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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社会差异化以及基于差异性的行动模式
张康之;1-12
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村庄转型的实践逻辑——基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
田鹏；13-22
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农村集体经济：双重属性与平衡机制——以四川省宝村为例
卢祥波；23-32
乡村振兴中的农村非正规就业群体：基础与价值——以滇中G乡为例
陶自祥；33-40
乡村社会发展
基层减负视角下议事协调机构的运行逻辑探析
李博；41-50
村社本位与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机制与绩效
梁伟；51-61
农民问题
我国普通农业型村庄大龄未婚男性分布的区域差异——基于“区域社会文化”的分析视角
王向阳;62-70
阶层婚配视角下农村“天价嫁妆”的再生产——基于福建省晋江市农村婚姻实践的分析
王黎;71-80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转型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陈小玉;陈绍军;81-89
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复合型治理的生成逻辑——以“三元统合”为分析框架
沈迁;90-101
资源下乡与村民动员路径创新——基于乡村自主性视角
陈万莎;102-111
土地问题_农地撂荒问题研究
务工距离如何影响农地撂荒——兼顾时间、性别和代际的差异性考察
庄健;罗必良;112-123
自然禀赋与农地撂荒——基于对农户承包地规模的考察
洪炜杰;124-135
转出抑或撂荒：外包服务对小农户的挤出效应——来自河南省麦农的证据
李尚蒲;张路瑶;136-149
农业经济
资本循环理论视角下生态产品价值运行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高攀;南光耀;诸培新;150-158
城市规模、政策筛选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胡亦扬;张文武;159-169
早期迁移经历对农村个体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
蒋浩君;苏群;170-184
社会差异化以及基于差异性的行动模式
张康之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差异化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一个维度，人类历史就是差异化的历史，呈现出的是差异的扩大化和普遍化。农业社会是一个同质性的社会，为了维护同质性而排除差异和消灭差异，甚至经常性地通过战争的方式去消灭差异。工业社会的差异化程度呈现出迅速增长的趋势，但在这个社会中出现的认识论哲学确立了寻求同一性的原则，而且也落实到社会建构、制度安排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也是抹除差异的要求。随着人类陷入风险社会，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同一性追求已经失去了对行动的指导意义，更不可能转化为社会建构和制度安排上的物化设置。风险社会中合作行动所面对的是不可化约、不可消除的差异，必须在承认差异和包容差异的前提下开展行动。事实上，差异性也可以成为合作行动的资源，能够为合作行动提供动力并使合作行动得到优化。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村庄转型的实践逻辑——基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
田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摘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过程中乡村发展与村落变迁的多元化推进动力机制及多样化地域构造模式，使得地域社会视角下中国村庄转型呈现出过渡性、动态性、复合性等实践特征。在村庄向社区转型演化过程中，不同地域社会构造模式及其多元化整合机制能否重塑地域社会认同及新公共性，构建普遍主义价值规范和主体性社会行动体系，并顺利过渡到共同体本位导向的现代地域社会，理应成为中国村庄转型和村落共同体的前途命运理论研究的题中之义。本研究基于地域社会理论视角，阐释其作为理论框架之于中国村庄转型的学理价值。与村落终结、单位化村庄、后乡土社会、村庄结构—区域差异等理论视角不同，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从地域整合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基于地域生成演进的动力机制、地域生活营造的认同模式、地域主体重塑的新公共性等维度，考察从村庄到社区转型过程中空间、制度、主体三者之间的动态关联，从而提出不同村社嵌合地域社会的构造模式顺利转型过渡到现代地域社会的理论议题和现实制约。
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农村集体经济：双重属性与平衡机制——以四川省宝村为例
卢祥波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有效路径，经济性和社会性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双重属性，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充满争议的问题。与许多研究认为农村集体经济双重属性二元对立的观点不同，本研究认同双方之间是一种可以调和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两者的平衡。本研究以四川省宝村为个案，从微观层面考察共同富裕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性与社会性共存的可能及其机理。宝村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在产业选择上坚持经济发展与村庄建设相融合，在生产运作中注重集体经营与村民参与相结合，在成果分配时主张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相统一，最终实现了经济性与社会性的有效协调。研究发现，总体性组织的统筹、利益共同体的构建、集体价值观的引导为农村集体经济双重属性的平衡提供了可能，并推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乡村振兴中的农村非正规就业群体：基础与价值——以滇中G乡为例
