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全国中小学使用的教科书或课本，基本上由国家统一供应、教育部组织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统编教材或通用教材。这些教材影响了几代学子、惠及了广大师生，为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合格公民、促进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首次成套自编的全学科统编教材，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1954—1957年进行的我国第一次教材会战中，由从全国选调的200多位学科专家、一线名师和专业编辑共同完成的，在新中国教材建设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对于现今教材工作也很有启发，理应成为教材研究尤其是统编教材优先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历史背景
（一）基础与前提
任何事物总有一个发展过程，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建设本身花费三四年时间，而且之前也有四五年的探索和积累，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一个以教材走向统一为“主旋律”的“三步曲”，即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简称教科书编审委）审读的开国教科书、出版总署编审局（简称编审局）修订的新中国第一套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简称人教社）完善的新中国第二套教科书（即人教版第一套教材），从而为实现我国统一编审、出版和使用的教材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前提。
第一步，开国教科书（1949年4月—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宣部暂代国家文教机关的管理职责，作出了统一教科书和政治书籍出版的大政方针。1949年4月15日，成立教科书编审委，由叶圣陶、周建人、胡绳等人负责。他们用数月时间审订了一套教科书，即“开国教科书”，通过发布《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向全国推荐，并通过新华书店和新成立的华北联合出版社、上海联合出版社，使1949年秋季学期的师生都用上了新课本。这项工作也是建国大业的一部分，并为新中国教科书奠了基。
第二步，第一套教科书（1949年11月—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央继续强调“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教科书经营逐步实现国营，这是一个新的方针措施。”一方面，出版总署将教科书编审委并入编审局，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了开国教科书，还在全国出版会议上确定了实行国营出版统一分工和专业化政策，以及中小学教科书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另一方面，教育部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宣告：“全国教育的制度，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师资等，都要求一个彻底的，同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和解决。”“会议认为编辑与改编中、小学教科书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为了解决教材问题，这次会议决定了加强教科书编审工作的具体计划”。随后，“全国中小学的课程教材在语文、政治、史地方面有了初步改进”。其结果是出版总署通过发布《中小学教科书审读补充意见书》，并与教育部共同颁布《1950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完成了1950年春秋两学期的中小学课本供应任务。
第三步，第二套教科书（1950年12月—1953年）。万事开头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教科书国有化进程中，仍存在着供应迟缓、版本不一、定价虚高、发行紊乱、新编不足等问题。为此，教育部和出版总署于1950年年底在编审局、华北联合出版社、上海联合出版社的基础上，共同组建了人教社，旨在“逐渐统一全国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1951年2月和5月，政务院分别批准的出版总署和教育部的年度工作计划中明确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重编中小学课本，并于本年内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 “大力编印各级学校的教科书，根据新定学制，重编小学及中学教科书。”此后，便依照国家课程标准草案和新学制方案，陆续修订或重编了又一套教科书，即新中国第二套教科书（亦即人教版第一套教材），为统一中小学教科书进一步奠定了基础。但是，这套教科书只有部分学科是重编或新编的，大部分为前套教科书的修订再版，而且缺乏教参，版本也没有完全统一，“所以严格说来，这是一套以修订再版或改编为主的教材，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二）发生的契机
