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传播与媒体研究所主任；
译者：陶兴然，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本文摘译于克里斯蒂安·福克斯“Engels@200: Friedrich Engels and Digital Capitalism. How Relevant Are Engels’ Works 200 Years After His Birth?”，载《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理论》2021年第1期。
数字化时代下的工人阶级状况
【编者按】为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效率，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录用的文章，将在本刊知网首页和公众号网络首发。
摘 要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为分析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化时代下的工人阶级状况提供了启示。第一，恩格斯向我们揭示了技术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并将技术理解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和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第二，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基本方法在数字化时代的适用性不减反增。第三，恩格斯用“工人贵族”的概念描述了一个相对享受特权的工人阶级群体，这与数字化时代的软件工程师如出一辙——他们虽享受着相对优渥的条件，但遭受着更为隐秘的剥削。第四，数字化时代下，看似是自由职业者的平台劳工，实际上被平台高度剥削，其工资支付形式为“计件工资”，处境艰难。第五，家务劳动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同网络平台用户的线上行为存在一定相似性——它们都是无薪的，但都创造了利润。
关键词
数字资本主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工人贵族；平台劳工
笔者将在本文中讨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状况。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本文进行分析的重要起点。本文将介绍恩格斯的著作、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数字技术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数字时代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谷歌的“玩工”、不稳定的平台劳工和脸书员工。
一、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诸多著作中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埃里克·J. 霍布斯鲍（Eric J. Hobsbawm）写道，“该著作可能是最早的巨著，其分析基于系统的工业革命的相关概念”，它“仍然是人类解放斗争中不可或缺的著作和里程碑”。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写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第一本全面论述整个工人阶级，而不仅是论述特定群体或行业的书”，恩格斯的方法是“经济学、哲学和劳动史”相结合的“丰富而复杂”的跨学科形式，恩格斯将“大量丰富的材料”融入“在一般原则下表达的非凡统一体……”。
恩格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拥有埃尔曼&恩格斯（Ermen & Engels）公司，该公司经营两座棉纺厂，一座位于恩格尔斯基兴（德国莱茵兰），另一座位于曼彻斯特（英国）。
1842年至1844年，青年恩格斯旅居曼彻斯特期间，本应在那里向父亲学习做生意的他，却为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了一项调研工作。恩格斯直接体验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接触了工人，了解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面临的问题。家庭身份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政治观，恩格斯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却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二者之间没有一对一的关系，也没有经济对文化的机械决定。青年恩格斯成为他父亲在曼彻斯特生意的代表。1860年他父亲去世后，恩格斯成为曼彻斯特公司的共同所有者。他曾管理公司，资助马克思在伦敦的生活，在经济上和智力上支持社会主义运动，且是一名活跃的作家。1869年，恩格斯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能够养活自己、养活马克思及其家庭，从而支持社会主义运动。他卖掉了自己在埃尔曼&恩格斯公司的股份，从公司离职，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研究中去。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分析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早期发展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他提到的决定性特征是：1.工人阶级；2.工业技术（如蒸汽机作为移动技术，制造型机械作为替代人力的劳动技术）；3.资产阶级；4.劳动分工。他还分析了工业化的英国工人阶级难以忍受的恶劣条件和生活状况，包括长时间工作、低工资、贫困、拥挤肮脏的贫民窟和住宅、有毒和无法食用的食物、过度工作、饥饿、因饥饿致死、缺乏睡眠、空气污染、未经治疗的疾病、自私自利和道德冷漠、犯罪、酗酒、衣衫褴褛、失业、强奸、无家可归、缺乏清洁水、缺乏排水和卫生设施、文盲、使用童工、工厂军训、监督员鞭打和虐待工人、致命的工作事故、罚款等。
