短视频平台都开启了视频卖货的电子商业服务，与“礼物”“广告插入”“置顶推广”相配合，实现了从内容的生产、发布到后续互动的全程商业化，“流量变现”模式使乡村景观成为可被定价的视觉消费品以及乡村产业链中格外重要的一部分。以大凉山地区的“朴的乡村”为例，贫瘠地景上的物质匮乏天然带有“淳朴”“自然”“天真”的图像意涵，@凉山小李子、@凉山孟阳等在创作ID上鲜明标示出地理区位，在视频文本中以黄土、杂草为背景，以朴素衣着、麻花辫为人像特征，这种“朴”极大地适配着他们的商业活动。他们在橱窗里放置四川三七、西藏藏红花、云南红糖，而不必担心表演坍台，因为本质上粉丝所消费的是“乡村”“淳朴”的非物质意涵，胜过实在的物质性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成为一种“装饰性艺术”，并在头部网红获利后成为典型走红范本和草根神话，被再次嵌入到乡村景色生产的综合体之中。

当拍摄乡村短视频与经济利益挂钩时，流量焦虑促发了乡村视频的奇观生产，拍摄活动脱离写实记录，成为目的驱动的表演性活动，乡村影像就成了一种关乎现实的凹凸镜、一层想象的符号涂抹和符号倒置。短视频乡村的“雅”“俗”“朴”背离于传统学界所总结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然未能完全脱离“纯净乐园”与“贫瘠落后”的底层剧本，但也增添了诸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小康生活、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带货经济、“日子至上主义者”的戏谑欢乐等现代乡村图景，以冲突性、戏剧化的元素实现流量突围。比如，“雅的乡村”中@李子柒古风的飘逸与竹林小屋形塑了一种自然、自洽、自由的乡村田园生活；“俗的乡村”中@华农兄弟的竹鼠养殖场与传统的贫困意象拉开距离，提供了一种兄友弟恭、自给自足的农业图景；而在“朴的乡村”中，短视频往往导向一种文化乡愁的慰藉。如新东方公司@东方甄选的带货出圈，在知识带货中借用了真诚的农村情怀，以“十月稻田、山间微风、奔腾清泉、稻穗”的文学描述，赋予了乡村以童真、纯净、亲情的美化想象，成为UP主董宇辉直播内容的潜层背景和深层涵养，粉丝连买四袋大米的段子被津津乐道。与大凉山的视觉消费类似，董宇辉的直播带货是以听觉唤起对乡村的视觉想象。

除此之外，听觉本身也起到很大作用。方言喊麦、重金属击打、魔性配乐有明显的“吆喝”特征，如东北方言、四川方言、河南方言在乡村短视频中成了特别重要的声音标记，神曲“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的”走红后迅速被各地方言模仿成“我是××的”，视听上的贫乏单调成为一种通用经验，强化了人们对地方“亲切又粗鄙”的刻板印象，并在乡村主体的自我生产中不断加剧。“山东菏泽曹县，曹县NB六六六”的无脑口号喊出名后，大金链子胖小伙的非主流形象成为曹县代言人，视频中的曹县被戏谑成“宇宙中心”。面对“宁睡曹县一张床，不买上海一套房”“想回老家曹县看看，却不知曹县通行证怎么办？”“我常常因为自己不是曹县人而自卑”等戏谑之语，曹县县长回应说“欢迎到曹县来走一走，看一看真实的曹县”借以拉动旅游经济，而曹县作为汉服出产地的经济特征并不被注意，“曹县”成了剥离物质性基础的异托邦空间。在乡村的景色创造中，媒介化乡村开始脱离其原初特质，不仅背离于城市、也异化于乡村，出圈成了短视频最大的诉求。

（三）城市作为乡村文化的消费者

在乡村视听觉消费的背后，实质上是对乡村文化的整体性消费。平台的扩张带来用户群体的变质，随着平台与技术的下沉，短视频平台的主要用户画像从城市中产悄然位移至广大二三线城市用户，这鲜明地体现在草根网红的崛起和土味文化的再流行上。消费侧对于农村的想象与观察，决定了视频供给端的内容生产，即镜头前的乡村如何去表演与叙事。如李子柒这一符号既作为情感按摩器也作为都市主义城市病的解药，她所形塑的“雅乡村”中对自然有几近人间仙境般的刻画，技术团队在人设定位、场景营造、故事脚本、服化道、视频录制、专业修图以及营销上技能卓绝，乡村视频中的天光、泉水、土灶、竹篮等闪烁着新的技术灵韵；打光灯、支架、摄像机、户外摄影棚等退隐在受众看不见的地方，构建了自然而然的“楚门世界”，这种瓦尔登湖般的媒介滤镜效果是现代工业美学的一种隐性作业。

