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青年研究杂志 ，作者邵文君 陈友华
作者
邵文君、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
在消费主导的社会图景中，极简主义作为一种日趋流行的生活方式被青年群体所推崇。通过对13名极简主义者的深度访谈，运用虚拟民族志方法，分析极简主义者践行极简生活的最初动机、成为极简主义者的过程以及极简主义者的日常生活实践。研究发现，极简主义者通常出于对生活经验和消费的反思，想要改变自我的生活而开始践行极简主义。在极简主义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最重要的策略是在限制消费和整理物品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物尽其用并重新理解物品与人的关系。极简主义者所追求的，并非抽象意义上的消费批判，而是通过更加专注于有价值的人与事，建构能够对抗社会风险、更加舒适和理性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
消费主义；生活叙事；极简主义；物品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极简主义”（minimalism）为议题的Ted Talks、播客、书籍在社交网络上持续流行（Meissner, 2019；Rodriguez, 2018)。极简主义成为在欧美、日本等国日趋流行的生活方式。在中国，极简主义理念由日本传入后，以青年群体为主的极简主义社群在社交平台快速形成。豆瓣的“极简主义”“极简生活”小组拥有80多万人的小组成员，不少微博用户将自己定义为极简主义者，在视频网站“哔哩哔哩”检索极简主义，会发现有大量相关的经验与理念分享。极简主义作为一种亚文化，是一种通过减少消费行为、将所拥有的物品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消费实践，从而帮助人们转向关注更重要的人与物（付来友，2020）、专注于自我的生活叙事。
当前，极简主义作为一种与以消费为主的生活叙事背道而驰的生活方式有一定影响力，拥有不少的参与者。已有研究从极简主义的博客、流行书籍、日常生活的视角分析极简主义（Meissner, 2019；Rodriguez, 2018；Woodhead, 2021），并呈现出明显的理论张力，即极简主义既被视为是一种个体生活选择，也被置于更广泛的环境和政治议题中进行阐释。但在中国的青年消费研究领域，研究者更倾向于关注消费行为的多元性和消费意义的丰富性（黄燕华、刘子曦，2021；杨发祥、李安琪，2022）。对青年群体内部正在兴起的“反消费”“不消费”的现象，研究者缺乏足够的关注和阐释，也缺乏对青年消费者差异性和个体能动性的呈现。基于此，本文以极简主义者为研究对象，关注极简主义者开始践行极简生活的动机、成为极简主义者的过程以及极简主义者的生活与消费实践。同时，通过对极简主义者的深度访谈和分析，尝试将中西方的极简主义的经验进行对话，回应已有研究关于极简主义作为个人选择还是作为伦理实践的理论张力，丰富对青年消费研究的整体图景。
一、研究回顾
（一）从自愿简约到极简主义
极简主义源于自愿简约运动（voluntary simplicity movement），该运动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寻求以各种方式实现低消费、高满足感的生活方式（Alexander & Ussher, 2012）。研究者通过关注“出于各种原因选择减少消费的人”，将自愿简约者定义为“自由选择节俭的、反消费的、以最低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生活准则的人”（McDonald et al., 2006:516）。参与者选择将物品维持在最低限度（Elgin, 1981），通过整理、修补拥有的物品，腾出资源和空间（Huneke, 2005），以培养非物质性的满足感和生活意义感（Etzioni, 1998）。
极简主义被视为是“自愿简约运动”的第二波成果，是嵌入自愿简约运动的一种信念体系和生活方式（Meissner, 2019），可视为自愿简约运动的新形式。极简主义的核心前提是拥有较少的物品，以专注于更重要的生活事件。极简主义者主要通过减少购买、使用和维护已有的物品来实践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表达对过度消费与物质主义的对抗（Rodriguez, 2018）。而由于自愿简约和极简主义很相似，有研究者认为，“我在研究中使用极简主义这个词来描述一系列广泛的生活实践，然而，这些实践在不同的时期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包括自愿简约运动、简单生活、整理运动等”（Rodriguez, 2018）。诚然，这些概念非常相近，但根据以往研究，还是能够发现细微的差异。具体来说，相较于自愿简约，极简主义对消费者的克制消费行为进行了美化和改造，“克制”不再是沉闷和痛苦的代名词，而是更为时尚和流行、自主性更强的生活选择（Khamais, 2019；Woodhead,2021）。
