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和女性生育意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面关联。作者通过深度访谈和网络文本分析，以女性感知到的具体生育风险为切口，探究社交媒体使用对生育风险的放大作用。
作者：刘娟 宋亭亭
来源：《传媒观察》2022年第6期
摘要
“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生育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火热议题，媒介使用影响女性受众的生育风险感知。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和网络文本分析洞察女性在社交媒体使用中的生育风险感知。研究发现，大众传媒报道“三孩”生育政策强化了女性对生育政策的认知，而去中心化、互动式交流的社交媒体却强化了女性的生育风险感知，进而唤起女性对生育的“再思考”。个体会综合考虑个人利益、长远发展等因素，再对其生育行为作出理性选择。相比传统媒体单向的传播模式，以“人人平等”为内在逻辑的互联网，为女性的自我价值追求与群体交流互动提供了平台和空间，进而通过强化性别意识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
关键词
“三孩”政策;社交媒体;生育风险感知;生育意愿;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人口发展也面临重大转折。2020年，我国新生人口1003.5万，5年内出生人口跌幅超43%。[1]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是1.3，低于国际社会通常认为的1.5警戒线。[2]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并配套支持措施。中国正式迎来“三孩”时代。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多元复杂的，媒体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与之前几次重大生育政策调整时相比，当下国内媒体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以报纸、电视、广播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依旧承担着政策宣导的功能，但社交媒体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民众表达通道，自“三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便聚集了“生与不生”的热议，体现出许多女性作为生育主体对生育政策的理解和回应。她们对生育风险的感知，不仅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自身的生育意愿，更会对国家的整体生育率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3]本研究基于“三孩”生育政策的背景，通过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和网络文本分析，探讨社交媒体使用对女性生育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洞察影响生育意愿的复杂因素。
文献回顾：媒介使用与生育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指人们对特定风险的态度、信念、直觉判断和心理反应，受个人心理认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4]风险感知最早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而后被引入到风险管理和传播学领域，目前传播学对风险感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上。如卡斯帕森等人提出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认为关于风险的信息通过社会及个体“加工”后被放大，媒体传播对民众感知风险事件有重要影响。[5]媒体通过放大或减弱公众的风险感知，让公众形成对风险的象征性社会体验。[6]Web 2.0时代兴起的社交媒体对传统传播模式提出了挑战。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户能够接触到广泛的受众并及时进行互动与交流，因此社交媒体更能影响人们的风险感知，并成为风险感知传递的重要桥梁和渠道，逐渐演变为社会风险的“放大器”。[7]
