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5/15 10:34:11 阅读：132 发布者：
以下文章来源于传媒观察杂志 ，作者姚建华 张媛媛
毫无疑问，“数字劳动”是进入平台社会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且及有热度的概念。因其与人们的数字媒介实践经验高度相关，且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成为当前解释数字时代最为有力的概念之一。在过去十年中国数字劳动的核心议题是什么？梳理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数字劳动的理论脉络和现实处境，更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和理解未来的劳动与数字劳动问题。
作者：姚建华 张媛媛
来源《传媒观察》2023年第4期
本文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平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为时间轴，回顾和总结了中国数字劳动研究近10年来的核心议题，全景式地展现该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以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参考与借鉴。具体而言，近10年来，中国数字劳动研究者围绕着资本、劳动与技术之间的多元动态关系展开了大量理论化的思考与探索，同时立足本土社会语境，将数字劳动与性别、社会关系和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揭示出其背后的多重权力关系，展现了宽阔的学术视野与深厚的社会关切。当前，Web3.0技术带来的种种挑战与机遇亟待相关研究者省思与回应，该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形塑着数字劳动及其研究的未来。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数字劳动;平台经济;Web3.0技术;
近10年来，中国数字劳动研究与平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高度关联。随着数字技术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平台不仅成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和经济创新的核心驱动力，更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运行的数字基础设施。一方面，平台经济孕育出全新的经济结构与社会-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平台经济中技术逻辑、资本逻辑和政策逻辑相互渗透与交叠，为数字劳动研究带来大量颇具现实紧迫性的议题。
国内学者对于“数字劳动”及其相关议题的关注发轫于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和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提出的“受众商品论”的创新探索。以“数字劳动”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自2012年起，共有386篇相关论文收录于中国知网数据库，涉及30个学科门类，其中发文量较多的学科依次是经济与管理科学、新闻与传媒、人才学与劳动科学，不同学者为数字劳动研究带来了多学科视角下的现实关怀。就整体研究趋势而言，国内数字劳动研究文献总发表数量呈现逐年递增、快速增长的趋势。仅2022年相关论文数量已经达到152篇，体现了学界对于数字劳动议题的密切关注。特别是，“数字时代劳动的哲学审视”入选2021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
本文旨在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平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为时间轴，回顾和总结中国数字劳动研究近10年来的核心议题，聚焦不同产业、不同类型数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劳动控制、劳动主体性等方面的变化，剖析与阐述资本、劳动与技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本文立足本土社会语境，将数字劳动与性别、社会关系和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揭示出其背后的多重权力关系，进而全景式展现该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以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参考与借鉴。在此基础上，文章围绕Web 3.0技术带来的种种挑战与机遇展开细致的分析与论述，该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形塑着数字劳动及其研究的未来。
思考与探索：资本、劳动与技术的多元动态关系
数字技术和ICTs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平台化进程。尤其是2013年12月以来，工信部先后发布了4G商用牌照和5G商用牌照，极大扩展了移动通信网络的容量，为平台经济勾连多边市场提供了更加高速、稳定的连接力。2015年7月，随着《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的颁布与实施，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开放的、共享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得到了政策层面的确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明确将“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作为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任务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要求，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这种深度融合将成为平台经济发展的“新蓝海”。
