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全球教育展望 ，作者何珊云 李玥忞
何珊云，李玥忞. 中国基础教育跨国吸引力研究：基于四国PISA媒体报道的分析[J]. 全球教育展望，2022（11）：3-17.
摘要 跨国吸引力是全球教育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和教育政策转移的前提条件。在跨国吸引力形成的过程中，传统媒体报道是不可或缺、无所不在的构建力量。为了研究中国基础教育跨国吸引力的状况，本研究以英国、美国、新加坡和印度四国关于PISA的媒体报道为例，进行语句态度编码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基础教育已经受到四国媒体的普遍关注，在这些国家中获得不同的正负态度评价，而不同态度的产生原因在不同国家中又有所不同。鉴于跨国吸引力生成机制的复杂性，在中国基础教育跨国吸引力不断形成的过程中，我们仍需客观看待外部媒体正反面的声音，从而促进基础教育的深度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 中国基础教育; 跨国吸引力; 媒体报道
作者简介
何珊云/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学习科学系副教授（杭州 310058）
李玥忞/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学习科学系硕士研究生 （杭州 310058）
一
引言
自上海2009年首次参加PISA就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测试中取得全球第一的成绩，关于中国基础教育的讨论就频繁出现在西方的教育媒体话语中，形成了“上海奇迹”（Shanghai Miracle）的热议，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基础教育跨国吸引力的逐步形成。牛津大学教授大卫·菲利普（David Phillips）在一系列研究中认为其他国家“系统地、明确地去理解某国的尝试”表明了这一国家具有“跨国吸引力”(cross-national attraction)。［1］“跨国吸引力”是其他国家对该国进行教育政策借鉴的前提条件，对政策借鉴后续的决策、实施和内化等三个阶段起着重要影响。过去的十年间，教育政策的跨国吸引力已经成为教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2］［3］［4］［5］［6］，许多学者认为跨国吸引力研究的兴起是各国媒体公开宣传PISA测试结果导致的［7］，PISA的媒体报道因此成为许多关于教育政策跨国吸引力研究的重要材料［8］［9］。相较于政策文本或是学术论文，媒体文本数量更大，更加无处不在，也在更为广泛的人群中产生影响，是形成跨国吸引力不可或缺的角色。［10］那么，在广泛的全球媒体报道话语中，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否具有跨国吸引力？在其他国家的媒体文本中，中国基础教育的国际形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产生这些正面评价或负面评价的原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构建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形象与世界声誉的重要问题。因此，本研究将在全球教育治理背景下，选择政策文本、学术研究以外的重要话语文本——媒体报道，运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来自英国、美国、新加坡和印度的PISA媒体报道进行研究，从而呈现我国基础教育的“跨国吸引力”现状，也为中国基础教育的政策改革与实践探索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依据。
二
中国基础教育跨国吸引力的形成
大卫·菲利普等学者认为“跨国吸引力”是教育政策借鉴的前提条件，只有某国对其他国家具有“跨国吸引力”，才会吸引其他国家进行教育政策的借鉴。而跨国吸引力也不是一个客观的概念，而是由借鉴国的“内部冲动”（impulses）和被借鉴国的“外化特征”（externalising potential）两个情境因素构建而成。“内部冲动”指政策借鉴国教育改革的动机，包括了该国教育系统困境、内部不满、社会外部不满、经济发展需求、政治环境变化和知识技术创新等因素；“外化特征”则是指被借鉴国的情况，包括教育指导理念、教育目标、执行策略、支持结构、教育过程和技术等因素。［11］其中，各国媒体在推动本国教育改革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可借鉴模式等方面的讨论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塑造了该国家跨国吸引力形成的社会语境，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其跨国吸引力的形成。
