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其明确提出了“两相适应”的实践要求，辩证彰显了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内在融蕴了“综合创新”的文化理念、深化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观念，代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传承问题上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新境界。
［关键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综合创新；批判继承
［作者简介］李新潮：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所谓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就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聚焦过去与现在这一历时态轴线，针对传统文化的整理、评价、鉴别、转化、发展等问题所持的一系列立场、态度、观点和方法。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思想(以下简称“‘两创’思想”)，是习近平围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就基本内涵、区别原则、内在依据、当代价值和传承路径等问题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一思想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和精神实质，一脉相承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化传承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是对当代中国新实践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和时代课题在文化传承领域的理论回应，代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传承问题上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新境界”的开辟，一方面意味着“两创”思想以马克思在哲学领域进而延伸到社会历史领域所发动的革命性变革为理论底色和思想支撑，全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意味着“两创”思想针对中国新时代在文化传承领域的新实践和新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回应和完善性的理论建构，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思想。
一 明确提出了“两相适应”的实践要求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0.）也就是说，传统文化要素要想真正融入时代发展之中，从而在当代中国生根发芽，必须坚持“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实践要求，这一实践要求为当代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明确的价值遵循和实践根据。
(一)实现“两创”要“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这里的“当代”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时间概念，而应该从哲学意义上对其进行深刻思考和本质性把握。“当代”是以“现实”为支撑的实体概念。“现实”的内容必须在“当代”的时间框架之中才能得到动态的展开，“当代”的本质意蕴只有在“现实”的充塞支撑之下才能得到真实的彰显。因此，这里的“当代文化”就是当代人类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在时间维度的展开。这里的“当代文化”之所以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就在于“现实文化”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而这种内在规定性根植于当代中国现实实践的土壤之中。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理论品格，可以说“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需要相适应的“当代文化”指涉的就是当代中国的“现实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同时，“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必须以“当代文化”为根据，并与之“相适应”。关于这个问题有学者解读道：“在作为‘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的我们这一理性主体面前，无论中国传统文化再或西方文化都不过是供我们随意取用的一堆没有生命、没有自主性的材料，它们是外在性的和对象性的文化，必须接受‘当代’‘现实’带有由理论所导向的检验、拣选和使用。”（金惠敏.作为话语的文化与作为生命的实践——习近平“当代文化”和“现实文化”两个概念对于破除中西文化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意义［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7(3)：9.）虽然这一论述不免生硬和偏激，但是其所彰显的“能动主体”与“被动客体”的关系性揭示确实犀利而独特。这提示我们，传统文化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资源性、客体性和被选择性的对象，而接受和筛选传统文化资源的理性主体就是生活在“当代”的人，检验、拣选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文化”或者说“现实文化”正是蓬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习近平明确限定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审视，也就是说，“以今看古”“为今说古”，这与中国共产党“古为今用”的一贯文化立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这实际上表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化。
在当代中国，任何现实文化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存在。因此，“与当代文化相适应”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核心环节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体而言，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审视中华传统文化，辨别其消极因素、吸收其积极思想，通过诠释与阐发、改造与转化，使之融入当代中国文化体系之中，进而在走进生活、走入人心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实现创新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结合绝不是概念范畴的简单对应和附会，比如将“物质”与“气”“矛盾”与“阴阳”“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民本”与“以人民为中心”等范畴进行直接的对照和解析。