正如雷蒙·威廉斯对17世纪英国田园诗的描述，这种“自然神话”的迷思使厌倦都市的中产网民对乡村变得热切，即使这个“自然”是旅行者、观看者眼中的自然，而非劳作中的乡下人眼中的自然。而“俗的乡村”是在乡村整体低资本环境中，以视觉化的文化标出性来争夺注意力、获取存在感与群体身份认同的“自残式”表演。在都市人消费雅致乡村的同时，很容易误解消费土味的人都是快手老铁，但在B站、微博、抖音、小红书等象征精致生活的媒介场域中，诸如郭语、“栓Q”等土味语料依旧是年轻人之间的流行语，土味视频区也有众多拥趸在评论、合拍、剪辑鬼畜，实行“圣地巡礼”般的二次创作。这种对底层的刻奇往往在对照自身时发挥作用，在社会普遍的加速焦虑下，对美的追求成为异样的压力，而对“土”的哄笑解构了都市中心主义的精致话语，生成了短视频时代的俗民文化。

如果说“雅的乡村”迎合了都市中产对城市病本身的厌倦，“俗的乡村”是另一部分都市中产对底层媚俗的描摹，“朴的乡村”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基层用户乡村记忆的再生产。传统乡村的城镇化改造是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撤村并居”“农民上楼”“农转非”曾一度出现了乡村的留守化、老龄化、空心化、无人村等次生危机，对乡村怀旧美学的认可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中国城镇化进程一致，对于迁居的乡民而言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祖辈驻乡→身体离乡→意识远乡→都市望乡→精神还乡”的过程，这类短视频对乡村日常生活的转译再次唤醒了现代人对传统乡村的记忆，是淳朴乡村、文化乡愁的一种体现。@蜀中桃子姐、@川味盐太婆、@麦小登等UP主的家庭群像视频中，创作者以“家人们、姐姐、弟弟”称呼粉丝，这种亲属隐喻形塑了“线上家人”，达成乡村共同体的表层价值形态的回归。然而随着乡村短视频逐渐扩张，“朴的乡村”也逐渐脱离“淳朴”本真的意蕴，生产出一堆专供游览的新民俗、泛民俗甚至伪民俗的内容。部分都市人为寻求流量下乡，刻意“蹭热点”，乡村也出现了诸如牛爱芳和小春花假扮乡村夫妻、“苦瓜大队”演绎极端贫苦等嘈杂乱象，谋求家庭想象和女性共情的流量红利。总体而言，乡村短视频的图景，不论是自然景观亦或是文化景观，很大程度上“是一新的阶级利用新的资本、新的设备和新的技能所做的，其实就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视角对‘自然’进行设计”，而这新的阶级既包括城市中产的主导消费，也包括乡村中层的他者演绎，底层声音却被大幅削弱了。

取势与价值：乡村UP主文化重塑的文化政治

网络短视频与中国乡村的互构是一种高度情境化的媒介共在过程。当短视频的生产与观瞻成为互联网上生动的文化政治时，“媒介化乡村”向“乡村媒介化”转移。这体现在乡村短视频本身提供了一种可见性，使得乡村成为了大众参与式文化创造的核心，其社会价值在文化互动中被激活，成为互动双方获取文化身份和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场域。

（一）乡村传播发展或是“真实”的破产？

有学者认为，乡村传播主要有传播发展和社会人类学两种范式。前者主要表现为发展传播学、参与式传播、传播赋权、传播行动主义等，后者主要表现为民族志传播研究、媒介人类学，其中民族志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碰撞和融合成为新的方向。乡村短视频传播正是这样一种范式的融合。数字化技术有效地连接了虚拟性和物理性，体现了技术的外部性特征。社交媒体具有即时性和异步性两种机制，视频直播是即时性的乡村，而短视频是异步性的赛博在场，观众观看的是过去的情境，这种时空错位的乡村超越了物理现实，“雅”“俗”“朴”的媒介化乡村呈现出乡村的一种混合现代性特征，前现代、现代性和后现代混杂其中，在资本的带动下，媒介化乡村成为了乡村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和当前的数字农家书屋、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社等福利建设相比，乡村短视频传播在传播转型上更为便捷、直观与见效。无论是@康仔农人的广西美食还是@大庆赶海的沿海生活，从新农人的田园诗歌到小镇青年的土味乡村，这种横向的、草根的、对话的、近用的参与式传播，其最终目标是以传播赋权赋能，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乡村UP主文化的本质即是一种积极共建的参与式文化。