与此同时，自愿简约与极简主义的相似性还体现在理论层面。在针对自愿简约运动的动机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参与者仅仅是“出于个人对资本主义生活的厌倦，想要建构不同的生活方式”（Grigsby, 2004）；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参与者通过各种渠道和平台开展自愿简约的公共讨论，形成稳固的社会运动团体和运动模式（Alexander & Ussher, 2012）。他们同时呼吁将自愿简约运动政治化，通过组织集体行动来实现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Zamwel et al., 2014）。而自愿简约运动中的个人选择和伦理实践的张力也在针对极简主义的研究中发现。一方面，极简主义被视为是个人主义视角下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反思与减少消费（Littler, 2011；Woodhead,2021）转向自我发展和满足（Zalewsk & Tokarska, 2016），追求理性和美好生活（Pecoraro & Uusitalo, 2013）；另一方面，极简主义也与环保、可持续消费、贸易平等宏观社会议题相勾连（Meissner, 2019），道德与伦理动机被视为极简的主要驱动力（Zamwel et al., 2014；Woodhead,2021）。具体来说，极简主义的流行表明“消费主义的弊端和塑造新的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并认为极简主义“能够对抗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和不断增加的消费债务”（Rodriguez,2018）。这一理论层面的张力同样出现在不同类型的反消费运动之中。
（二）从消费社会到反思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者扮演着促进经济增长和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角色（Croll, 2006）。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市社会，在复杂的政府政策、全球化的消费文化扩张和广告话语广泛传播的背景下，中国社会逐渐向消费社会转变（Zhao & Belk, 2008；成伯清，1998)。消费者开始梦想和渴望消费，社会开始强调视觉快感，专注于感性的、愉悦的“小康文化”，日常生活越来越具有审美意趣和格调，呈现出明显的消费社会特征（Featherstone, 1982；周宪，2008:225）。大众媒体与企业都以消费者为对象，意欲启动消费的欲望机器，为新兴的中产阶级追求一种现代的、复杂的“消费者公民”（citizen-consumers）的身份认同提供可能性（Pun, 2003）。通过消费选择重塑自我（Miller, 1998），消费既构成塑造认同的“原材料”，又构成人们用以显示认同的符号、象征和社会交流的工具，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同时,也在消费“意义”和“认同”（王宁，2001）。
与此同时，在消费话语持续盛行的社会风潮中，消费被视为一种默会的行为；而青年作为主要的消费群体之一，得到了学界广泛的关注。研究者对青年消费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多元的、新兴的青年消费现象与行为上，如虚拟消费（白帆，2021）、盲盒消费（王帝钧、周长城，2021）、酒吧消费（黄燕华、刘子曦，2021）、知识付费消费（池静旻，2020）、精酿啤酒消费（张志敏、陈希，2021）、整容消费（黄燕华，2020）、宠物消费（杨发祥、李安琪，2022）、“自悦式消费”（刘凯强，2020）等，研究呈现了青年消费现象的丰富性与消费行为的多元性，阐释了青年如何通过消费实现身份建构与认同，甚至形成青年群体过度消费、盲目消费的刻板印象（敖成兵，2021）。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当代青年群体出现了具有明显的“反消费”趋向的消费观念，如拒绝盲目跟风消费，选择做“消费主义逆行者”（唐军、周忠贤，2022），通过极简生活“将日常生活赋予一种审美风格，在日常琐事中发现意义，进而重新掌控生活”（付来友，2020）。但关于“反消费”，特别是本文所关注的极简主义的现有研究，更多停留在对抽象概念的讨论上（秦鼎，2015；王玉香，2022），将极简生活视为“青年对消费主义的反思与对抗，是一种关注、认知、接纳自我的方式”（王玉香，2022）。已有研究缺乏对极简主义等“反消费”“不消费”的行为与理念的深入阐释。本研究试图以极简主义者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青年群体的差异化生活选择和生活样态。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虚拟民族志和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按照海因（Hine, 2000: 65）的界定，虚拟民族志是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的、针对网络和利用网络开展的民族志研究。本研究的田野调查开展于2021年11月至2022年2月，包括对13名自我定义的极简主义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Longhurst, 2010）（访谈时长60—120分钟），以及在极简主义网络社群开展的虚拟民族志研究。研究者作为一个初学的极简主义者，在参与社群的日常互动和分享的同时，也在持续观察小组成员的极简经验表达与讨论。基于西方相关研究，本研究认为参与者是极简主义网络社群的成员，很有可能将自己定义为极简主义者；或者对极简主义表现出强烈兴趣（Zamwel et al., 2014；Woodhead, 2021）。与此同时，相较于线下，极简主义者作为一个较为松散的群体，更倾向于在网络空间进行个人观点和经验的分享。因此，虚拟民族志在本研究中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