陶自祥
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不同农民群体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不同的作用。既有研究更多关注乡村振兴中的返乡农民工和中坚农民，而忽视农村非正规就业群体。受制于家庭功能需求和劳动力市场分化双重因素，这一群体基本丧失进城正规就业的机会，多嵌入本地灵活的非正规就业体系。农村多元就业、劳动力市场分化、家庭伦理责任需求以及就地务工的灵活性成为其产生的基础。农村非正规就业群体作为当前农村人数较多、较为活跃的群体，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经济性、家庭性、治理性和社会性多重功能，具体表现在助力农业规模化经营、增加家庭双重收入、成为国家与乡村中间人和形塑乡村振兴新秩序等方面，成为乡村振兴的“第三主体”。
基层减负视角下议事协调机构的运行逻辑探析
李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北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摘要：议事协调机构作为县域治理过程中的非常规官僚组织体系，在实现县域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从基层减负的视角审视了议事协调机构与基层减负的关系，所提出的双轨制的治理理论为基层减负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官僚组织体系内部常规化组织体系与非常规组织体系二者之间存在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减负效果式微。要从根本上推进基层减负必须逐步改良县域治理所依附的组织体系，尤其是加强非常规官僚组织体系的规范化治理，将议事协调机构的考核纳入基层减负的考核范围，从而构建常规化官僚组织体系与非常规官僚组织体系相兼容的减负体系。在县域治理过程中，为配合做好基层减负，需要进行非常规官僚组织的规范化治理，主要包括严格控制议事协调机构的数量，提升议事协调机构的规范化管理能力，加强县一级议事协调机构自主设置决策权，注重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考核与监督。
村社本位与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机制与绩效
梁伟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推动农业规模经营进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议题。鹅镇的经验表明，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规模经营内生发展的重要机制，该模式实现了现代农业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这一模式的实践运作依托三个重要机制：一是地方政府引导，即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激励、风险防控等方式引导村社集体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二是村社集体统筹，即统合分散土地以实现整体流转，从而统筹协调农业规模经营实践；三是农民自主参与，即农民自主确定农业经营主体，民主协商地租价格，与农业经营主体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在该模式下，农业经营规模适度且经济效益较高，农业经营的社会效应溢出，农业经营的村庄治理效应较为显著。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和农业规模经营发展，应当注重农业规模经营与村庄社会的有效融合，以促进农业与农民福利、村庄社会同步发展。
我国普通农业型村庄大龄未婚男性分布的区域差异——基于“区域社会文化”的分析视角
王向阳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当前，我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然而婚姻市场视角下的相关研究难以解释其区域分布问题。基于“区域社会文化”的分析视角，研究发现：北方小亲族村庄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激烈，但大龄未婚男性剩余人口极其有限，主要源于父代介入这一婚恋危机外部干预机制的普遍存在；南方宗族型村庄适婚人口结构严重失衡，本地婚恋形势严峻，盛行自由恋爱婚恋模式，当地村庄和家庭存在双重保护结构，父代介入有限，外部干预机制缺失，导致其大龄未婚男性数量众多且集中分布；原子化村庄社会和家庭包容度较高，子代自主性较强，婚配机会与个体择偶意愿和能力高度匹配，大龄未婚男性数量有限，且分布分散。当前，各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剩余人口的区域分布，看似是婚姻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其本质上却是在各地不同区域社会文化影响下外部干预机制是否存在以及是否有效的必然产物。
阶层婚配视角下农村“天价嫁妆”的再生产——基于福建省晋江市农村婚姻实践的分析
王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在农村发生社会分化的背景下，阶层分化成为影响农民婚姻匹配的重要因素。基于晋江农村婚姻实践的调查研究表明，在阶层婚配视角下，不同阶层围绕作为优势婚配资源的上层适婚男女展开竞争，上层家庭的竞争优势使其对中下层家庭形成婚配挤压和婚配排斥，最终带来不同阶层内部婚配的模式。嫁妆作为婚姻财礼的一种形式，由男方家庭支付的彩礼和女方家庭给女儿的财产共同组成，因而成为阶层展开婚配竞争的工具。天价嫁妆是上层家庭婚配优势的集中体现。通过支付天价嫁妆，上层家庭完成婚配对象的阶层身份确认、赢得对于子代婚配选择的支配、实现姻亲之间的权力匹配，并最终实现上层内部的婚配联合与阶层地位再生产。由于不同阶层能够支付的嫁妆水平不同，农民婚配方式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化特点：上层家庭之间形成以“父母主导”、偏爱本地婚姻、“门当户对”为主要特点的婚姻圈；而底层家庭青年则被排斥在上层婚姻圈之外，他们倾向于通过自由恋爱来寻找婚配对象。阶层婚配视角的引入，带来嫁妆意涵的改变，嫁妆成为阶层婚配竞争的媒介。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转型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陈小玉1,2 陈绍军1