恩格斯将工人阶级所面临的苦难描述为生活在“野蛮的条件下”，在这种状况下，人类无法“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堕落到“人类的最低阶段”，将工人视为“资产阶级的奴隶”。恩格斯将资本主义描述为“非人化”，类似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马克思在手稿中将异化的一个方面称为“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他们都明白社会主义是一个人道主义社会——它可以使所有人都能过上美好的生活。
通过对工厂检查员的报告、议会报告、观察和新闻报道的分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表明，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实践并开创了实证社会研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使用了与恩格斯相同的实证方法，这表明恩格斯的工作对马克思有很大的影响。马克思多次明确肯定了恩格斯的著作。例如，马克思写道：
英国从大工业产生到1845年这段时期，我只在某些地方提到，有关情况请读者阅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业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 18—20 年以后才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1867 年）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
在研究《资本论》时，马克思重读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并给他写了一封关于这本书的信：“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
二、技术与社会
一些观察家，如麦克莱伦认为，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的基本方法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它将伴随恩格斯一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确实有一些阐述可以产生这样的印象：“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机器的使用如何引起了无产阶级的诞生”。
但恩格斯毫不怀疑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私有财产关系、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阶级关系和营利要求，决定了机器的发展和应用。他说，资本主义是痛苦的根源：一个“重大的基本事实”是“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在讨论机器时，恩格斯指出，直接决定技术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因素——应当在技术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中去寻找，“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机器的改进对工人只能产生不利的并且经常是很严重的后果”。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经常将阶级关系描述为竞争，并明确指出，不是机器，而是阶级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无产阶级。竞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创造了无产阶级并扩大了它的队伍”。资本主义竞争意味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冲突，还意味着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这造成了资本集中以及工人之间的竞争，例如机器织工和手工织工之间的竞争。
恩格斯在1888年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插入了一条注释，指出：“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资本是指“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的占有”，作为“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资产阶级就是财产持有人的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技术的决定性体现在，资本家将技术作为私人财产拥有——这是一种用于积累资本和生产剩余价值和商品的生产资料。
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方法的基础文本）一文中强调，科学和技术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
在资本和土地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前两个要素比劳动还有一个特殊的优越条件，那就是科学的帮助，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连科学也是用来反对劳动的。例如，几乎一切机械发明，尤其是哈格里沃斯、克朗普顿和阿克莱的棉纺机，都是由于缺乏劳动力而引起的。对劳动的渴求导致发明的出现，发明大大地增加了劳动力，因而降低了对人的劳动的需求。1770年以来英国的历史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棉纺业中最近的重大发明——自动走锭纺纱机——就完全是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的提高引起的；这项发明使机器劳动增加了一倍，从而把手工劳动减少了一半，使一半工人失业，因而也就降低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这项发明破坏了工人对工厂主的反抗，摧毁了劳动在坚持与资本作力量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