需要说明的是，网络互动中的自发性、开放性、匿名性、交互性（卜玉梅，2012）对研究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网络互动的特殊性使得关于敏感话题的讨论得以可能。比如极简主义者的收入、开销和个人日常消费行为；甚至还有极简主义者分享自己的焦虑症状和所遭遇的人生变故，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一手材料。另一方面，由于无法面对面接触，很多有意义的材料丧失了，比如说话者的语调、姿势和面部表情等身体语言；同时，由于身份的隐匿性，我们无法验证他们是否言行一致。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一。
在13位受访者中（具体信息见表1），有6位男性和7位女性，年龄集中在20多岁到30多岁，有一名受访者的年龄超过40岁。其中有一位女性将自己定义为同性恋者。受访者均接受过高等教育，职业各不相同。深度访谈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受访者为何想要成为一个极简主义者；二是受访者如何成为一个极简主义者；三是受访者如何理解极简主义以及与其相关的消费等议题。本研究倾向于将受访者视为有不同特质的单一群体，其最同质的特点是减少和控制消费、追求消费与物品之外的生活意义。
在本研究中，首先，不同受访者的极简程度各不相同。有3位受访者居住在物品非常少的家里（有受访者的家里没有沙发、茶几，也有受访者觉得自己唯一需要的物品就是纸巾，追求“我的家中空无一物”），部分受访者的极简目标是能够将自己的物品放在几个行李箱中；也有受访者认为物品的多寡并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如何与物品相处，理解人与物品的关系。其次，不同受访者成为极简主义者的经历也具有异质性。部分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天生的极简主义者”，受到家庭生活惯习的长期影响，在初高中时期就已经有了极简主义的倾向；但更多的极简主义者的极简动机与个体生活经验相关，如因为焦虑情绪的困扰、繁杂的物品带来的生活压力，个人的经济条件发生改变等。最后，在与极简主义相遇的方式上，受访者主要是通过《断舍离》等极简主义的书籍、《极简主义》等纪录片以及相关的YouTuber、网红、豆瓣小组等方式；受访者将自己定义为极简主义者的时长各不相同，从几个月到三四年不等。总之，极简主义者的异质性决定了本研究所能够呈现的仅仅是极简主义者的部分生活图景和叙事。本研究更加倾向于追求对研究对象的经验的呈现和阐释，而非广泛意义上的普遍性推论。
三、极简主义者的动机：个体经验与消费反思
在不断弥散的消费话语中，“极简”的出现被视为是对“消费”的一种替代。极简主义者通过有意识地减少消费，拒绝过度消费来践行“反消费”（anti-consumption）的价值理念(Brinkley & Littler, 2008）。反消费通常被视为一种社会运动和风潮，参与者出于个人、社会原因而减少消费或者拒绝对特定商品的消费。具体来说，原因主要包括贫穷、节俭与储蓄、政治与道德动机、宗教动机等（Leipamaa-Leskinen et al., 2014；Witkowski, 2010）。
从本研究所关注的极简主义者的个人生活经验看，多数受访者在消费主导的语境中成长和生活，他们并非隐居、避世，也不全然拒绝商品经济。除1位受访者外，其他的都曾是积极的消费者。其中，有少部分极简主义者因为贫困、节俭和储蓄而开始极简生活，他们实践极简的目的在于追求短期的生活可持续性以获得长期的经济保障。有3位受访者曾热衷于奢侈品消费，接触极简主义是始于对自我消费经验和生活方式的反思。高消费对这类受访者并不构成经济负担，他们接受极简主义更多的是精神层面和情感层面的困扰。其他的极简主义者，介于贫困与富裕之间，他们有过拥抱消费和物质的阶段，出于不同的缘由，开始尝试极简生活。
更细致进行分析，极简行为动机与受访者的生命经验密切相关。有2位受访者是在频繁搬家的过程中感受到物品带来的精神和情绪负担，才接触极简主义的社群，开始极简生活。
我一直关注极简，但真正感受到极简的益处是在我毕业、工作后的两次搬家。我意识到物品带给我沉重的经济和情绪负担，然后开始真正的极简。（A12）
因为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在深圳有两套房到没车没房还欠了很多钱。最开始我住在别人家，后来住在公司，再后来经济好一点住在宾馆。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发现，我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就开始在网上卖出二手物品，进而关注到极简，然后一直坚持到现在。（A4）