自20世纪末，媒体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就受到了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如麦克·沃伦斯（Mike Wallace）通过研究英国媒体对一所“进步”小学选择性的报道揭示大众媒体可以在教育政策制定中塑造一种特定的教育神话，并引导舆论嘲笑与之对立的观念或者模式。［12］［13］吉尔·布莱克摩尔（Jill Blackmore）的研究从早期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市场化趋势的关注［14］扩大到对媒体如何宣传教育政策以让公众相信教育政策的效率和效力，如何构建教师与学校的角色以及如何调节政府、政策、家长与教师和学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探索［15］。媒体也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描述教育危机，例如德国媒体在PISA 2000失利后生产了大量充斥悲观字眼的报道，并成为后续推动国家教育政策改革的重要影响力。［16］布尔迪厄（Bourdieu）的场域、资本、惯习和实践逻辑等理论也被研究者引入教育与媒体领域［17］［18］［19］，为教育全球共同体和教育政策的不断创新提供了很好的解释。［20］随着中国参与PISA的次数增加、地域范围扩大，关于中国基础教育表现的媒体报道也日益增多，并随之产生了相应的媒体文本研究。其中一部分研究聚焦中国媒体对PISA成绩的本土理解，发现中国确实已经将PISA视为一种全球教育规范，但这并不代表全盘接受PISA背后的全球化话语。PISA的排名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再语境化”的过程，中国媒体对PISA的解释符合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要求。［21］同时，文化传统也对PISA结果在中国的本土理解产生了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对于PISA结果的整体态度是反思性的、自我批判的，儒家文化和思维结构导致中国人淡化了中国上海在PISA上取得的成功。［22］另一部分对媒体报道的研究则关注外国媒体对中国PISA成绩的表述，并将研究重点放在美国知名媒体的报道上，如山姆·迪利恩（Sam Dillion）发表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的《上海高分震撼教育界》（Top Test Scores from Shanghai Stun Educators）以及小切斯特·芬恩（Chester E. Finn, Jr.）发表在《华尔街日报》（The Washington Post）上的《美国教育的斯普特尼克时刻》（A Sputnik Moment for U.S. Education）在相关研究中被频频引用［23］［24］，并且被中国《光明日报》等知名媒体转载。两篇文章都旗帜鲜明地将上海的PISA高分视为中国未来会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取得领先的重要信号，并指出中国在培养下一代世界领导者的时候，美国却在闭目养神。显然，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教育已然成为国际比较的重要领域，不同国家都在互相比较、借鉴和学习。
因第一次参加PISA即取得高排名，上海已然成为全球教育热议的“海报明星”之一［25］。可以看到，在中国基础教育跨国吸引力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媒体话语也开始走进政策决策者和研究者的视野，但大量相关研究依然以西方视角为主，尤其关注西方媒体的价值判断，而亚洲媒体、发展中国家媒体的声音在全球教育治理的背景下并未进入到研究者视野之中，且未得到专门的分析与讨论。因此，在对待中国基础教育跨国吸引力这一问题上，本研究希望能纳入不同类型国家的媒体话语，用“平”的视角进行探讨和分析。
三
研究方案与过程