马克思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描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多次直接提及。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指出，“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作为科学的形式，是人类劳动的一部分和生产的“主观的方面”。在工作中，人包括“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恩格斯在这里一方面指出了工作中精神活动和体力活动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将精神劳动，或今天通常称为知识或信息工作，确定为生产的重要方面。
“恩格斯是技术决定论者”的假设是不成立的。他在分析资本主义中的技术时，将其视作嵌入阶级关系的东西——资本主义将技术所有权作为私有财产，使之成为生产剩余价值、商品和利润的手段。
三、数字技术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引入了“剩余价值”的概念，即工人的部分劳动实际上是无报酬的，而这些无报酬劳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并转化为货币利润。马克思区分了两种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指延长工作日的无报酬部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指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比以前更多的价值。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早已描述了这两个概念。
恩格斯列举了许多通过引进新技术提高生产力的具体例子。在棉花行业，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能够生产比过去多得多的纱”。机械织机的引入进一步提高了英国棉花行业的生产率：“在1771—1775年输入英国的子棉平均每年不到500万磅；1841年输入52800万磅，而1844年输入就不下60000万磅。”在其他行业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生产率增长，例如羊毛制造业：“1738年，约克郡西部地区生产了毛织品75000匹，而1817年就生产了490000匹，并且毛纺织业的发展是以飞快的速度进行的：1834年输出的毛织品比1825年多450000匹。——1801年加工的羊毛是10100万磅（其中有700万磅是输入的），而1835年加工的是18000万磅（其中有4200万磅是输入的）。”
恩格斯描述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现象，但没有用一个理论概念来命名这一过程。马克思后来在恩格斯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的概念和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发明和资本主义对数字生产技术的应用导致了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正如恩格斯观察到蒸汽机和机械织机等技术的影响一样，我们今天也可以观察到生产的数字化对于生产力提高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是对特定行业每小时生产的总增加价值（以恒定美元计量）的统计测度。它通过将一个行业一年内的总增加价值除以该行业的总工作时间来计算劳动生产率。表1中的数据显示了劳动生产率的十年增长率。并非所有数据都可用，因此某些部分无法解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在40年的时间内（1970—2010年）翻了一番多。在所分析的国民经济中，制造业生产率翻倍平均需要26至44年，这恰恰也是计算机作为一种生产技术被引入制造业的时候。资本主义数字化导致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生产率大幅增长。
工业4.0是将物联网、大数据、社交媒体、云计算、传感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结合在一起的技术，用于生产、分销和使用实体商品。资产阶级宣布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试图使汽车等工业品的生产、分配、处理、修理和报废实现自动化。它希望提高制造业的利润率。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对工业技术的塑造和使用“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资本主义对数字技术的创造、开发、设计和使用促成了各种形式的异化，例如：对矿场工人的奴役——他们开采物质资源从而制造数字硬件；在硬件、软件组装以及创造产业的超长工作时长；作为生产手段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平板电脑创造了始终在线的工作文化；数字产业中自由职业者的极度不稳定性，等等。
四、数字时代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
恩格斯描述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所面临的恶劣条件。其中一个例子是伦敦的服装制造商：
