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4/18 9:17:45 阅读：104 发布者：
发挥比较优势指的是能否用好现有的要素，根据自己现有的要素结构“选对产业结构”，而后发优势则是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吸收，通过更多外部要素的“溢入”，更快地增加知识与技术要素，更快地提升要素结构本身！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终是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是人力资本的差距，是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的差距。一个国家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形成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在19世纪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前沿发达国家了，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它可能刚刚到达中等收入的水平，还没有进入更高级的阶段，即人力资本密集或知识资本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占主导地位的阶段。
发展经济学研究落后国家如何发挥相对优势实现经济增长，最终都是为了回答一个“终极性问题”：能否在处处落后的条件下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从而缩小差距，实现“趋同”或“收敛”！
许多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确认了趋同的难度。“有条件趋同”是可能的（比如说欧美要素结构相近国家之间），“无条件趋同”的案例却很少。发展经济学要想为落后国家提供“趋同”的理论与政策建议，首先就要认真分析趋同所需要的增长率的差异是由什么决定的？究竟是什么才能使落后国家能够持续地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增长？
在“趋同”的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一种思路是“发达国家会减速”，即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说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导致发达国家增长速度越来越慢。落后国家虽然也受收益递减的支配，但由于当前人均资本较少，收益率较高，增长速度较快，由此走向趋同。但是，前面所说的“内生增长理论”，试图论证由于知识的内生增长和外溢效应，资本收益可以不变或是递增，从而论证发达国家的增长是可以持续的，从而在理论上论证了通过“发达国家减速”这条路走向趋同的不可能性，并由此给了现实（即不存在趋同）一个理论的说法。
另一个理论思路，就是“越落后，可以增长得越快”，也就是所谓的“追赶理论”。那么，落后国家为什么会增长得更快？经济学界的回答其实相当一致：这不是因为落后国家发挥了要素的比较优势，而是因为有了“技术扩散”、“吸收、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或“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发优势”。
一个国家要想增长，不违背比较优势当然是必要的，这保证你不会亏损和停滞，不会“不增长”。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都会有一个符合自身要素结构的“最优产业结构”。问题是，落后国家的最优结构，是否会产生趋同所需要的、比发达国家的最优结构更快的增长？前面我们已经说明，落后国家拥有的初级要素丰裕的比较优势，是相对脆弱的，不久就会发生衰减，而一旦这个因素消失，落后国家一时还难以拥有其他优质要素（资本、人力资本、知识存量、创新能力等等）的相对优势，增长速度就会下降。这里还要说明的是：第一，落后国家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发达国家也在发挥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同样有一个“结构正确”的问题，而不是落后国家才有。第二，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的要素比较优势，是“优质要素”的比较优势，可以依靠不断产生的“可积累、可再生”的知识增量实现持续增长，还会不时地发生一些革命性的科技创新实现更快的增长。总之，落后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业结构可能仍然是“正确的”，没有犯“大跃进”之类的错误，但仍会出现没有任何“丰裕要素比较优势”从而无法维持较高增长速度的情况。而发达国家却持续地拥有它们的“优质要素丰裕”的比较优势。大家都发挥比较优势，可能发达国家的增长更可持续。比较优势并不是发展经济学特有的理论，它是一个由李嘉图开创的“一般理论”，不仅对后发国家适用，对发达国家也同样适用。
所以，落后国家要想持续地快速增长，最终实现趋同，不是因为有初级要素的比较优势，而是可以发挥（落后国家独有的）后发优势，也就是在自己努力发展教育与科研的同时，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学习、模仿、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知识与技术。直观地说，在知识爆炸、技术革命不断发生的今天，如果落后国家只能靠初级要素来积累一些物质资本，不能在“知识”这一要素上与发达国家加速“趋同”，由其要素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是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实现趋同的！国际上少数几个在近几十年相对而言实现了趋同的经济体，如韩国、台湾等，其重要特征正是因为它们很好地发挥了后发优势，努力学习并善于学习，以较快的速度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增量”！而后发优势理论对于落后国家的“政策含义”也非常明确：我们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吸引知识“溢入”、如何扩大知识存量和提升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是同时发挥作用的。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产业或一种新的分工出现，标志着经济起飞的开始。我们假定这个新兴产业符合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新的产业的出现，往往是因为引进了外国的技术和经验（包括有关体制方面的经验），以及引进了外国的资本。它们并不是什么“高新科技”，而就是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用在国际上已经很成熟、很“便宜”的技术，但对于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它的出现，也是发挥了后发优势的结果：后发国家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较少的弯路，获得了这个产业所需要的技术、设备与商业模式，不必从头做起。