在孙正聿、陈来、韩震先生进行的“中西马高端对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结合的问题上，他们普遍认同“马克思主义和儒学问题不能够拘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八个字上面表面理解，不应当一般地去关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所谓理论结合点，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学术对话，更不需要纠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儒学经典文本的具体比较之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拨云见日，直指根本，直接指向中国当代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苏碧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孙正聿、陈来、韩震先生中西马高端对话［J］.北大中国文化研究：第3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3.）在文化资源开发的意义上，我们的确需要通过上述方式检索和挖掘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契合之处，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如果缺少对传统文化内涵的一系列前提性反思和对社会现实的整体性把握，尤其是缺失“实践”这一根本中介的深度参与，这样的研究过程很可能沦为一种文字游戏，从而难以取得有价值的思想进展。具体而言，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具体概念要进行前提批判，即通过思想再现尽力恢复传统文化的原初性意涵、通过去语境化辩证分析传统文化的普遍性内涵、通过再语境化提炼升华传统文化的时代化意涵。在此基础上，还要根据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和文化需求，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赋予传统文化以生命的性质，激活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
(二)实现“两创”要“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这里的“现代社会”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现代社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能被理解为“现在的社会”或“现代的社会”。现代社会是相对传统社会而言的，意味着它是以现代化道路为基本定向的社会形式。从一般意义上来看，现代社会起源于西方工业文明所造就的自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社会形式。在现代社会这一特定阶段，资本主义现代性具有本质性意义，而资本主义现代性是由资本逻辑和现代形而上学作为基本支柱相互拱卫的。在资本逻辑和现代形而上学的合谋之下，资本逻辑的扩张本性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内生性动力。在这种强大的内生动力的推动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全球化等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本质性特征。但是在“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语境之下，“现代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普遍性内涵，也有当今中国的特殊性意蕴。也就是说，这里的“现代社会”特指正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社会既区别于中国传统社会，又区别于西方现代社会。在这一社会，资本逻辑仍然是重要的社会推动力量，但是我们又在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架构和价值规范来约束纯粹的资本逻辑，从而在限制和发挥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中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203.）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协调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农业文明在思想文化层面的反映，当然与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差别很大。我们追求的经济道路是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要“相协调”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需要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一致的经济伦理。对当代中国来说，这一套经济伦理既不能从西方社会直接引入，也不可能从中华传统文化中直接摄取，同时，历史已经证明更不能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经验中直接移植，只能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自家体贴”。所谓“自家体贴”的过程就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诉求之下，中国传统的“义利”思想经过转化发展就可以很好地补充或者规避资本逻辑之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以保障个人私利为前提，以抽象“经济人”为假设，以等价交换为法则，以获取私利为根本。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有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在配置资源和应对变化方面具有灵活性，这是行政权力所难以起到的作用。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市场经济必然会滋生利益至上的拜金主义，害人利己以谋取私利，损害公利以获取私利，破坏规则以获取私利，这是市场经济难以避免的“恶”。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建构伊始就具备认识上的后发优势，建基于其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本质上是这种“综合”的反映，要符合这种经济体制的条件，要与其相协调。我们不仅要有意识地用社会主义原则去补充和约束资本逻辑，而且要有意识地用中国自古就有的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文化传统来制约资本逻辑，有学者总结为“以义制利，以道制欲”（姜义华.中华文明的经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3.）。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协调而言，任何国家制度和上层建筑都会受到该国历史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并由于这种影响反映出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政治发展道路，表现出不同的实现形式。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6.）“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的重要营养成分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素，只有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将自在的传统文化养分转化为自为的现代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助力现代社会的完善和发展。比如，独具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的协商民主制度，就是赋予“和合”的政治文化传统以新的时代内涵，使其融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结果。再比如，从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强调 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18-03-05(1).）