然而，那些“炮制”出的媒介化乡村有较为主观的个人建构，只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乡村一角，单向度形象的放大会导致对乡村社会整体印象的失真。乡村短视频既非镜子式的全景转播，也并非脱离实体的绝对异化，而是对真实乡村的拟像景观。这一建立在现实物质基础上的“数字复制艺术”将真实的地理乡村做了切割、遮蔽、复制与变形，是对现实乡村“灵韵”（Aura）进行消解、替换与移植的过程，对媒介化乡村的绝对信任将致使观看者陷入鲍德里亚的拟像命题，“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而乡村的原真性也成为了商品经济的利用对象。正如对丁真真实身份的“打假”风波，对@张同学学历、团队、剧本的“真实”质疑等。在“原创、炮制、表演、自证”之间拉扯的符号乡村，这种拟像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了镜像功用，抑或是一种真实的破产？从本质上来说，“雅的乡村”“俗的乡村”“朴乡村”都不是真实的乡村，而是乡村短视频生产者、消费者、外部平台等多元主体共同形塑、演化的大众参与式文化，其本质上是媒介和社会文化心态互动产生的结果，是在技术发展、乡村发展、人的发展的过程中，作为整体的社会情感模式的折射面。社会情感的复杂多变也使得媒介化乡村在短视频平台中作为二维画像，呈现出多重的、非稳定的涡旋状态。同时，草根神话也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某种类型乡村的爆火会被总结为某种可供复制的模式，后续跟进的创作者更乐于去模仿、延续、反串已经成型的示范乡村，而非创制自我的乡村。这就形成短视频乡村表面上作为参与式文化百花齐放，实质面临着单一同质化的困境。

（二）“全球村”与乡村UP主文化价值的复振

乡村短视频算不算一种文化及文化再造？答案是肯定的。雷蒙·威廉斯早在《文化与社会》中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a whole way of life），在《漫长的革命》中又作出了文化的三分法：其一，“理想的”（ideal），表示某种价值追求；其二，“文献式的”（documentary），如书籍或艺术作品；其三，“社会的”（social），即特定的生活方式。当前新媒介技术正在恢复“元传播”的意义，乡村短视频的每一个UP主都很微小，但整体展示出了一种活生生的乡村UP主文化。“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性格’或‘文化模式’，它将据此训导其成员。围绕着这种训导活动而进行的是特定个体之间的持续不断的互动，在这样的群体里，如同在‘社会’中一样，将会出现新的导向。”乡村UP主在对地方性知识的展示中体验前台表演，不仅将眼前活生生的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进行包装、营销，成为创造新时代乡村文化、打造乡村文旅品牌的重要渠道，还体现了新农人的文化自信与乐观豁达，具备了文献式的文化意义。

一方面，乡村短视频是外生性媒介与内生性文化的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乡村的精神文化需求，如“乡村文化墙”的村规民约成为美丽乡村的亮丽风景，传统节日、二十四节气的短视频生产体现了农家因时而动、顺势而为的生活智慧；另一方面，乡村短视频中厚重的乡土精神、农家智慧成为另类的情感按摩，缓解现代社会中的焦虑感和不稳定性。如在2022年出圈的乡村短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中，“二舅”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农民缩影，其故事虽有一定的艺术加工，但依然为普遍焦虑的加速社会提供了另一种自洽的生活状态，正如视频画外音所言“都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胡一把好牌，而是打好一把烂牌”，折射出乡土社会在流动的现代化发展面前的自处之道，这种来自乡土文化的“治愈”，回应了都市化浪潮中乡村价值的所在，也呼唤着以乡土文化为根脉的文化统一体。同样，2022年9月，江西安平一位21岁外卖女骑手（单身母亲）的短视频几天内达到了1000万次以上的浏览量，她身上展现出来的责任、乐观、坚韧、豁达深深打动了网民。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魂和根，最根本的还是中国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在艰难困苦中乐天知命的民族文化，这种弥足珍贵的乡土精神在乡村短视频中有最明显的体现。

在媒介全球化进程逐步加快的背景下，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空间隐喻，梅罗维茨的“地域消失”“边界模糊”都揭示出传统地理的数据化和网格化，中国乡村也在跨媒介信息流动中质变为全球景观，形成“流动的乡村”，成为另一种“地方”。表面看，以@李子柒为代表的“雅乡村”在跨文化传播中备受他国好评，丽水非洲媳妇@rose所拍摄的“俗乡村”迎合了互联网民族主义的情感氛围。但他者视角的嵌入并不必然带来乡村文化的多样性，肤色、国别间的差异在同样的乡村景观、中国美食、地方口音中被消解了，奇异的外乡人视角大部分是为了迎合东方、模仿东方的东方想象裁剪，依旧是经济利益引导的商业行为。而我们如何呈现、理解与记忆乡土，依然是在数字帝国主义影响下摆脱“文化殖民地”身份的一场思想博弈。