这些商店雇用了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共达15000人；这些女孩子大部分来自农村，她们食宿都在老板那里，因而成了老板的十足的奴隶。在一年内约有四个月之久的时装季节里，即使是在最好的商店中工作时间每天也达十五小时，在定货急迫的时候每天达十八小时。但是大多数商店在这个期间的工作时间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因而女孩子们休息和睡眠的时间一昼夜从来不会超过六小时，常常只有三四个小时，有时甚至只有两小时。这样，她们即使不是通宵工作（事实上她们也常常通宵工作），一昼夜也得工作十九小时到二十二小时！一直到疲惫得实在连针都拿不住的时候，她们的漫长的工作才算到了尽头。
这是恩格斯描述的另一个长时间工作的例子：
别的厂主做得更野蛮，他们强迫许多工人一连工作三四十个小时，而且这样的事情每星期都有几次；这是因为厂主没有足够的工人来换班：换班仅仅是为了让一部分工人能替换出来睡上一两个钟头。……这种制度的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委员们报告他们遇到过大批的畸形者，而这些人之所以畸形完全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最普通的畸形是脊柱和两腿弯曲。
恩格斯在这里分析的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资本家倾向于让工人以尽可能少的工资和尽可能多的工作时间，制造更多商品。工作时间长、工资低——这两点保证了高额利润。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也是21世纪数字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方式。众多西方跨国数字公司利用亚洲庞大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输出资本，目标是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进而增加利润。
就像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分析过的服装制造商一样，21世纪中许多西方跨国数字公司中的数字硬件组装工人受到高度剥削。资本主义硬件公司试图让工人每周以低工资和无偿加班的方式进行大量工作，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从而使这些跨国公司的利润最大化。亚洲制造业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跨国公司将劳动力外包给亚洲，从而利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积累资本。亚洲庞大的工人阶级群体是跨国公司廉价劳动力和高度剥削劳动力的来源，他们经常离开农村地区，到城市制造中心找工作。
五、谷歌的“玩工”
恩格斯描述了一个相对享有特权的工人阶级派别，这些工人的“痛苦和不安全感跟以往一样低”。他将这些工人称为“工人贵族”，“工人阶级（工程师、木匠、工匠、瓦匠）中的贵族”，他们“成功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相对舒适的位置”。列宁用“工人贵族”的概念来形容“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
软件工程师是数字工人贵族。他们往往挣很高的工资，这给了他们特权地位。数字时代对他们劳动力的需求非常高。虽然许多软件工程师相对来说比较有钱，但他们在社交方面是贫困的。在办公室之外，他们往往缺乏社交友谊。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比如在谷歌总部（Googleplex），在那里他们工作很长时间。许多软件公司希望通过提供运动、娱乐、放松等设施将他们留在办公室。谷歌总部看起来更像一个游乐场，而不是一个办公室。在软件工程师的生活中，劳动和娱乐是融合在一起的。谷歌员工是“玩工”，对他们来说，劳动就像娱乐。
与信息通信技术制造商相比，谷歌员工的工资和特权要高得多，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太可能反抗，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这对于工人贵族来说是典型的：“他们现在确实是非常好对付的人，尤其是对于任何明智的资本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来说。”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的典型工作条件：在工厂工作会使人身心极度疲惫，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并受到工厂所有者和保安部队的高度控制。
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曾分析过制造业劳动是非常繁重的。不过编程不需要工程师耗费大量精力。制造业的劳动力感觉像是苦工，而谷歌的劳动力感觉像是在娱乐。
就像恩格斯时代的工程师、木匠、工匠、瓦匠一样，在数字资本主义中，软件工程师拥有一定资质——他们生产的产品需求量很大，并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工资和收入。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述道，由于超低薪水和“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贫困工人（在棉花和羊毛制造业、服装制造业等行业）因此被迫长时间工作；如果他们不出售劳动力，就会挨饿。超低薪水被用作胁迫手段，作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当代的数字工人贵族也面临着无声的强制，但他们的工资非常高，因为他们在高产行业工作，并且生产着关键商品——软件，该商品在21世纪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化改变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为什么软件需求量很大，并可以实现高利润和高商品价格的原因。因此，那些拥有编写软件的关键技能的人可以获得高薪。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在这个行业呈现出一种新的形式：软件工程师经常签订无所不包的诸多合同——这使他们每月获得固定的工资金额，而不需要被额外支付加班费。在美国，《公平劳动基准法》允许谷歌等软件公司在小时工资至少为27.63美元的情况下不支付加班费。这项法律保证了美国软件行业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
