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作者王敏芝，李怡萱
每一代人都会老去……
“数字移民”该怎样融入数字社会？
本文已刊发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纸质版或下方电子期刊为准，并注明出处。此为微信推送版。
进退两难
“数字移民”的数字社会适应问题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正以超乎想象的力量和速度纵深延展，广泛又深刻地影响着工业时代以来所形成的人类文明形态。从媒介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已进入了安德烈亚斯·赫普所说的“深度媒介化”阶段，它意味着构成社会生活的所有元素都与数字媒介及其基础设施发生着深刻的关联。
据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中老年群体网民规模占比大、增速快，40-49岁网民占比为18.4%，在所有年龄段群体中占比位列第二位；50岁及以上群体由2020年12月的26.3%提升至26.8%；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到1.19亿，占比11.5%，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3.2%。[2]这说明了一个现实，即中老年群体正在加速融入网络社会，也牵引出一个问题，即数字媒介形态越来越“新”的同时，人口结构越来越“老”，数字媒体互联化生活与老龄化社会存在的矛盾亟待解决。
“数字移民”作为“数字原住民”与“数字难民”的中间层级，一方面在技术使用和数字文化素养方面与“数字原住民”们相比差异甚大，一方面又存在强烈地参与数字实践的普遍愿望。这使得“数字移民”群体在融入数字社会的过程中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文化隔阂
“数字移民”的数字社会适应状况
我们参照学者周裕琼对我国“数字移民”的年龄界定，并结合“低龄老年人”（60岁-69岁）的划分标准，将“数字移民”群体界定为年龄为 45岁-69 岁并日常性使用数字媒介的人群。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辅以深度访谈，从技术、社会、文化三个维度了解“数字移民”社会适应状况以及排斥性因素，征询其数字化生存适应过程中的媒介需求与数字生活品质提高的建议。
（一）“数字移民”的技术适应状况
“数字移民”的技术适应，即其掌握信息技术相关知识和各种信息技术工具的能力。依照数字化生存能力量化标准，可细化为技术知识与技术应用两个层面。研究发现：
（1）技术知识层面，“数字移民”对数字媒介及其使用方法的了解程度较好，信息获取能力较好，普遍认同数字媒介的信息拓展功能。
（2）技术应用层面，“数字移民”对各类应用软件的掌握程度不一，对社交软件方便联络的认同度最高。
总体而言，从知识与技术两个层面看，“数字移民”群体的数字媒介使用中的技术适应整体情况较好。其中，均值最高的是应用能力层面数字媒介应用中对于社交软件方便与外界联络的认同度，为4.08分；均值最低的是操作层面对于手机应用软件的熟练掌握程度，为3.27分。“数字移民”普遍认为，数字媒介使用给生活带来诸多便利性，在技术适应方面对于数字媒介技术持有积极认可的态度，但客观操作能力不及主观认同度高。
（二）“数字移民”的行为适应状况
“数字移民”的行为适应，即其应用数字技术来满足自己生产与生活等社会参与需要的行为能力，包括数字学习、数字办公、数字消费、数字交往等。
总体而言，从行动层面看，“数字移民”群体的适应性整体情况较好，适应性最好的是与生活内容关联度高的领域。其中，均值最高的是数字网络支付的熟练度；均值最低的是对于数字化办公的熟练掌握程度。网络支付因与日常生活需求和众多消费场景紧密连接，成为“数字移民”必须要掌握的能力，且其技术门槛相对较低，容易学会。而数字办公由于涉及计算机操作较多，且与部分年龄较长的“数字移民”的社会生活相关性低，因而掌握程度也较差。此外，由于人本身的社会性与社交的必要性，“数字移民”的数字社交能力也较好。
（三）“数字移民”的文化适应状况
“数字移民”的文化适应，即其具有数字化生存的自觉意识，能适应数字化生存中的规范、观念、文化等。研究发现：
（1）“数字移民”对数字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认知度很高，在适应数字社会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动性，但对数字化创新精神的理解有所欠缺。
（2）“数字移民”对于掌握和理解数字媒介的自我效能感不高，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容易遭遇阻抗。
（3）“数字移民”对于数字文化的理解能力总体较弱，相关题项均值全部低于中位数3。
（4）“数字移民”基本能够做到节制、理性使用数字媒介，鲜少沉溺。
总体而言， “数字移民”群体的数字媒介使用中的文化适应整体情况一般，均值为3.29分。其中，文化观念理解能力整体较差，且与青年群体文化一致性的认知度最低。同时，尽管样本人群具有较为积极的主动适应意识，但实际的自我效能感与心理满意度不高，这表明他们的具体操作使用中遇到了一些阻抗。
（四）总结发现
通过以上统计发现，“数字移民”的数字化生存适应性整体较好，但表现在技术适应、行为适应与文化适应这三个不同维度上，则存在明显差异。
细分到具体能力考量方面，均值最高的是数字支付与数字交往能力（3.86），都与生活场景紧密相关，成为“数字移民”的生存必备能力，学习的主动性和整体掌握程度最好。而均值最低的则是文化观念理解能力（2.74），这也说明“代际鸿沟”仍然是一个需要考察的社会问题，“数字移民”对数字文化的隔膜，佐证了数字时代的代际文化冲突。（具体见图1）
