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中的乌托邦情结
文|汲安庆
作者简介：汲安庆，江苏洪泽人，文学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学阅读与文学教育。全国语文学习科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教育部学位论文评审专家，杭州师范大学学习科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大理大学、玉林师范学院、宁德师范学院和福建教育学院兼职教授，《教师博览》首批签约作者，《语文教学通讯》封面人物,《中学语文》《福建教育》《海峡教育报》等刊物专栏作者。著有《求用·求美·求在——夏丏尊语文教育思想论》《中学语文名篇新读》《怀抱生命的教育》等11部。在《教育研究》《光明日报》《语文建设》《中学语文教学》等刊物发表文章600余篇。在全国各地讲学400余场，担任中学语文教师教学比赛、论文比赛评委多次。
一
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凝结着他希望或者憧憬的描写。比如“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再如夏瑜坟头上那没有根却整齐排列着的红白花儿，“我”吊唁完魏连殳仰头看到的散出冷静光辉的圆月。甚至坟墓中的死尸也胸怀希望——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在《颓败线的颤动》一文中，那位忍辱含羞把子女抚养长大，却遭到儿女抛弃的垂老女人在荒野中发出无词言语时的景象，则更是将充满希望的战斗之境渲染得淋漓尽致。
这种希望还不知不觉地渗透到艺术形式的创新之中。“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每一种形式中都包含了希望萌生、孕育、实现、再生的过程，如此螺旋式上升，推动他在艺术形式上永不重复自己。落实到学术研究上，便是对博大、深邃、贯通境界的追求，譬如他对肤浅渺小学者的批评：“他们精细地研究着一点有限的视野，便决不能和博大的诗人感到全部人间事、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欢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相通。” 希望之路，希望之人，希望之境，希望之形式，成了鲁迅灵魂中恒久的呼唤，也成了闪烁在他作品中的一丝暖色，一缕阳光。
这和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倡导的以“希望”范畴为核心的乌托邦哲学不谋而合！布洛赫强调人是乌托邦的主体，是“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的焦点。“人生本质的结构”是希望，人不是其现有诸属性的总和，而是正在走向某种超越他自身的人；人的本质不是既有或固定的，而是开放的、尚未完成和规定了的；这种开放性就是“希望”，它是根植于人性之中的内在需要，因此，“人是他很前面的那个他”鲁迅作品揭示的正是人的尚未实现的状态或者部分实现的状态，看似描述当下，实则指向未来。这一特征和其他作家稍作比较，便不难发现。同是写人，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充满性的苦闷和生的烦恼，个体深层欲望的诉求特别强烈；巴金笔下的人物则胸怀理想和激情，向黑暗现实发出了悲愤而激烈的抗争，解决现实问题的意识尤为突显；鲁迅不同，他是通过对现实人性的剖析和鞭挞，指向未来美好人性的建构，如刻画阿Q的自欺欺人、自我麻醉，看客的麻木从众、浑浑噩噩，鲁迅的用意并非止于暴露、讽刺，而是进一步暗示人们：这些人性劣根恰恰是未来人性所摒弃的元素！他审美超越的思想是极其显豁的。
二
但是，鲁迅借裴多菲的口却道出了希望的虚伪和虚妄：“希望是什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抛弃你。”
作为一名精神斗士，鲁迅的心中一直有着一个炽热的希望，即先“立人”，再“立国”。具体地说就是先着力于建设和张扬少数先驱者强大而独立的个体精神，再通过对民众的启蒙，达到“国人之自觉”，伴随着每一个主体的个性张扬，自由与自觉，自然会产生作为集合体的国家、民族的自由与自觉，从而建立起真正的“人国”。为了实现这个热望，他总是密切注意社会上最具革命性、前卫性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总是主动地向革命团体伸出手去，期望能通过选择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现状的改造，但是每一次选择的结果都是失望，如反满、共和、五四、北伐、左翼运动等等。他也曾对年轻人寄予了厚望，心甘情愿，且不折不扣地“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人“到光明地方去”，结果却被一些年轻人视为“绊脚石”（如高长虹之流），口诛笔伐。这不能不使真诚、敏感、深情的鲁迅感到悲恸和幻灭。在《影的告别》中，他这样写到：“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什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对“黑暗”和“虚空”的钟情正是希望破碎时的心情写真！
