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其核心是以“扶植生命”为名，通过隐匿的操作使人的生物性生命和生存环境“合理化”来服从阶级统治和资本增殖逻辑，其后果是导致了“生命异化”。对此，虽然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分别从治理术和法律层面进行了剖析，但仅停留于对“病症”揭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工业病理学”思想是对“生物现代性”问题的“病理”分析，不仅揭露了生命政治化及其异化的“病症”，而且从根源上说明生命异化的病源在于生命和经济关系中劳动和所有权的异化，从而为现代化发展和生物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超越“生物现代性”问题必须从生命和经济的关系入手，坚持“人民为中心”的路径选择，巩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制度基础，夯实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优化人的永续发展的生态基础。
生命政治学；工业病理学；生命异化；生物现代性；生命安全保障
“生物现代性”概念是福柯最早提出的。他关注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重要特征是通过生命政治化和工具理性获得治理效能和发展效率，其后果是导致并加剧和加速了“生命异化”。“我们所谓的一个社会的‘生物现代性’的开端，就是人类以进入自己的政治战略为目标……现代人是政治中的动物，他的作为生物的生命受到了质疑”。 1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生物性生命和生存环境遭受了严重威胁。频发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使“生物现代性”问题成为亟待反思的严重问题，它既关系到保障人的生命安全的制度基础，也关系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然基础。面对资本主义的“生物现代性”问题，相比福柯、阿甘本等人的生命政治学仅停留于生命异化的政治表现和权力“装置”的表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工业病理学”思想是对资本主义“生物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不仅揭示了生命政治化及其异化的“病症”，而且从“病理”上揭示了其根源在于生命经济化及其异化。因此，从学界较为关注的生命政治学回到马克思的“工业病理学”，能够在更深层次上为反思现时代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生物安全治理、解析资本主义造成的生命异化的“病理”和“病灶”提供重要理论启示。
一 、资本主义“生物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出场
“生物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的重要特征，它以“扶植生命”之名，使人的生物性生命及其机制进入“精打细算”的领域，而“权力-知识变成了人类生活变化的主体”。 2 通过知识干涉和权力控制，人的生命活动的各种要素（身体、生存的各种条件、生命的各种可能性、个人和集体的健康、可以调节的各种力量、空间）都被融入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谋划之中，生命要素的“最佳”和“合理性”构成这一现代性方案的准则。
在传统社会的治理机制中，人的身体是“统治权力”直接操控的对象。“统治权力”就是“让人死”的权力。任何罪犯都有可能是“潜在的弑君者”，因而必须通过公开的暴力予以“惩戒”，例如游街示众、当众杀头。惩戒的特征是公开和暴力，主体是罪犯和民众。惩戒的直接对象是罪犯的身体，即通过残忍和羞辱的手段摧残罪犯的肉体或剥夺生命。一方面，惩戒既是一种“恐怖”活动，通过暴力来消灭“罪恶”，以儆效尤；另一方面，惩戒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运作、一种政治仪式。“公开的处决不是重申正义，而是重振权力。” 3 君主要“让人民畏惧” 4 ，其途径是通过公开的暴力作用于人的生物性生命。尽管如此，但人的生物性生命是没有受到质疑的，否则这种公开的暴力便没有意义。人的生物性生命构成君主权力惩戒的理论和实际界限。
与之相反，“生物现代性”是人生物性生命的“合理化”，是在扶植生命的意义上否定生命，其路径是隐匿的，其手段是温和的。首先，“生物现代性”方案不是通过“杀死生命”，而是借“扶植生命”之名来证明权力的合法性，其要求是生命的“合理化”。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描绘了基于生命安全的生命权利转让的社会缔约图像，设置了一套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理性主义生命权力话语。“君权神授”话语逐渐隐退，取而代之的是生命政治的言说。例如，霍布斯基于“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强调人保全生命的需要和趋利避害的自然本能，并据此表明每个人将权利转让给一个人或一群人代理是人的生物本性使然，接受权利转让的代理者其权力具有合法性。人的自然生命和生物本能被理性化和政治化并以此为权力的合理性奠基。换言之，生物生命的工具理性化构成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在保全生命安全的名义下，霍布斯提出的转让除生命以外的一切权利给君主，也就使自身在君主面前成为“赤裸生命”而有时刻被弃置的生命风险。
“生物现代性”方案是通过一系列隐匿和温和的机制来使生命服从于权力决断，其特征是生命的工具理性化、价值化、计量化。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主权者通过生命计量化来掌控生命、调整人口，例如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分布等等。“统计学，变成了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只有当人们都成为社会存在并全体一致地遵循某种行为模式时，经济学才获得了科学的特征，以至于任何不遵守规则的人都被看作是反社会的或反常的。” 5 “正常的人”和“规范化社会”构成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设计方案。这不仅要求人的社会活动趋向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而且资本主义还通过对人的生物性生命活动的介入，引导人在双重意义上工具理性化和资本价值化。