1. 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取了英国、美国、新加坡和印度作为样本国家，并以这四国的PISA媒体报道作为研究和分析的对象。这四个国家都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英文媒体报道一方面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广泛，一方面也便于研究者获取、阅读与分析。同时，研究充分考虑了样本国家的多样性和代表性：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覆盖不同的发展程度；兼具不同的PISA表现水平（以2018年PISA测试各科目的平均分为衡量标准，新加坡学生测量得分远高于OECD平均水平，而英、美略高于OECD平均水平）；包含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另外，新加坡是测试排名与中国上海最为接近的亚洲国家，印度则与中国在经济等多方面有着诸多相似的发展问题，选择这两个国家可以很好地补充已有的关于美、英等国媒体文本的研究，且新加坡、印度同属亚洲国家，对中国基础教育的跨国吸引力研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通过大规模测评对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教育表现进行横向比较，经过二十年的运作，PISA正日益成为衡量全球教育质量的“黄金标准”（Gold-Standard Instrument）［26］。许多参与PISA的国家更将评估结果作为判断本国教育系统，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依据。PISA也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国际和跨国治理形式”［27］和“旨在控制21世纪的教育并在全球范围内规范学校发展的模式”［28］。因此，本文以PISA的相关媒体报道作为分析的文本内容。
2. 数据获取
本研究主要对样本国家关于PISA的媒体报道文本进行句子态度编码和文本分析。研究通过两轮筛选获得相关媒体文本。第一阶段，研究者在Factiva数据库中以“PISA”为关键词，搜索时间段设置为2018年10月1日至2020年10月5日，检索相关新闻报道。添加限制条件一：地区（每次仅检索一个国家）；条件二：英语；条件三：教育主题，并剔除所有网页新闻、博客、
以及重复文本。第一阶段得到英国文本数量199篇，美国111篇，印度165篇，新加坡87篇。第二阶段，研究者对第一阶段收集到的文本进行浏览，筛选出四国提及其他国家PISA信息的文本语篇（具体见表1），涵盖了各国知名媒体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卫报》(The Guardian)、《泰晤士报》(The Times)以及地方和区域性媒体如《弗罗里达趋势》（Florida Trend）、《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的媒体文本，并统计四国媒体报道中提及数量最多的三个国家和地区（除去本国）。
表1 筛选后四国提及其他国家和地区PISA信息的媒体文本数量
3. 编码方法
在获得相关语句后，本研究首先进行句子态度编码。由两位英语阅读水平熟练、熟悉PISA测试、明确基本编码标准的专业人员将这些文字以整句为单位进行正向、负向和中立的态度编码（具体编码方案如表2所示）。当两者编码出现差异时，由第三人进一步编码以确定最终编码结果。编码完成后，再进行进一步的文本分析。
表2 句子态度编码方案［29］
四
媒体报道文本分析结果
1. 大型国际评估项目排名获得四国媒体的关注
以PISA为代表的大型国际评估项目已经获得英、美、印、新四国媒体的广泛关注。由表1的数据可见，2018年10月—2020年10月，四个国家的媒体提及其他国家PISA表现的报道达到190篇，语句量突破1000句，说明四国媒体对PISA进行了较为频繁的报道。
此外，媒体对于PISA的关注和兴趣在时间分布上具有不均衡性。2019年12月3日，PISA 2018的成绩一经公布，仅在当天，英、美、新三国即发布76篇关于PISA的报道 。随后一周，关于PISA的媒体报道的数量迎来爆发式增长，其中英国、美国和新加坡媒体在报道中提到PISA结果的句子数分别为127句、108句、32句（见图1），占据这三个国家媒体两年内提到PISA信息句子数量（见表1）的33.7%、21.1%、24.4%。可见三个国家的媒体都对大型国际评估项目成绩的发布给予了迅速及时的反馈。三国媒体的报道主要关心本国在PISA中的排名和表现，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表现有非常多的介绍与讨论，PISA也在一段时间内成为英、美、新三国国内媒体报道的热点话题。其中，英国媒体在文本总篇数（见表1）和成绩发布后一周跨国提及量（对于其他国家情况的提及数量）（见图1）这两个指标上都稳居榜首，是四国之中对大型国际评估项目最有兴趣的国家。而新加坡是提及中国PISA成绩比重最高的国家（40.6％），可见新加坡相较于其他国家更加关注中国学生在PISA项目中的表现。