中央在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其实质是通过“一化三改”使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包括教材建设在内的全国教育事业国有化、统一化进程也提出了新要求。可以说，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的启动，既有其基础前提和历史必然性，也有其偶发的“导火索”。对此，《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有一段相关记录：
1953年5月，毛主席听取教育部汇报工作时，十分重视教材问题，认为当时30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300人也不算多，教育部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必须抽调干部编教材，并决定补充150名干部来担任编辑工作，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选调。在中央直接关怀下，很快从京沪等地陆续调来了一批干部，充实和加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力量和编辑力量，为1954年自编成套的中小学教材作了组织准备。
毛泽东还说：“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因此，应该改编教材，编辑教学方法。”这次会议作出了“重视教材，抽调大批干部编教材”的决定，“并决定成立语文和历史两个教学问题委员会，分别研究语文、历史教学和教材的编辑方针、原则”。为了落实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关教育的指示精神，教育部于1953年6月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和确定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工作方针。其中，“为执行中央关于提高普通学校教科书质量的指示”，并且“适应新的任务”，教育部决定以人教社为依托，责成其 “特对当前任务、编辑方针、组织机构及组织领导作出新的决定”，“并决定集中主要力量在1954年至1958年内完成新编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由此，拉开了新中国第一次教材会战的帷幕，并且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以及教学大纲，“国定制”教材体系和运作机制也正式形成。
二
基本情况
（一）人员选调
教材编审是教材建设的关键环节，人员配备又是教材编审的关键因素。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的编审人员主要由中组部和教育部负责从全国选调，150多位政治表现好、业务水平高、教学经验多、文字能力强的学科专家、一线名师和教育干部，被充实到人教社中学、小学、师范、工农教材编辑部门。他们与人教社编辑部原有人员融为一体，共同组建了一支多达200多人、专兼职相结合的队伍。
——随教育部教学指导司和工农教材编辑室并入人教社的有王铁、陆静山、霍懋征、马精武、陈尔寿、雷树人、许印章、李培实、韩书田、刘永让、黄秀芬、胡文彦、寿纪瑜、许洁如、张玺恩、鲍永瑞、张星五、茅仲英、徐懋、何慧君、张田若、张菼、李艺庄、梁俊英等；还有教育部有关司局的王泗原、窦国兴、苏竞存、洪雪立等。
——从北京选调的，有来自基础教育界的刘国正、刘默耕、魏群、李润泉、王永兴、王以诚、陈治文、钟华、冯惠英、余文、肖垠、刘淑珍、叶佩珉、郑蕃、张希良、邓海帆、关敏卿、胡裕生、倪述康、刘惠民、汪含英等；有来自北京高校的，如北京大学汪籛、冯钟芸，北京师大赵擎寰、王钧衡、程名荣、李庭芗、马俊明，北京师院褚亚平、殷恭端、修古藩、文以战、王希通，北京外语学院应曼蓉、刘平英、周谟智，中央美术学院张安治、李瑞年等；有从中国青年出版社《语文学习》编辑部（原属开明书店）转来的张志公、郭翼舟、刘诗圣、钱琴珠、张葆华、徐萧斧、周振甫等。此外，负责装帧设计和插图的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刘继卣、阿老、陈沙兵、王叔晖、林锴、沙更世、肖林，以及中央美院的戴泽、靳尚谊、萧肃、汪志杰、李宏仁、蔡亮、邵晶坤、王恤珠等。
——从上海选调的有戴伯韬、邱汉生、梁英豪、苏寿桐、余元庆、吕学礼、陈瑞春、芮乔松、许国培、刘遂生、钱国屏、胡钧升、邓散木，以及华东师大张毕来、陈伯吹、曹孚、刘惠吾等。
——从京沪之外选调的有：天津的刘牧、高婉茹、王恒莲和南开大学杨生茂、天津师院王仁忱；河北的徐晋铭、许椿生、张渭城和河北大学郭寿彰；辽宁的董振邦、季明勋和沈阳师院吴伯箫；吉林的夏静慧、孙敬和东北师大巩绍英、陈元晖、孙守任、王维礼；黑龙江的王占春、吕冀平；江苏的龙在田、夏有霹、庄杏珍、王秀合与南京大学杨纫章、吴友仁和南京师院王维屏；浙江的袁微子、孙士仪与浙江大学陈乐素、沈镜如和浙江师院董秋芳；山东海洋学院方宗熙、江乃萼；福建的洪心衡；江西的才晓航；湖北的叶立群、李次卿与华中师大牛连海、古堡；广东华南师院厉鼎勋、曾昭璇、郑餐霞；四川的郑实夫；陕西的郭青、王士哲；贵州的陈远晖等。
