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文章摘要
经济学
01
中欧班列开通能否助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准自然实验（顾乃华 张瑞志）
［摘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欧班列开通运营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契机。基于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中欧班列开通对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推动了所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该影响效应具有滞后性和长期性。机制检验发现，这一影响效应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异质性检验显示，中欧班列开通有利于我国中西部非海运地区的相关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这一积极效应主要集中在中、高技术制造业。以上结论对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完善中欧班列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助推我国制造业发展和企业生产率提高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
02
贸易开放、环境污染与公共健康——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林熙）
［摘要］推动全面贸易开放新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对改善公共健康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有助于改善公共健康，但同时产生了环境污染，抵消一部分贸易开放的健康效应。贸易开放的健康效应集中在内陆省份、农村以及女性、青少年和老年人群体，贸易开放引起的环境污染则主要对沿海省份、城市市区以及男性和中青年居民的健康产生负面效应。虽然贸易开放减少医疗支出，但该效应被同时引起的环境污染部分抵消。将公共健康纳入贸易与环境的分析框架，讨论贸易开放对公共健康带来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可以为中国进一步深化贸易开放、污染防治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政策启示。
03
贸易开放是否影响了流动人口健康？——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证据（刘铠豪 王乙杰）
［摘要］探讨贸易开放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健康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利用2016—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作用。结论显示：贸易开放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具体表现为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的概率，并显著地降低了流动人口“最近一年患病或身体不适”的概率。其潜在的影响机制在于：贸易开放度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当地污染物排放和当地污染治理能力三个路径影响其健康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会由于流动人口就业身份、接受健康教育状况、家庭成员同住人数和健康基础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议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精准开展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和逐步取消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壁垒，以进一步发挥贸易开放对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作用。
04
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刘佳宁 欧阳胜银）
［摘要］金融集聚通过制度和市场两个层面对技术创新产生正向推动效应和逆向挤出效应。利用粤港澳大湾区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设计不同权重组合的金融集聚测算方法，采用分位数回归、门槛模型和分组检验的实证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对于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存在区间差异，金融集聚以非线性方式影响技术创新；以金融业从业人员为主要衡量指标的金融集聚只在中高分位点上才能显著拉动技术创新，以金融业增加值为主要衡量指标的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在各分位点都比较显著；金融集聚较低城市组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显著，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效应存在边际递减趋势。建议保持适度金融集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金融要素结构合理、相对均衡；疏通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的溢出路径，提升金融集聚的辐射作用；加快引进和培养高端金融人才，提高金融产出效率。
哲学
05
描述论抑或规范论：论蒯因的哲学研究兴趣（夏国军）
［摘要］蒯因将认识论自然化之后被人质疑为他只关心心理学，因此他的认识论是一种纯粹的描述论，等等。事实上，蒯因自然主义形而上学是对传统认识论的规范的重构，而非描述性的；更确切地讲，它是一种逻辑斯蒂主义的理性重构：首先，它用数理逻辑的语言框架构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至于何物存在于这个世界由“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项的值”“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等逻辑原则决定，因此蒯因以自己建构的存在论解构了以往的存在论；其次，它构建的逻辑世界也就是认知世界，即科学活动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体系是一个纯粹的语句系统，其边缘是观察句，中心是恒久句，追求语义的精确性、一致性。这一切均属于蒯因对传统哲学的理性重构，它在本质上是规范的，而蒯因真正的哲学兴趣也就在于此。