新的经济形态带来了新的劳动议题。一方面，平台以“灵活就业”和“自主劳动”为口号吸纳大批就业主体，在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推进产业升级，以及实现社会资源最优化配置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大部分劳动者不与平台或者平台雇主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也就意味着在平台经济中，灵活用工方式替代了长期固定的劳动力雇佣模式，平台劳动者成为了临时工人（temporary workers）或随时可被替代的待命工人（on-call workers）。
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强烈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他们的职业身份变得不稳定；另一方面，他们极易陷入无底薪和收入微薄、工作时间不规律、缺乏福利保障和有效社交支持的现实困境之中。在检视这些现实困境及其成因以及探讨解决方法与路径方面，不少数字劳动研究者聚焦数字劳动的劳动过程、劳动控制、劳动主体性、劳动实践与技术的关系等重要面向，展开了大量前沿性的研究，致力于透视并揭示出资本、劳动与技术之间的多维张力，展现了宽阔的学术视野与深厚的社会关切。
（一）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控制与劳动主体性
在马克思看来，控制是劳动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为了最大限度攫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的积累与增殖，资本必须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控制，遏制他们的自主性、降低其劳动的不确定性，进而深度挖掘其最大的潜能。在平台经济中，对劳动控制的力量来自资本和技术的合力。李彪认为，新经济与新技术之间的“合谋”使平台变身为资本与权力再生产的商业化场域，成为资本逐利与权力控制的“数字围场”。在这个“围场”中，资本与技术为平台劳动者编织了一张绵密的劳动控制之网。一方面，平台用以算法为核心的新技术体系替代了传统的监管体系，有效地对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实施数据化、系统化、非人格化和隐匿化的控制；另一方面，平台劳动者大多被深深“困在系统”中而无法自拔，同时面临着工作内容同质化、工作状态内卷化、社会关系原子化、社会地位边缘化的威胁。
在劳动控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梁萌对家政人员用工模式中“强控制”的研究，孙萍和陈玉洁、帅满和关佳佳等对快递员劳动过程中“分类控制”的研究，赵磊和韩玥对网约车平台中“科层控制”的研究，以及郑广怀、范一杰和杜思齐对网络直播平台中资本从个体控制到整体控制、从确定性控制到不确定性控制变化过程的研究。此外，在服务业中，平台通过建构“声誉信任体制”（也被称作“消费者评分机制”）将其对劳动过程的监控权转化为消费者对劳动者的直接监督。这一体制被广泛应用于外卖、快递、家政、游戏陪练和代练等诸多行业。
徐景一和李昕阳强调，随着声誉信任体制的建立，资本对于劳动者的控制超越了制造业中对动作、时间层面的控制，已经深入到控制劳动者自身服务态度与情感表达层面。有学者进一步阐述：平台的垄断地位强化了平台对劳动者身体与心灵的控制，因此平台日益成为劳动者进行自我规训和自我控制的场域，即平台劳动者“独立安排和监督自己的工作，以创造出被资本家和社会认可的劳动产品”。这导致劳资关系的极度失衡——用刘皓琰的话来说，“资本家的控制力度和阶级力量的倾斜程度得到了质的飞跃”。
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将平台劳动者对资本的抗争与抵制带入公众视野，这赋予了数字劳动研究新的价值与使命。在邱林川看来，平台是资本的场域、剥削劳动者的场域，更是社会的场域和抵抗的场域。相关研究不仅关注劳动者抗争与抵制行为及其背后的动因，更强调平台劳动者不是技术管理与规训的参与者，也不是自我剥削的主体，更不是在“垄断互联网平台和精密性算法管理下，高度同质化、被抹平了群体多元属性的劳动者”。
在他们之中，既有“网络化抵抗”的组织者与实践者，又有“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的倡导者与建构者。更有学者超越了数字劳动“控制／抵抗”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平台劳动者视为“制造和寻求意义”的复杂主体，而他们的抗争与抵制行为被视作是一种“超越技术层面的共同的生计斗争”。
（二）劳动实践与技术的有机联系
数字劳动研究者长期关注劳动实践与技术的关系，尤其深入考察和检视作为“技术物”的平台和劳动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关注平台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与现实社会相互建构、相互选择、相互渗透的过程。
其一，数字劳动研究者强调打破人与技术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透视不同“场景”中劳动者与媒介技术、劳动与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数字劳动研究注重考量技术、身体、平台、社会实践、社会制度，甚至是劳动者心理等不同要素，这有助于研究者深刻洞察数字劳动本身的多样化和复杂性，以及数字劳动发展和变化的内在逻辑与社会语境。
