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字养泉，笔名伏庐、柏生、桐柏、松年等。浙江绍兴人，现代散文作家、著名编辑，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历任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武汉《中央日报》编辑，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著有《伏园游记》《鲁迅先生二三事》等。
中学的文言教育：兼评《开明文言读本》
文 | 孙伏园
“中学应该不应该教文言?”或“中学的文言应该如何教法?”这些问题都是当前教育家们常常考虑到的重要问题。但我以为在这些问题以先，还有一个亟待说明的问题，便是“文言是什么？”。
有人说文言是死文字或死语言。这种判断大概只有一部分是事实。死文字或死语言有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它曾经活着。拉丁文现在已是死语文，因为当它活着的时候，罗马人的口头和笔下曾经很灵活的运用着。古希腊文、希伯来文、梵文，现在都是死语文，但在当时当地，也和拉丁文一样，曾经真正的活着。而中国的所谓“文言”，却并不完全如此。
我们不能指出某一时代或某一地域的中国人曾经说过文言。现有的一切文言材料，虽经各时代的作家写出，但在没有证明他们所写确与他们所说的一致以前，我们依然无法指说文言曾经活着。文言既是未曾活着，所以它也没有死去，它是一种无生物，所以是超生死的。
文言的含义非常广泛而繁杂。“尚书”是文言，“史”“汉”是文言，唐、宋诗、词是文言，明、清小说、戏曲也是文言。这样，除了现代国定以北平语为标准的国语以外，历代的一切作品都包括在文言之内，这文言的范围岂不十分广泛而繁杂吗？
各时代的文言既不相同，而又都不是各时代的口语，那么文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语文呢?文言到底能不能算作一种中国古代的语文呢?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各时代的文言，是经过高度的修饰，使与当代口语距离遥远的一种语文。这所谓高度的修饰里面包含声调和谐的理由，字数多寡的理由，词汇雅俗的理由，及最后也最重要的一个与当代口语的距离越遥远越好的理由。这种高度的修饰，超过了世界任何时代的语文作者所应从事修饰的范围，使作品成为看着勉强能懂、听着万不能懂的所谓“文言”。
这种所谓“文言”的形成，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形体重于声音的文字的存在。所谓文字有死有活，都是衍声文字必有的现象，口语渐渐变了，衍声的文字也随着渐渐变了，新词汇产生了，衍声的旧词汇也随着无用了，这便是语文渐渐死去的过程。这种过程在用着衍形重于衍声的文字的中国只有一部分能存在。中国文字有古今音的不同，音虽然变了，文字依旧沿用着。例如“伏”字，唐代以前读作buk，现代国语则读作fu，相差得已经极远，“伏”字的字形仍旧。口语中保存古音的一部分，因为“伏”字已经改读fu了，只好另找一个“訇”字来代替。因为读音有新旧代谢，而字形能长期保存，所以使中国的文言成为超生死的。
超生死的语言所以能有高度的修饰，自然另有它的社会原因。中国在任何时代，都只有极少数人能识字；而能作文言的，又是这极少数中的极少。在科学极不发达、智慧几无他种用途、“十载寒窗”可以全用于文言的修炼的时代，千百人中只有一二人能够作到一个“通”字，足见这高度修饰工夫的不易作。而这千百人中的一二人，有才智，有闲暇，尽量提高标准，在声调和谐的理由上，字数多寡的理由上，词汇雅俗的理由上，甚至在与口语的距离越遥远越好的理由上，从事挑剔与发掘，作成许多不必要的忌讳，不必要的规律，连这一二个人自己也不免要触犯。这便是文言的社会背景，它所以只能存在于古代的帝王社会，而不存在于现代科学发达、世界大通的社会的理由了。
各代文言中含有当代口语的极少成分，这对于中国语文进化的研究上不无帮助；而文言的高度修饰，对于今后国语的修辞学上也不无少量的参考价值。而中国历史如此久远，各时代的记载大部保持着所谓“文言”的外形，不瞭解文言几乎不能阅读这些载籍，所以用文言这一个词来包括中国古籍语文的形式，而加以科学的研究，使后辈青年能从这科学研究的结果中得到阅读的便利，这便是今日一件必要的工作，而朱自清、吕叔湘、叶圣陶三先生的《开明文言读本》所以有它极高的价值了。
