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合花》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一篇经典之作，体现了作者的二元叙事策略。作者通过“话语蕴藉”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合乎主流文学的叙事载体，顺利地把个性书写掩藏于政治叙述之下，完成了二元的融合。它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塑造了一位真实的普通英雄，而不是“高大全”式的英雄。它摒弃了显性的宏大叙述，而侧重隐性的个性书写，表现人性的光辉。它侧重的是生命常态，是真实情境下的人性，用舒缓的抒情节奏形成了另类的崇高。
叙述主体
女性与英雄
20世纪50年代，诗坛出现了颂歌热潮，小说界也开始革命历史题材的空前繁荣，这直接影响了这个时期文学的审美样式，文学创作中开始提倡表现英雄。英雄形象都要求近于完美，没有任何缺点，没有任何私人的感情。英雄话语中心的时代，女性被边缘化，自身价值和女性特征被严重忽视，全国上下基本都呈现出女性意识整体缺失的状态，笼罩在其中的是浓重的英雄主义氛围。
《百合花》同样表现了一个人物——通讯员。他无疑是一个英雄，他参军是“大军北撤时自己跟来的”，他最后牺牲是因为“手榴弹在人缝里冒着烟乱转，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他身上具有英雄的基本特点：有觉悟，有牺牲精神。从这个角度说，这篇小说具有50年代小说的共有特征，叙述主体都是英雄。
但是《百合花》和一般小说纯英雄主义的叙述并不一致。《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中写道：“茹志鹃最为人称道的作品《百合花》中，女性的视域主要表现在‘怎么写’层面上。正是性别的视角使这部作品疏离了当时盛行的男性文本的战争叙事惯例，在构思上独辟蹊径。”[1]这篇小说主体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英雄，小通讯员憨厚，稚气，害羞，赌气，和当时“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相去甚远。他借被子失败而归，牺牲也不是在战场上，而是为了救担架队被手榴弹炸死，但这毫不影响我们对他的尊敬，正因为他真实而又可亲的个性，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着赤诚之心的英雄形象。
在“怎么写”层面，叙述者“我”浮出水面。“我”是部队文工团的一名女兵，因为“我”是女同志，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我”赌气地想，“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女性的嗔怪显露无遗。行军路上，因通讯员只顾自己独自前进，“将我撂下几丈远”，“我”很生气，但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后来“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通讯员始终和“我”保持着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当“我”意识到通讯员是因为“我”是个女同志才这样时，“我对通讯员发生了兴趣”。“我”就无视他的窘迫，在途中休息时，坐到了他的对面，不断地问东问西，这其中蕴含着女孩子特有的狡黠。“我”的一系列表现——负气、任性、狡黠，都散发着十足的女性气息。叙述主体已经不是纯客观的上帝似的“我”了，而是一位渴望被关怀、被重视的女性个体生命，她有着自然的天性，在文本中充分表现了出来。
作为英雄的小通讯员并不独自支撑叙述，而是始终处于被看、被观察的地位。“我”见证了小通讯员的羞涩、淳朴、憨厚。而文中的“新媳妇”则再现了小通讯员真实生动的一面。“我”和新媳妇都带着类似手足之情，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牵挂他。整部作品都是战争背景下女性细腻情感的抒发。文中的“我”并不是小说的单纯的叙述者，也不是次要人物，而是作品的叙述主体。
《百合花》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人物形象并没有被塑造成那个时代普遍的呆板空洞的模式化人物，英雄也不是孔武有力的英雄，而是女性视域里的有着普通人性的英雄。英雄的战士和革命的群众，也是一个个有着最真实自我和鲜明爱憎的普通人，他们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创造出这世间最美好的温情。
叙述模式
政治叙述与个性书写