也有受访者谈到极简的动机是来自焦虑情绪和生活的不确定性，想要通过极简来改变生活的空间和生活的方式，以提升对生活的掌控感，对抗焦虑情绪。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生活中的焦虑感也来自过多的物品和消费行为本身。
在某个人生阶段，由于各个问题的不确定性而感到了极大程度的焦虑。偶然在清理旧物的过程中，发现清理这个过程可以极大地缓解焦虑，对身边物品的管理可以使自己获得一种对环境的掌控感。在网上查找关于整理的信息时又偶然发现了极简主义的概念，从此便坚持了下来，践行极简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入。（A9）
我其实接触极简是在三年前。当初接触极简很大原因是我患上了焦虑症，精神状态非常糟糕，出于自救吧，就下意识去选择那些据说可以改善自己的方式。极简主义宣传得很好，简单生活让我找回自己，所以就开始深入了解。(A5)
也有受访者开始极简生活的动机是为了缓解生活中的压力和烦琐感，为了让生活更加轻松和舒适。但无论是因为搬家的经验，还是为了对抗生活的压力和焦虑的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极简生活的动力都来自受访者对当前生活的不满和改变生活的想法。
受疫情影响，在家待得时间长了，发现房间里很多东西用不到或不常用，就想着怎么处理掉，衣服可以捐了，囤的东西可以归纳一下，不再购买。这个极简的过程让我觉得很舒服。一是观感上舒服，二是心里舒服，也不会因为东西繁杂而凌乱，所以自己也就一点点学习别人的做法。（A11）
我也是一个普通人，生活中的烦琐压力使我先有了想要过简单生活的想法。无意中接触了一部电影，电影中的人物思想和一些极简行为有感染到我，于是就通过影片和纪录片、书籍来了解极简主义。说说我看过的电影吧，有《荒野生存》《我的家里空无一物》，还有好几部，遇到喜欢的极简类的书就会借来看一下。（A3）
与此同时，多数受访者提到，他们开始极简生活的动机与对消费的反思密切相关。受访者想要以极简主义对抗消费主导的生活，回归自己更喜欢的生活模式。有受访者分享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从“低消费到高消费再到极简”的变化过程。比如，A7是一名在澳大利亚学习的研究生，家境比较富裕。在本科时期，受家庭生活习惯和同学、朋友的影响，她一直保持着比较节俭、低消费的生活习惯。到澳大利亚后，由于身边的同辈群体都比较喜欢购买奢侈品和护肤品等，她的生活从低消费快速转向了高消费。受访者谈到：“为了扩大交际圈，也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提升自己，我便开始了买买买之路。……在一年之内，我的化妆品从0直接上涨到用4个化妆包都不够的地步，护肤品也是一个抽屉都装不下。”这位受访者从“狂热的消费者”向极简主义的动力和契机来自社交生活带来的困扰。她进一步分享：“大家永远都在讨论奢侈品，没有别的话题，听了她们的意见我又去买，因为不买就意味着没有话题，所以我买着买着，发现我根本用不了这些东西，但是那些朋友还是会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哪个买错了，哪个该买，给我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交困扰，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A7的生活叙事中，社交是消费的契机，也是最终走向极简的转折点；而极简的生活方式，让她觉得自己回归到更加舒适、符合个人喜好的生活方式中，也让她重新去思考生活和社交的意义。
在不同的生活叙事中，受访者一方面希望自己人生的意义、价值和愉悦感不仅仅依靠消费与物质；另一方面他们想要减少生活中由于消费欲望与过度消费带来的混乱、迷茫、焦虑等负面情绪，以能够改变生活。在这一背景下，也有部分受访者基于自身的消费经验，对消费行为背后的消费话语与文化、符号与宣传逻辑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表达了对消费文化的质疑与担忧，呈现出高度的感知力和反思性，与西方对物质主义的反抗具有相似之处（Woodhead,2021）。
我所认为的这个物欲是被他人绑架的，这个东西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而是别人想要的，别人觉得你应该有的，这可能就像你活在一个被他人观点绑架的世界中。（A2）
这是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那些精巧的营销手段诱导你消费。你误以为买了2万元的包，你就是上流社会的人，过着精致人生；你误以为用一些昂贵的化妆品、护肤品，你就能青春永驻。（A8）
在国内学术界，在长期盛行的消费批判理论的影响下，消费社会学的视野一直局限在“操纵和奴役话语”（manipulation and enslavement discourse）上（Bilgin, 2010）中。该话语倾向于将消费者描绘成一个被动的角色，忽略了在日常生活中，部分消费者在自身消费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生活智慧（郑震，2018；朱迪，2013）。在本研究中，也有极简主义者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反思和拒绝消费，还深入阐发了他们在理论层面的反思。他们认为极简主义者不仅不应当为幻想与符号而买单，同时也要警惕极简话语成为消费话语的一部分。进一步看，极简主义者能够在一定的范畴内，通过“权力和赋权话语”（agency and empowerment discourse），在消费领域采取行动，表达极简主义者的自我身份和认同（Bilgin 2010；Kristensen et al., 2011），呈现出消费者的能动性。