目前我国的相关研究主要探讨风险放大的社会因素，对个体风险感知的关注有限，忽视了主体在面对具体风险问题时的感知。具体到“生育风险感知”议题，除了国家层面的政策背书外，个体面对这一议题时往往需要考虑女性生产后遗症、女性职场危机、孩子教育辅导等关联问题。这些讨论也高频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对生育相关议题的点赞、转发可能会得到其他用户的访问和关注，引起共鸣。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和女性生育意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面关联。[8]女性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越高，越容易受到网络思潮的影响，进而影响她们的生育意愿。[9]
相较而言，国内新闻传播学视野的生育研究遵循传统的内容研究范式，集中于生育政策的新闻报道分析，如大众媒体对“二孩家庭”议题的报道等。[10]本研究以女性感知到的具体生育风险为切口，探究社交媒体使用对生育风险的放大作用。
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与样本选取
本文将“育龄妇女”作为生育风险感知研究的限定人群。人口学将“育龄妇女”定义为处于生育年龄、20—49周岁的女性群体。[11]国际妇产科联盟认为，女性适宜生育的年龄为20—35周岁。[12]本文选择20—35周岁作为样本采集的主要年龄区间。社交媒体有即时通讯工具、综合社交媒体及社区社交三种类型。[13]我们按用户数量依序选择了“微信”“新浪微博”“豆瓣”三个平台，通过在朋友圈、微博、豆瓣小组发帖，以性别（女性）、年龄（20—35周岁）、社交媒体使用经历（使用过“微信”“新浪微博”“豆瓣”）为指标，招募用户作为访谈对象，研究样本量遵循“信息饱和”原则，访谈资料转录编码后对应下一个访谈记录，以信息饱和为限。最终招募到22名访谈用户，婚育状况有未婚未育、已婚已育、已婚未育、离异已育四种；所在地域包括北京、重庆及广东、四川、湖南等省，共12个城市；职业涉及IT咨询师、服装店销售员、小学老师、公务员、新媒体工作者等，具有代表性和研究意义。
（二）研究方法
现有生育议题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内容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为主的定量研究。但这种研究取向的单时间点性使得研究结果只能呈现现实的一个截面，无法展现整个过程。本文结合已有量化研究数据，尝试通过深度访谈和网络文本分析，获取相对深入、详细、开放的资料，洞悉影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复杂因素，对已有研究形成补充。
1. 半结构式深度访谈。
通过微信、电话和面对面的方式对访谈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在正式访谈前对20—35周岁育龄女性群体进行预调研，以线上和线下聊天的方式了解其生育想象、生育风险感知及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访谈提纲。2021年8月至12月正式开展访谈，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约为一个小时。
2. 网络文本分析。
以国家开放“三孩”生育政策为起点时间（2021年5月31日），以收集资料完成为终点时间（2022年1月），在“微信”“新浪微博”“豆瓣”三个平台搜集整理了网友关于生育议题的热门讨论，通过搜索“生产后遗症”“养育成本”“女性就业歧视”“三孩生育政策”等关键词，获取女性网民对以上话题发表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这些真实鲜活且与本研究高度关联的经验材料，为我们提供了多视角、多时空的有益补充。
社交媒体使用与女性生育风险感知
生育风险是指人口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对人们生育行为的影响，主要包括健康风险、经济风险、照料风险、工作风险、成长风险、心理风险与生育环境风险。[14]通过梳理访谈材料，被访对象的生育风险感知可分为健康风险感知、经济风险感知、工作风险感知、环境风险感知四个维度。
（一）健康风险感知：负面叙事下的情绪传播