此外，软件公司经常使用新的管理方法，试图模糊劳动时间/业余时间和工作空间/私人空间之间的区别，以便让员工长时间留在公司，使他们加班，并感受到雇主所承诺的——这不是异化，而是娱乐。其结果是，他们无偿工作的时间实际更长。21世纪数字资本主义关键部门（如软件业）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采取了“玩劳动”的形式。
笔者撰写的《社交媒体：批判性导言》一书中的一章是关于对谷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该章节分析了在线论坛——谷歌员工在该论坛上提到了他们的工作条件，从中可以看出，谷歌员工享受工作内容，享受免费食物和为一个知名品牌工作等额外福利，但抱怨工作与生活缺乏平衡。当被问及谷歌的工作条件时，典型的谷歌软件工程师会表示，“工作/生活平衡几乎不存在”，人们必须作好“整日整夜工作”的准备。
谷歌员工喜欢在一家声誉很高的公司工作，他们往往会发现自己的工作任务很有趣，比如免费食物等额外福利，但他们也经常会抱怨工作时间长、加班时间长、缺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谷歌等公司可能有一个有趣的工作环境，但它却将业余时间变成了无薪劳动时间。
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基亚佩罗（Ève Chiapello）就是在这种“资本主义新精神”的背景下发言的。“资本主义新精神”是一种管理方法和管理思想。它承诺劳动的特点是：“自主性、自发性、自主能力、多任务（与旧劳动分工的狭隘专业化相反）、愉悦性、对他人的开放性和新颖性、可用性、创造性、远见力、对差异的感知力、接受生动经验和接受一系列经验，以及被不拘礼节和寻求人际交往所吸引。”“资本主义新精神”是一种创造性、娱乐性的工作文化，资本将其用作新的、复杂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模糊了经济中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受博尔坦斯基和基亚佩罗的启发，伊兰·费舍尔（Eran Fisher）总结了这些变化：“因此，最好从消除这些组成部分之间区别的角度来理解：公司和网络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生产者和用户之间、劳动和娱乐之间、生产力和生产过程之间等等的区别都被消除。”随着网络生产的出现，这些已建立的产业界限（更具体地说，是资本主义福特阶段的一部分）现在被推翻。
谷歌的招聘广告比较典型。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谷歌总部为各种工作做广告，如软件工程师、设计师、商业策略师、营销员、销售助理、政策和隐私经理等。谷歌常在广告中称赞自己为员工提供了健身和健康中心、集体烹饪班、品尝咖啡等好处，并“骑着自行车去我们的咖啡馆”。其经营理念是“照顾好谷歌人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关键是，这些带来放松和娱乐的好处必须是“现场的”：它们让谷歌员工留在谷歌的办公场所，并将休闲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当工人在工作场所参加瑜伽和健身班、烹饪班，逛咖啡馆时，他们的劳动力在工作场所进行再生产，因此劳动和放松没有明确的时空界限。招聘广告中的三幅图像象征着谷歌时空的模糊：编码、在咖啡馆与同事聊天、在花园里放松，这些都是谷歌工作的组成部分。谷歌员工不会在闲暇时间离开工作场所，而是留在谷歌工作场所。他们模糊了工作场所和娱乐场所之间以及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之间的界限，导致了无薪劳动时间的增加。对于谷歌员工来说，整个一生就是属于谷歌的时间和创造价值的劳动时间。谷歌所说的“照顾好谷歌人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的意思是：提供一个有趣的工作环境是一种榨取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这有利于谷歌获取利润。
六、不稳定的平台劳工
数字资本主义也催生了平台劳工。这些人大多是自由职业者，使用应用程序和互联网平台寻找工作。例如优步（Uber）的出租车司机、送货的自行车手，以及使用五美元网站（Fiverr）等平台寻找工作的在线自由职业者。所有这些平台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是大型资本主义公司，一般都拥有一个专有软件程序，平台劳工使用该程序来寻找顾客。这种平台是数字公司所拥有的关键生产资料。没有这个平台，自由职业者就无法找到顾客，他们依赖这种生产资料。从形式上看，他们是自雇者，但实际上他们是被数字平台剥削的工人——这些平台控制着作为私有财产和资本的关键生产资料。对于通过平台所促成的每项服务，资本主义平台公司通常收取服务价格的一部分。平台公司赚取利润的方式是通过将平台出租给自由职业者——这些自由职业者生产服务性商品，并将其出售给通过平台算法找到的客户。平台资本家通常将他们的平台宣传为支持弹性工作，让员工赚大钱。这些自我宣传的常见说法是，自由职业者平台能够使员工自由地成为自己的老板，且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这样做可以赚很多钱。现实情况是，平台劳工往往受到高度剥削，处于危险境地，他们为了生存而长时间工作。
平台劳工通常是计件工。他们的工资不是按小时，而是针对每项完成的服务、每项工作计算的。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1章专门论述计件工资。他将计件工作和计件工资描述为“克扣工资和进行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平台劳动是数字资本主义中计件劳动和计件工资的当代形式，旨在降低平台资本家的投资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优步等平台必须按小时向司机付费，那么它的利润可能会比按单价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时少得多。平台资本主义是数字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它使平台劳工处于高度不稳定之中。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描述了女工的工作条件，她们的工资是按件计算的。她们的工资很低，从事着非常累人的劳动。“伦敦的女缝工一般也受到同样残酷的剥削，只是稍微间接一些。做紧身的女孩子们的劳动是繁重的，是容易使人疲劳和对眼睛有害的。她们得到的工资究竟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承包人要对发下的料子负责，并把工作分配给女缝工，而他每件得到1½辨士（合15个普鲁士分尼），在这里面他还要扣下一部分（至少是½辨士），因此，落到这些可怜的女孩子手里的最多也不过是一个辨士。”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优步、户户送、五美元网站等跨国数字公司只不过是利用数字计件工人的当代中间商。