四、极简主义者的实践：管理生活与物尽其用
（一）限制消费与整理物品
日常生活本身预示着常态性，人们往往不会特意去反思日常生活，而习惯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因而会不自觉地排斥任何日常生活层面的剧烈变动（Scott，2009）。而极简主义者往往长期践行具有反思性的日常生活。具体来说，在极简主义者的日常实践中，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一步是减少和限制消费。极简主义者共享的准则是“极简生活的重点不是扔，而是不买”。极简主义者不仅会有意识地减少消费，而且还会更加谨慎地作出购买决策。在作出购买决策时，他们会延长决策的周期至数天甚至是数周，并在这一时间段内思考想要购买的物品是不是自己真实需要的，“我每个月会集中一天的时间购买物品，尤其是大件，一般会先写3份分析表，冷静3个月，而后再决定要不要购买”（A2）。有些受访者则会通过在极简主义小组、微信群中提问的方式来决定是否购买某件物品。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方法，来评估一件物品是否是自己真正需要的、是否被频繁使用。他们希望购买符合自己真实需求、实用的物品。
我买东西前会反复问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对我的生活和兴趣爱好有多大帮助，无用一元也觉得多，从来不可能因为便宜而买，需要时才会打开购买软件。（A12）
我刚开始觉得“断舍离”说得对，人需要舍弃没用的东西，但把这些东西直接扔掉，本身就是一种快速消耗，一种促进消费的行为，因为一定还会再买的，特别是必需品。而且物品丢掉了，但人的惯性思维没那么容易改变，只要克制不住，就会再次买买买，所以，关键在于不买而不是扔。（A5）
与此同时，不少受访者会制定极简生活的基本准则，如“物品极简的基本原则首先是满足真实需求、实用至上；其次考虑美观得体，拒绝消费主义陷阱”（A9），并按照准则制订详细的物品整理和购买计划，以避免额外的、预期之外的消费。在更为详细的生活策略中，有不少受访者谈到他们会选择删除购物App，并认为“极简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卸载购物App，减少不必要的消费”（A11）。也有受访者谈到减少社交性消费的重要性，并认为在减少“无意义的社交”的同时，能够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关注自我和生活，建立更加有意义的关系，将生活的重心和关注度转向其他方面。
我极简的第一步就是社交“断舍离”，来澳大利亚第3年我开始放弃社交，放弃逛街。本来我的周六一定是要画个美美的妆和姐妹出去逛街或者游玩的，现在变成了半天做家务半天买菜。由于放弃了社交，我也就彻底地放弃了化妆和护肤，省下来的时间我就做家务，我学会了自己做菜。由于卖了很多闲置物品，我的房间又变回井然有序的样子，我拾起我本来感兴趣的历史和人文书籍，到了晚上便和爸爸妈妈微信聊天，聊我最近的生活和爸爸妈妈的日常，这种生活方式，让我感觉很舒服。（A7）
我自己的极简顺序大概是：慎入、消耗、舍弃、分类、整理、收纳、调整。先停止购入，再消耗库存，再舍弃确定无用物，再对持有物分类，再进行整理，再收纳入柜，最后根据日常动线调整台面置物。（A1）
极简主义者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整理物品诚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了解和整理物品，与物品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如通过“断舍离”将物品控制在100件之内，并在这一过程中思考自己与每一件物品的关系，与物品建立熟悉感，了解物质的特性，让每一件物品都是能够被看见、被使用。极简主义者也会制作不购入清单、建立胶囊衣橱、严格控制预算，优先选择物物交换和二手物品等物品处置方式。
构建胶囊衣橱是衣物极简的有效方式，即依据打底、卫衣、夹克等形态分类。每个类别选取符合自己需求的若干件，根据需要随意组合，满足需求后数量便可以固定下来；之后只需定期在衣物损耗后用相同或相似单品替换即可。（A12）
受访者A6从2017年起，在网络社群之中坚持记录了自己几年来进行购买决策、如何处置和修补物品、如何在生育前后坚持极简生活的细节。如践行“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极简准则，建立自己的极简生活逻辑“我目前就是对剩下的物品物尽其用，一步一步消耗掉现有的，精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进行出一入一的购买，或者是寻找一些替代性的物品”（A6）。
（二）物尽其用与“理解”物品