1.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发展战略不断深入实施，农村家庭转型在居住空间、资源要素、主体性重塑等方面呈现出整体性、嵌入性、辩证性等特征。本研究从转型社会学视域出发，反思性借鉴西方家庭策略理论，构建中国农村家庭转型的空间—要素—主体三位一体分析框架。基于苏北地区的实地调查，考察农民集中居住及就地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转型的经验样态和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不同于市场主导的异地城镇化，在政府主导的就地城镇化过程中，村落空间消解与居住空间集聚化变迁是农村家庭整体性转型的直接驱动因素；同时，通过家庭资源整合和要素优化配置实现就地城镇化进程中发展型家庭再生产的预期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基于家庭内部代际分工和家庭成员角色扮演实现权利结构均衡化转型，最终完成新型家庭的主体性重塑。
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复合型治理的生成逻辑——以“三元统合”为分析框架
沈迁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推动东部沿海乡村形塑复合型治理结构。田野经验表明，乡村社会呈现治理机制的复合型嵌入：常规型事务的行政化运作，形塑乡村科层组织格局；运动型事务的政治域统筹，奠定乡村党委统合制度；内生型事务的自治性回应，构建乡村协商治理机制。复合型治理结构不仅衍生“政治-行政-自治”三元统合的治理机制，而且提升乡村实质治理能力，实现规则之治、稳定生态与治理有效。复合型治理是外生型治理事务结构倒逼和政治型治理责任考核取向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合理性来源于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必然要求，以及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突破。
资源下乡与村民动员路径创新——基于乡村自主性视角
陈万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摘要：自农业税费取消后，资源下乡成为国家形塑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国家通过资源下乡实现村庄有效治理的主旨在于能够动员村民参与基层公共事务、激活村庄自治活力。实证研究发现，资源下乡实现村民动员的关键在于，通过平衡规则输入与行政赋权充分发挥乡村自主性进行机制创新。乡村两级通过转化国家资源配置规则、协商民主融入村民自治组织、将政治领导与社会动员结合等方式实现精英吸纳和资源有效输入，激活了乡村自主性。资源下乡实现村民动员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将下乡资源转化为村庄公共事务重塑乡村社会的利益关联以激活村民自治，在此过程中对关键性节点进行弹性化督查以激活基层干部的主体性，明确动员的对象和内容，用村民组织化动员替代科层制内部的政治动员，真正实现将下乡资源转化为动员农民组织和参与的物质基础和事务抓手，为乡村振兴具体实践机制提供启示和参考。
务工距离如何影响农地撂荒——兼顾时间、性别和代际的差异性考察
庄健 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摘要：提升耕地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农地撂荒，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前提。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考察了农民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务工距离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本地务工对农地撂荒并未产生影响，而异地务工通过降低农业投入时间和农地生存保障水平两条路径加剧了农地撂荒。(2)异质性分析表明，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因转移劳动力的性别和代际结构存在差异性效果，家庭女性和老一代劳动力的异地务工明显加剧了农地撂荒行为。(3)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权稳定、农地流转与农机服务市场发育，会显著弱化异地务工对农地撂荒的影响。文章强调，以家庭内部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生计模式更有利于耕地的合理利用。此外，推进农村城镇化，鼓励农民就近就地就业，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与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率，有助于缓解农地撂荒并改善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自然禀赋与农地撂荒——基于对农户承包地规模的考察
洪炜杰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摘要：开放条件下，自然资源对于农户要素配置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将不断减弱，“资源无谓”的特征则逐渐凸显，由此导致耕地撂荒的加剧。本文从农户承包地规模的角度分析农地撂荒的发生机理，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和2017年江西省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平均意义上，承包地面积和农地撂荒之间呈现负向关系，承包地面积越大，农地撂荒的概率相对越低。(2)加入承包地面积的平方项后发现，承包地面积和农地撂荒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随着承包地面积的增大，农地撂荒的概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特点。(3)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户自己耕种的概率和承包地面积呈现“倒U”型关系。在不耕种的农户中，农地流转的概率和承包地面积之间同样呈现“倒U”型关系。(4)机制检验表明，承包地面积和农地撂荒之间的“U”型关系，主要是由开放条件下农业劳动力的刚性约束引起的。因此，小农更可能是进行小规模经营而不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核心主体。