不过，面对虚幻和虚伪的希望（或者说乌托邦世界），鲁迅并没有彻底地和之决裂并捐弃，而是将之和心灵的主体并置在一起，不断地质疑、批判、对照和省思。既然希望有神灵的圣洁和高雅，也有娼妓的庸俗和冷酷，何必一定要为之风魔痴狂，或者痛心疾首呢？尽管鲁迅力图这样理性地止痛，甚至以诅咒和唾骂进行痛苦的宣泄，但他根本无法阻止自己对希望的一往情深。他渴望黑暗沉没自己，达到彻底的空与无，但目的却是为了在这独自承担与毁灭中，获得最大的有：“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的大块里”， “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他甚至直言不讳：“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予的光明”。可见，绝望的背后依然是更浓烈的希望！他也曾想到以死亡获得心的平安，但经历了死后种种无聊、麻烦、蔑视、冷落，且略微有了快意的哭的意思之后，他“眼前仿佛有火花一闪”，又“坐了起来”。所以，他虽然经历着惨烈的精神煎熬，却从未中断过希望的浴火重生。沉浸在黑暗，甚至死亡的想象中，不是退却和逃避，而是为了将生与死，希望和绝望一起纳入主体的生命思索，即“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哪怕无法知道本味，也要执拗地提醒自己不断前行，就像那位义无返顾的过客。对鲁迅来说，前进是一个绝对命令。所以，比起“我不知道风在朝哪个方向吹”的虚弱，以及“不翻筋斗了，且卧在草地上看云”的自闭，鲁迅不知要坚强、伟大多少倍！
三
鲁迅的一生都是在充满张力、压力的环境中度过的。对上、对庙堂，他要抗衡庙堂的压迫；对下、对民众的愚昧、民众的不觉悟，他要批判，要教育。虽然充满疲惫，充满失望，但鲁迅战斗的能量一直非常强旺。这中间如果没有乌托邦情结的统摄、润泽、呵护，贯穿始终，简直无法想象。
然而，在鲁迅的心中却又并不存在一个清晰、明确、恒定的希望。
在《影的告别》中，天堂、地狱、黄金世界，这些世俗的希望，影子都予以否定了，即使是赖以安身立命的“你”，影子也不愿跟随。影子的希望是彷徨于无地，可是，无地又在何方呢？依然没有定数。
这种希望的不确定感在《过客》中再次浮现。过客知道前面是坟地，可坟地之后是什么，他一无所知。他铁了心要前进，是因为前面有个声音在催促他，但这个声音从什么具体位置发出的，为什么要发出前进的指令，自己过去会遭遇怎样的命运，过客同样无从知晓。
如果我们把影子和前面的声音理解成独立、自由的精神自我，把“你”和过客理解成随俗、常规的现实自我的话，那么，这两种自我事实上一直处在相互的解构之中。就像那位步入无物之阵，举起投枪刺中敌方心窝的战士，表面上他胜利了，实际上他又是一个失败者，因为无物之物已经逃脱，而战士则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影子离开现实的“你”表面是获得了解放，实际上仍难逃灭亡的命运。由此，一个矛盾而焦虑的人格形象跃然纸上：鲁迅否定了现实的自我，也否定了精神自我；拒绝成为他人，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在很多情况下，鲁迅不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地看待问题，而是一分为四、一分为五，甚至更多看待问题，在不断的否定中前行，在不停的前行中否定几乎成了他的本能！有学者指出：鲁迅一生中人性进化价值观有这样的演化轨迹：生物进化观——社会进化观——自然主义人性进化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历史中间物，这同样是不断否定的结果。但不管怎样否定，鲁迅依然在选择，依然在行动！在1925年的元旦,他写下了《希望》，似乎对希望鄙夷不屑，已经无望，但在年底，他的《这样的战士》中的战士依然在无望中战斗，让人觉得这无望中蕴藏了一个更强的希望。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认为，就人格的内涵而论，选择本身是具有决定性的。凭着选择，人格本身沉浸在所选择的事物中，如不选择，他就会萎谢凋零。正是个体的人的自觉主动的选择，才使人对自己作为主体的认识不断深化，才使人格的内涵不断得到巩固。鲁迅正是依靠自己的自觉主动的选择，放弃了退缩，拒绝了妥协，摒弃了中庸之道，在低层次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依靠强大的意志力量实现了人格的反弹，创造了一种极其罕见的以韧为主要特色的人格意志力量，建构起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具震慑力与穿透力的人格范型。虽然，他选择之后，仍会加以否定。
在鲁迅作品的深层结构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希望的不确定感。其具体表现便是“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如小说《故乡》开始讲的是我回到相别二十余年的故乡，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小说将先前的“离去”推到了后景，虚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我”不得不离乡背井，到现代都市寻求别样的出路，但总是为生活“辛苦辗转”。而从家乡的再次出走则是因为闰土和杨二嫂的故事帮助我完成了幻景与现实的剥离。离去是寻梦，归来是寻梦，再离去还是寻梦，梦的内容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哈贝马斯认为：“决不能把乌托邦（utopia）与幻想(illusion)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的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它意味着，现实虽然充满缺陷，但应相信现实同时也包含了克服这些缺陷的内在倾向。”鲁迅作品中所呈现的希望的不确定感和混沌未凿感正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批判之上，并循此探索克服现实缺陷的种种可能，这成了他思维的惯性，战斗的动力，由此，他不断地走向自我生命的超越。
四