军民鱼水情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七年”是文学创作侧重于政治叙述的时代。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以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便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种被大力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实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革命现实主义，即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为革命斗争服务的现实主义。于是，作家们纷纷转向现实主义创作，各种文体都呈现出了对时代的宏大叙事模式，散发着积极向上的革命热情。
但即使是这样写实的创作，也有着“可写”与“不可写”的限制，只有在主旨上回答和揭示革命的必要性和必胜性，在题材上凸显英雄人物，抒发乐观豪放的感情基调的作品，才可以进入主流文学，至于儿女情长、个人哀乐都是被排斥的。
1958年，茹志鹃的《百合花》相继投稿给两家文学杂志，都以“情感阴暗，不能发表”为由被退稿，最后发表在《延河》文学杂志。1958年，茅盾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肯定了《百合花》的艺术成就。他说：“故事很简单，向敌人进攻的我军前沿包扎所里发生一个小插曲。人物两个：主要人物，十九岁的团部通讯员；次要人物，刚结婚的农村少妇，但这样简单的故事和人物却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爱可敬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2]赞颂了英雄形象和军民鱼水情。《百合花》正是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进行革命叙事，谱写了一曲英雄的赞歌，讴歌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才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成就了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的确，从《百合花》的写作模式来看，是符合政治叙述的一些特征的，具有政治形态层面的思想意义与价值。比如写的是发生在战斗前沿包扎所的故事，是一个战争故事，比较符合时代潮流。人物选择了革命英雄和人民群众，写的是群众和英雄的故事。包扎所向群众借被子，群众都借给了；广大群众因为知道“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才自觉为前线服务，纷纷来充当包扎所的护理人员和后勤保障。担架队由群众组成，他们看见手榴弹，连卧倒的常识都不懂，小通讯员则为了救护担架队的民众而牺牲了自己。这些内容的确都表现了军民鱼水情，所以小说在选材上是符合主旋律的。而茹志鹃本人当年参加了新四军，也是一名文工团的战士，而且确实曾经在一次战斗中的前沿包扎所救护伤员，毫无疑问，她就是一位革命作家。所以这是一位革命作家写的一个关于革命的故事。从表层的一元结构看，它就是一部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遵循当时大力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创作而成的，谱写的是一曲英雄的赞歌，讴歌了浓浓的“军民鱼水情”。
但是这样一个革命的故事，为什么会遭编辑部一再退稿？我想这和小说的另一元——隐形结构有关。一个出身农村的“小通讯员”与两位女性——“我”和“新媳妇”在激烈战斗环境下的情感关系，就像茹志鹃本人所说的那样：“在那个时候，难怪有些编辑部不敢用它，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3]可见这才是作者写作的本意。前一个爱情自然是指狭义的男女之爱；后一个“爱情”则应该是广义上的“爱”和“情”，包括一切人间的友爱和温情，更是对人性美、人情美的热爱。这样，《百合花》就在主流文学的宏大叙事框架下找到了自己的个人风格，它颂扬了纯洁的人类之爱。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它讴歌了人的青春与生命。
茹志鹃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4]小说写于1958年，大时代的风风雨雨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善意，所以作者对战争年代淳朴真诚的人际关系和美好的人性充满了向往和怀念，于是她的笔下，无论是革命队伍的同志之间，还是战士与老百姓之间，都是那么淳朴、真诚，互相关心，能为了保护对方不惜牺牲生命，所以当这样美好的生命消逝的时候，才会感到无限哀婉。
《百合花》突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宏大叙述为主的一元格局，它取材于战争生活却不写战争场面，涉及重大题材而不写重大事件，战争只是一个道具，是一个诗意抒写的背景，它的目的是尽情展现人性、人情的至善至美之处。作者通过“话语蕴藉”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合乎主流文学的叙事载体，顺利地把个性书写掩藏于政治叙述之下，完成了二元的融合。