七、脸书员工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给出了唯物主义的定义：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
社会中的唯物主义是一种洞察力，它意味着认清社会生产才是所有社会和社会领域的关键因素。恩格斯的这段话让我们了解到，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生产不仅限于办公室和工厂，而且扩展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包括家庭。恩格斯的表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产生了影响并引发了讨论。
恩格斯的论述——诸如家务劳动等有助于劳动力再生产的活动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饱受争议。它使人们重点关注家庭的经济维度——在那里劳动力实现了再生产。玛莎·吉梅内兹 (Martha Gimenez) 驳斥了一种对恩格斯论述的流行解释，即恩格斯将性别压迫与阶级区分开来，并认为恩格斯的表述应该辩证地加以解释。他认为，恩格斯强调，阶级和性别压迫具有既不同又统一的动力，通过（再）生产和劳动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和纠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理解数字劳动的一个重要见解是，劳动不仅限于工厂和办公室。传播政治学家达拉斯·W. 斯迈思（Dallas W. Smythe）强调，受众劳动（Audience labour）是产生广告注意力的劳动。消费者是创造广告价值的受众劳动者。互联网平台（诸如谷歌和脸书）中的定向广告，一般通过对用户线上行为的分析，收集大数据，进而实现目标式广告投放，最终创造利润。谷歌和脸书的用户是无偿的数字工作者，他们创造了谷歌和脸书的价值。他们生产着社交关系、各种内容、数据和元数据——这些都被谷歌和脸书占用，用于定向销售广告。受众劳动和用户劳动虽然是生产性的、创造价值的劳动，但同无薪酬的家务劳动一样，是免费的。家务劳动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这属于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受众劳动和用户劳动作为娱乐的一部分，也可以认为属于家庭中的劳动力再生产活动。但是，受众劳动和用户劳动也通过使用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在家庭之外的各种社会空间中运作。他们促进了商品销售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即通过商品销售产生利润。家务劳动使劳动力可以作为劳动商品销售。用户劳动和受众劳动则通过广告资助的娱乐活动促进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这种劳动形式通过创造广告的价值，帮助在商品市场上销售商品。
总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我们提供以下启示：生产性劳动的概念不仅包含薪酬劳动，还包含无薪酬劳动；产生利润的场所不仅限于工厂和办公室，还延伸到了家庭和互联网。
八、总 结
数字资本主义以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为基础——各种工人在不同的国家和工作空间、不同的工作条件下受到剥削，从而为跨国数字公司积累资本。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勾勒了可以启发21世纪数字劳动分析的概念和分析。他展示了资本如何使用技术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技术构成了一种技术范式，它推动了新形式的自动化和劳动合理化，从而显著提高了生产力，并且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积累更多的资本。恩格斯还指出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不人道的后果，即延长工作日。在数字资本主义中，西方跨国数字公司在亚洲的硬件组装工厂呈现出高度剥削的泰勒主义工作组织形式，工人们在那里长时间辛勤劳动，从而创造巨额利润。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我们还可以在软件和其他雇用高技术、高薪工程师的公司中发现一种形式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些工程师受到激励，在谷歌等办公综合体中待很长时间，其中劳动/娱乐、工作时间/休闲时间、办公室/家庭、同事/朋友/家人之间的界限模糊。结果是数字工人贵族工作时间长、工资高，但仍面临社交方面的贫困，即缺乏工作/生活的平衡、友谊和工作场所以外的社会生活。数字平台劳工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所描述的计件工资工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劳动力再生产的强调提醒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无偿劳动形式，如家务劳动和脸书使用——它们同样创造了劳动力和广告空间等商品。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我们发现数字家庭工作者没有报酬，并受到高度剥削。
本文刊登于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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