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古代世界文明的多元与交流（下）
晏绍祥 赵轶欧
03.
古代文明交流与影响的限度
对于古代文明之间交流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必须抱着谨慎态度，不宜过于夸大其作用。
首先，古代的经济本质上都是农本经济，缺乏发展工商业的动力，直接影响了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吴于廑先生指出，“以农为本的经济就是一种狭隘的、相对闭塞的、基本上属于地方自足的经济。……为国家生产赋税、为地主生产地租、为农民自身生产口粮，就是这种经济的根本”，“农本经济是谋生的经济，足衣足食是它的根本目标”。英国学者布隆特如此定义古代罗马的经济：“每个地区都必须寻求自足，甚至大地产也是，而且不仅在粮食问题上如此。”葛剑雄也认为，“单纯的小农经济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较大规模的交流，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都自给自足，对外界的需求很少，能够提供交换的物品也相当有限”，“国家通过征集劳役赋税的方式来维持它的君主、官吏、军队及其他附庸人员，保持一定的储备以应付自然灾害。有时还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交换必需的物资，但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国家对外界的需求少到几乎没有，所以必然成为封闭社会”。这种经济性质本身，就限制了交流的规模。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最重要的两项产品：盐、铁很长时间是官营，皇宫和政府的需要，很大程度上也靠官营手工业满足。民间工商业被视为末业，或者奇技淫巧，政府将商人放在所有臣民中最低的一等，使得中国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受到多种限制。号称工商业发达的古代希腊也不例外。柏拉图规划他的理想城邦时，虽然认为构建一个完美城邦需要各种不同职业，却反对城邦通过海洋与外界交往，甚至对海军都持否定态度。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家由农民组成，而且是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古代罗马人也认为，农民是最优秀的战士和最好的公民。中古欧洲的封君封臣关系，是以土地为纽带的。在早期西欧关于社会结构的学说中，只有僧侣、骑士和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甚至没有进入理论家的视野。日本大化改新的重要举措，是把土地收归国有后分给农民，再要求农民负担租庸调。幕府时期的日本，仍把商人置于末位，加以多种限制。
在自给自足原则主导和工商业发展有限的状况下，所有古代文明必然眼光向内，挖掘内部资源。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明，也必然主要适应当地的状况，带有各自鲜明的特性，对外来的文化抱着某种程度的怀疑。这里只以笔者相对了解的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为例，略加说明。
如前所述，当古典希腊文明在公元前1千纪初年萌生时，古代西亚和埃及文明已历经数千年发展，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处于领先地位，希腊人也对西亚和埃及文明的成果崇拜有加。希罗多德在考察巴比伦后，对那座城市的富强和繁荣程度印象深刻；对波斯人的优良习惯和国力的强大，他也多有肯定；到埃及访问后，他说出了那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前文我们也谈到希腊人从埃及学习建筑神庙和雕刻的技术，从西亚学到字母文字，希腊神话中也有西亚巴比伦和赫梯神话的影子。西亚和埃及的重要影响，在20世纪后期使西方学者创造了“东方化革命”的新概念。然而，古希腊文明基本的政治组织——城邦制度，是在迈锡尼文明灭亡到公元前8世纪的社会变动中萌芽的，历经古风时代多方面的发展，如殖民、重装步兵改革、僭主政治和立法改革等，最终定型。城邦是地道的希腊世界现象，与埃及、西亚盛行的专制主义大帝国截然不同。而构成古希腊哲学、文学、史学等几乎所有政治和文化成就基础的，正是这种全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城邦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希腊人在公元前5世纪初的希波战争中击败了波斯的入侵，捍卫了希腊城邦的独立，才使古典希腊文明的繁荣成为可能。
希腊文明对罗马的影响，较之西亚和埃及文明对希腊的影响，犹有过之。早在王政时代，希腊文明就通过伊达拉里亚文明影响罗马，据传第五位国王老塔克文祖上是科林斯移民。正是在伊达拉里亚国王统治下，罗马开始强大起来。公元前3世纪，罗马征服南部意大利的希腊人城邦，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影响变得更加直接和全面，罗马政治家如击败汉尼拔的西庇阿、击败马其顿的保鲁斯等，都是希腊文化的崇拜者；希腊演说家在罗马享有很高的地位；希腊雕刻装饰着罗马上流阶级人士的别墅；罗马的医生几乎都是希腊人；罗马的科学，在很多方面也受到希腊的影响。以致于到奥古斯都时代，维吉尔都借埃涅阿斯的父亲安奇塞斯之口说：
我相信有的将铸造出充满生机的铜像，造得比我们高明，有的将用大理石雕出宛如真人的头像，有的在法庭上将比我们更加雄辩，有的将擅长用尺绘制出天体的运行图，并预言星宿的升降。但是，罗马人，你记住，你应当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你应当确立和平的秩序，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傲慢的人，通过战争征服他们。
