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废话，这三个思维操作是：
①感知现实问题/现象；
②问题/现象概念化；
③挖掘理解上的违和感。
①③不用多说，②指的是用学术命题把感知到的问题/现象描述出来。学术命题里面要包含重要的学术概念或术语。这三个思维操作并没有顺序上的先后之分，任何两者之间都可以随意进行跳转。
接下来用几个例子说明这三个思维操作。
例一、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①感知现实问题/现象
在20世纪后半叶的法国，以及许多西方社会，文化消费被视为个人品味和身份的标志。布尔迪厄观察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倾向于消费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这种文化品味的分化并不只是个人喜好的简单体现，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之中。例如，上层阶级可能更倾向于高雅艺术、古典音乐和精致文学，而较低的社会阶层则可能偏好流行文化或大众娱乐。
布尔迪厄可能观察到了下面这一现象：
……获得职业教育证书或初级师资合格证书的人中的67%，无法(在16部作品中)认出两位以上作曲家，这一比例与获得中等教育初级阶段毕业证书的人中的45%，业士中的19%，上过普通大学或开始大学学习的人中的17%，最后与持有等于或高于大学文凭的人中仅有的7%相对。被问的工人或职员中没有任何人能在给出的16部作品中辨认出12位作曲家以上，而艺术生产者和教授(大学教师中就有78%)中则有52%能辨认出。（皮埃尔·布尔迪厄，2015，pp.18-19）
②问题/现象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区分社会阶层的是什么东西？区分社会阶层的是“艺术品味”。后面又抽象出了一个概念“文化资本”。
③挖掘理解上的违和感
在布尔迪厄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出版之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区分社会阶层的主要依据是经济资本，即个人或家庭的财富和收入。文化资本是经济资本的一个类别吗？布尔迪厄认为不是。这就产生了理解上的违和感。那么二者是什么关系？如何分析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在区分社会阶层方面有哪些不同？这就是布尔迪厄要回答的研究问题。
例二、官员的任期
①感知现实问题/现象
我当年在河南调研期间碰到许多这样的场景。在开封包公祠，通过《开封府题名记》了解到，从建隆元年到崇宁四年这145年间，担任过开封府尹的有183人之多，平均任期不足10个月。包公是第93任，任期是16个月，从皇佑二年到次年六月。所以说，包公的任期其实很短。据1992年出版的《开封县志》，清朝264年间，历任开封知县共计143名，平均任期1.85年，且所有知县皆非开封县人。自秦汉以后，科层制取代世卿世禄制，故官员皆有任期。宋代地方官通常三年一任，但从开封府尹的情况来看，满任的几乎没有。此外，宋代广泛采用回避制，官员通常不得在本地任职。
解放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我们的地方官员也是每三年一任，但平均任期不足两年，也很短。从1948年10月到1991年9月的43年间，历任开封县委书记共20名，平均任期2.15年。我1996年调研过的河南杞县，在四年内换了四任县委书记，五任县长。任期之短，转任之快，着实令人吃惊。自党的十七大以来，省市县地方官员的任期为5年，可以连任，但真正任满且实现连任的几乎没有。虽然前者为传统社会，后者为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但地方主要官员的平均任期和回避制则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短任期制和回避制或有利于维护中央的权力集中，但会给地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值得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好好研究。
为什么地方官员任期如此之短，这里不讲我的研究结果了。
（曹锦清，2014，pp.7-8）
②问题/现象概念化
这里只是感知到了现实问题/现象，那么接下来就要把这个现象概念化。什么影响了地方官员的任期？什么影响了官员的任期？什么影响了非官员职位（如上市公司CEO）的任期？所引用的材料中，作者还没有对现象进行概念化，概念化是要依据手头的材料形成命题的。例如，官员的任期不足届满。
③挖掘理解上的违和感
现有的文献中，对“什么影响了地方官员的任期？”这个问题是有回答的。
例如，从政治学角度说，宪法、法律和党规中有对官员任期的限制，如连任次数、任期长度等。但是这不足以解释命题“官员的任期不足届满”。可能从派系归属的方面说，官员的任期可能受其所属政治派系的影响，以及对上级或政治领袖的忠诚度。这个命题在呈现的材料里面没有，那么研究者就可以按照这个指引去观察有没有这样的材料。可以从经济学角度看，“官员的任期可能与当地的经济发展、财政状况挂钩，良好的经济表现可以延长任期，而经济衰退可能缩短任期”（猜测）；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和民众的需求也可能促使政府调整官员配置，以适应新的发展策略或解决特定问题。还可以从国家关系的角度看，在某些情况下，国际关系的变化可能影响国家内部的官员配置，特别是外交官员的任期。个人健康状况也是一个观察角度，官员的健康状况可能影响其是否能够继续履行职责，从而影响任期。
总之，如果要对呈现的材料进行继续研究，一定是对比过了学术共同体中的这些理解以后，仍然感觉到不能解开心中疑惑，这就是挖掘到的理解上的违和感。我们强调这种违和感一定是学术共同体的，并非仅仅是研究者个人的。
例三：恋爱中的情侣，一方不爱另一方而产生的烦恼
很久没有更新微信文章了，这个例子是群里的程老师提出来的，我答应他写一下。可是，琐事缠身，难得静下心来还一还文债。
①感知现实问题/现象
如君所见，此处不赘述。
②问题/现象概念化
恋爱中，一方的情感付出得不到对等的情感回报。或者稍微抽象一些：恋爱中，付出得不到回报。如果再进一步，可以从心理学视角说，“在亲密关系中，个体的心理投资与情感反馈之间的不对等性可能导致情感损耗和关系满意度下降”，或者“高心理投资但低情感反馈的个体在恋爱关系中更可能经历情感损耗，表现为情绪困扰、自我价值感降低以及对关系的满意度下降”。
从社会学的视角可以说，“在恋爱关系中，资源（包括情感、时间和物质）的非互惠交换模式可能导致权力动态失衡，进而影响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当然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说，“在恋爱市场中，当一方的投资（包括时间、精力和情感）与其回报不成正比时，这可能导致投资方的效用减少，从而影响关系的长期均衡状态”。