图1 PISA 2018成绩发布后一周内三国媒体对PISA的
提及量及有关中国PISA结果的占比（句）
2. 中国与芬兰都是多国媒体报道中基础教育的“明星国家”
本研究进一步对英国、美国、新加坡和印度四国媒体文本中对PISA信息的跨国提及情况进行统计。2018—2020年四国媒体文本中提及量最高的三个国家和地区情况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到，芬兰在英、美、印、新四国皆收获了最多的提及量，依然是最受瞩目的教育明星国家。中国是紧随芬兰之后最受关注的国家。在英国媒体的报道中，中国与芬兰的提及量已经非常接近，且与排在第三位的爱沙尼亚都拉开了较大的差距；在美国，中国也紧随芬兰，与排在第三的英国有较大的距离。在新加坡，排在第二、第三分别是中国和中国香港，说明除了芬兰外，新加坡媒体对于亚太地区非常关注。在印度，中国收获了与芬兰相同的媒体提及量和关注度。可见，中国与芬兰在四个国家中收获了较高的提及量，且领先优势明显，成为提及量“第一集团”，是全球基础教育领域受到普遍关注的热点国家。
图2 2018—2020年四国媒体中提及量前三的国家和地区
3. 四国媒体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正负态度情况
在对相关媒体文本语句进行情感态度编码后发现：四国媒体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态度较为鲜明，中立评价在总体评价中占比较少；总体评价比较正面，但国与国之间存在差异（见图3）。英国是给予中国正面评价数量最多的国家（43句），印度是给予中国的正面评价比率最高的国家（88.9%）。
图3 中国在四国媒体中的正评率和负评率情况
在统计四国媒体中提及量最高的三个国家和地区（除本国以外）的情况时发现（详见图4），芬兰作为各国提及量均为第一的“明星国家”，四国的负评率都是很低的，在印度更是零负评。此外，还有些国家和地区总体提及量不及中国，但也收获了很高的关注和正面评价。如在英国媒体报道中，爱沙尼亚的提及量虽然不及芬兰和中国，但其收获的正面评价高达82.9%，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爱沙尼亚是除亚洲国家和地区外，PISA排名较高的国家。在新加坡媒体的报道中，中国香港的正评率略高于中国，负评率也略高于中国。在印度，日本基础教育的提及量排在第三，和芬兰一样收获零负评。
图4 四国提及量最高的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正负评价比率比较
4. 四国媒体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态度存在差异
对四个国家提及中国PISA的媒体报道进行进一步的文本分析，可以获得四个国家对中国基础教育丰富且具体的态度与评价。
（1）英国
英国给予中国的正面评价比例相当高，居于四国中第二位。这些正面评价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学生在PISA中高排名表现和绝对高分的肯定以及高分背后教育方法的探究。媒体有意识地归纳上海等拥有顶级教育表现的地区的课堂拥有的特征：“……孩子们被组织为一个班级进行教学，并使用高质量的教科书”［30］。尤其是中国在数学科目上的强势表现激起英国媒体对“中国的书写系统是否为理解数学提供了某种优势”这个问题的兴趣［31］，吸引了英国派遣团队赴上海学习数学教学方法并引进了上海的数学教材。对于这些针对中国的教育借鉴，英国媒体的评价大部分是正面的，认为这种模仿和学习可以提升英国学生在PISA中的得分与表现。而该国媒体中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在批评中国基础教育给学生带来巨大压力。其中以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的教育发言人卡罗尔·莫格汉（Carol Monaghan）的意见为代表，她尖锐地指出“中国为了高分逼迫孩子”［32］。除此之外，英国的负评还集中认为中国有选择地挑选地区参与测试，操控了PISA的最终结果。
（2）美国