其实，鲁迅作品中的乌托邦情结不仅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批判，自我生命的超越，也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保守性和“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在一方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切靠传统、经验、常识、习惯、自然节律支配日常生活，理性主义文化所倚重的理性、科学、自由、主体意识、创新精神是严重缺席的。鲁迅深知其弊，所以一直呼吁对多数民众中的“风俗习惯”的改造，否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据此，他认为精神界的战士必然为坚守真理而“不恤与人群敌”，并“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而且是“不克厥敌，战则不止”。
在《狂人日记》中，狂人对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疑：“从来如此，便对么？”在《我之节烈观》中，他激动地迫问“节烈难么？”“节烈苦么？”“不节烈便不苦么？”“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从而将以儒家为中心的古训（如“妇者服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的凶残性和盘托出：“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死在这里。”
另一种克敌方式可谓是白描式，即客观地描述外部现象和内部感受，使对象的荒诞、丑恶、虚伪、麻木等诸多陋习具象地呈现。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揭出病症，以引起疗救的目的”。如《二十四孝图》一文，作者忠实地记述了读了所谓孝子的孝行后的感受。对“子路负米”，作者非常紧张，为了父母，到几百里外去驮米，这几百里我走得动吗？对“郭巨埋儿”，作者感到毛骨悚然：那儿子“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以致于他“从此总害怕听到我的父母的穷愁，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所谓孝道，竟然是扭曲人心，戕害天性的恶魔！而这种灭绝人性的思想流毒千年流转，竟然没有异议，传统文化以安息为本位的特征达到了何等荒唐的地步。
寄反抗于顺从之中也是一种克敌方式。《立论》一文中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一家主人生了一个男孩,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想得到一点好兆头。说孩子将来要发财的得到了主人的感谢；说孩子将来要做官的收到几句恭维；说孩子将来要死的得到大家一顿合力的痛打。而不骗人，又不遭打的方式是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如果说前两种说话方式延续了瞒和骗的封建传统，讲真话继承的是直接战斗的传统的话，那么最后一种则是迂回战斗风格——打马虎眼表面是迎合，实则寄予了更强烈、更韧性的反抗，这体现了鲁迅韧性战斗的一种智慧。
鲁迅采用更多的方式是正面相搏。如铸剑中的黑衣人，在无物之阵中杀敌的战士，宁愿烧完的死火，《墓碣文》中痛苦而自信的死尸……对封建专制、文化陋习、人性劣根进行无情地声讨，乃至复仇。这些人物形象更鲜明地体现了他“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思想。
当然，叛逆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事实上，鲁迅对传统文化中体现的美好的人情、人性，古代人民的想象力和智慧，他依然是深情眷顾的，这可以从《无常》、《五猖会》、《社戏》等文章中得见端倪。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他的观点很鲜明：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偏至（即不完美，不完善之意）的，但又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两种文化应该在相互比较中既相互吸取、补充，又互相竞争；既相互融合，又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如何实现这一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战略思想，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可见，他叛逆的是传统文化中抱残守缺等偏颇的性质，对传统文化中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固有之血脉”，他仍是极为珍视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管采用怎样的叛逆方式，鲁迅的心中都有一种隐形的文化参照物，这也是一种希望。这种体现希望的隐形的文化参照物有的直接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固有之血脉”，有的则是“别求新声与异邦”；有的和传统文化的弊病相对照显得比较清晰，有的则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开放状态。这些文化参照物激励着鲁迅，也困扰着鲁迅；使他空虚，也使他充实；使他精神疲惫，但也使他精神郁勃。在多重的文化张力中，他叩问着，探询着，成了一名永远的创造者，永远的反抗者！
（注：本文发表于《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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