叙述主题
生命抒情与崇高表现
《百合花》虽然是以战争为背景，却包含了作者“刻画普通人感情世界的美学追求”[5]。三位主人公从相遇到相识到分别，都散发出人性中最为质朴、本真、天然的品质，表现了一种生命的美感。早期茅盾就对《百合花》的“清新、俊逸”与“结构谨严、富有抒情风格”的艺术特征倍加赞赏。“我以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人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6]作者特别擅长营造故事情境。去包扎所的路上“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这种清新明净的氛围感觉不是在战场，而是在“赶集”。故乡中秋赏月的画面，还有“月亮堂堂，敲锣买糖”的儿歌则在唤起儿时回忆的同时给我们增添了几分温馨与甜蜜，这种叙事节奏是非常舒缓的，这种表现形式更能呈现诗意氛围中的人性美与人情美。
从情节看，文章是简省的，一点都不尖锐，也没有复杂的矛盾冲突。虽然故事以战争为背景，却没有把笔墨放在有关战争的崇高表现上，战斗的消息都是由伤员和担架员带来的，小说主体主要围绕“带路”“借被”“盖被”几处情节展开，作者让我们看的不是战争史，也不是战争中的个人史，只是个人生命的真实表达，展现的也是战争掩盖下的人性人情，这里有一种虚实相生的故事美。
人物塑造也是富有诗情画意的。文章在描写小通讯员时，着重描写了他的枪筒，写了步枪筒里插的树枝和野花：“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这些树枝和野花是生命的象征，它表现小战士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趣，同时也表现了他个性中的天真和在紧张战斗生活中的从容与镇定。“我”设想的小通讯员在家乡的场景：“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扛着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他的生命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所以即使在最紧张的战争年代，还是保持着生命中诗意的一面。写新媳妇时，一再写到的是她的“百合花”被子，这个意象在文章中出现多次，具有丰富的象征含义。百合花，香气清幽，白净纯洁，人物的心灵也如百合花一样纯洁、高尚、美好。这三个年轻人在这篇小说中，微妙的感情如同小河流水一样亲切自然却又合情合理，没有紧张激烈的冲突，有的只是诗一般的韵味。
人物，只是普通平凡的人，他们连名字都没有，作者也只写了他们生活的侧面，关注了他们的一些小事。故事，只是简省的叙述，没有任何激烈的矛盾冲突。作者没有任何崇高的描写，但文本最终呈现的却是一种崇高。
这种崇高，在于人物、英雄，现实生活中可能会脸红，会被人嘲笑，关键时候，却勇敢地扑向了冒着烟的手榴弹。新媳妇，虽然有调皮泼辣的一面，但在小战士牺牲的时候，原本忸怩害羞的她会“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何尝不是一种崇高呢？写小通讯员的崇高之死，小说没有写战场上的死亡与流血场面，而是通过流泪的伤员讲出来，这让崇高的姿态得到了抑制，把崇高自然融化在带有抑制特征的优美氛围中，造成了心理的落差，反而用平淡造就了浓烈，形成了一种崇高的陌生化效果。因为人性的可爱，逝去之后才能看出它的崇高，这是一种诗意的崇高，有别于传统的宏大，这也是主题二元化的一种融合。
《百合花》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一篇经典之作，体现了作者二元的叙事策略。它描写的是英雄，却没有“高大全”式的英雄叙述，而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塑造了一位真实的战士。它是规范的战争题材，却摒弃了显性的宏大叙述，而侧重隐性的个性书写，表现人性的光辉。它表现崇高，却侧重描写生命常态和真实情境下的人性，并用舒缓的抒情节奏形成了另类的崇高。作者在审美上最终找到了文本对十七年革命现实主义规范的突破，用庄重严肃的政治话语形式表达了自己个性的认知，这估计也是她表达的一种策略和生存的一种智慧吧。
参考文献
[1]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修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3.
[2][6]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J].人民文学，1958(6).
[3][4]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J].青春，1980(11).
[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68-69.
来源：中学语文教学2022年07期
作者：吴君
转自：“语文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