中
古人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话在任何语系的文学正在发轫的时代都有至理。这所谓“文”，便是在声调和谐、字句整齐等等条件上多下工夫。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史诗，和中国的“诗经”、“楚辞”等，都能到这个“文”字，所以行得也相当远。不过古人所谓的“远”，和我们现在的“远”到底还有很大的距离。五十里一百里外，五十年一百年后，仍然能够口耳相传，在古人看来已经不算近了。如果还要往远处行，就我们现在来说，只有用印刷术或无线电等等科学发明来补助，决不应该单靠“文”的程度的增加。不料后一辈的古人在这方面偏偏想左了。他们以为言之愈文，行之愈远，文的程度增加，远的程度也增加；不知道“文”要是超越了限度，使声调字句过分齐整，俗字全用雅字代替，口语中的词汇全用古典代替，这样不但行不到五十里一百里的远处，连作者大门以内的家人老幼，也没有丝毫瞭解的可能了。文言的高度修饰，便是在这种错误的见解下造成的。
文言的成因既然如此，所以朱自清等三位先生在《开明文言读本》的《编辑例言》里说：“我们学习文言的时候，应该多少采取一点学习外国语的态度和方法，一切从根本上做起，处处注意它跟现代口语的同异。”这观点是十分正确的。自从国语运动展开而且获得相当成就以来，这样从根本做起的多少采取一点学习外国语的态度和方法以学习文言的主张，虽然也不是没有人提及，却还没有人真正实行过。《开明文言读本》是第一部完全站在国语的立场，认国语为标准的中国语文，以国语为纯粹的研究工具，从事讲解研究的文言选本。所以它是一部划时代的书籍。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自从文字离开口语变成文言学习时必须加以讲解以后，无论这讲解者为父母对其子女也好，老师对其弟子也好，其所讲解的用语无不用其当代的口语。而用这种口语讲解成书籍的，如《四书白话讲解》《文话解》《唐诗白话注解》等，也并不少见。那末何以朱自清先生等的《开明文言读本》却成了划时代的选本了呢？我所要说明的是:前乎此书的白话讲解或为口语或为文字，都是以文言为主，为使后辈学作文言，而文言又如此难懂，故不得不用白话加以讲解，而此书却以国语为主，现代青年已有其自己的正当语文，但不愿舍弃古代书籍的内容，也不愿舍弃古代文学的欣赏，故不得不用科学的方法，以研究并瞭解文言的一切。这两个“不得不”的事实是相同的，而两个“不得不”的方向是相反的。以当代口语讲解文言并不是前无古人，而完全站在国语的立场，以科学方法研究文言，却成为划时代的了。
所谓“我们学习文言的时候，应该多少采取一点学习外国语的态度和方法”，这“多少”能不能用数字来表示呢？依我的粗疏看来，这“多少”大抵于三分之一。如果外国语是指的中国人学习英法苏(以五强中的其他四强的国语为例)语，那末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只要三分之一也够了。第二个三分之一应该采取英、美、法、苏人(仍以五强中的其他四强的国民为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态度和方法。第三个三分之一则是我们特有的，我们应该特有一部分学习文言的态度和方法，因为如上所述，文言到底不是外国语，也到底不是古代曾经活着的语文，而是经过高度修饰、距离口语极为遥远、而仍有极少部份的口语留存在内的一种人为的超生死的语文。
这三个三分之一合在一起，便是科学地研究文言的态度和方法。朱自清先生等三位在“开明文言读本”的卷头有一篇五十三页的导言，内分文言的性质、语言、词汇、文法、虚字五章，单印可以成为一个小册，便是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文言的一篇初步报告，也可以说是一部文言的简明文法书。我们不是没有文言的文法书，如《马氏文通》，如《汉文典》，如《高等国文法》和《中等国文法》，都是讲述文言的文法的，较近行世的《国语文法》，里面也有一半讲述文言的文法。但是完全站在国语的立场，处处注意文言和现代口语的同异，用科学态度和方法加以研究的，这五十三页的一篇导言要算是开山的著作了。