“在我的想象里面，生孩子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怀孕期间会孕吐、长妊娠纹，生完后身材走样，还会带来一系列琐碎和持续性的麻烦。”（7号，25岁，未婚未育）在访谈过程中，三分之二的未婚女性都表达了和7号受访者一样的看法。在她们眼里，生育是一件痛苦而折磨人的事情，虽然她们有的并没有亲历过生育，但却认为生孩子必定带来严重的健康损害。当问及她们是如何了解到这些生育风险时，有受访者谈到，“我会无意间在微博上刷到一些有关生育的动图和视频，前不久我看到过一个剖腹产的视频，手术刀一层层地割开肚皮，当时看完心就沉了，生孩子的过程原来这么吓人。”（1号，23岁，未婚未育）
在微博平台，如1号受访者所说的传播内容并不少见。这些内容的传播主体常常是带有营销性质的自媒体账号，其主观目的是为了赚取流量，不过点击量的提升客观上也让更多受众（主要是女性受众）接触到了这些生育信息。在三孩政策热议期间，微博热门词条中经常会出现这些账号发送的动图或视频，如3D模拟顺产的动画、剖宫产实况视频等。有些画面非常逼真甚至血腥，配文也有渲染生育焦虑和恐惧的现象。类似“我的天，看得我肚子疼，我突然害怕结婚生孩子了”的网友回复成为热门评论。在豆瓣小组“生活组”，有关产后心得的发帖里，不少博主提到了生产后遗症。“我看到有些宝妈发帖说生了孩子后盆底肌变得松弛，偶尔会漏尿。因为激素水平的急剧变化，她们很容易在产后变得情绪低落，家人也不给力，后来就患上了产后抑郁症。下面有网友说她们也有类似的情况，看多了我自己也有些恐育了。”（14号，24岁，未婚未育）
在访谈中，对于生育产生恐惧想象的多为未婚未育女性。对她们来说，“生与不生”并不是当前非常迫切的选择，但其时常对生育问题表现出矛盾的意愿，既对生育表现出恐惧、抵制的情绪，又保留生育孩子的意愿：“如果有人问我未来生不生孩子，我嘴上会说不生，因为我觉得现在无法承受生育的痛苦。但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有一天我各方面条件成熟，还是会选择生个孩子。”（8号，23岁，未婚未育）
负面叙事会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增强故事的真实体验，并储存在长期的情绪记忆中。[15]未婚女性感知到的“恐惧”、“疼痛”和“折磨”，主要来自社交媒体的负面叙事。而相较于通过社交媒体获得刻板印象的未婚女性而言，已婚已育的女性对待生育的态度明显不同。“健康风险确实存在，但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吓人。我生孩子的时候是晚上，还是一个人去的医院……20多分钟就把女儿生下来了。生育风险其实也是因人而异，我很幸运，肚子上没有长过妊娠纹，也没有遭遇侧切，只是有点撕裂，缝上几针就好了。”（6号，31岁，已婚已育）其他几位生育过的受访者也都表示，自己的生育过程相对比较顺利，没有遭遇社交媒体经常提到的健康风险。“对于我而言，整个怀孕阶段除了孕吐外其他过程都很顺利。不得不说，无痛生产的发明，真的是拯救了女性。”（10号，26岁，已婚已育）在妊娠过程中常见的不适症状，是孕妇在孕期普遍的经历，这些症状在不同的怀孕时期、不同的个体身上会有差异，[16]绝非所有个体都会遭遇严重的健康风险。但社交媒体带有倾向性的表述和算法推荐，将未婚女性置于“生育一定伴随着痛苦而折磨”的语境中，对其生育风险感知造成影响。“我觉得网络是第二世界，和现实生活还是有很大不同。你关注的是积极的up主（博主），你就会积极，如果你经常关注营销号，就会受影响，觉得生孩子好可怕。我生孩子前没看那么多，所以觉得不吓人。”（20号，30岁，离异已育）
（二）经济风险感知：基于生育成本的生育选择
“三孩”生育政策发布后，关于生育成本的话题在网络发酵。一张“截至孩子22岁，养娃费用花销表”的表格在微信、新浪微博被大量转载，图片显示，养育一个孩子至22岁，总费用大约在62.3—197.8万元，平均一个孩子的年度开销在3万元以上；如果生三胎，则一年的育儿开销在9万元以上。不少网友因此感叹“养不起”“不敢生”。“经济条件在我看来是制约生育的最重要因素，生孩子肯定离不开钱吧。我看朋友圈经常有人说养孩子就是个无底洞，要是没点经济实力谁敢要孩子。”（13号，28岁，未婚未育）受访者认为，经济收入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往往高于政策因素。面对高昂的经济成本，部分女性作出了不要孩子的选择。“我一点都不想生孩子，把这些钱花在我买衣服、化妆、旅游上不好吗？”（9号，29岁，已婚未育）工作和生活在北京的9号受访者认为生育孩子物质上的投入太大，自己虽然已经结婚几年，但和丈夫却没有备孕的打算，选择成为“丁克”。10号受访者也坦言，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这是阻碍她生育二孩的主要制约因素。“我是一个很喜欢孩子的人，我的老公对家庭很给力，孩子也很听话，但我是不会选择再生二孩了。除了身体情况外，最重要的是经济因素，现在养孩子花销真的是巨大，衣食住行、教育等开销都是一笔非常庞大的开支。”（10号，26岁，已婚已育）