——人教社编辑部原有人员叶圣陶、辛安亭、吕叔湘、朱文叔、刘薰宇、蒋仲仁、王微、蔡超尘、隋树森、张中行、李光家、孙功炎、姚韵漪、张传宗、计志中、王芝九、李赓续、李纯武、王剑英、田世英、颜迺卿、马宗尧、沈崇歧、李德方、陈同新、许南明、张同恂、周芬、王世显、柯玉燕、王悦祖、李沧、任树德、霍德元、曹飞羽、奚今吾、蔡德注、管承仲、于金陵、陈侠、王忠祥、丁酉成、张翠英、刘直奉、卢芷芬，以及设计科的李惠乔、陈圣西、蒋德舜、刘承汉、孙全洁、李铁树和出版部负责人吉少甫、张景勋等。
（二）编辑方针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先的规划至关重要。1954年4月，《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提出：“有计划地修订中学教学计划，修改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并为教师编辑一套教学指导书，这是目前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的一项最基本的工作。”同年6月，人教社社务会议通过，并经教育部批准的《关于本社当前任务、编辑方针、组织机构及组织领导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成为指导这次统编教材编辑出版的战略规划和指导方针。
《决定》提出：“当前的基本任务：有计划地编辑出版小学、中学、工农速成中学及师范学校的各科教学大纲、教科书，必要的中小学各科教学法或教学参考书。”其中有两项重点工作。
在编辑各类学校的教科书中，以编辑初、高中及四二制小学教科书为重点。争取在三四年内（即约自1954年7月至1958年6月）集中主要力量编辑一套比较完备的中小学教科书，具体任务：第一步，根据中央教育部确定的中小学教学计划修改或编订各科教学大纲，由政府正式公布；第二步，根据已确定的教学大纲改编、重编或新编全部中小学教科书，共约38种，140余册；第三步，根据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编写教学法或教学参考书。
在编辑中小学各科教科书中，以编辑语文、历史、政治、地理等教科书为重点。（1）中小学语文教科书均须重编。小学语法与文学合编，中学语法与文学分编。（2）本国历史教科书与外国历史教科书的一部分须重编。（3）政治教科书须新编。（4）地理教科书须大力修改。中小学其他各科的教科书：数学及自然科学暂以苏联最新版本为蓝本，结合我国情况作适当修改；外国语、音乐、体育、美术则拟编订教学大纲和必要的教材。
在此基础上，“逐步解决师范学校、幼儿师范学校及工农速成中学的部分教科书”“出版部方面的任务是在保证及时供应的基础上，加强企业经营，做到提高质量与减低成本，改进装帧、排式、插图等”。
《决定》明确了编辑方针，主要是贯彻社会主义思想，以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为指导，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原则，符合教学原则，适合各科教学目的与学生年龄特征，吸收苏联先进经验。为了“提高教科书的质量——包括教科书的思想性、科学性和教育性”，《决定》还提出了“加强编辑制度，树立科学的工作方法”与“执行严格的审查制度”的具体要求和必要程序等。
（三）编辑过程
这套教材原计划在1954年至1958年完成，而实际上1957年就已经出齐。其过程大致有如下十个环节：一是组建领导班子和各学科编写队伍，并确立编辑出版整体规划；二是开展学习调查研究，检查现有课本的错误；三是制定学科编写具体计划和施工方案；四是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教学计划，修改或编订各科教学大纲；五是根据教学大纲重编或改编教科书；六是依照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在每册课本编成后同步编写教学用书；七是装帧设计和绘图；八是新课本试教试用，广泛征求意见；九是修改完善教材，定稿后出版、印制和发行；十是各科或部门总结工作经验和不足。下面以小学语文教材为例，说明当时是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的。
首先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把有关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些意见和资料搜集、整理，从里面找到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加以说明，提出意见，写成一份材料，送有关的同志先看看。接着开会讨论，叶圣陶亲自主持，戴伯韬、辛安亭、吴伯箫、朱文叔等副社长、副总编辑都参加，几位工作有关的同志也参加。会上就提出的问题，一一研究讨论，一共开了8次会，得出了一致的意见。又接着把讨论结果整理出来，向教育部报告请示。教育部对这个工作也十分重视。董纯才副部长召集了有关部门的代表开会，亲自主持，就我社提出的报告展开讨论，一共开了5次会，最后一次会由董副部长做了总结发言。讨论结果，整理成一份材料《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有了这个《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小学语文编辑室的工作方向的问题解决了。……有了工作的方向做依据，就可以拟订工作的计划了。小学语文编辑室1955年工作计划里头规定了五项工作：（1）起草小学语文教学大纲；（2）新编小学语文课本及教学参考书；（3）修订和改编现行小学语文课本；（4）编辑小学语文教学丛书；（5）编辑苏联最近俄语教学大纲、阅读课本及其教学指南和叙述作文教学法等的译稿。而以其中第一、二两项为工作的重点。