二 辩证彰显了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观点，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定位作出了包括“根魂论”“文化基因论”“精神命脉论”“独特标识论”“丰厚滋养论”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论断，从而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奠定了重要的认识前提。
(一)大力肯定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根魂论”第一次将中华传统文化提升到了中华民族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根”和“魂”相统一的新高度。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26.）“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3.）承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似乎已经成为共识；而承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是中华民族之“魂”，却显得颇具新意。在我们看来，这一创新性提法意义重大，因为这一论断进一步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定位，进一步明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事实上，承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承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就是承认其独特性。
“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永不褪色的价值”“历久弥新”等论述，直截了当地肯定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永不褪色的历史价值的部分，不仅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抽象精神、“永恒道德”的批判，而且更加明确地揭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永恒魅力和当代价值。这种永恒魅力体现在一种动态性过程之中，体现为一种可能性和开放性。这种对“永不褪色的价值”的肯认，实际上是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内在根据。舍此根据，无法说明习近平对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肯定。进而言之，这里涉及这样一个区分，即“存在于封建时代的文化”与“封建性文化”的区别。建基于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是有些思想内涵是超越时代而存在的。我们能够加以转化和发展的是那种虽然带有时代烙印，但本质上仍然具有时代精神的文化要素。整体而言，中华传统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是经济上的农业社会、政治上的宗法专制政体在文化层面的反映。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华传统文化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建立在小农经济和以之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之上，但是随着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农业文明日趋衰落，小农经济逐渐破产，宗法制度随之解体，从而与这种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紧密相关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必然也会走向分崩离析。问题的关键在于，以“纲常名教”和“封建伦理道德”为代表的为封建统治辩护的社会意识并不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全体。这些“纲常名教”“封建伦理道德”走向“分崩离析”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化观念从此消亡、灰飞烟灭，只是意味着作为整体结构的文化系统、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系统解体了、失效了。但是有些根植于民族性和社会性的共同的文化观念，有些根植于中国几千年文明传统、已经融入中国人精神血脉之中的文化基因，那些决定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文化特征，却是一种客观存在，能够从封建文化之中剥离出来，融入新的社会体制之中。比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发展观念、“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虚心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的高尚气节，等等。当然，前提是要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行根本性调整，从而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二)辩证看待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
“两创”思想对“永恒价值”的肯定不是“抽象论”式的理解。所谓“抽象论”式的理解，即用抽象价值来否认和取代文化的阶级性。这种理解认定存在一种在任何物质生产方式条件下、在任何阶级关系的制约下都具有相同表现的抽象的、一般的价值。一百多年前，在对共产主义的众多责难之中就有人指出，自由、正义就是一切社会状态所有的永恒真理，共产主义居然主张废除“永恒真理”，那就是对人类至今全部历史的背叛。针对这一责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3.）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文化都存在历久弥新的魅力，但是，这种“永恒魅力”并非以抽象的“永恒价值”的形式存在的，而是基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散发出具有时代特征的独特魅力。比如在倡导“全盘西化”论调的陈序经看来，“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化得多”，不仅是文化，我们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文化发展，甚至道德观念等各个方面都落后于欧洲。同时，“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她是现在世界的趋势”。（参见：田彤.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陈序经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87.）我们唯有“全盘采纳西洋文化”才能“以存”“以盛”，否则就会“以衰”“以灭”。文化保守主义驳斥了这种错误认识，他们认为“只有找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普遍有效和亘古常存的东西，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自尊”（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84.）。这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就是中国文化精神。