2015年广州、重庆、武汉、南昌、潍坊、玉溪六城生育二孩成本调查结果显示，广州、重庆和武汉生育二孩基本成本均超过70万元。[17]我国二孩家庭育儿边际成本相较一孩家庭更高，且家庭为孩子支付的经济成本将随孩子年龄的增大逐步提高。[18]随着养育成本的逐渐提高，人们对生育效益的感知也发生了变化。父母在生育上投入的费用小于从子女身上能够获得的收益，人们的生育意愿就强，倾向于多生育子女；反之，人们的生育意愿就弱，生育子女数量就会越少。[19]传统社会“养儿防老”的观念正在逐渐成为过去时。
（三）工作风险感知：工作-家庭冲突下的“母职惩罚”
育龄女性对生育经济风险的感知，也折射出她们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再定义。伴随着社会发展和女性地位的变化，女性越来越寻求职场的晋升与突破。而生育问题却是职业女性在工作与家庭双重角色中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20]“三孩会影响女性就业吗”“三孩时代如何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等与女性就业相关的关键词在“三孩”生育政策公布后成为微博热搜，不少网友预测，“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女性的就业形势将会越来越严峻，有网友在热门评论区调侃道，“可能过几年公司全部要求招聘男性了。”“生育给我带来最大的恐慌就是我害怕我自己会消失，我会变得只是一个妈妈。职场对女性往往不是那么友好。不管你是未婚、已婚还是已育都可能会被HR问到生不生孩子、准备不准备生二胎的问题，很可能就因为生了一个孩子失去一个工作机会。但我一点都不想成为一个只是‘妈妈’的全职太太。”（8号，23岁，未婚未育）8号受访者在豆瓣上刷到过很多女性职场歧视的案例，目前只是一名在读研究生的她，已经感受到了生育可能带来的职场威胁。在本次访谈中，所有未婚未育的被访者都表明了和8号受访者一样的态度，即未来不会选择做全职太太。“我认为全职太太是女性丧失经济独立条件下的男性的附庸……当了全职太太，作为‘社会人’的身份和地位将会被磨灭和消失。如果生了小孩就要放弃工作，那我宁肯不生孩子。”（18号，30岁，未婚未育）不仅未育女性感知到了生育带来的职业风险，生育过的职业女性也会担心再次生育对自己职业前途带来不利影响。“我不生二孩主要考虑的是带孩子方面没有人照料的问题，现在我处在一个职业的上升期，生育一个孩子意味着要多一份精力，但我很难保证工作和家庭的平衡。”（16号，34岁，已婚已育）34岁的16号受访者认为自己处在一个尴尬阶段，如果再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自己必须放弃工作回归家庭，这并不是她期望的生活。2021年底播出的电视剧《女心理师》也反映了女性重回职场的艰难场景：一位二胎妈妈在生下小儿子后患上了产后抑郁症，丈夫、婆婆的关注点都在小儿子身上，自己想要重回职场却屡屡碰壁。有网友在微博评论区点评：“孩子需要妈妈，家庭需要妈妈，可是妈妈也需要保持自我的呀。”
生育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对女性的劳动力市场产出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1]2001年，布迪格和英格兰正式提出母职工资惩罚（motherhood wage penalty）理论。该理论认为，母亲与非母亲在收入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婚姻状态、生育数量等家庭因素是影响母亲与非母亲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且生育二孩比生育一孩所起的负面作用更大。[22]相比于男性，女性承担更多的生育和照料责任，因此女性更容易在劳动力市场面临歧视和不平等对待，造成其职业发展受阻。“女性的牺牲仿佛是被默认的，不管是在网络还是在现实。我在豆瓣看见过好多优秀的女生因为生了孩子放弃工作，丈夫认为她在家带孩子很轻松，回家还给她脸色看。难怪现在很多人害怕生孩子。”（17号，32岁，已婚未育）近20年来，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双职工家庭逐年增多，[23]而在国内，因为中产阶层的兴起，全职太太大大增多。电视剧和社交媒体上的负面“全职太太”形象，[24]放大了被访者对这一身份的风险感知。不愿意因为养育子女而成为全职太太，呈现出当下女性权衡利弊后的生育观。这种认知不仅对中国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和质量带来不利影响，也会对女性的生育意愿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25]
（四）环境风险感知：育儿过程中的社会支持担忧