美国对中国的负评率处于四国之中的第二位。美国媒体在批评中国基础教育系统时提供了关于留美中国学生数量、社会经济条件、学习动机、中国课堂气氛、学区房等许多信息，认为“……中国的教育系统扼杀了创造力、耗费大量时间学习”［33］，导致了“许多享有特权的城市青少年离开中国”［34］。另一方面，美国媒体对中国教育中的社会经济隔离问题进行观察，认为“上海公立学校呈现出更加均衡的社会经济背景，但这种均衡程度的提升伴随着个体社会经济背景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越来越高的正相关关系，以及学校社会经济背景的多样性与学生学业表现之间越来越高的负相关关系”［35］。此外，美国媒体还将顶级学校附近高涨的房价作为这种论点的证据，呼吁中国应对“城市学校社会经济隔离及其潜在后果”［36］展开深入研究。在正面评价上，美国媒体认可中国的教师地位以及中国对学业表现不利的学生群体的培养，还频繁地引用“2018年全球教师地位指数”（Global Teacher Status Index 2018）来说明中国的教师地位是全球最高的［37］［38］。此外，还有部分媒体认为“中国学业表现最差的学生与许多国家表现最好的学生的水平差不多”［39］。
（3）新加坡
新加坡对中国的正面评价比例在四国之中居于末位，而负评率是四个国家中最高的。这种负评主要体现在该国媒体质疑中国在PISA 2018三个科目中排名第一是由于选择了并不具有代表性的样本。他们指出参与测试的上海、北京、江苏和浙江四省市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以及最繁荣的东部地区”［40］，中国还有广大欠发达地区并没有参与测试，而在欠发达地区，存在着“学校教师短缺、教员与城市学校相比缺乏良好的训练”［41］等问题。因此，新加坡的媒体报道并未表现出对中国教育政策和改革的借鉴意图。
（4）印度
印度对中国的正面评价比例在四国之中最高，负评率最低。从自身的关切点出发，印度对中国的教育普及率、识字率以及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给予了较多关注。中国教育的发展状况也常常被印度媒体用来与本国情况进行比较，如“美国、欧洲、拉丁美洲国家甚至中国在高等教育的总入学率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印度”［42］，“中国甚至是越南这样的小国家（现在也获得很大关注的高排名国家）在教育方面已经遥遥领先于印度”［43］。印度的媒体文本还流露出了较为明显的对中国基础教育政策的借鉴意图，认为“如果印度想要改善教育效果就需要中国方案”［44］。
五
讨论
1. 媒体话语正在构建中国基础教育的跨国吸引力
以PISA为代表的国际大规模评估项目的结果发布所引发的全球媒体的集中报道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2019年12月3日OECD公布PISA 2018结果后，“他们在数学、科学和阅读三个科目上位列第二，居于榜首中国之后”［45］，“……中国、韩国和芬兰占据前三名（以阅读科目为例）”［46］等类似的报道就出现在各国媒体新闻中。此外，这些媒体话语也深刻地影响了不同国家对本国基础教育发展水平的理解，成为各国进行教育改革和政策制定的话语背景，如一些国家就在PISA成绩排名不佳而引发舆论冲击的背景下进行了重大的教育改革［47］［48］。最为典型的例子是，OECD发现德国媒体在PISA 2000年排名结果公布后的两个月内发表的报道多达600多篇，远远超过英国约120篇和法国25篇。这些德国媒体的报道中充斥着“危机”“悲剧”“灾难”等消极的字眼［49］，促使德国政府在随后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如建立全国教育标准和评估机制、变革中等学校结构和学制、扩大全日制学校规模、加强移民以及弱势学生的教育等。又如日本在反思PISA 2015表现的基础上，于2018年颁布新的高中《学习指导要领》，提出了全新的高中课程改革框架。由此可见，PISA表现正在成为各国媒体塑造基础教育质量的舆论环境和改革教育政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中国上海首次参加2009年PISA测试就以绝对优势荣登榜首，这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关注。如美国教育与经济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简称NCEE）主席塔克（Tucker）迅速展开对上海基础教育的研究，并提出了“超越上海”（Surpassing Shanghai）的口号，著名记者弗里德曼（Friedman）也随考察团探访上海的小学，试图揭开“上海秘密”（The Shanghai Secret）。这些综合实力较强的国家表现出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兴趣，并把上海作为一个教育标杆，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国家在PISA中的高排名与高质量教育系统之间划上了等号。