家庭与媒介支持
“数字移民”数字社会适应策略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和研究发现，结合深度访谈内容，我们对“数字移民”社会适应性问题提出以下讨论方向，并重点关注其中的媒介支持策略：
（一）理解“数字移民”对数字社会在文化层面的隔膜
研究发现，“数字移民”在行为维度与认识维度的数字化适应性整体较好，所有题项均值皆高于中位数，但在数字文化理解和观念认同层面，适应性交差。这表明“数字移民”在数字社会融入的过程中，正在经历较为艰难的文化认同，尤其是与青年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隔膜和自我区隔。
（二）重视自我效能、家庭支持等因素的影响
面对数字化生存适应过程中的阻抗因素，“数字移民”因为教育程度、经验背景、性格品质、经济水平等原因有着不同的应对方式，主要分为积极学习适应与消极回避两种态度。无论是积极应对还是消极应对，他们对于数字化发展的快速与势不可挡都高度认同，并普遍愿意学习与适应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技能、价值、行为方面的数字化生存模式。这种内在的、更为主动的学习意愿，是“数字移民”再社会化的普遍特征，也是“数字移民”仍然注重和追求自我效能的体现。因此，要发挥“数字移民”努力实现“再社会化”的内在动力，发挥好家庭等生活环境的激励作用。
（三）发挥媒介环境的系统性支持作用
结合数据统计与访谈内容发现，媒介环境既是“数字移民”自觉适应数字社会的外在压力，更是影响其社会适应行为如何进行的重要因素。“数字移民”社会适应性的结果，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未来的媒介环境是否能为他们提供有效支持。
1.提供更友好的媒介技术环境
技术压力是阻抗“数字移民”数字化生存深度适应性的主要因素之一。一方面是因为“数字移民”固有的技术排斥心理，以及对自身数字技术学习能力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是因为技术更迭的快速化、产品设计的复杂化、操作流程繁琐化、服务不便捷等技术环境导致。为了逐步缓解与消除“数字移民”的技术排斥，提升他们的技术感知易用性，相关的数字媒介及其中的应用软件设计应力求界面简洁化，操作容易化，形式互动化，以及服务的便利易用性，降低用户使用新技术的门槛与成本以提升“数字移民”的接受度，如推出更为契合中老年群体生理机能及使用习惯的产品。
2. 营造更包容的媒介文化沟通氛围
尽管“数字移民”在数字媒介使用的基本操作方面适应较好，但仍存在文化适应较差及缺乏归属感的问题。基于此，媒体的内容生产应着重考虑中老年群体的文化语境，注重语态参照的全面性，避免塑造其媒介刻板印象，而以一种建设性立场支持“数字移民”的社会融入与自我拓展。“数字移民”自身也应有更积极的意识，破除对数字文化的偏见与迷茫，坦然接受文化适应期的困惑，积极适了解数字文化与其中的创新精神，以包容的心态尊重与理解数字文化与青年文化，避免“文化隔阂”极化至“文化断裂”。更包容的文化沟通，能提高“数字移民”社会适应的心理归属感，也能能实现其“自我赋权”与价值互喻。
3. 致力更有效的媒介素养提升
当前“数字移民”整体的媒介基础技能操作掌握尚可，但存在“会用”却“用不好”、“了解”却“不理解”的问题，即媒介素养层次不高的问题。因此，对于“数字移民”的数字媒介素养教育不仅要注重基本技能的培养，更要注重高层次能力与态度的培养。
在具体的培育方式上，本研究认为应将相关的媒介素养教育嵌入“数字移民”的生活场景中，以场景使用替代集中培训，以高频率的使用及现场感加深他们的使用感受，激发他们主动探索的兴趣。场景使用的教授人则可以由身边的年轻世代担任，其中，家庭内的数字反哺算是可操作性强且成本低的最佳方式。同时，政府与社区也仍可有所助力，在访谈中部分访谈者提出一对一的指导会更加有效、以及希望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假期可以参与到上门指导中来，这是他们关于媒介使用的真实需求与美好愿景。
每一代人都会老去
“数字移民”社会适应中的
技术公共性旨归
互联网已从工具、实践的层面转化为社会安排或制度的层面从而成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数字化生存进入到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阶段。云课堂、云会议、云交往、云办公等新现实，都表明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强媒介技术特征的数字化、媒介化世界里。时至今日，更能引起人们注意和不适的不是数字化的存在，而恰恰是它的缺席时刻。
因此，我们基于“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更想要表达的是对技术公共性价值的高度关切。数字技术正在为这个时代命名，正是由于其巨大的变革性力量。但技术进步和技术的社会性应用必须遵循其最本质的逻辑，即公共性逻辑。我们关注“数字移民”在社会适应中的问题与困难，关注他们与“数字原住民”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强调社会力量尤其是媒介技术系统为其社会适应提供有效支持，本质上是在强调技术的公共性旨归。
每代人都会老去，而技术的公共性价值永恒。希望以后更多更全面的研究可以适用于代际和文化变迁之中，让技术与媒介化发展的成果真正为美好生活服务。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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