比如，学衡派将中国文化精神概括为“人伦道德——理想人格——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90.），只有将这种具有生命力的永恒价值发扬光大，才能超越时代。然而，他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抽象地、一厢情愿地将全部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将人伦道德和理想人格归结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事实上这种“抽象价值”是受到物质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制约的。传统文化当中“永不褪色”的文化价值是“两创”的前提，而这种“永恒价值”的肯认，实际上就是对一个民族整体文化与阶段性文化之间统一性和连续性的肯定。永恒价值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本质之中。由于文化所具有的绝对的“属人性”和民族性，任何文化都与人和人组成的社会具有本质关联；由于人的社会本质所具有的相对的“同一性”，任何表面上看起来千差万别的文化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无论从横向来看还是纵向来看都是如此。就横向而言，无论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儒释道三家的融合会通，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结合，都以他们之间存在的某种统一性为内在根据和基本前提。纵向来看更是如此，虽然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当代文化形态与传统的文化形态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在精神实质层面，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文化要素仍然脱胎于传统社会之中，必然存在着某种民族统一性。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地发展。”（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基于这样的文化认知，习近平明确提出：“在历史进程中凝聚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决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成落后的东西。”（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3.）中国古代很多思想理念到底有没有当代价值？如果我们抽象地以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作为评价标准，那么其中的大部分精神只能被简单、粗暴地理解为服务于封建统治需要的思想工具、妨碍社会进步和人性自由的枷锁，从而只能作为封建糟粕而加以鞭挞并被全盘抛弃。这样一来，对其进行所谓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似乎是没有必要的。只有以现实的社会发展需要为标准，客观地解析其得以产生的基本语境，批判地反思其背后的基本精神，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剥离其不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要素，分析其合理成分和精神实质，探寻其绵延数千年不绝的精神密码，才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这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与时代要求“相吻合”的要求与标准就会变得具体、可行、管用。
三 内在融蕴了“综合创新”的文化理念
“两创”思想的形成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广泛吸收了学术界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20世纪以来，海内外学者对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问题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比如，林毓生提出了“创造性转化”的概念、傅伟勋提出了“创造的发展”的观点、李泽厚出了“转换性创造”的理念，（参见：陈来.二十世纪思想史研究中的“创造性转化”［J］.中国哲学史，2016(4)：5-9.）这些理论观点对于“两创”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启迪价值。张岱年先生所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理念受到众多学者的服膺，逐渐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代表性思潮，从而吸收融摄“综合创新”的文化理念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传承观念建构不可绕过的重要理论环节。
(一)“两创”思想内蕴着“综合创新”的理论前提
“综合创新”的文化理念主要是指张岱年先生所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之中的思想精华。张岱年先生关于“文化综合创新”的思想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文化争论之中，张岱年既不赞成所谓“全盘西化”的论调，也不认同“文化复古主义”的主张，而是主张通过“创造的综合”（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229.）论或者叫“文化创造主义”（张岱年.张岱年全集［M］.第1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235.），从而创造一种中国的新文化。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热”的出现，张岱年再次重申并发展了综合创新的文化理念，不仅明确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这一概念，而且在与其弟子程宜山合著《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一书中系统全面地阐释了这种文化观。正如李宗桂教授指出的那样：“‘综合创新’阐精发微，独树一帜，系统深入，影响日益扩大，成为当今文化研究中颇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乃至形成了一个学派。”（李宗桂.守成创新看传统［M］.贵阳：孔学堂书局，2020：337.）这一文化观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强调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客观平和的文化心态和辩证理性的理论分析，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环绕文化观问题进行论争的各派思潮中，树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旗帜。
“文化综合创新论”关于“文化系统”与“文化要素”的可离性和相容性的分析，隐含在“两创”思想之中。“文化综合创新论”坚持任何文化系统都是由不同的文化要素构成的，这些文化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文化系统中”（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这是文化要素之间的可离与不可离的关系。同时，有些文化要素之间是可以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的，而有些文化要素则是相互排斥、水火不容的，这是文化要素之间的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正是文化要素之间的这种可离与不可离、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的排列组合和内在张力，构成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理论前提。“两创”思想对传统文化“永恒价值”的肯定，“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表现形式”的揭示，前提性地隐含了对文化要素之间可离性和相容性的承认；“两创”思想对传统文化负面价值的警惕，对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性质之间根本差别的揭示，同样前提性地隐含了对文化要素之间不可分离性与不相容性的承认。