可是，即使是希腊对罗马的影响，也局限在某些领域和方面。维吉尔的态度，已经说明罗马人虽然在文化上自认落后，但在政治上并不打算追随希腊。希腊人津津乐道的民主政治，罗马人就不接受，即使到西塞罗时代，仍青睐罗马的所谓混合政体。罗马的军事制度、社会结构，在很多方面也不同于希腊。罗马帝国的统治，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从不曾想过的，也与希腊化王国的制度有重大区别。甚至在文化领域，罗马人也努力强调自己的传统。希腊的医学，在老加图等人那里遭到抵制。即使到帝国时代，希腊医生盖伦到达罗马时，也遭到某种程度的排挤，其间一度被迫离开罗马。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演说家曾被驱逐出境。到共和国末年，马略还把罗马人的实干与希腊人的夸夸其谈对举。后来的学者们也证明，西庇阿等人推崇希腊文化，并不影响他们在政治和军事上采用对罗马有利的政策，甚至可以摧毁希腊名城科林斯。在建筑技术上，罗马人的会堂固然采用了列柱形式，但风格和用途都颇为不同。罗马人的道路建设，则是希腊人所不知道的。总之，罗马文化虽然继承了地中海周边几乎所有文明的元素，却从来都是罗马的。
不仅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有限，甚至在一个帝国之内，仍存在不同的文明。古代那些跨洲的大帝国因包含多个文明，被迫容忍不同地区不同的制度、法律和习惯，包括承认语言的多样性。很多时候，帝国统治者只能满足于使用当地人为统治者。波斯国王大流士的贝希斯敦铭文用古埃兰语、阿卡德语和波斯语三种文字书写，以适应帝国内部不同族群的需要；著名的罗塞达石碑；是用古代埃及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希腊语三种文字书写的，尽管当时埃及的统治者是希腊-马其顿人；孔雀帝国的阿育王在发布诏令时，也需要用阿拉米语、婆罗米语和希腊语等多种语言；中古早期查理大帝的帝国也使用不同的语言。中古初期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尽管实现了亚欧大陆空前范围的政治统一，但也不能消除波斯、北非、西班牙等地的传统。德里苏丹国在印度的统治，虽然使伊斯兰教徒在印度人数剧增，但印度教以及印度文化传统仍然保留，并一直延续到近代，成为印度人的主要信仰。佛教传入中国后，则被中国吸收改造，某种程度上汉化后才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些宗派。中国文化固然影响日本甚多，但大化改新后建立的律令制国家，仍与隋唐制度有明显的区别。至于幕府政治把天皇作为傀儡、将军掌握实权却拒绝取代天皇的做法，是古代中国人难以想象的。
因相距遥远的文明交通不便，联系不够紧密，相互之间的认识也不免模糊。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古代中国对罗马的印象和罗马关于中国的印象。《后汉书》将大秦（一般认为是罗马）作为西域诸国之一，称其又名犁鞬或海西国。关于大秦的政治结构，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偏。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王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这段记录乍一看有些地方似乎符合罗马的情况，如说罗马地方数千里，城市多，有众多附属国。甚至国王不出自一家，而选立较为优秀者，与安东尼王朝的义子继承也有几分相似。但这类的话，实际上想象多于实证。也许在范晔看来，一个国家能够强大，且拥有众多依附者，统治者必须贤德。城市多，以石头建城，则是农业时代的常态，放在任何一个古代文明身上，如亚述、埃及、希腊和罗马，都基本适用。但关于皇帝的记载，与罗马世界的实际就差距甚远了，甚至不着边际。如《后汉书》宣称，罗马城中有5座宫殿，君主的主要角色是法官，而且可能因灾异被废黜；邻国使者出使罗马，会被皇帝赏赐金钱等，在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根本就不存在。关于放逐政治家的说法，如果勉强找相似之处，倒与雅典的陶片放逐法勉强类似。至于说那里的人民“长大平正”，也只能是想象。今天所有人都知道，罗马人个子并不高大（实际上今天的意大利人在欧洲人中也不算高大），更难说公正，否则他们也不会通过不断扩张，建立起庞大的帝国。有关大秦王总想遣使中国，与中国建立联系的说法，在罗马方面也没有任何反映。所谓罗马三次遣使抵达中国并献上朝贡的情况，基本可以确定是民间行为，与皇帝无关。
关于罗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后汉书》的记载更不敢恭维。该书说罗马人“力田作，多种树蚕桑”；以金银为货币，与安息和印度有贸易往来，基本符合事实，但耕田种地，几乎是所有农耕文明都会从事的日常，等于没说，而且这里已经包含想象：罗马人显然不会养蚕，也不种桑。罗马与安息及印度的贸易，也不都通过海上。宣称罗马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皆髡头而衣文绣，乘淄柄白盖小车，出入击鼓”。与真实的罗马就相去更远了。虽然范晔写作的时间是5世纪前期，他对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以及日耳曼人和匈人对罗马的攻击一无所知，对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明显也没有任何概念。
另一方面，罗马关于中国的记载，虽然偶尔有罗马商人到过中国，但相关记录并不比中国对罗马的印象更加准确。维吉尔以为赛里斯人（一般认为指那时的中国人）的丝绸是从树上采集的纤细的羊毛纺成的；贺拉斯只是知道赛里斯人，其他几位作家，最多也就知道赛里斯出产丝绸。只有斯特拉波说的相对具体，但明显不符合事实，“也是出于同一原因（气候的酷热），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尼亚库斯说，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羊毛纺成漂亮而纤细的织物，马其顿人用来制造坐垫和马鞍。这种织物很像是足丝脱掉的皮织成的赛里斯布一样”。他还提到赛里斯人可以活到两百岁。后来的作家们可靠程度也并无多少提升。塞涅卡认为：“赛里斯人是一个充满正义的民族，由于其贸易方式奇特而十分出名，这种方式就是将商品放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买客于他们不在场时才来取货。”老普林尼应当是罗马最博学的人之一，然而他的记录，并不比斯特拉波高明多少。关于赛里斯人，普林尼写道：