转出抑或撂荒：外包服务对小农户的挤出效应——来自河南省麦农的证据
李尚蒲 张路瑶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摘要：小农户退出农地经营，不仅涉及中国农业经营主体转换与基本经营制度变革的基础性问题，而且关联到国家农业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等重大议题。农机服务市场发育对小农户农地经营是否存在着“挤出”效应，尚未得到一致结论。利用河南省小麦种植样本农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外包服务促进了小农户退出农地经营，主要表现为促进农地转出而不是农地撂荒，且对均值规模以下的农户退出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2)异质性分析并未改变外包服务对农地经营影响的主效应，且要素市场发育亦有利于推动农地转出，并有效抑制农地撂荒。(3)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服务价格上涨推动了农户退出农地经营，但外包服务的本地化则减缓了农地经营的退出。文章认为，应该关注外包服务的“双刃剑”作用，加快相关要素市场的发育及其匹配，搭建农机服务信息平台，稳妥推进小农户农地经营退出的相关制度建设。
资本循环理论视角下生态产品价值运行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
高攀1 南光耀2 诸培新1,3
1.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 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3.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院
摘要：借鉴资本循环过程中的购买阶段、生产阶段及销售阶段，结合生态产品自身的特殊属性，将生态产品价值运行机制分解为生态资源资产化的准备阶段、生态资产资本化的购买阶段、生态资本产品化的生产阶段以及生态产品货币化的销售阶段。在此基础上，分析识别各阶段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并构建相应的优化路径，以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有效运行。研究发现，生态产品价值运行各阶段的关键问题依次是生态资源的顺畅交易、资本的有效投入、生态产品的可交易性和生态产品的市场交易。据此，提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权利束细分以及生态要素市场体系构建等完善生态资源流通基础；通过税收和信用贷款优惠、发行生态股票等方式激励市场主体参与，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创新“生态+”产业模式、引入高级人才与管理手段，丰富生态产品价值属性；科学核算生态产品价值，修正生态产品的外部性和市场交易失灵等保障生态产品的市场化交易。最终，构建起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有效路径，促进生态产品价值高效实现。
城市规模、政策筛选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胡亦扬1 张文武2
1.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2. 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和177个城市匹配的微观数据，从异质性视角对城市规模、政策筛选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具体表现为，城市规模每增加1%,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概率增加0.21%～0.59%。但上述效应具有政策筛选异质性，明确的劳动力政策有利于吸引高技能农村劳动力，模糊性的政策则更有利于低技能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规模与政策筛选对农村劳动力流入的作用在不同地区表现各异，在东中部地区显示为对农村劳动力流入的促进作用，但在西部地区则不利于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入。研究结论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重战略背景下优化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设计提供了证据支撑。
早期迁移经历对农村个体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
蒋浩君 苏群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利用CFPS数据，分析农村个体早期，即儿童时期的迁移流动经历对其成年后的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发现早期迁移经历会对个体成年后的教育人力资本产生显著影响。早期迁移经历对个体受教育质量的影响是正面的，尤其是农村非户籍迁移个体。早期迁移经历的发生会显著提高个体的识字能力和数学能力，且这种积极影响会在发生迁移的时机更早、距离更远时，表现得更为强烈。对此，政府应多关注农村非户籍迁移群体，促进其家庭化流动，从而减少留守儿童，增加农村儿童的迁移机会。同时，应多方位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力，保证这部分儿童能够通过迁移利用更好的教育资源、减少其学业中断的风险。此外，还应出台相应政策支持农村家庭在儿童适当的年龄进行远距离的迁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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