对于女性而言，养育子女是一个辛苦而漫长的过程，在其中会投入大量哺育、照料、教育等精力。这不仅需要得到国家政策等社会环境的支持，也需要来自丈夫、父母、公婆的家庭环境支持。
社会支持是个人可以用来应对压力事件和改善心理健康的资源或手段。支持的来源可以是非正式的（例如家人、朋友），也可以是正式的（例如政府、单位、社区组织）。[26]为推进“三孩”政策的有效实施，国家和地方陆续出台了相应配套支持措施，社交媒体平台也对这些政策展开频繁宣传报道，如四川攀枝花市给予生育二/三孩家庭每月每孩500元补贴、上海生育假增加到60天、吉林提供20万元婚育消费贷款，这些政策登上微博热搜、引发舆论热议。但是网友的相关评论和回复却没有体现出强烈的生育意愿。
面对这些政策，我们的受访者态度不一。有人认为这有助于减轻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和养育精力负担，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工作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没时间带孩子，如果有免费托管机构，既不用花费钱财，又可以帮忙管管孩子，还可以为自己省出时间，何乐而不为呢？”还有人认为政策真正扶持的力度有限：“生孩子之前就应该考虑自身的经济状况，这些保障和补贴只是锦上添花，在养育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7号，25岁，未婚未育）
在微博、豆瓣等社交媒体平台，“丧偶式育儿”成为近年来的高频词。有网友在豆瓣小组分享了“丧偶式育儿”经历：“（和单身一样，）我还是一个人上下班，一个人吃饭睡觉；（结了婚不同的是）一个人带娃，生活琐碎没人分担分享。（与丈夫的）电话时常不及你跟别人煲电话粥的十分之一，（他）就开始无聊打哈欠甚至语气不耐烦。作为妻子和母亲，我每天活得像个孤军奋战的将军，喊打喊杀了好久，回头看却空无一人。我既要在外赚钱养家，又要回家照顾家庭孩子。我是铁人吗？”
“我当过家庭教师，带孩子真的是很磨人的一件事，虽然说丧偶式育儿不是每一家都会出现，但是男生就是没那么细心。在我家里，妈妈总是事无巨细，爸爸却什么都不会过问，我很怕以后遇到我爸这种（丈夫）。”（8号，23岁，未婚未育）除了需要丈夫的支持之外，父母、公婆等其他亲属的支持也会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17号受访者直言不讳地表示，婆媳关系会让人打消生育欲望，“其实我周围有很多人不愿意生二胎是因为她们和婆婆关系不好，婆婆不给带孩子，只能自己妈妈带。少一个人带孩子自己就得多出一份精力。”（17号，32岁，已婚未育）有研究表明，家人支持是影响职业女性生育二胎的因素之一，家人支持度越高，女性越愿意生育二孩；家人在二孩的抚育方面越积极，越能够帮助女性减轻育儿压力。[27]
社交媒体使用、生育风险感知与生育意愿作用机制
（一）社交媒体成为生育风险的“放大站”
大众传播作为联系政府与公众的桥梁，在政策执行和文化营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8]“三孩”生育政策宣布实施以来，大众传媒通过报道“三孩”生育政策最新信息、最新进展及最新解读不断建构议程，为公众认识和了解政策提供了引导。除了传统媒体的新闻宣导，“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也在微博、微信、豆瓣等社交平台引发了网民的广泛热议。受访者在访谈中表现出对新媒体及社交媒体的使用和关注。有受访者表示，自己对生育政策及其报道的了解主要来自微博推送，“相对来说微博发送的内容都比较及时，‘三孩’政策一出来就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热搜榜旁边还会标注一个‘爆’字，说明这是很多人都关注的话题。”（21号，24岁，未婚未育）微博传播速度的及时性、传播形式的多样性、话题讨论的自由性和传受双方的互动性，使其更容易形成广泛的多样化议题。在“三孩”生育政策话题讨论下，生产后遗症、女性就业、生育成本、妇幼保健、产假、教育等问题被媒体议程吸收，成为“三孩”生育政策议题下的派生议题。社交媒体在中国的发展推动了双向乃至多向的人口政策传播模式。[29]个体不再是纯粹的信息接受者，也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发声，表达自己对于社会话题的看法和观点，甚至可能发酵成社会广泛关注的网络舆论。本研究的被访者以及社交媒体平台所展示的个人生育风险感知，大多呈现为具体而微的个体感受。经过去中心化、互动式的社交媒体传播，增加了公众接触风险信息的可能性，强化了其对风险的“象征性现实”体验。[30]社交媒体成为生育风险的“放大站”。“作为一名医学生，我知道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如果把它当作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实并不可怕，但是社交媒体总会把恐惧情绪故意渲染出来。”（2号，22岁，未婚未育）