就哲学基础而言，“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用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解决中西古今文化的关系问题，“两创”思想融入了这种分析文化问题的基本理念。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史上，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模式将中西、古今、体用等范畴对立起来，从而使古今中西问题之争总是处于或激进或保守的两极震荡之中。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普遍和特殊的关系范畴成为文化资源综合创新的哲学基础。作为特殊文化形态的传统文化之中蕴含着具有一般意义的普遍性文化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对文化内涵的一般意义的肯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然涉及将传统文化资源之中的一般性内涵进行价值抽绎，并且结合时代需要对这种一般性内涵进行语境再植，从而将那些对当今时代仍然有积极作用的文化要素传承下来。
(二)“两创”思想融入了“综合创新”的思想机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和综合创新的文化观念具有共同的理论性质，即都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都强调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既不应当是复古主义的，也不应当是虚无主义的，而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历史的唯物论和历史的辩证法为方法，对传统文化加以批判、选择和承继。习近平曾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1.）这里隐含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质基因，从而推动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综合创新”的过程。同时，所谓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不是没有原则的随意转化和发展，而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在这一价值原则的规范之下，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分析、评判和筛选，进而对经过筛选的优秀文化资源进行诠释、转化和发展，才能形成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中国新文化系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不仅仅是传统文化本身的更新和延续，还是关涉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综合性问题。因此，囿于传统文化而谈文化传承，是不可能真正彰显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只有基于时空交融的视域，不仅要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向度来审视文化传统的延续，而且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所构成的文化谱系之中来解析文化资源的冲突与融合。任何文化要素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不是停留于逻辑推演层面的纯粹的理论建构和思想加工，而是要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相吻合的实践过程。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坚持在时空互动中创造当代文化精神、在交流互鉴中吸收外来文化精髓、在综合创新中创造出面向未来的新文化。
四 深化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观念
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主张是“批判地继承”，其主要意涵在于对中华传统文化要在批判的前提下吸收和继承。然而，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通过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以取得政权，再加上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从而使其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态度更倾向于“批判”而少谈“继承”。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共产党理性地评判传统文化，从而不可能全面地继承和吸收古代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文化问题，在承续“批判继承”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提出了“扬弃的继承”这一主张，并进一步指明文化传承创新要在“继承—转化—创新—发展”的辩证统一中进行理解，从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时代发展。
(一)从“批判地继承”到“有扬弃的继承”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3.）陈来先生也曾指出：“这一思想不再停留在以往革命为中心任务时期的‘批判地继承’的提法，不再把批判地继承作为文化传承的主导方针。”（陈来.守望传统的价值——陈来二十年访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8：217.）从“批判地继承”到“有扬弃的继承”，虽然只有几个字之差，但确实是一种发展和深化。“批判”在哲学意义上的基本内涵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在经验层面上常常被理解为“批评”“打倒”等否定性的意义。毛泽东更多是在哲学意义上理解和运用这一概念的。毛泽东关于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思想有其特定的思想前提和历史语境。按照毛泽东的分析，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5.）。基于此，要建立新文化就不仅要批判帝国主义文化，还要批判半封建文化，“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5.）。正是基于此，毛泽东指出：“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5.）然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毛泽东所要“斗争”的是那些“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5.），所要“批判”和“破除”的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5.）。这些“人”是和帝国主义勾结的具有奴化思想的人，并不代表所有主张保守传统文化的人；这些“半封建文化”是那种和帝国主义文化结盟的旧礼教旧思想，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传统文化。在风云激变的革命年代，“批判继承”逐步演变成了强调“批判”、淡化“继承”，甚至根本地抛弃“继承”的极端认识。整体而言，由于对“批判”的认识不够深刻且很片面，导致对批判内容狭隘的理解，从而使“批判继承”的方法显得更强调“破”甚至只强调“破”。