06
定义“文化”的立场与关怀——围绕艾略特文化定义的语言争夺和意义斗争（单世联）
［摘要］“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历史渊源是威廉斯所阐释的“文化与社会”传统。在此传统中，诗人艾略特以基于阶级和宗教的“生活方式”定义文化，在重申18世纪末以来的英国保守主义文化观念、引起文化思想界的众多评议方面具有代表性。通过质疑艾略特的文化定义，拉斯基、威廉斯和斯坦纳三位评论者都把不同的政治立场、社会想象和历史关切带进文化议题。围绕文化定义所展开的语言争夺和意义斗争，表明“文化”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讨论社会阶级、政治经济、宗教和艺术等议题的视角、线索和能指。这一思考传统强化了“文化”概念在用法上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客观上也提出了“文化”概念有无自己的内涵以及如何把握其内涵的重大问题。
07
人工智能时代的时间概念（余乃忠）
［摘要］时间概念是古老的，也是最新的；是哲学的，也是科学的；既具有复杂的客观基础，也具有丰富的主观形式。可以说，对于时间概念的深化理解伴随着人类的全部进化史。人的原子到量子存在的自然时间、人的加速到极速存在的历史时间、人的有限到无限存在的生命时间、人的消极到积极存在的劳动时间、人的低级到高级存在的自由时间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时间概念的全部内核，也是把握智能时代人类生命的尺度。
08
时、空相关性及其社会效能转化片论——一个马克思的理念简析（胡潇）
［摘要］时间和空间，是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和理解一切运动现象的基本范畴。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实践把两者及其关系的理论，推到了一个空前复杂、深刻的境界。但对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基本论述发掘甚少。马克思在哲学生涯中，始终都非常关注并深刻诠释了时间、空间的意义及其辩证关系，且作为研究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思想工具。他主张时间、空间与物质运动、社会生活的内在统一，在时、空释义并科学揭示其相关性机理的基础上，以深邃的哲学思维诠释了社会时空的效能转化，先导性地明确了当代自然科学揭示的时空结构影响物质运动及其作用方式的原理，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论列了它们的社会意义。
09
自由主义美德观念的价值虚无主义困境及其社群主义解决方案（王千陌）
［摘要］自我先于目的是自由主义一般的本体论预设，权利对善的优先性是这一本体论预设的表达形式，根据此种理论预设，只有自由至善论能作为自由主义原发性的美德观念。但是，由于自由至善论难以跨越的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逻辑前提，其无法为美德观念提供实质性的内容，因而也难以免于价值虚无主义的批判。反之，由于社群主义正确认识到了个体、集体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其可以在保障“主体选择权”的背景下，为美德观念提供实质性内容，因此可以成为美德理论更为优秀的进路。但由于社群主义没有意识到历史观念背后的生产实践的本质，因此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指导。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
10
“政治犯不予引渡”规则与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的第三种解释（侯中军）
［摘要］围绕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研究这一课题，学界在孙中山进入清政府驻英使馆的方式上存有两种论点：一是绑架说；二是自投说。孙中山本人对自己进入使馆的方式，先是称被“绑架”，后改为“自投”。无论是“绑架说”还是“自投说”，均无法合理解释涉案双方的材料。如果把“政治犯不予引渡”规则纳入分析的视野，则从孙中山避难香港起的历史发展线索就比较容易得到合理解释，不但可以印证孙中山方面的材料，而且可以解释清政府方面的相关材料记载。为了推动革命宣传，改变处于困局中的反清革命，孙中山主动策划了自己被清使馆囚禁事件。通过分析两方的材料，可以认为，孙中山被囚禁于清使馆是一次有预谋的自投。
11
1913年谭延闿“阻郭入湘”与民初政局（高航）
［摘要］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湖南都督谭延闿从宣布湖南独立到取消独立，中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心理变化。袁世凯下令与国民党有隙的郭人漳入湘查办，遭到谭延闿强烈反对，他与总理熊希龄谋划“阻郭入湘”。由于南北势力悬殊，谭延闿为求成功“阻郭”，同意北洋军队入湘。与进步党关系紧密的海军次长汤芗铭被各方所接受，率军进入长沙。谭延闿和郭人漳同时被免职，湖南最终形成了汤芗铭入主湘政的局面。
历史学
12
“独起承当忠孝事”：晚清知县密昌墀的奏对手记（张海荣）
［摘要］在晚清史上，位仅七品，职非言官，却心怀天下，一再向君主犯颜直谏的，密昌墀是个少有的例外。光绪戊戌有《应诏陈言疏》，己亥有《仪鸾殿奏对》，庚子有《行在对恭记》，前二者关乎戊戌政局，后一次关乎庚子事变。尤其己亥、庚子年间的两次奏对，他当着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面，公然揭发官场黑幕，大胆抨击当朝权贵，甚至慷慨纵论帝后、新旧、满汉矛盾，言辞之犀利，内容之劲爆，为晚清政坛所仅见。这样耿直敢言的“强项”人物，虽然勤政爱民、政声卓著，却最终官不过知州，且因得罪岑春煊诸权贵，两遭革职。此后密昌墀绝意仕途，但仍热心公益，惠及桑梓，在湖北教育史、铁路史和灾赈史上都留下自己的独特影响。
13
1920年代中共话语中“大地主”的概念使用与指向变迁（杨泰龙）
［摘要］1920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尤其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大地主”概念的使用上语境极其复杂，大致包含三种情况：通常意义上的大的地主、与地主混同的“大地主”、作为农村独立社会阶层且排斥中小地主的“大地主”。此种情况，本质上是中外文化和现实差异导致的“误会”，“地主”概念中文古义与所对译外文原义的冲突、翻译上的偏差是两大肇因。大地主概念因误会而生，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困惑重重，在使用过程中不得不因应中国国情，标准几经变化，最终不再作为与农民相对立的单一、独立阶层存在，而回归地主群体之中。这一过程深刻且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过程和苦心孤诣。