可以说这个产业这时所获得的较高的利润，是由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共同带来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全要素生产率”，是由两种因素联合发挥作用而不能仅归结为其中的一种因素。在这个初级阶段上，比较优势的确较为重要：落后国家落后的越多，发达国家可以“扩散”的技术就越多，但你能搞哪个产业，要根据你有哪些要素来决定。
接下去，假定该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高投资阶段”：一方面初级要素劳动力的丰裕程度仍然存在，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仍在，利润率会处在较高的水平，储蓄率较高，投资率较高，资本积累导致要素结构提升，这时就会内生地产生出“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比如开始发展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但这时，落后国家产业结构提升的过程，在现实中会遇到一个障碍，就是可以称作“产业特质要素”缺失的障碍。通过原有优势产业的发展，我们可以积累资本，从价值量的角度可以满足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的需要。但是要进入或者“跳升”到另一些产业，往往需要不同技术特性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其实就是一些特殊的知识与技能，而这种产业特质要素并不是原有产业可以内生地生产（供给）出来的。也就是说，比较优势可以提供要素升级和产业升级的资本价值，却无法自动地形成产业升级所需要的特殊的技术和知识要素，从而无法实现产业升级。要克服这种“产业特质要素瓶颈”，就需要“后发优势”的“帮助”或“协同”，也就是要引进、购买、模仿、吸收先进技术，包括进口设备和中间产品。如果没有这种“协同”，就可能出现有了资本积累，但产业结构却无法顺利升级的情况。这在现实中会表现在“产出投入比”的下降，也就是投资多了，资本多了，但是因产业特质要素瓶颈的存在而不能实现真正的产业结构升级，强行进入，却缺乏产出效率（这实际上是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曾经或多或少出现过的一种现实情况）。从二者的关系上看，由于这时产业结构升级的“瓶颈”在于“特质要素”，因此后发优势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引进了适当的技术和中间产品，才能升级到“正确的产业结构”。
“比较优势”决定着落后国如何合理地用好已经拥有的要素，而“后发优势”则关系到落后过积累了更多的资本要素之后，能否顺利实现产业升级。落后国如果不顾自己以初级要素为主的要素结构发展适当的产业，而是靠国际债务或财政赤字，发展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则落后国的产业升级不符合比较优势，不可持续。而如果落后国积累了资本，努力进入一些新的产业，却关起门来一切自力更生，搞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在没有走到“前沿”或不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时候就投入大量研发成本搞自主创新，则说明落后国没有有效地发挥后发优势，增长也不可持续，增长速度不久就会放缓，甚至因研发成本过高而出现财务危机。
然后，经济的发展会进入下一阶段，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初级要素的就业水平跨越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的价格开始上升，初级要素比较优势开始衰减。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资水平由落后国家的劳动力收入水平决定，当失去简单劳动力这种初级要素的比较优势时，又尚不具备发达国家优质要素的比较优势的情况下，“正确的产业结构”本身这时已无法产生比发达国家（同样正确的产业结构）更高的增长速度。这时，要想维持较高的增长，能否发挥后发优势就成了关键。因为这时产业结构升级已经不再靠比较优势带来的利润和物质资本投入，而主要地取决你的知识要素是否能持续增长并由此带来要素结构的升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产业升级不成，经济增速下滑，被“锁定”在一些低端的产业当中。
然后，如果一切顺利，一个国家会进入追赶的后期阶段，即利用后发优势的同时开始自主创新的阶段。这时，后发国家总体上仍然落后，所以仍然有许多东西可以学习，节省自己的研发成本，但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的努力学习，同时投资教育、发展科研、体制改革，后发国家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步提高，会在一些领域内首先接近”前沿“，开始自主创新，并逐步扩散到更多的领域。总之，从一开始，后发优势与比较优势就一起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但“要素比较优势”主要在增长的初始期和早期阶段发挥较大的作用，当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初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就会衰减，必须更多依靠后发优势才能提升要素结构并实现较高的增长，增长速度就越是取决于你可以以多快的速度增加你的知识要素。这个阶段可能会很长。一个假说是，与发达国家“要素结构”、“科技水平”的差距越大，或者说距离产业技术前沿越远，处在“前沿内部”的时期就越长，需要发挥后发优势的时期就越长。而我们追赶所需的时间越长，发达国家产生颠覆性技术革命的概率就越大，又会加大我们追赶的难度，需要我们更加持久地努力学习。越到后面，后发优势就越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终的“趋同”，当然取决于我们自己是否也具备了不断创新的能力，但同时也取决于我们能否发挥好后发优势，在学习中更快地进步！
我们之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研究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相互关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落后国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占据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还会利用“非市场手段”来遏制落后国家的发展，而遏制的方法，不是要阻止其利用要素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初级产业甚至是重化工业，而是要阻断其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引进、吸收先进技术和知识的各种渠道。那些“断供”、“脱钩”、“禁运”、停止科学交流的手段，都是为了达到阻断后发优势的目的。这也反过来使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后发优势才是最重要的。来源：管理世界
樊纲，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来源：宏观经济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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