在微观层面上，个体的生物性活动，例如性行为等，成为权力引导和操控的对象。通过社会潜意识和社会心理的引导，压抑性行为或者提倡性解放以服务统治的要求。在宏观层面上，人口不仅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成为资本主义统治权力的施展对象。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就是大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极端片面的理论表征。恩格斯称之为“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它“发展了工厂制度和现代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就它的无人性和残酷性来说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度”。 6 对于这种粗陋的理论来说，人口总是威胁着生活资料。实际上，马尔萨斯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人口过剩”的表象，并据此片面地认为饥饿、贫困、失业等社会现象都是因为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生产资料和经济增速造成的，因而需要通过调整人口死亡率对人口进行抑制或对生育进行道德抑制。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极端片面性和粗陋形式从理论上为我们呈现了资本主义“生物现代性”问题对现代社会人类生活和发展造成的严重冲击和威胁。目的和手段、原因和结果被颠倒了。一方面，资本主义通过“生物现代性”的谋划为经济增长和资本增殖赋予效能，从而使人彻底沦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人口过剩”并不是人口发展本身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造成的问题，它与劳动力过剩、财富过剩和常规性的“产业后备军”联系在一起。因此，无论是对作为个体的个人还是作为整体的人口来说，其生物性特征都在现实中成为权力规训和调节的对象，都被蒙上了意识形态的阴影，其本身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
随着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的结合，资本主义的“生物现代性”谋划获得了显著的“升级”，权力对人的生物性生命的监视和矫正、对人口的调节与控制愈发隐匿和悄无声息。权力可以通过大数据还原人的一切活动，将人的生命数据化并最终归档为一串串数字符号。通过数据存储，人的活动习惯和各类行为越来越容易被大数据所捕获和监视。统治阶级根据大数据分析，可以生产和输出相应的观念以引导和重塑人的行为，服从权力的决断。数字资本主义对“虚体”的形塑构成“生物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一方面，数字技术为人的生命活动再造了一个虚拟现实和现实增强的“元宇宙”世界；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塑造了一个个“虚体”，使之成为连接人与人、人与物、虚拟与现实的中介单元。从政治经济结构来看，贝当库特指出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是创建了“数字光晕”，即通过计算机技术掩盖资本、人类活动、社会再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否定物质性。数字技术“连续的碎片化，将物理世界变成离散的数据块——取样——它的存储、操作和重组遵循一个由‘规则’控制的符号学程序”，从而塑造了一个非物质生产的领域；“数字化打开了一个超越物理限制的神奇领域，在那里，生产/消费的二元性被解决，允许无限制的增长——财富的不断扩张——超越生产、物质和劳动力的限制，具体化了这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7 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可以转换为数据，为资本的积累服务。“生物性身体的素材被有效地转化为数据，并储存在一个巨大的数据档案库中。对于这种数据化，个别个体的测量并不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不过一旦这个生物测量的数据库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可以形成不可估量的价值。” 8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加持下，“智能增强”和生命改善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生物现代性”谋划，通过生物识别和身份系统，人口更容易得到控制，而个体生命也成为虚拟世界捕获的对象。
从主体方面看，人的生物生命受到了质疑。由于生命的计量化和数据化，权力可以设置无处不在的如同毛细血管似的监视网络装置，通过引导和矫正人的生物活动来使人成为“正常的人”，即服从权力决断的人、合乎统一秩序和规范的人、“合理化”的人、有利于资本增殖的人。以扶植生命的名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当权者更容易隐匿地、悄无声息地捕获生命，人们愈发不易察觉自己受到的阶级统治。人日益成为“局部工人”“片面的器官”“分散的肢体”“单向度的人”“非人”“产业后备军”。其后果是造成了生命异化，即人的生命属性或本质异化为外在的权力对自身的统治。人的生物性生命失去了原有的自然属性，其发展方向被限定为服从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的权力决断。