（二）生育风险感知唤起女性对生育的“再思考”
中国传统社会遵循血缘、家庭为基础的差序格局，这种传统的性别角色赋予女性明确的角色分工，即承担家务和抚养孩子的责任。后工业化社会使得女性就业机会增多、收入不断提高，传统社会家庭的内部分工和男女性别角色发生重大转变，[31]女性不再拘泥于家务劳动、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家庭角色。同时，媒介也对传统性别文化的解构和女性性别意识觉醒起到了推动作用。[32]“现在大家都追求成为‘新时代独立女性’。我在豆瓣和微博上看见好多优秀的女性不拘泥于家庭生活，选择继续求学或在职场上发光发热，不断提升自己。”（1号，23岁，未婚未育）社交媒体是女性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在线共享自己的生育经历，形成对生育的话题讨论乃至网络舆论。当女性接触社交媒体上负面、痛苦的生育信息时，可能会加剧对生育风险的感知，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女性对怀孕和生育的认识、信念和期望。“长期使用社交媒体你就会感觉到信息茧房的存在。你关注生育风险的内容多了，你就会更加害怕生孩子。”（20号，30岁，离异已育）生产后遗症、经济负担、职场歧视与养育压力等生育风险感知因素会催生女性对于生育的“再思考”，而个体身体状况、家庭经济基础、工作职业发展、社会政策支持等问题也会变成女性生育前的思考项。她们会在考虑个人利益、长远发展等因素基础上，结合其他各方面社会因素对生育行为作出理性选择。[33]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访谈资料和网络文本分析的进一步梳理，研究发现，尽管传统媒体在建构生育政策报道的议程时起到了政策宣导的作用，但去中心化、互动式交流的社交媒体放大并强化了公众对生育风险的感知，唤起了女性对生育问题的“再思考”，促使其在考虑个人利益、长远发展等因素基础上，对生育行为作出理性选择。
从传播学视角看，社交媒体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场域赋予个体发声的权利，与生育相关的风险信息经社交媒体不断加工重构，结合图片、动画、视频等多元媒介形式，强化了女性的生育风险体验。这些信息可能具有片面性和情绪性，但其生动的呈现也正在影响女性个体的生育风险感知。社交媒体通过大众传播及人际传播形成波及社会的放大效果。[34]另一方面，相比传统媒体时代单向的传播模式，以“人人平等”为内在逻辑的互联网完成了更高层面的赋能与转化，它不仅缩小了男性和女性在资源、技能、知识等方面的差异，使女性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和机会，也为女性的自我价值追求与群体交流互动提供了平台和空间。[35]育龄女性感知到的各种生育风险归根到底是生育成本的问题。生育成本分为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36]在现代社会，养育孩子不仅意味着时间、精力、财力和物力的巨大投入，还包括父母自身承受的心理压力和教育、事业发展受限的隐形成本。相较于男性，女性往往承担着更多的生育成本。如今，女性在选择生育时会考虑身处的社会环境，比如社会地位、身体健康状况和职业发展前景。她们不仅需要担心生产的疼痛和后遗症，还要面临因为生育带来的“母职惩罚”，如受到用人单位就业歧视、离开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等。作为热点事件的舆论场和放大镜，有关生育风险的议题在社交媒体平台曝光的机会更大，并往往会以颠覆传统单一叙事和性别观念的形式传播开来。女性社交媒体使用频率越高，就越容易受到网络思潮的影响。社交媒体唤醒了女性的独立意识，也影响了她们的生育意愿。[37]
风险感知不仅局限于个体心理层面，也需要结合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行为进行综合考察。不仅要通过制度建设、财政支持解决“不敢生”“养不起”的经济问题，“不想生”“害怕生”的社会文化难题同样需要得到改善。2021年是生育政策转型之年，促进生育是一项系统、长期的过程，不仅涉及政策的宏观层面，更需考虑个体的微观因素。本文的四种生育风险感知为风险感知研究加入了个体层面的补充，也为生育意愿研究提供了新闻传播视野。
转自：质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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