（三）乡村短视频引领文化政治的新可能

深度媒介化的时代，媒介是制度、是资本、是资源与情境，媒介对社会的组织方式不是生产出某一种观念使其产生社会力量，而是制度性地支配社会场域。过去未曾获取瞩目的乡村弱势群体，如乡村女性、留守儿童开始在媒介场域中出现，乡村短视频成为他们获取生计、提问人生、改造乡村的重要渠道。在注意力资源稀缺的今天，“可见”成为一种高级权力、一种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参与式文化，乡村短视频中个体的身份政治形成了区域、阶层的可见，凸显了文化生态位视角上的乡村“文化政治”。一方面，这种自媒体乡村的“可见”打破了传统影视提供的有限选择，从而在乡村文化生态内部获得了一种“可见多样性”；另一方面，“新媒体要想取得成功，必然要从旧媒体那里分一杯羹”，就乡村整体的媒介权重而言，无论短视频乡村的真实程度如何，它在现代文化生态中通过挤占其他内容突破了城市内容的中心地位，获得了相较于城市文化的一种权重，从而抬升了赋权乡村的意义。

乡村短视频在文化生态位上的竞争与共存，在流量经济的时代中成为乡民的“数字化生计”，乡村UP主文化也逐渐从亚文化转向主流文化，整体的社会公共生活更加多元。据抖音《新农人报告》数据，抖音三农创作者中返乡青年占比达54%，成为乡村直播带货或视频生产的早期创新者。如：@蜀中桃子姐，起初在外打工后因婚嫁回到乡村拍摄短视频；@李子柒，起初在外谋生后因家人生病选择返乡；@张同学，因创业失败回乡。乡村短视频行列吸纳了大量的乡土原住民、城乡结合部的小镇青年等，线上乡村成为多元主体嵌入、再造社区的重要中介。村民弱势群体的身份政治在短视频平台中成为一种“可被看见”的文化政治，也成为乡村媒介治理的软性渠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以乡村短视频为代表的参与式媒体回应了这一方案，乡镇政府、乡村基层党组织、乡村社区自治组织、乡村精英、村民等多元主体在媒介实践中共建共治共享，在同一目标导向和密切的分工合作中，形成良好互动的主体间性关系。基层政府以调配资源为主，带动主流媒体，联系社会力量，发动乡村精英，联手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等，自上而下的乡村治理机制被软化为媒介善治。地方基层媒体、融媒体中心与乡村创作者达人对接，充分利用媒介间性的差异优势，实现他塑与自塑有机结合，作用于精准扶贫等对农政策的多线宣传以及效益回访，既助力自媒体内容生产的价值引导，也为主流媒体的转型提供内生动力。返乡青年以新时代“新乡贤”的身份“回嵌乡土”，以短视频创制为主要手段，实现“一村一品”的推介，组织村民建设家乡。在城乡交互中，外地村民通过观看本地乡村短视频得知村落大事，积极建言献策。可以说，乡村短视频在赋能乡村建设上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数字实践成为一种交流／行动复合体。一个“观看”（信息传播）的时代快要结束了，而一个“体验”和“行动”（虚拟实践）的时代才刚刚开始。乡村短视频不仅推动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也促进了乡村社会中人的现代化。

结语

综上所述，乡土中国无论如何发展，城乡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短视频使得乡村被看见、被发现并主动参与媒介竞争的“生态站位”，在文化经济上成为城市景观、文化生态位的另一极。短视频作为新农具，促成了“围绕着知识和创意组织起来的文化性生态经济”，预示着以乡村人文资源和生态资源为导向的后农业社会发展模式。从技术现象学而言，人与技术的关系表现为真身、具身、化身、分身的演进，媒介交往论正在取代以往的媒介再现论、媒介建构论，这在乡村短视频的数字交往中表现得很明显。

21世纪初，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提出“人类世”，用以指代人类的无意识活动对地球的影响。学者杜骏飞提出“数字人类世”，追问数字何以参与以及多大程度参与人类、社会与自然的互动之中。乡村并未缺席于这一场数字浪潮，乡村短视频成为普通人和平民史兴起的场所，也是联系公众参与、多元共治的纽带。要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工作，基层社会离不开乡村短视频的嵌入，乡村的媒介化显然已既成事实，乡村也必然伴随文化交互、社会组织、产业发展、公共治理等方面的逻辑迭代和方式转换，呈现出“雅、俗、朴”的多维样态。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个体及其媒介活动存在着被技术规则语法化的隐忧，如乡村短视频的数字劳动自愿增加劳动时长，形成平台劳动的自我剥削；在流量经济过度自由化的自媒体平台，对乡村创作者及乡村内容进行引导，是减缓乡村异化的重要手段，其本质上是通过文化、经济、象征资本的多重精准赋能，避免乡村内容在市场及平台上的无序竞争。当前还应当瞩目于乡村与媒介化的互动过程，从技术本位转向乡村本位，亟需在乡民的数字劳动、民众娱乐、社会心态、乡村发展、基层治理、跨文化形象之间找到平衡点，以此切实推进技术浪潮中的数智乡村建设。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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