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的贵妇人们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衫而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
这里对中国养蚕和丝织技术的介绍，除了由女性完成纺织环节算是正确外（实际也属猜测，因为纺织工作在古代基本都由女性承担），其他显然都是道听途说的故事，距离事实甚远。只有《埃莱特利亚海周航记》的相关记载，还算是稍许有点实质性内容，知道蚕需要用某种叶子喂养，之后蚕会结茧。但不正确的地方更多。因此，在回顾了古代中国和罗马所记录的有关对方的文献之后，裕尔指出，“从所有这些见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远东地区对大秦和拂菻所代表的著名的西方文明中心所持的孤零寡碎的见解，与西方世界对秦奈和赛里斯之名所代表的著名的东方文明中心所持的鳞鳞爪爪的见解，具有相似性。我们看到，双方都在确切地望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模糊不清，同样地以半明晰状态中的这个国家较近边缘上的事实来描述整个帝国”。裕尔的意思是说，汉朝和罗马相互连对方的具体方位都弄不清楚，具体情况最多是个一鳞半爪，而且以自己周边国家的情形去猜度遥远国家的状况，其中的不准确之处，远超记录准确的内容。如此状况之下，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必然非常有限。
04.
结 语
基于上述，我们大体可以认为，古代文明以农立国的基本特性，以及古代交通和通信条件的局限，注定了古代文明相互之间难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由此决定了古代各个文明独立发展的多元特性，形成了古代西亚、埃及、中国、印度、希腊、罗马、阿拉伯、日本、非洲和美洲多个各有特点的文明。不过，因为古代所有的文明，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自给自足，因此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又成为必然现象，而且对古代文明的发展，除古代美洲这个特殊的例外，都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也促使了古代大帝国的产生以及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并使罗马帝国和中国的汉朝建立了联系。中古时期的东欧和西欧之间，阿拉伯帝国与中国、印度以及欧洲、非洲之间，古代中国和印度、朝鲜、日本之间，都建立了程度不等的联系，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美洲印第安人文明虽然创造了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印加帝国甚至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采取了与罗马帝国相似的做法来巩固统治，然而它们发展的缓慢，从反面说明了交流对于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性。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古代文明之间的交流，大多限于地域上相邻的文明之间，如古代的西亚和埃及相互影响；古代希腊受到西亚、埃及的影响；古代罗马接受了地中海周边各个文明的遗产；阿拉伯世界受到此前西亚、北非文明的影响，同时影响到与阿拉伯世界相邻的印度、非洲和中国等。可是，文明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会随着时间和地区的变远而递减，一般来说只有那些适合输入地需要的文化和风俗，才会被真正接受。用葛剑雄的话说，这样的交流，从来都是“各取所需”的。“外来文明的传播，必须要能够适合本文明的特性和情况，才能为接受者所接受，才能和当地的文明融合而发挥作用，成为当地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些不适应需要的，则会遭到抵制。西徐亚人国王阿纳查西斯和斯库特斯因为接受了希腊人的宗教仪式，不仅被剥夺了王位，本人也被处死。龟兹国王模仿汉朝的习惯，穿汉服、建造汉朝那样的宫殿，实行汉朝的仪式，修筑汉朝那样的道路，结果被西域人讥讽为驴不像驴、马不像马，就是一头骡子。
古代文明多样化的起源和相互影响的有限，决定了古代文明必然的多元格局。在人类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中，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存在的就是多元发展。千姿百态的古代文明，丰富了人类的精神和文化遗产。随着15世纪以降新航路的开辟，主要大陆之间建立起联系，以及随后西欧的殖民扩张，世界历史进入以西方霸权为标志的近代时期，世界历史上多元文明平衡发展的格局才基本被打破。即使如此，非西方的文明仍努力保持着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并在某种程度上反作用于西方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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