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华、肖寒：贫困家庭高中阶段教育选择：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

以下文章来源于经济研究 ，作者经济研究

【文章梗概】

贫困家庭高中阶段教育选择：基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

李芳华   肖  寒

（原文载于《经济研究》2022年第12期）

高中阶段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才培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我国高中阶段教育选择主要包括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包括职业中专、技工学校等），如何引导不同能力、不同偏好的青少年选择合适自身的教育类型对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关键的作用。当前，高中阶段的普职分流政策加重了家庭的教育焦虑，导致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过度投资。同时，我国在经济转型期间对职业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持续上升。在此背景下，2022年4月我国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了“普职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对中等职业教育定位进行了调整，未来有望对高中阶段分流方式进行持续的改革。因此，现阶段厘清农村家庭教育高中阶段入学选择的微观机制，对于政府进一步推动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从微观角度来看，家庭的基础偏好参数会对“职高—普高”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参数的识别在现实中较为困难，目前的实证结果大多来源于实验室研究或者随机实验。中国高中阶段的学校选择为验证这一差异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现实设定：我国高中阶段遵循“分数为主，个人选择为辅”的分配机制，普高和职高这两个选择在成本和风险程度上有很大不同。普通高中作为高等教育的准备阶段，在毕业后可以参加普通高考，以一定的比例考入大学。而普通高中毕业、职高毕业和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的回报率存在明显的差距，根据目前文献的研究结果，三者的关系为：农村职业高中的回报率显著高于普通高中（胡咏梅和陈纯槿，2013；祁占勇和何佑石，2022；颜敏，2012；侯风云，2004），但显著低于大专以上学历（陆万军和张彬斌，2021）。因此，从理论上来看，学生在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之间的选择，可以看作在“无风险中等收益”与“风险高收益”之间进行的最优化决策，可通过不同家庭的选择识别家庭风险偏好的不同。在此思路下，本文基于我国某县全部中考学生的个体成绩数据和高中选择数据并匹配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借助中考录取中的两轮录取机制构建识别策略。具体而言，利用第一轮“正取分数线”对上大学主观概率形成的冲击，使用“断点—差分”方法检验此分数线附近的贫困和一般家庭学生在冲击下的选择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以验证不同家庭在教育选择上是否存在显著的风险偏好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2016年教育精准扶贫的准自然实验作为外生冲击，识别了教育价格对贫困和一般家庭学生的异质性影响。

主要发现如下：第一，在职业高中价格低于普通高中价格时，如果受到上大学概率的负面冲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贫困家庭显著降低选择普通高中（高风险高回报）的概率，而一般家庭没有显著变化；第二，贫困家庭学生“职高vs普高”的选择显著地受到教育价格的影响，在普职教育价格差降低为零时，上述选择差异大幅降低，且在风险较低的分数段（正取分数线附近），这一差异几乎完全消失。以上两个结果共同显示贫困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高于一般家庭。此外，在职高教育成本为零的前提下，贫困生在“不上学vs上职高”的选择上没有差距，这一现象不论在正取分数线附近还是在全分数段区间皆成立。这证明低收入家庭的贴现因子与一般家庭没有显著区别。我们进一步排除了“收入上涨”机制、“教育观念突变”机制和“信息不足消失”机制，稳健地证明了上述结论。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研究数据上，本文匹配了来自教育系统的学生中考成绩数据、来自普通高中学籍系统的高中入学数据和来自职业高中学籍系统的职业高中入学数据，得到了同一县内学生中考表现和初中毕业后的真实教育选择信息，解决了考生成绩与高中去向数据难以同时获得的问题，以及来自不同地区考生被社会偏好、地域文化等不可观测因素影响的问题。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断点—差分设计，以高中录取机制中的正取分数线作为断点，利用断点两侧对考上大学主观概率的不同，检验不同家庭学生的风险偏好是否存在差异。并利用2016年建档立卡贫困高中生免除学费的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研究政策影响。断点—差分设计的优势在于将学生样本限制在第一轮正取分数线上下这一教育选择空间最大的学生群体，与我国当前高中录取“分数为主，个人选择为辅”这一特殊选择机制相符。研究内容上，本文研究了贫困和非贫困家庭在高中选择方面的影响因素，并且探讨了两类家庭教育选择产生差异的机制，为行为经济学提供新的实证证据，并丰富了关于我国高中阶段选择的实证研究。

本文的发现为贫困家庭风险偏好差异提供了来自实验室外的现实证据，且厘清了农村家庭教育高中阶段入学选择的微观机制，对于政府进一步推动“普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果显示，职高与普通高中之间的选择可以看作无风险中等收益与风险高收益之间进行的最优化决策，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影响模型中的其他重要参数以调节学生在职高与普通高中之间的选择，包括不同学历的价格向量、教育回报率向量以及高考风险系数。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不同教育选择的价格是调节低收入家庭教育决策的有力政策工具。但是，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以及低收入群体收入的上升，未来价格工具的作用空间可能逐渐减小，因此政府可以考虑除价格工具外的其他工具。若政府希望提高选择职业高中的比例以填补国家技能型人才的缺口，可以通过进一步增加职业高中的选择空间、扩大升学空间和就业途径，来提高职业教育的回报率；或调节高中生升入大学的概率，即提高普通高中的升学风险，以提高职业教育作为无风险收益的吸引力。

作者信息

李芳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经济学院

肖   寒：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转自：“三农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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