毛泽东批判继承的精神实质被习近平完整地继承下来并更严谨地加以表述和运用。比如，习近平有意避免了“批判”这一容易引起误解的革命性话语，使用了更具学术化倾向的“扬弃”一词，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传承问题上的理论突破。“扬弃”既在精神实质上保留了“批判”的本质内涵，即对事物辩证否定的基本立场，又在概念形式上强调了有“扬”有“弃”的思想内涵。如果说“扬”意味着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弃”意味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那么“扬弃”意味着二者的辩证统一，即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扬”以“弃”为前提，“弃”以“扬”为目的。从这个意义来看，“有扬弃的继承”更强调“立”。此外，“扬弃”是一个日常生活中不常用的哲学术语，相对不容易被作经验化的误解，从而不容易被作庸俗化的理解，可以更为准确地表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二)从“精华与糟粕”到“积极思想与消极因素”
毛泽东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708.）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传统文化中如果有精华，则这些精华主要是具有“民主性”“革命性”“人民性”的要素。而那些一定要剔除的糟粕，则是传统文化当中具有封建性的要素。可见，毛泽东基于当时的革命需要和时代氛围，习惯于运用一种革命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话语来分析文化问题。在这种“革命话语”的统摄之下，传统文化当中精华与糟粕的范围被人为地缩小了。比如对标传统文化资源当中的“封建性的糟粕”而突出强调其中的“民主性的精华”，就很可能忽视其他类型的精华。陈来先生指出：“科学性、人民性、进步性是当时党和政府提出的文化继承的标准，对此冯友兰并没有异议，其实，从今天来看，这些标准还值得讨论，尤其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看，这三性都不能解决道德继承的问题。”（陈来.从道德的“抽象的继承”转向“创造的继承”——兼论诠释学视野中的文化传承问题［J］.文史哲，2017(1)：11.）因为文化遗产中的哲学精神、美学元素、伦理追求等所蕴含的具有普遍价值的因素在“民主性”和“科学性”的标准下难以被规范和囊括。同时，在这样的“革命话语”的限制之下，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被披上“封建性”与“民主性”的外衣似乎是决然对立、水火不容的。事实上，精华与糟粕不可能是截然分开、泾渭分明的，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叉融合、相互渗透的状态。同时，精华与糟粕之间也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动态变化而相互转化。
在这一问题上，“两创”思想主张的是“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26).）应该说，“消极因素”“积极思想”“糟粕性”等提法使思想内涵更加严谨，理论表述更为精当，从而解放了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二元化区分。“积极思想”是一个概括性很强、涵盖面很广的范畴，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不再仅仅是具有“民主性”的精华，而是一切能够在当代社会发挥作用的“积极思想”，这在形式上更加明确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判断范围。一切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要素都是我们汲取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民主性精华”；一切具有消极性的文化要素都是我们摒弃的对象，而不仅仅是“封建性糟粕”。此外，“糟粕性”的提法相对“糟粕”而言也更加准确。“糟粕”带有定性的意味，某种文化要素一旦被认定为是“糟粕”，就逻辑地面临着被否定和摒弃的命运。“糟粕性”不是一个定性的论断，而是一种分析性话语，指涉某种文化要素在特定时代条件下发挥消极的作用。“消极因素与积极思想”的论述实际上反映了任何文化资源之中都可能既包含某种积极因素，也包含某种消极因素。正如冯友兰先生在《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一文中所比喻的，如果说传统文化是一所旧房子，那么那些值得继承的文化就是“房子上的砖瓦”，既然是从旧房子上拆下来的，它必然就会带有一些“石灰泥土”，因此，我们需要清理这些“石灰泥土”，即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必要的改造和转化。（参见：冯友兰.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J］.哲学研究，1957(5)：80.）
因此，我们必须超越精华与糟粕的机械二分法，但是又必须在整体上承认传统文化之中历史地存在着积极思想与消极因素。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合理地运用分析方法和科学的鉴别方法区分“善者”与“不善者”，并承认和画出过渡色式的多分谱系，而不是在“两级对立”中使对象失真。这一问题既涉及评价标准的确立，又涉及评价方法的选择。习近平曾经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N］.2014-09-24(2).）这其中隐含着一种历史的辩证分析方法。这一正确态度是我们在推进传统文化“两创”的过程中所应该坚持的。总之，由于对“批判继承”的狭隘理解甚至歪曲理解，“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被有意无意地附加了一种上帝视角：传统文化被置于审判台当作受批判的对象，而当代人似乎是居高临下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基于这样的理解范式，传统文化往往被理解为一种死的、资源性的、被动性的存在。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更体现出一种平等的文化态度，传统文化不是被置于对象性的地位，而是体现出一种传承性和血脉性，即现代文化是从传统文化中“转化”和“发展”而来的，体现出一种过程性。在转化与发展的过程中，既交代了传统文化向哪里去，又体现了现实文化从哪里来；既交代了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现代，又交代了创造性转化之后的文化形态如何走向现实，并在现实中发展。“两创”思想对“转化”“发展”的强调意味着前提性地承认中华传统文化存在着转化发展前和转化发展后两种相互依存状态，没有“转化发展前”的状态，也就谈不上“转化发展后”的状态；前提性地承认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不是可以“全盘否定”或者是“全盘继承”的，否则也谈不上需要转化发展的问题。
总之，“两创”思想是对当代中国的新实践所凸显出来的时代精神和时代课题在文化传承领域的理论回应，代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传承问题上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作为一个正在进行的思想创造，需要在实践进程的推动下，将“两创”思想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念史中进行不断审视，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进一步确立其思想地位。
文章载于《文化软实力》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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