对极简主义者来说，消费并不总是表达性的、符号性的、炫耀性的，他们仅将消费视为一种彰显自我身份的社会互动方式，强调消费过程中的文化和符号价值。因此，关注物品使用的习惯、常规和惯例（Reckwitz, 2002；Warde, 2015），深入剖析日常消费的习惯和实践（Huddart, 2020）成为极简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极简主义者的生活中，物品被看作有生命的，物品需要被看见、被使用和被善待。因此，物品在经历完整的生命周期之前通常不会被置换，如“我现在的这个脸盆，大概用了八九年吧，非常耐用，如果这东西还能用，那我就继续用”（A2）；“像我的手机是二手的，几乎只打电话和看微信，用了5年现在也还不错”（A8）。此外，受访者也会选择通过修补的方式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以手工改造的方式挖掘物品被隐藏的替代性功能，让物品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利用。比如，受访者会将废弃的各类包装盒子变成置物架和垃圾桶，将牛仔裤做成收纳袋和包包，将旧的衣物做成环保袋和拖把等。有受访者表示“每次自己动手制作新的物品，或者是想到物品新的利用方式都会让我觉得很开心”（A6）。与此同时，受访者在进行购买决策时最为关注甚至是唯一关注的特质也是实用性。受访者重复提到“物品真正的价值在于重复地被使用”“希望每一件物品都得到充分使用和关注”和“物尽其用是最重要的准则”。在这一理念之下，物物交换、二手商品对极简主义者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延长物品生命、善待物品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可以减少浪费，实现物尽其用，还可以减少在消费行为上所消耗的时间成本和情绪成本，甚至可以通过物物交换与他人建立连结，从物品带来的满足感走向非物质性的满足感和意义（Etzioni, 1998）。
考虑是否舍弃时，我几乎只会思考它有没有实用价值。……当然这个“有用”是广义的，物质上、精神上、及时的、延迟的。不管从哪个维度，至少要有一个用处，不然我怎么做到让它物尽其用。（A1）
我的衣柜里只放着我一周所能穿完的衣服，剩下的衣服全部放在收纳盒里，等我穿坏一件再拿出来一件补上，没有穿坏我就继续穿。（A9）
因为现在国内的二手平台和线下的二手店和二手交换活动越来越多，所以我是只要能够购买二手，或者和别人交换，我就不会去买新的。无论是穿的还是用的，我觉得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交换，是一种真正的可持续和物尽其用。（A11）
在物尽其用的日常实践之外，极简主义者最为关注人与物品的关系。受访者反复提到“让物品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物品所束缚”，并认为将物品放置在日常使用情境之中，与物品建立一种高度自觉的关系，是极简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物品应该要能够给你提供方便，而不是成为你的负担。你要重新认识你和现有物品的关系，可能物品身上承载了一些你的回忆，一些让你难以割舍的东西，这些留下都可以。”(A2)也正是基于个体与物品之间连结的特殊性，受访者认为，不同人极简的方式和对待物品的方式具有差异性。
五、极简主义者的目标：个体生活的建构
当前，中国社会正日益变得个体化，这表现在人们对个体的认知的改变，也体现在人们对个体自由、个体选择和个体性的期望值的增加上（杨君，2019）。正如贝克“自己的生活”（a life of one’s own）这一概念所强调的，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是自己选择的和属于自己的，不同的个体化选择的结果应该产生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社会也会更加和谐和多元化（贝克，2011）。
具体来说，“为自己而活”的社会意义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在日常生活运作和人际关系处理层面，“为自己而活”强调的是个体选择如何度过人生的权利，是否幸福只建立在个体的主观感受之上，个体承担责任，无须依赖他人的认可（阎云翔，2021）。在极简主义者看来，无论是来自他人的消费建议——“别人的孩子都用，你也应该买”（A3）、“女孩子都应该有梳妆台”（A2），还是极简过程中的博弈和挣扎——“看到直播带货，大家都在买我也买了，最后发现完全没用”“有时候还是会进行冲动消费，但买回来又觉得后悔”（A5），这种来自他人和社会的消费话语、习惯和期待是与自己内心的意愿和幸福感相违背的。“事实证明我就是不需要梳妆台，我买了但从来没有用过”“我最后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了，我觉得很好”“希望以后还是可以更多的做到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A5）因此，选择极简的生活方式，是对自主真实偏好的一种呈现，是对理性和美好生活的追求（Pecoraro & Uusitalo, 2013）。
如果你喜欢每天都穿新衣服，你觉得这件事让你很快乐，那你就不要把这件事极简掉。重点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这是不是你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A2）