PISA作为全球教育治理的工具，与跨国吸引力形成的动机和过程深度相关，在国际大规模测试中表现落后的国家受到这种外部否定后都会引发对于国内现有教育系统的不满或反思，进而激发他们向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寻找可借鉴经验的冲动，而这正是跨国吸引力产生的先决条件。当需要进行教育改革的国家在国际上寻找可借鉴的教育政策时，PISA的排行榜又为部分高分国家提供了优先显示的“广告位”，使得高排名国家的教育政策和方法更容易吸引关注和持续调查研究，因此更有机会被其他国家借鉴。在PISA等全球教育治理工具的不断推动下，中国这样的高排名国家在国际间形成跨国吸引力已经是明显的事实。
2. “排名第一”为什么不等于“跨国吸引力第一”
媒体报道呈现了不同国家的跨国吸引力的动态，同时也不断在为跨国吸引力创造语境。从媒体文本数量的统计中可以看到，各国教育受关注的程度与在PISA测试中的表现有着很大的关联性。芬兰在2000年的首轮PISA测试中登顶第一，且在2009年上海参评前一直高踞榜首。2009年上海首次参评即以高分在阅读、数学、科学三科目取得第一。在2019年12月3日公开的PISA 2018排名结果中，中国四省市（上海、北京、江苏、浙江）三科目排名第一，芬兰在阅读科目排名第七，科学科目排名第六，数学学科排名第十六。虽然中国四省市目前已经在PISA排名上领先芬兰，但英国、美国、印度和新加坡四国媒体中只有英国对中国的正评率高于芬兰，中国在四国媒体中的负评率都高于芬兰（见图4），这说明四个国家对芬兰基础教育的态度更为正面、更为认可。可见，中国的基础教育虽然获得了较高的国际关注度，但在跨国吸引力的指标——媒体报道对中国教育系统的正面提及量上，仍落后于芬兰。
跨国吸引力产生的动机以及形成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根据菲利普团队的研究，跨国吸引力的形成主要受内部和外部两方因素影响。其中，内部因素主要指某国产生教育借鉴的“冲动”，这种“冲动”可能来自国内家长、学生、教师、督学各方对教育系统的不满、教育系统的缺陷或参与国际大规模测试获得的负面外部评价等；外部因素则是其他国家教育系统先进的哲学或理念、目标、策略、结构、过程、技术。［50］因此，跨国吸引力的形成一方面需要A国家产生“内部不满”，另一方面需要A国家认可B国家的“最佳实践”。英国、美国和印度的媒体报道中都流露出了自身教育借鉴的必要性，直接或间接提到本国教育改革的“内在冲动”原因。如英国亟需改革教学方法，提升学生成绩，尤其是学生在数学科目上的表现，进而提升英国在国际大型测试中的排位；美国学生的学业水平差距扩大，教师地位较低；印度则是远远落后于邻国的教育发展进程。而新加坡的媒体报道并未流露出教育政策借鉴的“冲动”，该国对中国教育的关注大部分是由于中国是PISA排行榜中唯一排在其前面的国家，因此媒体花费了许多精力去挖掘背后的原因，并不断质疑中国排名的可靠性，可见中国并未对新加坡形成政策借鉴的跨国吸引力。
英国、美国和印度等国在产生政策借鉴的“冲动”之后，则依循PISA排行表寻找“实践模范”。英国显然在这一阶段中走得最远，已经将上海的数学教学方法和教材引入了本国的课堂。但在检视中国的教育系统以及进行教育政策借鉴的过程中，英国的教育界、政治界仍存在对中国教育理念的批评，认为中国过于强调考试成绩，会对学生的心理状态产生负面影响。这些批评也许会让英国怀疑中国教育理念与英国教育政策语境的适配性以及向中国进行教育政策借鉴的可行性，进而降低中国的跨国吸引力。美国在对中国的教育系统进行分析时，发现中国在对学业表现不利的学生群体的培养和教师地位的提高上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但该国媒体认为中国基础教育仍存在许多问题，教育方法和教育过程使得许多学生不满。且基于大量中国学生选择赴美留学的事实，中国对美国产生的跨国吸引仅仅停留在对中国教育系统的研究和分析上，美国媒体报道中尚未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借鉴意图。但这些对中国教育政策的关注和分析，在未来也许会转化成跨国吸引力。印度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印度与作为邻居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存在竞争关系，在教育上表现为印度急需追赶上中国的步伐，同时考虑到中国与印度的社会、经济背景相较于印度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更为相似，印度的媒体文本中明确表示需要在本国的教育改革中引入中国方案，这表明中国教育政策对印度已经产生跨国吸引力。