三
主要内容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有一个统计：“1954年至1956年编成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41种97册，教学参考书23种69册”。如算上同时编成的工农、师范教材和聋哑课本以及教学法著作，以及1957年编成和出版的教材，则大大超出了这个统计数据。
（一）教学大纲
根据中小学教育性质、培养目标，特别是教学计划，首先编写或修订了一系列教学大纲，均署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订”，由人教社出版，其中大部分于1956年公布。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
一是普通中小学教学大纲，如小学语文、初中文学、初中汉语、高中文学，小学历史、初中中国历史、初中世界历史、高中中国历史（含古代史、近代史2册）、高中世界近代史，小学地理、中学地理，小学算术、中学数学、高中制图，中学物理、化学、生物，初中实验园地实习，小学自然，小学唱歌、初中音乐，小学体育、中学体育，小学图画、初中图画，小学手工劳动、初中教学工厂实习、初中实验园地实习、高中英语、高中俄语共30种30册。
二是师范学校教学大纲，如数学、化学、音乐、体育、图画、学校卫生学、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实习、教学工厂实习、农业生产基本知识及实习，以及初级师范的教育学、政治常识共14种14册。
三是工农速成学校教学大纲，如中学中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及小学历史共6种6册。
（二）课本和教参
根据上述教学大纲编写了一系列教学用书，包括课本或教科书及其教学参考书（以下简称教参），主要涵盖四个领域：中小学教材约93种233册（其中课本54种134册，教参39种99册）；工农教材约28种70册；师范教材约25种41册；聋哑教材约3种30册，均由人教社编辑出版。
1.中小学教材（93种233册）
语文：初小语文及教参（各8册）、高小语文及教参（各4册），初中汉语及教参（各六册）、文学及教参（各6册），高中文学及教参（各4册），以及初小语文练习、语文第一册注音字母、语文习字帖教参，初高小汉语拼音字母课本（2册），中学汉语拼音字母及教参、汉语语音及教参。
历史：高小历史及教参（各4册），初中中国历史及教参（各4册）、世界历史及教参（各2册），高中中国历史及教参（各4册）、世界历史及教参（各2册）。
地理：高小地理及教参（各4册），初中自然地理及教参、中国地理及教参（各2册）、世界地理及教参（各2册），高中中国地理、中国经济地理及教参（各2册）、外国经济地理（2册）。
数学：初小算术（8册）及教参（4册）、珠算，高小算术及教参（各4册）、珠算，小学珠算教参，初中算术及教参（各2册）、代数及其教参（各2册）、平面几何及教参、高中代数（3册）、平面几何（2册）及教参、立体几何及教参（各2册）、平面三角、制图（2册），中学数学教参。
物理：初中物理及教参（各2册）、高中物理学及教参（各3册）。
化学：初中学化学及教参（各2册）、高中化学及教参（各3册）。
生物：初中植物学、动物学、卫生常识，高中达尔文主义基础、人体解剖生理学。
自然：高小自然及教参（各4册）。
政治：宪法讲授提纲、初中政治常识（2册）。
美术：初小图画教参（2册）、初中图画教参（2册）。音乐：初小歌曲集（2册）及唱歌教参，高小歌曲集（2册）及唱歌教参，初中歌曲集（3册）及音乐教参。
体育：小学体育教参，中学体育教参。
英语：初中英语（3册），高中英语（3册）。
俄文：初中俄语（3册），高中俄语（3册）。
2.工农业余中小学教材（约28种70册）
农民识字课本及教参（各3册）、通用拼音字母课本、初中语文及教参（各8册）、小学历史、初中历史及教参（各2册）、高小班地理、初中地理（2册）、中学世界地理（2册）、通用珠算、初中代数及教参、职工初小算术及教参、农民初小算术及教参、中学物理学（2册）、中学化学、农民小学自然、生物，以及干部职工识字课本及教参（各4册）、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小学语文课本及教参（各8册）、干部业余初中历史、干部业余初中地理等。
3.师范学校教材（约25种41册）
语文及教参（各6册）、自然地理、外国地理、中国地理（2册）、算术（3册）、代数、几何、小学算术教学法、物理学（2册）、化学、人体解剖生理学、图画教参（3册）、音乐教参、中小学图画教学法、中小学唱歌教学法、小学自然教学法、小学历史地理教学法、小学体育教学法、教育学、心理学，以及初级师范政治常识、中国古代史，师范速成班语文、小学教师轮训班中国历史等。
4.聋哑学校教材（约3种30册）
识字（8册）、阅读（12册）、算术（10册）。
（三）初步分析
以上教材情况较为复杂，粗略分析一下，主要有下列几种。
1.教科书既有新编、重编的，也有改编、修订的。新编的有中学汉语、文学、宪法（政治）、英语、俄语、音乐、美术、体育和聋哑课本等；重编的有中小学历史、地理，小学语文、算术、珠算和自然，中学生物及部分工农课本等；根据苏联最新课本改编的有数学、物理、化学等；修订再版的有师范教育学和心理学、高中制图、政治常识等；师范其他学科及部分工农学科，多为上述中学课本的精简版或改写版。各科教参或教学法多为新编。