第二，“为自己而活”更深刻的意义是对人生价值的反思和追求，一切都取决于个体的选择，人生的意义只能靠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去发现和建构（阎云翔，2021）。多数受访者认为，极简的目标是建构更加个体化的生活方式，转向自我发展和满足（Zalewsk & Tokarska, 2016）。极简主义者谈到“我在大城市生活，而不是在家乡生活，我并不依赖我的亲戚朋友，所以我也不需要过多地去维持这些关系，我可以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A2）。“你会发现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关系是很少的。”（A9）“我想要的就是维持好自己的小家庭。”（A10）受访者在极简的过程中，也经历过挣扎和反复，特别是处理与家人、朋友之间存在的观念分歧；但正是在坚持极简的过程中，他们逐渐确定对自己生活最重要、最有价值、最值得关注的部分。
极简主义是一个让我变得更好的工具。因为在物欲和精神上极简，我才有足够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做我喜欢的事情。极简是一种内在的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它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清除多余物品，保留生活必需品。坚持这种实践，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更轻松，身体也会更健康。（A7）
在社会变迁中，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风险上升使得不少人的安全感下降，社会系统性的风险被阐释为应由个体的人生选择和际遇所承担，社会风险趋向个体化（Yan, 2010）；而过去几年的疫情更使得风险更显得无处不在，受访者提到，疫情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促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了解个体生活的真实需求，并通过储蓄、形成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对抗社会风险，建构生活的安全感。一位经历了重大的生活危机的极简主义者表示：“只有储蓄才是最可靠的，很多消费和社交都只是虚浮的。”（A4）极简可以被视作对抗社会风险、生活压力以及政府财政和福利紧缩的一种方式。
（二）个体生活方式的建构
在本研究中，极简主义者践行了某种呈现出自主意识和能动性的生活叙事，将极简生活视为一种每天的生活中的微小实践积累。同时，在对日常生活惯习的反思过程中，极简主义者更加贴近理想的生活样态，更加专注于个体的生活建构。这一点与西方研究的结论高度契合，即将极简主义视为是个人主义视角下，通过反思与减少消费，转向自我发展和满足（Zalewsk & Tokarska, 2016），追求理性和美好生活（Woodhead, 2021）的实践活动。
然而，不同于西方将极简主义与更加宏大的环保、可持续消费、反消费主义议题相互勾连（Meissner, 2019），受访者对极简主义的理解更多地被框定在个人的范畴，如“并不想要影响别人的生活”“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极简主义者”（A10）。受访者认为，对家人的生活方式也不应当过多的干涉，同时他们希望家人能够尊重自己的极简生活，如“老一辈对家里的物品什么都不舍得丢，因为他们是物资匮乏的一代，所以他们对任何物品都十分珍惜。千万不要替他们丢东西，整理好自己的物品就可以了，一切从自身先做起”（A8）。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同于西方把道德与伦理动机视为极简主义的主要驱动力（Woodhead, 2021），在中国，受访者认为消费的存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应当尊重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我认为社会发展一定要有消费主义的存在，这样经济才会循环和发展，所以我更倾向于让别人去消费，然后我不消费”(A2)。他们并倾向于认为对消费与不消费不应当存在过多的道德判断。
我对消费主义没什么太多想法。我认为不过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有的人追捧有的人抗拒。但消费主义无处不在，人或多或少都会带上一点消费主义的痕迹，不能一味地否定消费主义。（A5）