中国基础教育跨国吸引力的形成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同时也在不同国家间呈现出不均衡性。一方面与各国内部是否产生了教育政策借鉴的“冲动”相关，另一方面与各国对中国教育系统的理念、目标、策略、结构等方面的“模范性”理解有关。PISA等国际大规模评估项目的排名的确在跨国吸引力产生的动机与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跨国吸引力的最终产生还受到政治、经济、地缘、社会、文化等复杂情境因素的影响。
3. 跨国吸引力形成的复杂性
世界范围内基础教育的政策借鉴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单流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裹挟着教育改革模式从经济发达的西方世界进入欠发达地区，形成了普遍的“西学”教育改革模式。PISA等大规模国际教育评估项目正在形成新的全球教育治理模式，PISA结果排行榜已经成为衡量全球基础教育质量的黄金标准。在大型国际教育评估项目中的高排名能使这些国家的基础教育系统获得较高的国际声望。在功利主义和“平的世界”带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以及全球竞争焦虑的驱使下［51］，这些国家的教育政策也被其他国家研究甚至高度效仿，即从排名高国家输出到排名低的国家，形成了教育政策借鉴的新流向。
在多流向的基础教育政策借鉴中，跨国吸引力形成的复杂背景为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诚如前文提到，本研究调查的大量媒体报道表明样本国家对中国基础教育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少国家对中国基础教育取得的成绩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接受和认可，并在教育政策层面予以借鉴与实施。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的吸引力也推动着文化、国家形象等其他方面吸引力的形成。如借鉴上海数学教育的英国已经产生了对汉字的兴趣热潮，该国媒体还提出了“中国书写系统有助于数学理解”的猜测［52］。
在不断受到国外媒体关注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理性并正确认识外部媒体话语对中国基础教育的正面与负面评价。尤其是伴随着PISA等大规模国际评价项目而出现的媒体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体现了传统发达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话语体系，这一体系中，新崛起的亚洲国家如中国和印度，先在经济上引发了西方国家的焦虑，同时也开始在教育、文化上给西方国家带来危机感。从这个角度上，中国基础教育对英、美等国家产生的吸引力正引发这些国家新保守主义者文化优越感丧失的担忧，这种担忧使得一种反对多元文化、拥抱二元对立的论调获得支持。同时，也要避免正面评价遮蔽我们对本国基础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的关注，防止影响政策判断和深化改革的决心。此外，外部媒体话语中的负面评价也需谨慎对待，从而保持国家教育政策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在教育领域，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新管理主义（neo-managerialism）使得社会既有的结构性的不平等愈发凸显，进一步挤压了弱势群体的空间。如教育商品化加剧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导致了“学区房”等诸多问题，引发城市学校社会经济隔离等情况。因此需要对阿普尔（Michael W. Apple）警示的社会内部不平等和城乡割裂的危险［53］提高警惕。跨国吸引力产生的机制是复杂多维的，中国的教育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需要正视世界范围内媒体话语中的正面或者负面评价，立足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现状，深度关注和解决中国情境中基础教育的发展问题。
转自：“教育牧笛”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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