14
从区委到省委：中共地方一级组织体系演变考论（1921—1927）（张欢）
［摘要］中共一大前，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中央局与各地党小组。一大后，中共逐步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地方组织体系，以区委统辖地委、部委、支部、小组等各级组织。五大后，省委则成为中共在地方的一级管理机构，下设县委、市委等各级党组织。组织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既与中国共产党组织规模扩大直接相关，也是中共对于建立适合于革命要求的严密性组织的探索。从借用外来概念到依托固有行政区划，中国共产党组织不断进行调整，从而适应革命发展需要。
文明互鉴与中外文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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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从“影响”到“平行”的转化（董晓）
［摘要］“五四”运动以来，俄罗斯与苏联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中俄文学关系始终处于“影响/被影响”的状态中。直至新时期文学初期，俄苏文学的影响依然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苏文学的影响在中国的逐渐式微，21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已然摆脱了俄苏文学的影响，两国文学关系也改变了“影响/被影响”的模式而走上了平行发展的轨道。与之相应，超越以往单纯的影响研究的范式，以平行研究的方式审视当代中俄文学关系，是审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文学关系的必然途径。而对差异性的探究则成为平行研究的重心所在。
16
历史观相左、审美观相济与日本学的中国立场（王向远）
［摘要］中国人的“日本论”“日本观”和“日本研究”，合起来可以统称为“日本学”。中国的日本学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历史观的相左与审美观的相济”，这是理解中国日本学的关键。日本古代史最早由中国记载表述，而与后来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多有差异；近世以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同一历史事件也有不同的记述与判断，到了近现代，日本史领域更有针锋相对的史观冲突。从晚清的黄遵宪到现代的戴季陶、周作人，中国的日本学形成了历史观与审美观的双重视角，或者说“历史的”与“美学的”两个向度，即历史观上坚持中国立场，审美观上则能见出其东方传统审美文化的底蕴，并予以积极的评价与认同。这种相左与相济的矛盾统一，形成了中国“日本学”的内在张力，推动着日本学的发展演进。
17
乐府古辞“行胡从何方”或与汉时西域文化传入有关（王福利）
［摘要］《乐府诗集》所录乐府古辞一首，当为汉武朝采诗所得。因其并非郊祀颂辞，故不见史书著录。宋前仅见《艺文类聚》《北户录》《法苑珠林》有录。前两书皆为摘句，且多有讹误。仅《法苑珠林》所录完整，与《乐府诗集》雷同。《法苑珠林》乃佛教百科全书，《北户录》转引亦意在证明《功德浴佛经》中所云之香料名称。结合古辞形式及所涉六种来自西域“列国”特殊物品之功能看，该首乐府或与张骞出使西域时期佛教初传中土有关。
18
“空间转向”之后的欧美女性文学批评（刘英）
［摘要］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空间转向”席卷人文和社会科学，也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启发。在空间视阈的观照下，女性文学研究聚焦分析三种空间：城市空间、风景空间和流动空间，不仅揭示性别空间的建构本质，展示空间对性别生产的影响，而且强调“空间实践”的意义，提出空间是多重的、动态的、异质的及情境性的空间，空间的意义可以由行动者在空间中的实践所塑造。女性文学研究一方面从“空间转向”中获得深刻启发，另一方面，女性文学研究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回馈、反哺和充实了“空间转向”，实现和见证了女性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价值。
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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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想象——一种社会学的概念化（郑震）
［摘要］尽管想象并非一个被广泛使用和讨论的社会学概念，但是在社会学思想中并不缺乏隐含的想象研究。通过对这些研究中的代表性案例的分析与反思，我们发展出一种想象概念的形式化模型。想象是一种有意或无意地制造社会表象的创造性的过程及其结果，它与社会历史现实之间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其存在的根源是社会经验世界的不明晰和不确定的特征，它既可能包含着错觉与暴力，也可能体现了理想化的道德期望，而它自身的不确定性则意味着一种创造性的可能。
20
学术流动的时间维度：境外中国学者的流动策略、轨迹与体验研究（王炳钰 黄玉琴）
［摘要］基于对66位境外中国学者的质性研究，作者探讨了其流动中的时间维度，从“历史与制度性时间（性）”、“生命历程时间（性）”以及“情境性时间（性）”三个向度剖析他们在跨境背景下如何规划与实践自身学术流动历程。研究发现，世界学术流动格局、移民和人才政策等具有历史与制度性时间（性）的向度；学者个体职业发展与家庭生活表现出生命历程时间（性）的特征；而学者经历的“偶然机会”与“情感事件”则具备情境性时间（性）的特点。这三个时间维度相互交织并深刻影响和塑造着境外中国学者的流动策略、轨迹和体验。由此，本研究重新审视了学术移民研究中的过度浪漫化倾向，从时间维度揭示了个体在全球移民体系日渐暂时化、学术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和工作合同逐步短期化的背景下流动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障碍与挑战。同时，本研究进一步推动移民研究的“时间转向”，从理论层面促进移民领域的发展。
21