③挖掘理解上的违和感
问题的关键是，刚才讨论的那些都是别人的概念化结果，研究者自己要有自己的概念化结果，并且和别人的概念化结果相比较后产生了某种违和感，这才有进一步研究的契机。
总结：这三个例子中，只有第一个是相对完整的，找到了研究问题。第二个例子和第三个例子都仅仅是分析到了现象的概念化，并没有挖掘到理解上的违和感。时间有限，暂不深入分析。
可能的反驳与回应
反驳①：第一个思维操作提示我们尽量不要研究现实中不存在的问题。那么难道就不能研究设想的问题吗？比如说，某人在20年前就要研究：“假如微软对中国普遍使用的windows操作系统动手脚，中国应该怎么应对？”
回应：感知到的现象可以是具体的一事一物，也可以是一类事物，而且最好是后者。这么说来，“假如微软对中国普遍使用的windows操作系统动手脚，中国应该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凭空设想的问题，而是一类问题的尚未发生但很可能发生的实例。这类问题就是“过度依赖导致竞争优势丧失”，兹以两例加以说明。
例一：北斗导航系统的发展
中国北斗导航系统源于震惊世界的“银河号”事件，是中国航天人知耻后勇，耗时近30年完成的。1993 年7 月23 日，美国宣称驶往伊朗阿巴斯港的中国“银河号”货船载有违禁化学品，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叫停“银河号”并等待美方发落，否则将严惩中国。在遭到中国政府坚决拒绝后，蛮横的美国关掉了“银河号”赖以导航的 GPS 系统！没有导航系统、无法停靠港口的“银河号”只能漂泊在公海，在高温煎熬、无法得到充足食物和淡水补给的情况下，很多船员都生病了。为了保护船员生命，万般无奈之下，中国政府只好答应了美国的无理要求，允许美国登船检查。当然，将船只查个底朝天的美方并没有发现违禁品，但这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事儿，美方仅仅道歉和赔偿了事，甚至在“银河号”前得意洋洋地合影留念。北斗照亮中国梦这一事件深深激怒了国人，更深深刺痛中国航天人的心。要创建中国自己的导航系统，保卫中国的主权和安全！他们把这份痛埋在心底，转化为雪耻的动力，废寝忘食，刻苦钻研，不懈攻关，从1994年开始启动工程建设，终于在2020年完成了北斗导航系统全球组网。
本刊编辑部.北斗照亮中国梦[J].军事文摘,2023,(08):1.
jhb：过度依赖美国的GPS使我们在“银河号”事件中丧失了竞争优势。
例二：齐纨鲁缟
我国春秋时期齐国削弱鲁国的故事（有可能是虚假的），也能说明这一类问题。管仲发现鲁国的纺织业发达便大力提倡齐人穿鲁缟，待鲁国百姓弃田从事纺织生产时，果断下令不与鲁国通商，导致鲁国粮食紧缺，最后不得不屈服齐国。（曹磊, 2018，p.52）
曹磊.《管子》与《韩非子》外交思想比较研究[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6(01):49-53.
jhb：过度依赖齐国的鲁缟市场，而忘却了粮食安全，导致在与齐国对抗中丧失了竞争优势。
反驳②：那些侧重在方法上、数据上或工具上等其他方面贡献的研究是否不适用？
回应：不管是方法上、工具上、数据上的贡献，还是其他方面的贡献，都要反馈到对某个问题的理解上，好的研究一定会产生有关某个问题的某种理解上的增益（cognitive gains）。因此，都可以用这个三个思维操作去提炼研究问题。
Cognitive gains 指的是对认知功能或目标的实现产生积极贡献的东西[a cognitive effect that contributes positively to the fulfilment of cognitive functions or goals]（Sperber and Wilson, 1995，p.265）。
理解增益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发生：
①使原本较为薄弱的假设得到强化；
②推翻某个已有假设；
③与已有假设结合，推导出新的结论。
在第三种方式中，新的结论是一种逻辑推论，既不能仅从新信息本身得出，也不能仅从已有假设中得出，而是由新信息与已有假设相结合才能推导出来的。【Contextual effects[cognitive gains] are achieved when new information interacts with a context of existing assumptions in one of three ways: by causing a relatively weakly held existing assumption to be strengthened, by contradicting and eliminating an existing assumption, or by combining with an existing assumption to yield a contextual implication. In the latter case the contextual assumption is a logical implication that is derivable neither from the new information alone, nor from the context alone, but from the new information and the context combined】（Pilkington, 1996，p.158)。
Sperber, Dan, and Die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nd ed. Malden, MA: Blackwell, 1995.
Pilkington, Adrian. Introduction: Relevance Theory and Literary Styl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5.3 (1996): 157-162.
举一个例子，假设某位工科的研究生在研究如何设计老年人用手机的界面问题，如何对这个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化？我们可以问自己：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老年人的哪些认知或生理特点会对屏幕读写产生影响？如记忆衰退、注意力分散，听力、视力下降等。如何挖掘理解上的违和感？假如文献中的这些理解无法解释那位研究生观察到的他父母的屏幕读写行为，违和感就产生了。可能一个好的研究机会就被发现了。
有关研究问题提出过程中的思维操作，还可以参考（姜红丙等，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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