其二，数字劳动研究者积极参与对技术权力“可见性”和劳动“具身性”的讨论之中，强调平台作为一种实在物的价值与意义，即平台是可以被看见和感知到的，而不再是“不可见的后台”（invisible background），这有益于解蔽传统劳动研究中的技术迷思。诚如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所述：平台将生产者、服务提供者、供销商、广告商、消费者，甚至是技术物、实体物品连缀起来，成为改变我们社会生活、构造新型社会样态的激活者、设计者、推动者与整合者。尤其是互联网超级平台，凭借各自的技术架构与服务条款不仅重塑了数字生活的基本方式，更在技术能力、社会数据、社会动员与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掌握了超国家权力，具备准社会治理的能力。
部分学者将对劳动实践与技术关系的讨论与基础设施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例如，束开荣将互联网视为构建和组织社会的物质基底与权力装置。丁未从“人作为基础设施”（people as infrastructure）的视角出发，将数字劳动看作是“活的劳动”对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反演”（inversion），并揭示出另类数字劳动是一个劳动者被贬值、而平台技术及背后的资本被赋值的过程。孙萍、李云帆和吴俊燊将基础设施进一步具象化为“作为劳动的身体”，颇具启发性地提出：劳动者的身体既是工具化的肉身，又是商业化的数据来源，更是能动的、充满反抗精神的关系性身体。毫无疑问，这些研究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数字劳动概念的外延，使数字劳动研究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同时能够持续激发学者对数字劳动的双重属性（即物质性和社会性）展开深层的审视与反思。
立足本土语境：数字劳动与性别、社会关系和情感
平台经济形态和用工模式对劳动概念的解构与重置，使得传统劳动理论在解释众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不断面临掣肘。在此背景下，数字劳动研究者从中国的本土社会语境出发，将性别、社会关系与情感等诸多要素纳入数字劳动研究中，并尝试揭示出上述要素与劳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与社会文化意涵。
（一）区隔与融合：平台场景下的性别展演
苏熠慧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过程理论和劳动社会学的阶级形成理论都忽略了劳动中的性别问题。直到近年来，一批学者围绕着新型劳动形式，如“照料劳动”（care labour）和“审美劳动”（aesthetic labour）中性别与职业的关系展开了大量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研究，不仅弥补了数字劳动研究中的“性别盲点”，更使性别研究成为数字劳动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具体来说，“照料劳动”是指为婴幼儿、老人、病人以及一切有照料需求的人提供的劳动。在平台经济中，传统家庭中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女性得以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月嫂、家政工、护工等以女性为主的职业被置于平台的整合机制之下。蓝佩嘉提出，在照料劳动中，女性气质被资本“圈养”，这一方面与资本对女性劳动者身体的剥削与规训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女性气质成为了劳动价值的重要源泉。李晓菁和刘爱玉更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性别文化、职业特点和具体劳动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建构的视角切入，对女性气质与照料劳动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且深刻的省思。同时，她们强调，对女性气质与照料劳动情境化的反思不能忽视服务业在当下中国迅猛发展这一重要的时代背景。
平台经济中另一种与性别高度相关的常见劳动形式是“审美劳动”。相较于传统家务劳动，审美劳动与零售、休闲和时尚类服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国社会学家丹尼森·尼克森（Dennis Nickson）和克里斯·沃尔赫斯特（Chris Warhurst）将其定义为“劳动者在进入工作时所具有的特定能力，雇主通过选拔和培训过程，对这种能力实现开发和商品化，并将其转化为劳动价值”。这种能力包括不同性别属性之下的身体特征，如外貌、声音、表情等。
不少本土学者以平台审美劳动为研究旨趣，围绕着团课教练、网络主播、游戏陪练等具有鲜明性别气质的新兴职业群体展开了大量开拓性的实证研究。例如，牛天长期关注女性团课教练。在与女性团课教练的访谈中，她发现：平台深谙大众对于形体审美的诉求和消费欲望，通过前置身体景观、挖掘性别特质来快速匹配不同群体的消费诉求。在对网络主播和游戏陪练这两类审美劳动的转型与实践研究中，吴鼎铭和朱燕钦敏锐地洞察到：平台中的审美劳动不仅呈现出劳动身体的符号化、审美取向的下沉化、劳动时间的全时化与生产空间的全景化等特征，而且它以更为隐蔽且有力的方式延长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增加了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加速劳动者身体的工具化与商品化进程。