与此同时，受访者倾向于认为，对环保的关注是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一种衍生，“当想把物品数量降到最低，思考方向就会更倾向于更环保可循环利用的东西。我感觉极简和环保有的时候会殊途同归”（A5）。在日常生活的消费实践中，极简主义者在践行极简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关注可持续、环保等消费理念，很多受访者都很熟悉与极简主义有高度亲和性的“无痕生活”“零活生活”等概念，会在生活中践行将洗发水更换成香皂、节约水电、减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不太购买过度包装的产品、不点外卖等环保行动，也会热衷于参加线上线下的物物交换、二手市集等活动。但是，受访者对伦理消费、道德消费等议题甚少了解和谈及，并认为个体难以影响社会。如认为“我也关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但少部分人的力量影响十分有限，所以虽然有思考，但是在行动上还是局限于自身和周围环境的改变上”（A9）。这一点与西方的部分研究结论相悖（Connolly & Prothero, 2008；Zamwel et al., 2014），但与国内学界对环保、可持续消费议题的总体性缺乏关注相契合，也与消费政治、消费伦理等概念在中国社会的长期边缘化相勾连。
极简主义者所追求的是一种更简单的，更少消费、更少物品的，专注于自我的生活方式。对受访者来说，极简是一种在持续迁徙和流动状态下，更为实用、灵活、低成本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有利于储蓄、抵抗生活风险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有意识的生活选择，专注于有价值的人与事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极简主义是一种让参与者感到更快乐、更平静，幸福感得到明显提升的生活方式。这与西方的实证研究结论具有相似性（Woodhead,2021）。极简主义者希望从繁杂的物品和消费欲望中抽离出来，找寻对生活的掌控感，建构个体的生活叙事，在控制生活成本和风险的逻辑下，实现更加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停留在买与不买的挣扎上。
六、结语
本研究运用访谈和虚拟民族志方法对极简主义者的消费与生活叙事进行研究，探讨了在消费文化和消费话语盛行的社会语境下，极简主义者为何选择与主流群体具有明显异质性的生活方式。研究发现，对极简主义者来说，选择极简不仅是对消费的反思，也是对自己生活经验的反思。极简主义者想要通过极简的生活实践，转向关注自我，专注于更有意义的人与物，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图景，呈现出个体的自主性，而非过着一种“别人觉得好”“由物品所定义”的生活。进一步看，在极简过程中，极简主义者一方面通过限制消费和整理已有物品，另一方面通过思考物品的价值、人与物品的关系，追求真正意义上的深思熟虑来实现极限生活。在极简主义者的生活中，需要深思熟虑的不仅仅是“我应该买什么”“我要不要买”，而是如何理解物品，理解物品与人的关系，个体如何建立与物品的联系和熟悉感，建构属于自己的物品使用惯习。
在理论层面，研究发现，在中国，极简主义者的动机并不是宏观上的环保、可持续消费、公平贸易等消费道德与伦理，而是更多地服务于个体生活的改变，以建立一种舒适的、自由的生活叙事。这种自由来自对过度的物质欲望的摆脱，来自物理空间的改变和与物品建立的联结，来自专注于自己的生活来带的生命力和价值感，也来自通过储蓄建立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极简主义者把对环保等宏观消费议题的关切作为极简行为的开端和动机，环保等议题是中国的极简主义者在极简实践中所关涉到的附带议题。另一个与西方研究发现不同的是，在本研究中，社交是需要被纳入极简范畴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关系”和“人情”在中国社会所占据的核心位置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断舍离”、极简主义等理念的流行，可持续消费作为新的生活方式激励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其中（范叶超、斯巴哈伦，2017）。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与身份的构筑也日益成为当今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吴金海，2020）。本文试图从极简主义者的生活叙事出发，为更为宏观的可持续消费、消费伦理等研究提供一个可能性的视角，也试图在青年群体的多元消费行为和现象中挖掘青年消费生活的差异性面向。青年消费叙事不仅可以是关于消费的，也可以是关于如何不消费、如何重新建构和理解消费与生活的研究。
最后，本研究尚存不足。本文的研究对象限定为极简主义者，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也发现，在中国，在极简主义、可持续消费、绿色生活、零活生活等概念下，不同社群的参与者具有高度的重叠性，极简主义者常常也会参与可持续消费社群和诸多环保活动，可持续消费社群的参与者也会将自己视为极简主义者。因此，本研究仅是从定性视角提供关于极简主义者及其行为的一个面向。关于这一泛化而丰富的议题，需要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探讨和阐释，以呈现出更加清晰、更加多元的消费图景。
注：原文载于《青年研究》2022年第6期。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