从生存环境看，人的生命安全遭受了严重冲击，资本主义生物安全治理的结构性失灵引发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出现。在大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增殖的无限索取造成了严重的工业污染。酸雨、雾霾、封闭的且卫生条件恶劣的工人生活区导致了工人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并造成了严重的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伦敦的特别是工人区的污浊空气，最能助长肺结核的发展”“同肺结核同样可怕的疾病，除了其他肺病和猩红热，首先是一种在工人中间发生的最有毁灭性的疾病——伤寒。根据官方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这种到处蔓延的灾害是直接由于住宅的通风、排水和卫生的恶劣状况引起的”。 9 各种卫生问题引发的传染性疾病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夺去了成千上万劳动者的生命。数字资本主义进一步加剧和加速了生命异化，人类的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
二 、生命政治学的“病症”分析：治理术与法律——生命与政治关系的异化
面对资本主义“生物现代性”问题，以福柯和阿甘本为代表的哲学家建立了一套“生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来进行“病症”分析。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术（技术）和法律（原则）的两个层面揭示了生命政治化及其异化的双重表征，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反思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后果的另类景观，治理机制中的“正常的人”和法律中的“赤裸生命”成为生命政治化及其异化的表征。
（一） 治理术：身体的规训与人口的调节——“正常的人”
“生物现代性”问题的外在表征之一是基于“生命权力”的治理技艺。这种治理技艺在过去是用公开的暴力统治人群、塑造君主的绝对权力，而现在则是通过无孔不入的规训机制和调节机制来潜移默化地统治人的生命。现代社会是一个“规范化社会”，此间的人是时刻被监视和捕获的对象。安全和安全操作是这种“规范化社会”治理的基本结构。在社会安全和人口安全的名义下，人作为个体，其身体遭到监视和矫正；作为大众，人口的整体状况受到调节。调节和规训构成的“生命权力”使人处于“正常状态”。惩戒的历史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规训和调节的“生命政治”。“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惩罚景观的旧伙伴们——肉体和鲜血隐退了。一个新角色戴着面具登上舞台。一种悲剧结束了，一种喜剧开始了。这是一种影子表演，没有声音，没有面孔，各种实体都是无形的。” 10 在对生命的政治操作方面，公开的惩戒被隐匿的身体规训和人口调节所取代，政治操作从“让人死”变成“让人活”。“为生命负责，让权力直达肉体，而不是以死亡为威胁”“生命进入了历史（我是说人类的生命现象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的秩序之中），进入了政治技术的领域”。 11
在“生命政治”中，“生命权力”借社会安全和人口安全之名，对人进行身体上的规训和人口上的调节，其目的是使人处于一种“正常状态”，使社会成为一种“规范化的社会”，其结果是使生命成为“被驯服的身体”。所谓规训就是对生命进行监视与矫正，使之符合“正常状态”。肉体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通过规训，权力使生命服从和配合社会运行，在操作范围和对象上，规训机制对人的身体进行微妙的强制，干预人身体姿势、力量、速度等等。其操控模式是一种不间断的强制和监视身体的活动过程。它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并对活动进行编码形成“纪律”，通过纪律，对人体进行微观层面的政治操作，使之符合社会的“常态”。调节对应的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学”。调节是以整体安全的名义，对人口进行政治操作。“人口”及其变量成了权力的对象，通过对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再生产比率、发病率、人口寿命等等进行干预，来“扶植生命”。调节人口数量和质量、延长人口寿命的优生学构成了知识和权力获取的对象。生命权力采用安全技术，它是一系列安全技术的集合。 12 这些具有规范化形式的安全技术通过对人口及其变量的分析、观察和调节，来保证生命健康与人口安全。规训体现在学校、军营和车间等等场景里，而调节则作用于出生率、寿命、移民、公共卫生等领域。通过身体规训和人口调节，现代社会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社会“统治权力”的“生命权力”。这意味着权力的最高功能不是杀戮，而是彻彻底底地控制生命。人口调节和身体规训产生了现代人的“正常状态”。对此，福柯考察了现代社会中的“非常态”，即疯人和疯人院。他用反讽的方式暗示文明的“正常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疯癫的“非常态”。在现代生命政治中，现代人是一种文明与疯癫的悖论式的存在。“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13
在福柯看来，以“生命权力”为核心的生命政治，表面上是通过解剖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政治干预来保证社会安全和人口安全，增强生命或扶植生命，例如增强人的力量、延长寿命等等，但实际上“这一生命权力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机器生产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障。它要求增大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让它们更加有用和驯服。” 14 “生命权力”以社会安全和人口安全之名，对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进行政治操作，虽然貌似摆脱了“让人死”的恐怖权力，但却使人成为符合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需求的“驯服的身体”，就像拉美利特所言的“人是机器”。“驯服性”成为个体生命的本质属性。于是，一种“生物现代性”诞生了，“现代人是政治中的动物，他作为生命的生物性受到了质疑”。 15 生命被彻底地捕获了。
