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从事语文教学必须认清语言和文字的性质

吕叔湘(1904—1998)， 江苏丹阳人，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之后赴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习。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语文》主编、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著有《中国文法要略》《文言虚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语文常谈》等，主编《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著作辑为《吕叔湘文集》。

语言和文字不是一回事，可又不是两回事。“语言”和“文字”这两个名词都不止一种意义，这里所说的“语言”是“口语”的意思，这里所说的“文字”是“书面语”的意思。口语和书面语，一个用嘴说，用耳朵听，一个用手写，用眼睛看，当然不是一回事。可是用嘴说的也可以记下来，用手写的也可念出来，用的字眼基本上相同，词句的组织更没有多大差别，自然也不能说完全是两回事。然而不完全是两回事不等于完全是一回事。说话的时候有种种语调、种种表情，写文章的时候语调和表情是写不进去的（标点符号所能替代的极其有限），得在词句的安排上多用些工夫来弥补。说话是现想现说，来不及仔细推敲，但是可以因为听者发问，或者不等听者发问，而重说一遍，补充几句，或者改正一些说法。

如果写文章也是这个样子，就变成罗嗦和杂乱。写文章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可以放下笔来想想，可以抹掉几句，甚至抹掉整段、整篇，重新写过。这样，写文章就应该比说话更加有条理，更加连贯，更加细致而又更加简洁。所以语言和文字必然是既一致而又有一定的差别。我们提倡“写话”是主张写文章要跟说话基本上一致，不要装模作样，不要耍花招。如果机械地理解“写话”，把现想现说的话一个一个字记下来，那是决不会成为一篇好文章的。

语言和文字哪个更重要呢？很难说。因为“重要”这个字眼可以有种种意思。语言是文字的根本。人类先有语言，后有文字；世界上多的是没有文字的语言，可找不着没有语言的文字。人们总是在幼儿时期就学会说话，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学习使用文字。在实际生活中，用语言的时间也比用文字的时间多得多。职业上或者职务上经常要跟文字打交道的人不算，一般人一年里边除了写上几封信，开上几张便条，有时候记个笔记，拿笔的时候就不多了，可是三百六十五天没一天能不说话，有时候还要说很多的话。

另一方面，文字有它的特殊用途，往往不是语言所能替代。同时，文字对于语言也有一定的影响。很多字眼，很多句法，是在书面上先出现然后进入口语的。一个人受过文字训练，说起话来能够更准确更细密，如果有需要的话。鲜明和生动是语言固有的特色，文字在这方面可以也应该尽量发挥语言的潜力，但是准确和细密却是文字的优点，是写文章的条件不同于说话的条件的结果。

学校里的语文教学应该以语言为主呢，还是以文字为主？应该语言和文字并举，以语言为门径，以文字为重点，达到语言和文字都提高的目的。

有人这样想：儿童七岁入学，口语早已学会了，不用老师操心，只要教他识字、读书、作文就是了。这种想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学校里的教学应该以文字为重点是对的，尤其是因为汉语还在用汉字书写，而汉字有它的特殊性。汉字不是拼音字，不是教会二三十个字母和一套拼写规则就能了事的。汉字得一个个的学，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形体，字形字音有时候全没关系，有时候有关系而又不一定可靠，而一字常常多义，许多字常常同音，还有多音多义字、多音一义字、同音同义异形字，光是识字就要费很大的工夫。而识字这一关如果过不好，读书、作文都有问题。所以说，语文教学应该以文字为重点。

可是如果把以文字为重点理解为只要有文字的教学，不必有语言的教学，那就又大错而特错了。语言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刚才已经说过，儿童早在入学之前已经学会说话，这是不错的。可是他说的话是幼稚的，而且以全国范围而论，绝大多数儿童只会说方言，不会说普通话。这些缺点可以通过文字的教学给以一定程度的补救，但是如果只依靠“读书”而不直接给以口头训练，要认真提高儿童的语言水平是做不到的。退一步，不谈语言本身的训练，就拿文字的教学来说，撇开语言教文字，教学的效率也一定很低。以作文教学为例，多做口头作文的练习就很有好处。口头作文，口头评改，费时间少而收效广，不光是本人得益，全班都得益。能够把一件事情说得有头有尾，次序分明，写下来就可能是一篇很好的记叙文；能够把一个道理说得有条不紊，透彻有力，写下来就可能是一篇很好的论说文。所差的只是有些字该怎么写也许不知道，这是可以在书面作业里练习的。

反过来，如果作文限于书面，评改也限于书面，且不说教师的时间有限，不可能篇篇“精批细改”，而且评改一篇只有一个学生看见，甚至连这个学生是否用心看都成问题。更严重的是这种教学有可能在某些学生的脑子里造成一种错误观念：写文章和说话是互不干涉的两码事。说话可随便，作文么，就得好好地“做”它一番。拿起笔杆来就要摆架势，必得用些“高深”的字眼，造些“复杂”的句子，甚至说些云里来雾里去、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话。这种毛病，小学生不会犯，初中学生就难免要尝试尝试，高中学生就常常会来这一手。当然不是人人如此，也有老老实实基本上是写话的，可是因为说话从来没有得到老师的教导，习惯于支离破碎，乱七八糟，写下来也就不可能很好了。

撇开语言教文字，这是一种半身不遂的语文教学。这种错误的做法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直到六七十年以前，我国社会上通用的书面语是文言，书房里教的自然也是文言。社会上通用的口语是方言，这是用不着老师教的。普通话？老师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教学生说普通话。而况普通话不是配合文言的口语，也无法利用它来教文言。文言只有一个教法：读书。清末民初，私塾之外有了学堂，也无非把《四书》《五经》改为《国文教科书》，把单人教授改为合班上课，并且语文之外还有别的功课罢了，语文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没有原则性的改变。直到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把“国文”改成“国语”，这才算是改变了书面语的教学内容，可惜普通话的普及程度还差得远，因而“国语”的教学方法没能及时革新，还停留在老一套上。时间又过去了四十年了，国家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语文使用的情况也今非昔比，语文教学的方法也应该检查检查了。

有人会问：难道文言和白话的差别就那么大，教文言的方法就完全不适用于教白话吗？现在中学课本里有白话文也有文言文，难道应该有两种教法吗？我的回答是：教文言和教白话，在方法上可以有很多共同之处，可就是有一样不可能相同：文言的教学离不开书本，白话的教学可以也应该口语和书面双管齐下。如果把白话和文言一样看待，教白话的时候忘了它是现代汉语，教文言的时候又忘了它不是现代汉语，这样的教法用之于白话，用之于文言，都是不恰当的。

本文节选自《文字改革》1963年04期《关于语文教学的两点基本认识》一文。

转自：“语文教育研究”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