有趣的是，在平台场景下的性别展演研究中，学者们细致地观察到职业中的“反向性别选择”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比如说，女性劳动者开始从事程序员、外卖骑手等传统上男性所从事的职业，男性则尝试选择成为育儿博主、客服人员等这些被认为是由女性主导的职业。孙萍、赵宇超和张仟煜基于对外卖女骑手的田野调查发现：女性外卖骑手一方面通过“去性别化”的策略来形塑工作中的合法身份，另一方面她们特别注重盘活性别身份及优势，借助弱者气质来调度各类资源。吴璟薇和张雅迪在关于自媒体爸爸博主的分析中强调，父亲在育儿过程中的感性关怀、幽默睿智、科学消费等自我呈现，构建出不同于传统性别秩序规训之下的“硬汉式”父职形象。因此，两位学者提出：审视在传统性别分工中被边缘化的父职有助于打破性别气质和社会分工的迷思，进而推进家庭内的性别平等。
尤需提及的是，不少学者注意到女性平台劳动者在进行性别展演时，对既有的性别秩序与社会分工提出了挑战。胡良益和马中红将这种挑战与构建数字女性主义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在平台经济中，女性劳动者可以通过有效地整合平台、能动性和文化实践，建立一套可参与的行动框架，以新的联结型基础设施来支持公共领域的集体动员，进而增强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对性别议题的感知力和处理经验，同时以女性的整体生命经验作为新的文化资源能够为世界提供广阔的想象力空间和新的创造。
（二）亲密与疏离：数字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建构
“关系”在中国社会及文化语境中具有十分重要且特殊的地位，平台作为一种具有桥接属性的技术架构，如何实现多重关系的连接成为当前数字劳动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数字劳动研究者关注平台、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涉及的关系控制、亲密关系、媒介化交往等重要问题。这些社会关系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即平台与劳动者的关系、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劳动者内部的关系。
首先，在平台与劳动者的关系方面，“关系控制”成为了除技术控制和组织控制（或科层控制）之外的第三种控制方式。帅满在对中国11个省份20家快递公司快递员的深度访谈与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快递员劳动过程中的关系控制是一种“双重控制”机制——既包括关系使用，又包括关系经营。在关系使用方面，先于工作现场的既有关系被带入工作场域，成为资方维持秩序的工具；在关系经营方面，劳资双方通过交往形成超越雇佣关系、内含情感成分的混合性关系。这种混合性关系对于塑造与强化劳资之间的信任十分重要。有了这份信任，资方或管理者可以更便捷和高效地与快递员进行工作沟通，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同时，快递员更容易产生对快递公司或加盟商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维持快件的安全和片区的顺畅运转。
其次，在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方面，研究者们聚焦数字劳动中的亲密关系何以被制造这一关键议题。以网络直播行业为例，顾烨烨和莫少群的研究发现，主播与观众之间存在商品化的亲密关系，主播通过“一对多”的亲友式关系和“一对一”的暧昧式关系来掌控与观众的亲密距离。在完成亲密关系的建构之后，平台和主播通过等级赋分、打赏和竞赛仪式三种方式来实现亲密关系的变现。董晨宇、丁依然和叶蓁通过重新阐发“关系劳动”这一概念来统合秀场直播中主播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建构及其商品化过程。他们认为，秀场主播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经由平台资本驱动，吸纳了主播大量的真实情感，但同时也体现出这些秀场主播在经济层面和关系层面的“双重不稳定性”（dual precarity）。
最后，在劳动者内部关系方面，部分学者特别关注平台劳动者之间的媒介化交往过程。胡杨涓和叶韦明在调查网约车司机群体及其关系结构时发现：平台劳动者之间存在着高度媒介化的交往关系，例如微信群已经成为大多数网约车司机彼此联系的重要渠道，他们不仅在此交换诸如路况信息、优惠分享、交规攻略、互相支援等与工作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微信群也是他们日常聊天的“场所”。网约车司机之间的媒介化交往呈现出松散连接、工具属性强和以非正式互动方式为主的基本特征。庄曦、王旭和刘百玉的研究则展现了同一职业群体——网约车司机通过虚拟社区获取社会支持的媒介化生存图景。这种虚拟社区通常是一个基于职业而高度“类型化”的信息交换场所，为平台劳动者提供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三位学者认为，虽然情感性支持并不能帮助网约车司机完全解决工作或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但这种共情、理解、鼓励的方式可以减缓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成为他们纾解情绪的主要途径。因此，“类型化”的群己关系构成了滴滴司机移动社区中社会支持的基础。
（三）展演与认同：平台社会中的情感劳动
“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长期以来是数字劳动研究的焦点。这一概念延续了“非物质劳动”的研究脉络，由意大利自治学派代表人物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于21世纪初提出，用以分析非物质劳动中情感的生产与控制问题。在中国的平台社会语境中，学者们对情感劳动的研究更多的是将其与性别、情感，以及社会动员与社会参与勾连在一起。