2.各科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参的配套情况也不一样。中小学大部分学科都编出了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参，但有的只编了教学大纲，没有编教材，如劳动教育；有的有教学大纲也有教科书，却没有教参，如中学生物、师范教育学和心理学；有的有教学大纲又有教参，却没有教科书，如体育、图画等；有的只有教科书，而没有教学大纲或教参，如聋哑课本和一部分工农课本；有的只有教学大纲，而没有教科书，如生产实习和手工劳动等。比较齐全的是中小学历史、地理，中学汉语、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小学语文、算术、珠算、自然等。
3.一些主科比平时多出了不少配套的补充课本、教参和工农教材。比如，语文还编出了《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练习》《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第一册注音字母》及其教参，中小学《汉语拼音字母课本》与《工农通用拼音字母课本》及其教参，《初级中学课本汉语语音编》及其教参。又如，适应工农速成中学的三类教学计划（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学习），分别编出了内容有一定区别的职工、农民和干部教材。此外，还编出了一些后来很少见到的工农业余初级或高小班、师范速成班和初级师范小学教师轮训班的课本。
4.编出节奏并非完全一致。以小学地理、算术、自然教科书及其教参，以及工农速成中学部分学科最先完成（1954）。语文、历史、政治、地理四科教材的编订为这次工作的重点，所以花费的功夫较大、时间较长，全部出齐比较晚。中学和师范音体美的教材也较晚。政治教材因为教学计划的改变与原计划有出入，没有及时完成预定任务，只新编了中学宪法，初中和师范修订再版了原团中央宣传部编的政治常识课本，后又根据开设社会主义课的要求编了一部相关参考资料，初级中学和师范的政治常识课本则采用了修订再版的方式。此外，没有编成原计划定的“幼儿师范的幼儿教育学等教科书”。
四
突出特点
（一）这是新中国第一套全新的自编教材
无论是1949—1950年由教科书编审委和编审局审订的开国教科书及其完善后的新中国第一套中小学教科书，还是1951—1953年人教社改编的新中国第二套中小学教科书（人教版第一套教材），都是“过渡时期的教科书”，即按照新兴政权要求，在解放区、国统区和苏联教材的基础上改造和修订的，并非重新编写。即便是一些自编或新编教材，如中小学语文、生物等，也只是个别学科或学段。而新中国第一次教材大会战由于选调和集中大一大批学科专家、一线名师和专业编辑，所编出的则是一套全新的自编教材，几乎做到了所有学科和学段的重新编写。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中小学语文、历史、地理、音乐、体育、图画，小学自然、算术、珠算，中学生物、宪法（政治）、英语、俄语和聋哑课本以及一些工农教材、师范教材等。而以苏联最新版本教科书为蓝本改编的数学、物理、化学等，也都结合中国实际予以创造性地改编，并对其中不适合现实情况的具体材料加以更改和补充。应该说，统编教材的新编、重编这一点，是与前两套教材的主要区别之一。正是因为这套教材投入力度大、参与人员多、打磨时间长、质量有保障，因而对后来的几套教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这是新中国第一套全国通用的统编教材
自新式教科书引入国门之后，清末以来的历届政府都有统一教材的意愿和行动，但由于旧中国持续的内忧外患，尤其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加上编写的教材质量不佳等原因，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作出了统一教材制度的战略决策，不仅加强了教科书编审工作的力度和政治内容的把关，而且中小学每个学科的教材选用，逐步从多个版本演进为若干版本甚至一两个版本，其中又多由人教社编辑出版。可以说，“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到人教社成立后已经建立起来了。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全面实施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步伐的加快，1954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各科教科书，完全做到了全国所有地方、每所学校、全部学生都使用上了这套高水平、权威性、国家级的全学科教材，不但保障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校教材的正常供应和平稳过渡，解决了过去供应迟缓、版本不一、定价虚高、发行混乱的问题，而且彻底结束了以往教科书选择多样化的历史，并开启了新中国“一纲一本、统编统用”的新时代，即统一由教育部组织编审、人教社编辑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全国共同使用的教材。从此以后，这一全国集中统一的中小学教材制度基本定型。
（三）这是一套涵盖各级各类中小学的全套教材