（二） 法律：排除与纳入——“赤裸生命”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则是从法律层面剖析了“让人死”的“至高权力”和排除与纳入的权力“装置”。“西方政治的根基性的二元对立范畴……是赤裸生命/政治生存、生命（zoē）/生活（bios）、排除/纳入”。 16 在阿甘本的批判语境中，生命政治的“安全操作”形式表现为排除与纳入的双重操作。在国家和种族安全的名义下，悬置法律，使生命进入一种“例外状态”。排除与纳入是同一个操作过程，即“排除性纳入”与“纳入性排除”。主权者作为法律秩序的制定者，被排除在法律秩序之外，是法律的例外。法律的例外恰恰构成法律秩序的前提。但是，这种例外仍然作为法律秩序悬置的形式与法律秩序发生关系。主权者作为法律秩序的至高决断者拥有至高权力，并可以随时悬置法律，处于一种“无法”之地。这一过程就是“排除性纳入”。对于个体生命来说，“至高权力”对其进行一种“纳入性排除”，即人的生命全然是以被排除在外的形式而被纳入司法秩序之内。个体生命被至高权力所形成的特权空间所排除而进入世俗的法律秩序内。虽然生命处于法律秩序的保护之内，但是至高权力随时可以悬置法律，因而生命可以随时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即被双重排除。个体生命既被排除在神圣特权空间之外，也被排除在世俗的法律秩序之外，其生命遭到了彻底的弃置，失去了任何保障，成为“赤裸生命”。
阿甘本通过对古典的祭祀和刑法活动进行类比以此说明了“赤裸生命”的内涵。“赤裸生命，即神圣人的生命，这些人可以被杀死，但不能被祭祀。” 17 在古老的刑法活动中，被处死刑的人在死后不能用作祭献品进行祭祀活动。那么，这意味着这些人一方面由于被杀死而被尘世所排除，同时也由于不能被祭祀而被神法领域所排除，成为“无主”的人。阿甘本以此类比，在现代社会，人们都是潜在的“赤裸生命”，随时可能遭到法律秩序和特权空间的双重排除，成为彻底失去任何保护的人。处在法律秩序之内的生命，随时可以被主权者及其至高权力所弃置。任何人都是潜在的并随时可以被弃置的对象，即使是主权者也不例外。主权者与“赤裸生命”同处于法律的例外空间。“例外状态，作为一个法在其中透过自身的悬置而将生命纳入的原初结构，具有生命政治意涵。” 18 在“例外状态”中，法律被悬置了。因而，“例外状态”也就是法律的例外。对于主权者和至高权力来说，法律的例外是其特权空间。然而，对于遭到弃置的“赤裸生命”而言，“例外状态”也就是“无地”状态、一种“双重例外形式”，在这里既无特权也无法律秩序。在阿甘本看来，纳粹的集中营就是典型的“例外状态”，在集中营里的人，遭到了法律秩序和特权空间的双重排除，成为随时可以被杀死，但不能被祭献的人。
阿甘本还特别分析了“例外状态”在现代政治中的具体产生方式和特性。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中，例外状态体现为“紧急状态”的宣告。一些西方国家的法律传统规定了当国家“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威胁即处于“紧急状态”时，总统可“全权”管理国家并（部分或全部）悬置宪法条例，例如魏玛共和国的宪法。根据阿甘本的分析，希特勒就是通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而实现掌权。例外状态的特性就是主权者的“全权”，“集中营是试验全盘掌控的实验室。” 19 二战时期德国纳粹成为现代生命政治的一个缩影，以国家安全和种族之名，悬置法律，创造特权，大肆屠杀犹太人。德国公民被“纳入性排除”，纳入纳粹社会秩序，排除在特权空间之外；主权者则成为法律秩序的例外，但仍然作为法律秩序例外的形式与法律秩序发生关系，形成特权空间，即被“排除性纳入”；而犹太人则遭到了双重排除和彻底的弃置，既不受法律秩序的保护，也不属于特权空间，成为“赤裸生命”。
总而言之，无论是福柯对“生物现代性”问题的治理术的技术性批判分析，还是阿甘本的法律的原则性批判分析，都仅仅停留于资本主义“生物现代性”问题的表面，因而最终只能描绘一幅生命异化的末世景观，而无法提供突破“生物现代性”的出路。许多学者从消极或否定的意义上将权力统治人的生命政治与生物安全治理等同起来，强调政治在生物学意义上操控生命的集权及其对个人奴役的可能。他们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生命政治的恐怖性质，但仅停留于表面。究其根源，生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仅仅触碰到“生物现代性”问题的生命政治化及其异化的“病症”，没能深入其“病理”。因此，在反思某些重大问题时往往陷入偏激和片面的理论之争。
三 、“工业病理学”的“病理”分析：劳动与所有权——生命与经济关系的异化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 20 据此，要确认人的生物性生命（肉体组织）和生存环境（自然）的异化就必须诉诸生命活动与生产、占有的经济活动的关系的考察。在资本主义的“生物现代性”方案中，生命被经济化了。个体被塑造为商品人、雇佣劳动者和占有式个体；人口成为资本逻辑发生作用的调节手段，经常性地成为“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生物现代性”蕴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和资本无限积累的过程，具体产生于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个社会的分工也是分不开的……因为它以自己特有的分工才从生命的根源上侵袭着个人，所以工厂手工业时期也首先给工业病理学提供了材料和刺激力。” 21 马克思提到的“工业病理学”是对资本主义“生物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马克思的“工业病理学”以生产方式作为切入点，通过深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不仅揭示了生命异化的“病症”，而且深入探明其“病理”。它“从表象深入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根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瘟疫流行、工人生命健康受到戕害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联”。 22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被不断生产出来。由于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满足自身需要的具体劳动被转化为抽象的一般劳动，劳动力成为一种“物”。由此，人被塑造成为一种“商品人”。一方面，在政治上宣告自由和平等，使个人能够自由竞争、自由交易；另一方面，必须通过一系列野蛮的掠夺方式使这些人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可供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社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和塑造“商品人”。作为商品，劳动力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是分离的，而且是不同的量。对劳动力商品的消费过程，就是劳动者生命活动与自身分离的过程，也是价值形成过程与增殖过程的统一。劳动者的生命活动成了机械性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服从于资本的增殖逻辑。于是，社会被塑造为“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 23