其一，在性别与情感问题的相关研究方面，有学者提出：平台劳动场景中依然存在着特定的性别指向，两性视角下劳动者的情感因此极富特殊性。展开来说，在日常工作中，女性劳动者往往被要求满足更多的情感需求，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更加了解且善于管理自己的情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女性顺从、温和、善解人意等特质与服务业中大部分工作对劳动者的特质要求高度匹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涂永前和熊赟对女主播在制造用户亲密关系过程中的性别展演研究、刘育婷和肖索未关于家政女工在平台中母性呼唤与拟亲属关系隐喻的研究。不仅如此，吕鹏注意到，在短视频和直播中，男性的情感投入并不少于女性，因此男性在劳动过程中的情感付出不应被忽视。有学者进一步提示：即使叠加了性别主义的研究视角，商品化逻辑之下的劳动情感依然不能被视作真实的心理反馈，而是劳动者与资本协商的一种策略与展演，这也极易导致劳动者建构的情感空间呈现出高度异质化的倾向。
其二，部分学者在劳动与情感的二元分析框架上，日益融入社会动员与社会参与理论，且格外重视相关实践。庄曦和董珊运用情感劳动的概念，在探讨明星粉丝数据组“共识制造”过程的问题时提出：愤怒情绪和耻化情绪正在成为粉丝情感动员的重要策略。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将情感视为社会行动中一种有效的动员机制。此外，有学者强调，虽然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无法逃脱资本控制与支配的逻辑，他们的情感难免被流量逻辑所裹挟，但情感劳动也生产出满足自我需求的附加“劳动产品”，如群体认同、成就感、拟社会关系，甚至是共享的社群精神与感情，这为在现代“大社会”的基础上构建出众多小规模的社会共同体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为数字劳动者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参与方式与途径。
数字劳动及其研究的未来：Web 3.0技术与新挑战、新机遇
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在《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一书中，十分尖锐地提出：垄断是平台的DNA，也是全球范围内平台经济的发展趋势。平台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劳动关系和资本运作等诸多方面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局限性与矛盾。2021年底至今，随着加密货币的流行，人们对Web 3.0技术的研究兴趣逐渐加深。当前，包括物联网、云计算在内的网络与计算技术、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安全可信技术，以及由大数据与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构成的智能交互技术都是Web3.0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作为第三代互联网的Web 3.0技术蓬勃发展与广泛应用之际，人们不禁开始思考和发问：Web3.0技术带给劳动者哪些挑战与机遇？它能否挑战平台资本主义，进而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世界？人类社会是否会随之进入更高阶的数字文明形态？数字劳动及其研究的未来又将如何？
（一）Web3.0技术与新挑战：“数字下层阶级”的形成与对数据劳动的剥削
有学者发现，虽然Web3.0技术（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影像识别、语言分析、棋类游戏等领域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水平，但它目前尚无法甄别网络中文本、图像、声音和视频之间细微的文化差别，所以人工智能的开发离不开“人工”，即人类劳动，这在数据标注工作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所谓数据标注工作，是指对大量不同场景中文本、图像、语音、视频等数据进行归类、整理、纠错和批注。这些工作必须借助人力来进行数据挖掘、模型创建和算法完善。数据标注员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家玛丽·格雷（Mary Gray）和计算机科学家西达尔特·苏里（Siddharth Suri）笔下最为典型的“幽灵工人”（ghost workers）——他们被隐藏于人工智能的假象之中，成为规模庞大但却“不被看见”的劳动力群体。
当前平台经济中的幽灵工人还包括网络内容审核员。他们日复一日从事着简单的、枯燥的、机械化的工作任务——对各类互联网信息进行修改、删除与筛选。这些工作任务准入门槛不高，因此报酬普遍较低。为了维持生计，网络内容审核员不得不选择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且他们的劳动很难被看见。有学者提出，这种“不可见性”使得要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变得异常艰难，遑论挑战和改变平台权力及其背后的结构与机制。辛国琼在对国内某短视频平台内容审核员的研究中发现：他们每小时需要完成审核近千条短视频内容，每天工作10余个小时，且必须无条件接受三班倒的工作安排。此外，短视频中充满攻击谩骂、色情和血腥暴力的内容更是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心理健康。在辛国琼的研究中，这些内容审核员大多来自当地的中专院校，他们往往学业水平较低、专业素养薄弱，且缺乏人际关系网络的支持。
大卫·马丁（David Martin）等学者认为，在西方，大量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技能水平相对较低的劳动者正在沦为平台经济中“数字下层阶级”（digital underclass）。他们大多住在偏远地区，主要由残疾人、边缘化的族群，以及曾遭受职场歧视的女性组成。在我国，随着Web 3.0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当从事幽灵工作的劳动力数量和规模日益增长时，是否也将形成“数字下层阶级”？