导言也和文法书的体制相似，将全篇分为一百九十八节。其中一二两节属于文言的性质，三节属于语音，四节至一七节共十四节属于词汇，一八节至四一节共二十五节属于文法，四二节至九八节共一百四十七节属于虚字。虚字的一百四十七节中，例举了一百四十六个虚字，每个虚字都有若干条用法和举例，如果一位青年志在阅读文言书籍，只要将这篇导言放在案头，不但可作文法书看，也可以当作字典用了。
《开明文言读本》共六册，现在我所看到的还只有两册，在这两册中已可看出它确是一部合乎理想的文言选本。但它到底只是一部选本，我们不应多所希望于选本以外的一切。不过有了这部选本以后，有志之士如愿再作继续的文言研究，那末各代文言的同异，各代文言中所含口语的成分，所谓正统文言和其他富有方言色彩的文言或经过几度雕琢而和口语距离最远的辞赋、骈文等文言，这些课题都是下一步应做的工作。读本只能着眼于难易和先后，故于各时代作品的量的分配和质的演变是无法顾及的，这决不能算作选本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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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讨论中学应该不应该教文言和中学的文言应该如何教法的问题了。
对于第一问题，我们可先与学习外国语作比较。我国中学采取五强中有二强共用的英语作为必修的外国语，法、苏二语暂置不提。我们试比较英语与文言在现代中国社会所占势力之大小及中学生毕业以后进入大学研究高深学术时二者参考书量的多寡。结果大抵是前者文言略大，后者英语略多。至论中学生学习时的难易，则文言与英语几乎相差不远。
我们可再与今日的英、美、法、苏中学生学习希腊、拉丁语作比较。希腊、拉丁语在现代欧、美社会仍占相当的势力，例如《新约》虽有现代各国语文译本，而原文则为希腊语，研究宗教或哲学者不可不参考原文。现代各种学术的名词，如动植物学、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医药等学，都是拉丁语。而各种学术史又必从希腊文化叙述开始，例如关于语文的各科学，希腊语的用途甚广。希腊、拉丁语在欧、美社会所占势力几大于文言在中国社会所占势力，而欧、美中学生应否学习这两种古语文的问题早已展开剧烈辩论，结果大部份已将这两种语文归入大学课程，只少数守旧中学如教会所主办者仍有两种古代语文任择一种的教学。
因为文言有一部份中国特有的现象，不能与现代中学生学习现代外国语，及现代欧美中学生学习希腊、拉丁语比较，所以我们再试与文言时代的中国青年学习篆文作一比较。在篆文时代学习文字虽为“小学”之业，至今还遗留着一个“小学”的名称，但经汉隶而入于唐隶时代，篆文的学习已变成专门学问了。虽在清代小学研究臻于全盛的时期，举人、进士 (大体相当于今日之中学生、大学生)仍多不识篆文者，这情形大可作我们讨论中学应否教文言时的参考了。
朱自清先生等在《文言读本》卷首便说：“我们认为作为一般人的表情达意的工具，文言已经逐渐让位给语体，而且这个转变不久即将完成。因此，现代的青年若是还有学习文言的需要，那就只是因为有时候要阅读文言的书籍，或是为了理解过去的历史，或是为了欣赏过去的文学。写作文言的能力决不会再是一般人所必须具备的了。”这个看法是最基本的、最正确的。中学的文言教学应该根据这个原则。
有了这个原则，中学的文言应该如何教法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中学后期划分文理的办法很值得考虑。大学各部门的文言参考书应有一张大体的目录。为预备升入大学的中学文言教育，文科的应采自大学文、哲、史、法等各学系的参考书目，理科的应采自理、工、农、医等各学系的参考书目。这样，不但时间精力不至徒费，而且真正作到预备升学的实际了。至于职业性的中等教育，课程中如何配备文言教材，则全视社会实际情形为定，极少分量或甚至根本不教文言都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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