在社会性生命方面，这样的“商品人”逐渐演化为单子式的、具有形式自由的、利己主义的“占有式个体”，其社会性本质受到双重异化。“商品人”意味着人的生活时间成为一种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人的自由只具有买卖和竞争抽象的形式，“人权”变成了自私自利的权力。人与人之间原始的宗亲关系、血缘关系被打破了，变成了冷冰冰的、排他性的金钱关系，“占有”成了“商品人”的根本特性。一方面，为了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必须占有物质财富；而另一方面，为了占有物质财富就必须要放弃自我所有。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生命存在的“内在矛盾”。个体生命深刻地体现为一种占有与异化的悖论式存在，即“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自己的生命越少，你拥有的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 24 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人只有通过占有物才能实现自我所有。然而，在资本的增殖逻辑之中，现代社会的个人（特别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无产者）要占有物，就必须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于是，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异化为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个人对物的占有表现为异化。人的本质力量异化为一种“资本权力”，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行使资本的职能。人的生命受到“资本权力”的隐匿操控，既“让人死”，也“让人活”。人在自由本性上死亡，人在物的属性上被塑造。正是在此意义上，哈特和奈格里才指出，“生命政治是新的主体性的创生，这既是反抗，同时也是去主体化”。 25 除此以外，作为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演变为资本这种特殊关系，即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关系，同时也是资本对人的剥削和压迫关系。
正是基于社会性生命的异化，在生物性生命方面，人成为“分散的肢体”“片面的器官”“局部的工人”，在日复一日的机械性片面性劳动中，其智力和劳力都受到了严重损害，身体健康遭受威胁。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使人成为“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 26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迫于生存需要，人处于“被雇佣”状态才能获得安全感。“雇佣劳动”使生命活动变成符合工业生产的机械活动，这一现状造成了劳动者智力的退化，“缩短了工人的寿命（如未老先衰、过劳死亡），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27 因此，一方面，资本权力通过雇佣的形式导致人的身体衰亡；另一方面，机械的劳动使人失去了自由创造本性，在生物学意义上被“资本权力”所建构。与动物无意识的被动生存活动不同，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其本质在于能够按照“内在固有的尺度”和“物的尺度”以及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活动。然而，“雇佣劳动”使个体生命完全服从于资本增殖的规律，成为流水线上的机器。“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为机器……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使用和富人的兴致。” 28
在作为整体的人口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特有的人口规律”。 29 “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 30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直接作用于人口的分布、人口出生率、人口寿命和公共卫生等人口因素。当资本运行处于上升期时，资本运行的周期性变化，会导致“雇佣”劳动者数量、“雇佣”方式以及“雇佣”方向的变化，从而会影响人口数量、流动、分布、素质等要素。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为了降低运行成本和保障人口资源，资本增殖的本质会通过“雇佣”及其变量的调整创造经常性的“过剩人口”和常规化的“产业后备军”，以便“资本权力”随时征用个体生命。