这一问题不仅涉及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劳动退化与贬值，而且关系到平台经济模式下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建构，因此极为重要。同时，这一问题又是复杂的，它与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城乡二元体制、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等诸多宏大的社会议题紧密交织，值得未来数字劳动研究者深入思考。
与Web3.0技术（尤其是物联网、大数据与数据挖掘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数字劳动问题，涉及对劳动者所生产的数据所有权与使用权的讨论。斯尔尼塞克认为，平台比传统商业模式更有优势的关键就在于其能够获取用户数据。当前，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与数据挖掘技术的迭代，智能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不断涌现。智能设备与劳动者的身体与工作和生活空间的深度绑定导致它们对个体全方位的信息采集成为可能。个体在享受智能设备带来的便利同时，却对从自己身上采集到的数据的用途知之甚少。
在丁未看来，正是劳动者与数据用途和数据产权的双重脱离，使得他们在为平台“日夜打工”，但自己却“浑然不知”。这些数据既包括用户身份属性方面的数据，如年龄、性别、民族、经济状况等；又包括其行为属性方面的数据，如网络浏览内容、停留时间、离线时间、兴趣爱好、聊天内容等。首先，平台通过收集用户的各类数据对其进行“精准画像”，后者成为了新的在线广告定向推送的依据；其次，这些数据为技术公司的算法训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
由此可见，数据已经成为资本实现盈利的重要生产要素。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资本无偿占有互联网用户的剩余价值，对其实行强制性剥削；另一方面，互联网用户沦为资本增殖的“数据佃农”。相关研究为我们思考资本、数字劳动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需要强调的是，当前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进入深度数据化的新形态，在推动健全市场要素配置和平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明确数据权属、规范数据使用，保障劳动者和用户的合法权益（尤其是推动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化）已经成为平台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Web3.0技术与新机遇：平台公共性的反思与“数字公地”的建构
在中国，新冠疫情前所未有地激发了人们的数字化需求，平台经济作为一种基础设施，深刻影响了政务、教育、医疗、通信等诸多行业，数以亿计的平台劳动者卷入其中，成为整个社会非正常运行过程中的关键数据节点，由此引发了对平台公共属性的反思，这种反思正从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据产品公共性两个层面展开，同时为未来数字劳动研究者进行更多“去平台化”的学术思考与在地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线索。
同时，近年来，西方关于“数字公地”（digital commons）的研究为中国的平台公共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想象力。著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教授尖锐地批判了互联网空间中激烈的竞争与圈地运动，并认为这使其违背了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的初始想象。在他看来，复兴“道德经济”和重新审视公地历史将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部分中国学者也围绕着平台合作社（platform cooperatives）、世界地方主义（cosmolocalism）等与“数字公地”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探讨。这些与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数字社会主义”想象高度相关的概念，在中国是否有付诸实践的现实土壤？“数字公地”的构建与中国平台公共化、中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有待学界进一步思考与深化。
余论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变迁、全球社会的平台化进程与中国的平台治理逻辑相互勾连，带来了数字劳动理论“本土化”建构的必要性。数字劳动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是关联“他域”和“本域”的过程，也是重新建构“地方性知识”的过程，这就要求相关学者将中国数字劳动者所生存的语境整体化、情景化，建构经典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的对话场域。
但与此同时，诚如文军和刘雨婷所述：中国数字劳动研究不但需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语境、社会变迁与实践经验，而且还应该具有广阔的全球数字劳动研究视角。在洞察全球数字劳动最新进展的基础上，加强跨地区和跨学科的学术交流，探究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具有差异性的劳动实践。进而在不断创新并深化社会理论的同时，打开广阔的想象空间，发挥经典理论的思想潜能，并以此来穿透现实。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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