“00后”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对一位“00后”外来务工者的个案研究（严飞）
［摘要］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00后”农民工开始慢慢进入城市，并已经形成了比较庞大的规模。作为第三代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在行为方式、身份建构、生命历程上明显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目前学界关于“00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尚十分缺乏，更常见地是将这一群体包含在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或“90后”农民工的研究之中。有鉴于此，本文以一位在北京安装门窗的“00后”外来务工者为深度分析个案，剖析这一群体在嵌入城市之后，如何完成身份认同的主体性建构，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塑造自我。本文指出，当“00后”农民工群体流动进入城市，他们开始尝试摆脱传统家庭关系，更加强调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个人发展与个体价值的实现。一方面，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缺少自主权，其抗压能力和心态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常常会陷入到对于自我价值与存在感的消极认知中；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渴望进入城市、融入社会，有着更多的自我意识和权益意识。
法学
22
论私密信息隐私权保护优先规则的困局与破解——以《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为中心（刘承韪 刘磊）
［摘要］在私密信息的侵权责任构成上，隐私权保护规则适用的是过错责任，个人信息保护规则适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确立的私密信息隐私权保护优先规则导致两种保护规则在侵权责任构成的过错要件上存在冲突。由于限缩适用《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前半句或《个人信息保护法》适用范围均难以彻底化解这种冲突，不妨考虑隐私权保护规则优先性的缓和化方案：隐私权保护规则下私密信息的侵权责任构成，应降低信息主体对过错要件的证明标准，这可通过事实推定规则确定侵权事实及个人信息处理者在此基础上是否违反成文法义务来实现。
23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量定（何国强）
［摘要］我国已建立由《民法典》基本条款指引、知识产权领域基本全覆盖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体系。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数额量定是制度实施中一个富有技术性的基础问题，应遵循“合理定价”和“审慎谦抑”两大基本原则。在赔偿基数的量定上，一方面应将法定赔偿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另一方面，基于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固有的不确定性，应突破精准计算的思维定势，设定适当的证明标准并完善举证责任规则。在赔偿系数的确定上应遵循“要素累积法”，依据侵权主客观因素权重进行赋值，并将每一惩罚因素对应的倍数相加得出最终系数，以减少适用的随意性。
24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的精准化（杨炯）
［摘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之后，检察机关积极开展量刑建议精准化探索，在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确定刑量刑建议占比和法院采纳率快速升至高位并常态化运行的同时，也存在确定刑量刑建议标准不清晰、幅度刑量刑建议不规范及法院对不同类型量刑建议采纳程度各异等问题。从理论上厘清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内涵，反思“形式精准化”与“实质精准化”、部分精准化与全覆盖精准化等不同价值，对规范推进量刑建议精准化具有重要意义。应通过规范量刑建议分类和提出方式，明晰、细化量刑建议的调整尺度，确立与“实质精准化”对应的采纳方法等措施追求“实质精准化”，从而实现“形式精准化”与“实质精准化”的有机统一。
25
一审公诉案件审理期限制度改革研究（赵恒）
［摘要］随着刑事案件多层次诉讼体系不断完善，一审公诉案件审理期限制度逐渐成型。根据实务反馈和学理探讨，该制度总体上与一审审判程序类型多元化发展同频共振，但也存在亟待解决的难题，包括未能充分适应审判繁简分流的需要、影响公安司法机关的职权配置关系、损害被追诉人与被害人的合法权利等方面。对此，需要统筹采取应对方案：以审判中心主义理念统筹推进审理期限制度和相关制度改革；贯彻“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以优化职权配置关系；调整现行审理期限规定以提升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水平；为被追诉人与被害人依法有效行使诉讼权利提供时间保障；完善法定审限内结案率等绩效考核制度以提高刑事审判质量。由此，方能为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提供智识积累。
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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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承揽关系中定作人的侵权责任（任九岱）
［摘要］复合型承揽关系中定作人应当承担何种侵权责任，《民法典》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此类纠纷数量多、分歧大，而裁判分歧主要集中于定作人承担的究竟是连带赔偿责任抑或按份过错责任。这两种侵权责任承担模式在法律适用上的分歧主要源自对该用工关系结构中“共同过失”的认定。通过从行为激励的视角对这两种侵权责任模式进行比较，以及对我国台湾地区职业灾害连带补偿模式的分析，不难发现按份过错模式是目前更优的制度选择，由此应对“共同过失”的认定采取一种较为严格的标准，以限制复合型承揽关系中定作人连带赔偿责任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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