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来源：Ulyssea G. Firms, informality, and develop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Brazil[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8): 20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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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非正规企业与非正式就业（informality）大量存在（如下图所示），（本文）非正规企业指未在税务局登记，没有纳税识别号的企业；非正式就业是指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劳动记录未登记在册的劳动者，他们的活动逃避了税收与监管，对经济产生了消极和积极影响。消极影响主要包含三方面：第一，普遍存在的非正规性造成了大范围的偷逃税，降低了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能力。第二，非正规性能通过边际效应扭曲公司的决定，如他们的劳动力规模。第三，非正规性使得低生产率的非正规企业能与高生产率的正规企业竞争，导致了资源错配和更大的TFP损失。积极影响是，这些非正规的企业与就业使得企业能够规避政府繁重的管制，从而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了解非正式企业与就业对经济的综合影响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许多文献对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正规化管制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例如探究降低认证为正规部门的成本和税收，或者采用更严格的政府监管对企业和总体经济活动的影响。但这些分析仅关注了非正规性的拓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 of informality）——是否注册成为正规企业并为此支付进入费用，而忽略了非正规性的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 of informality）——公司是否雇佣非正规工人，本文提出非正规性集约边际的概念，使得我们对非正规性的经济影响有了进一步认知。拓展边际将公司与工人视为同向运动的整体，即公司的非正规性降低时，非正规工人的雇佣比重也会下降，而集约边际打破了公司与工人之间非正规性的直接联系，解释了公司非正规性与劳动非正规性反向变动的原因，使我们能观察到政策变动带来的微小行为反应。这是本文的核心发现与贡献。
本文的另一条贡献是，在模型中考虑了劳动力的异质性，将工人分为高技能与低技能两类，正规与非正规公司有不同的技能强度。一般而言，低技能劳动者成为非正式工人的概率更大，正规公司规模越大非正规工人的比重越低。
本文通过构建模型，利用巴西统计局调查的小规模企业雇员与雇主数据（ECINF）、劳动局搜集的正规企业和工人数据（RAIS）和全国家庭调查数据（PNAD），采用模拟最短距离（SMD）的方法估计模型参数，并利用反事实分析的方法探究不同管制措施对企业活动和整体经济活动造成的影响。模型中将非正规公司分为三类，分别刻画他们雇佣劳动力的行为：（1）被高的进入成本挡住的非正规部门，他们其实是一些潜在的高生产率的企业的集合，但被高管制成本挡在了正规部门之外，特别是进入费用。（2）害虫企业，这类企业它们生产的产品足够在正规部门生存，但是依然选择留在非正规部门，通过不遵从管制和税收获得的成本优势赚取高额利润。（3）依靠非正规性生存的一些低生产率企业，这些企业产量很低，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正规部门。如下图所示，是三类非正规企业形成的原因。
结果显示，第一种公司占全部非正规公司的9.3%，第二种害虫企业占到了41.9%，剩下的是一些把非正规作为生存手段的低技能企业。这些结果说明了非正规部门主要是一些害虫企业组成的，因此，消灭他们（通过更严格的监管）能对经济产生正向影响。反过来说，有很小一部分企业是收到进入成本的限制才成为非正式企业，减少这部分企业（通过降低进入成本）对非正规性和其他经济表现的影响是有限的。为了评估这些猜测，本文构建了不同非正规性管制政策反事实分析。考虑了四种典型的政策干预措施：1.降低正式部门的进入成本；2.降低工资税；3.通过对非正式部门更严格的监管增加非正规性的拓展成本；4.通过更严厉的监管措施监督正规部门雇佣非正规员工的行为以增加集约成本。至于影响效应，作者分别在企业和社会总体层面进行了分析：
一方面，在企业层面（如下图所示）。降低正规部门的进入成本对非正规企业正规化有积极影响，正规率比基准提高13.3%，但对于高生产率的正规企业和所有非正规企业，这个政策因为一般均衡影响造成了负向影响，因为更多地进入正规行列提高了竞争，均衡工资上升（特别是高技能工人的工资），损害了所有企业。增加集约边际的成本对于低生产率的正规企业是有害的，因为它们雇佣了大量的非正规工人。集约边际的提高使得实际劳动成本提高。
另一方面，在总的社会层面（如下图所示），降低正规部门的进入成本减少了非正规公司的比重，但对非正规工人的影响几乎为0。降低正规部门的进入成本减少了低生产率企业真实化的成本，减少了企业的非正规性。然而，这些新的正规公司却雇佣了大量的非正规工人（因为他们是低生产率的），因此对劳动力非正规性的净效应是几乎不存在。反过来也是对的，当对集约边际的管制增加：无论是高技能工人还是低技能工人，这一政策都轻微的减少了非正规工人的比重，但是增加了企业的非正规性。对于那些低生产率的企业，集约边际增加导致成为正规企业的实际成本增加，因为他们更难雇佣一些非正规工人了。这些结果表明，公司和劳动力的非正规性可以朝不同方向变动说明了考虑集约边际的重要性（后者说分开考虑企业与劳动力行为的重要性）。
本文的启示：
中国也存在着大量非正规公司，如一些未进行工商登记或税务登记的经营团体，鼓励企业正规化发展有利于培育市场主体，那么它的经济效应如何？同样的，中国也存在大量的非正式工，对于工人正规性的管制政策的经济效应如何？可以考虑分析。
进一步的，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存在着替代，尤其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替代性更强，在模型中是否可以加以考虑。
Abstract
This paper develops and estimates an equilibrium model where heterogeneous firms can exploit two margins of informality: (i) not register their business, the extensive margin; and(ii)hire workers “off the books,” the intensive margin. The model encompasses the main competing frameworks for understanding informality and provides a natural setting to infer their empirical relevance. The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shows that once the intensive margin is accounted for, firm and labor informality need not move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a result of policy changes. Lower informality can be, but is not necessarily associated with higher output, TFP, or welfare.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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