与此同时，“雇佣劳动”这种生命操作形式还会形成有利于捕获生命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雇佣”使生命从传统社会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却将个体生命的社会生活分为两个部分：“尘世的生活”和“天国的生活”。在政治国家中，人们过着天国的生活，拥有自由和平等的真理；在市民社会中，人成为利己主义的个体，被物所奴役，实际地生产出不平等。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他就是国家通过人权予以承认的人”“但是，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即非政治的人，必然表现为自然人。” 31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使现实生活中的人失去自由创造本性成为一种“自然人”。一方面雇佣劳动造成个体生命的退化、衰亡、自我丧失；另一方面个体生命在资本逻辑中被建构。资本权力仍然行使的是古老的统治权力，即“生杀权”。区别在于，“资本权力”运用的是更为隐匿的操作形式，且生命被经济化了。“资本权力”在“让人活”的同时，也“让人死”。前者意味人与自身自由创造的本性相分离，人成为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后者则是在生物学意义上造成人的肉体和智力的退化与衰亡。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塑造着服从资本逻辑的人和以资本增殖为总目标的社会运行机制。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和人民生命健康安全问题时，这一套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导向的社会运行机制必然会漠视生命。更为根本的是，以“资本权力”为核心的生命经济化，采用的是“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其内在地包含着个体生命的占有与异化之间的“悖论”，也存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内在矛盾和结构性缺陷。人作为“商品人”是社会的。但这里的个体生命被纳入社会，是以资本作为特殊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其本质是将生命弃置在以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发展之外。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人的片面化也在发展。然而，这一切又是“资本权力”凭借生命经济化的手段以“人生而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统一作为意识形态面纱隐匿进行着的。因此，人分裂为双重的人格，同时过着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政治国家的生活和市民社会的生活。生命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只看到了生命现代性问题的政治生命化及其异化的表征，而没有深入到其根源之中。所以，对于“生物现代性”问题只能尖锐地揭露生命政治的恐怖现象，而对于这种现实往往束手无策。马克思的“工业病理学”思想则在“病理”层面指出，资本主义生命经济化中劳动和所有权、生产和占有的异化是其“病根”。据此，马克思的“工业病理学”思想为反思和超越“生物现代性”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超越“生物现代性”问题必须规避资本逻辑所造成的生命与经济关系的异化，从经济和生命的关系入手，坚持“人民为中心”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资本主义生物现代性方案的历史性超越就集中地表现为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入手，规范、矫正、驾驭传统资本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生物安全治理就不再是维护统治权力的规训，不再是维护神圣特权的法律手段，不再是以资本增殖和经济利益为基础的权宜之计，而是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放在第一位的制度保障、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一方面，要巩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制度基础。“生物现代性”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生命经济化的内在矛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要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生物现代性”问题首先必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对个体生命的入侵，“重建个人所有制”。 32 因此，从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看，要推进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生物安全治理，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是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生物安全治理的重要制度保障。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础，树立“共享”发展理念，人的生命和生物安全的“公共性”才能得以真正生成，才能真正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特权、资本逻辑和私有财产所带来的“生物现代性”问题。“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33 另一方面，夯实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路径选择本质上就是要反对使人的身心遭受奴役和片面发展的物质环境，大力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使之不再成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掣肘。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价值导向，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通过夯实物质基础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和居住环境，继而优化人的永续发展的生态基础，使人的生命不再受到物质因素的威胁，从而在摆正生命活动与经济活动关系的基础上，切实地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真正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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