首先，类别比较多，既编出了主体的普通中小学教材，又涉及师范、工农部分教材，乃至一些聋哑和干部业余课本。既编出了教学大纲、教科书，也配套了相应的教参或教学法，甚至还有更为细致的中小学汉语拼音字母和语音课本及其教参。而之前的教科书大都局限于普通中小学，也多未配备教参。其次，学科比较齐全，除了常见的语数外、史地政、理化生、音体美之外，因教学计划的原因，像小学历史、地理、珠算、自然，中学汉语、文学、代数、平面三角、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制图、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动物学、植物学、人体解剖生理学、达尔文主义基础等，都是独立分册分编教材的。再次，适应了学段要求，教材大都区分了初级小学、高级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这次教材会战编出的各种教学大纲50多种，教科书80多种、120多册，教参或教学法50余种140多册。总之，这是一套种类繁多、学科齐全、数量可观的自编教材、统编教材。可以说，这样大规模举全国之力编教材，且涉猎面如此之广泛，都是从未有过的。即便与后来的几套统编教材相比，在这方面都是相当突出的，也可以说是“种类最为庞杂的一套教科书”。
（四）这是一套改革创新意识很强的教材
除上述成套自编、统编统用、齐全完整外，这套教材在内容建设和形式表达上，也有许多的创新和发展。比如，中学文学和汉语分编教学大纲和教材，并在小学语文教材里也有一定体现，由此大力革新中小学语文教学，是这套教材最大的亮点之一，也是我国废科举、兴学校以来的首次施行，并得到许多语言文学名家的积极参与。为此，1954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的《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还提出了“应当把中小学语文一门课程，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种独立的学科进行教学”，并将中学汉民族学校中的语言课定名为“汉语课”。叶圣陶亲自挂帅，吕叔湘、吴伯箫分别领导中学汉语和文学分科教材的编写和教学大纲草案的制订。这在我国基础教育史中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后无来者。当时学后并由此获益者，至今仍津津乐道、难以忘怀。此外，加强了劳动教育，大部分教科书都配备了教学参考书或教学法等，也是这套教材的突出表现。
从形式上看，所有教材都从过去的竖排改为横排、繁体字改成了简化字；著名画家刘继卣、阿老、戴泽、邵晶坤、王恤珠、王叔晖等参与了图书装帧设计工作，为中小学语文、历史、数学等教科书从封面到课文绘制了大量的插图、彩画。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散木为小语等课本封面和课文的书写者，他“用‘波罗’钢笔尖（金笔头）和黑色墨水，经过多次试写，精心写了初小第一册到第四册语文课文，这套课本从内容（包括插图）到形式，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部分课本如1956年初一自然地理、初二动物学、初三植物学课本作为范本，为“提高印制质量，改为大32开、布脊纸面平精装本”。此外，教材署名也是尽量翔实——既有编写者（包括主编、助编）、审校者，也有绘图者、插图或地图绘制者，甚至部分课本和教参还署有装帧者、书写者和责任校对，并且书中前言说明还提示了参与讨论修改、试教和书稿检查者的姓名。这些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研究教材历史都大有裨益，也很难得。
（五）这是受苏联影响最大的一套教材
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改造的一个方针就是“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启动统编教材之时，正值全国学习苏联的热潮，全面借鉴苏联经验成为当时的口头禅，所以无论是教学大纲还是教科书受其影响极大。比如，在编辑规划有关教科书的“具体方针”中曾明确规定“数学及自然科学教科书应吸取苏联先进成果，以苏联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为蓝本，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予以适当改编。……语文、历史、地理等教科书必须自编，苏联在这方面的编辑原则、方法和经验，应尽量吸取。但世界自然地理、世界经济地理及世界史等，也可以用苏联课本为蓝本，加以适当改编”。如此一来，新中国首套统编教材就打上了深受苏联影响的烙印。这一点，不少课本前言或说明中都有所提及。虽然这套教材不是第一次学习苏联的经验，却是一套最多吸收苏联最新教科书成果的教材，也是最后一次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材。
五
几点认识
（一）重要意义
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也是新中国第三套教材，赓续开国教科书（即新中国第一套教材）和人教版第一套教材（即新中国第二套教材），从1954年开始编辑出版，到1957年出齐，时间不长，却有着开创性、先导性意义。
一是首次编成了一套国家级、权威性、高水平的全学科统编教材以及教学大纲，开辟了我国教材建设“一纲一本、统编通用”的新时代，为真正实现中央制定的统一教科书编审、出版和发行的大政方针、重构“国定制”教材制度和运行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彻底解决了过去教材供应迟缓、版本不一、定价虚高、发行混乱的问题，对于教育事业落实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维护国家事权、培养一代新人等，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是新中国中小学教材首次全面上升为国家意志，及时而有效地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并寓于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之中。以此为标志，我国中小学各学科教材内容在系统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方面上下纵横的管道被彻底打通。并且，由此带来的教育部下属的人教社作为国家教材编审出版的“桥头堡”地位，与国家和地方出版管理部门直属的带有“人民”字头的出版社，以及新华书店代理和独立发行教材（图书）的格局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也使以往半个多世纪来各书坊和私人参与教材编写、出版和发行成了历史。
三是首次积累了集中全国之力编写统编教材的经验，承前启后、守正创新，探索出了集体创作、协同作战、学科互动，编审合一、编研一体，编写方式社内外结合，学科专家、一线名师、专业编辑“三结合”等新路径、新办法，为后来多次编出多套统一的教材，乃至改革开放后统编教材的再次会战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参考。
四是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队伍，尤其是为我国教材专业化编研和出版机构留下了一批专业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国家教材编写的中坚力量和骨干分子，并在历次统编教材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若干启示
通过回顾和总结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的历史背景、基本情况、主要内容、突出特点等，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
一是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是统编教材成功完成的根本原因。党中央和教育部对这套统编教材建设高度重视、及时启动、有效指导、有力保障，不仅人员选调、办公场所、编辑方针和领导班子等得益于此，而且其中的文史教材还得到中央语文和历史问题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对于编出集思想性、科学性与适切性于一体的精品教材至关重要。
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构建是统编教材建设的经济基础。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既适应了社会主义工、农、商和手工业的“一化三改”的客观需要和迫切要求，又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体制提供了一个重要支撑和具体抓手，昭示着教材建设体系必须与整个教育体系乃至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相吻合。
三是集中全国之力协同攻关是编好统编教材的必由之路。编出国家级、权威性、高水平的教材，需要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新中国第一次教材会战及其成果一下子补齐了当时教材建设的短板，实现了重点突破、重要发展，并显示出了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尤其是调人、会战、留人三大策略，很值得总结和借鉴。
四是组建“三结合”编审队伍是编出精品教材的关键环节。这套统编教材各学科编写队伍都由学科专家、一线名师或教研员和专业编辑组成，全部采取集体讨论的工作制度和社内外相结合的编写方式，通过团队合作、联合攻关和专业化分工乃至学科交叉，提高了工作效能，保障了教材质量。
五是装帧设计和插画也是提高统编教材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统编教材在出版环节大大改善了装帧、版式、插图、书写、印制等，诸多专业的书籍装帧设计者和有名画家的参与，使教科书文字以外的形式有了很大提升，也是这套教材闻名于世、蜚声海内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统编教材的编审合一，教材编写者全程参与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教科书、教参，制定完善的预案和履行严格的审查制度等，也是这套统编教材建设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作者郭戈系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中小学德育教材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本文刊发于《课程·教材·教法》2022年第7期第27—35页，参考文献略。
转自：“课程教材教法”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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